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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北南雄有地名珠玑，广州市内有路名珠玑，它们原来都叫做珠玑巷。南北两珠玑，不是名称偶然巧合，而是有它们历史的联系的。 一九五七年，广东省中山图书馆油印了一本册子，题为《珠玑巷民族南迁记》，不分卷，约五十页，是中山黄慈博辑的遗稿。遗稿从各种诗文集、家谱、族谱中摘录出有关珠玑巷的记载几百段，并且作了一些考校工作。这是一部在解放前若干年写成的稿子。经过作者不少岁月的辛勤劳动，单是有关的家谱、族谱。他就收集到四十余种，这就很非易事。而这些家谱、族谱多已不存了。遗稿中选载了在一个历史时期内，大量不同姓的家族先后从南雄珠玑巷南迁到珠江流域一带，世代定居下来的事迹与传说。它是一部研究广东地方史很有参考价值的作品。本文就以这部作品引用的材料作基础，对这一历史时期这一段地方史试作一些探讨。
关于南迁的传说 关于南迁的传说，大抵来源相同而有互异之处。黄慈博先生在遗稿中曾以三个不同姓的家谱、族谱相对校。三个家谱、族谱是：东莞英村罗氏族谱、新会泷水都莲边里麦氏家谱和番禺市桥谢氏族谱，而以罗谱作底本。现将其中主要部分节录如下： 宋季间（麦谱作『宋度宗咸淳九年癸丑』。谢谱不着年代）有宫人苏氏貌美贪私。一夕，上幸宫，失调雅乐，上怒，命下冷宫。妃潜逃，扮作游妇，混杂京省。时有富民黄贮万，南雄府始兴郡保昌县牛田坊人，备船运粮上京，至关口市下湾泊船只（麦谱作『至临安湾泊』），备牲酬福。时有歌女近前。万见女貌美，以意挑之。女即下船，与万言，娓娓不巳，愿托终身，因载以归。后来上行敕复取苏妃，不知逃亡久矣。上怒，敕兵部尚书张钦（麦谱作『张英宾』）行文各省缉访。终年无迹，乃复奏上准歇，不行追究。不知贮万所遇之女子，即苏妃也。一日，其家人刘壮因隙出走（麦谱作『家仆刘壮憾其主，走京师，诣英宾告其事』），扬泄弊端，传溢京省，兵部官知此，恐上究因，乃诈谓民违法作孽，会同五府六部所有，文武官僚，共掩前迹，密行计议，欲芟洗其地以灭踪。伪称南雄府保昌县牛田坊有贼作乱，流害良民；冒挟圣旨准行，以牛田坊地方，择地建筑寨所，聚兵镇守，庶国泰民安。未旬月，部文行批，立令照议，严行迁徙。 时牛田坊五十八村居民亿万之众，莫不嗟怨惶惶。惟珠玑里居民九十七家，贵祖密相通透，团集商议，以为南方烟瘴地面，土广人稀，必有好处，大家向南而往，但遇是处江山融结，田野宽平，及无势恶把持之处，条相开避基址，共结婚姻，朝夕相见，仍如今日之故乡也。众议而相语曰： 『今日之行，非贵公之力，无以逃生。』九十七人即相誓曰：『吾等五十八村居民，独籍公之恩，得赖逃生，异日倘获公之福，得遇沃壤之地土，分居安插之后，各姓子孙，贫富不一，富者建祠奉祀，贫者同堂共餐，各沾责公之泽，万代永不相忘也；世世相好，无相害也。』即签名团词，赴县陈告，准立文案、文引，仍赴府告准案结引，立号编甲，陆续向南而行（麦谱接云：『以竹结箪，浮浈而下，至连州水口，遇风箪散，溺毙男女无数。至居属香山县黄角大良，各投士人草屋安歇，分寻居住，成聚落焉）。』 所有案卷文引。备刊于后。绍乎几年仲冬望后志。 接下有《赴始兴县告案迁徙词》（麦谱作『赴保昌县禀』》，末题：『绍兴元年正月初五日词上』（麦谱作『咸淳九年正月初五日』，谢谱作『开禧元年正月初五日』）。迁徙词后罗谱有赴难团人九十七名的名单，谢谱亦有而多异，麦谱无此，又有珠玑村三十三姓九十七人流徙铭（麦谱无）。铭文如下： 珠玑流徙，罗、湛、郑、张、尹、文、苏、谢、陈、麦、卢、汤、温、胡、赵、伍、曹、区、李、粱、吴、冯、谭、蔡、阮、郭、廖、黄、周、黎、何、陆、高发其祥。九十七人，开辟烟瘴。三十三姓，永镇南方。子孙万代，为国栋梁。文经武纬，愈速愈昌。 接下有《本府文引》，文如下： 岭南道南雄府，为逃难给引，早救生灵事：本年正月十三日，据始兴郡保昌县牛田坊十四团珠玑村贡生罗贵等，连名呈称前事，内开：为天灾人祸，民不堪命，十存四五，犹患难周。及令奉明旨颁行，筑土设寨所。因思近处无地堪迁，远闻南方烟瘴，地广人稀，堪辟住址，未敢擅自迁移，等情到府。据此，查民贡生罗贵等九十七名，案非恶孽民氏（谢谱作『素无恶孽，官矜醇民』）。为此，合就行给丈引，批限起程，凡经关津岸陆，此照通行，毋得停留阻禁。方到止处，合应行赴该府州县属立案定籍，缉（谢谱作『缴』报文，以凭造册转报施行! 绍兴元年正月十五日给，限四月二十四日（麦谱作『缴』。谢谱作『开禧元年正月十五日给』）。 上刊的一篇记载，在叙述南迁原因和过程方面是相当完整的，但文字不甚通顺，又显非宋代的文书样式，更明显的矛盾是，宋无岭南道；只称南雄州，不称南雄府；地方亦无『省』之称；政府机构，无『五府』之称。时间上，罗谱作『绍兴元年』，谢谱作『开禧元年』，麦谱作『咸淳九年』，有差距，特别是绍兴和咸淳，南宋初与南宋末，相距一百多年。又所谓南雄富民黄贮万『备船运粮上京』，这样一条水路是没有的。而大致与此相同的传说，还不止于以上三个谱；甚至置民的家谱中，也有这样大致相同的传说记载。（1） 传说同出一源，在若干年月里，各据听闻，各参己见，因而存在着种种矛盾之说，这并不奇怪。从南雄称『府』一语，可以说明从口传到笔传，已经是到了明代，是明朝人的记载了，矛盾是多的，但传说中含有一定程度的真实性，这却不能忽视，我试作一些探索如下： 一些历史情况 北宋末期，由于以徽宗为首的这个政府的腐朽无能，在一个短短的时日里，就被南下的金军，占领了中原。攻陷了汴京。北宋政权结束。高宗仓皇南渡。在战乱中，中原士民，一部分随高宗走东南，流寓于太湖流域一带；一部分随隆佑太后走赣南，在隆佑太后自赣南回临安后，士民在动乱中，更南度大庾岭，寄寓南雄。这度岭的一支，经过一段时期，又从南雄南迁，流寓于珠江流域一帯。 据《宋史.高宗纪》，大致如下： 建炎元年（一一二七年）冬，金军分道南侵。帝如扬州。三年（一一二九年）二月壬戊，驻跸杭州。癸亥，令有司具舟常、润，迎济衣冠、军、民家属。戊辰，出米十万斛，即杭、秀、常、湖州，平江府，损直，以粜东北流寓之人。六月，诏谕中外：以迫近防秋，请太后率宗室迎奉神主如江表；百司非军旅之事，并令从行官吏士民家属南去者，有司毋禁（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缟》所载略同）。 七月壬寅，命李邴、藤康权知三省密院事，扈从太后如洪州，杨惟忠将兵万人以卫（《三朝北盟会编》：『隆佑皇太后迎宗庙、省部百司赴洪州，诸路公事皆赴洪州与决。』） 《三朝北盟会编》对洪州以后事，有详细的记载： 八月二十日，隆佑皇太后至洪州。十月二十六日，金人自黄州渡江寇洪州。十一月六日，隆佑皇太后及六宫出洪州，舟人耿信反，扈卫军溃，九军尽反，劫夺六宫府库，一夕而尽。十一月二十三日，隆佑皇太后离吉州，至太和县，兵卫不满百人。金人追至太和。太后遂幸虔州。四年（一一三四年）正月二十四日，虔州兵乱。三月癸卯朔，卢益权知三省枢密院，往从卫隆 皇太后。八月十日，隆佑皇太后至虔州。 这些记载说明：建炎南渡，一部分官吏士民流徙杭、秀、苏、常、湖，即太湖流域一带，另一部分而且是大部分，随隆佑太后沿赣江走洪州、吉安、虔州。太后从建炎三年七月走洪州，至四年八月回至临安，这一年之间，由于金军穷追，九军尽反，虔州兵乱，当日的士民狼狈困苦的景象是不难想象的。后来太后自虔州回临安，这些士民既没有随太后赴临安的条件，又势不能北还，因而不得不更南度大庾岭，求安身之地。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绍兴三年（一一三三年）三月癸未绦，与此有关的一段记载，证明了当日士民流寓岭南的事实。文如下： 直徽猷阁知静江府许中降职一等，时中原士大夫避难者多在岭南。上数诏有司给其廪禄。中言：『本路诸州赋入微薄，诸禁案寄居官毋得居沿边十三郡，见寓者皆徙之，仍毋给其禄。』上恶之，乃有是命。 『中原士大夫避难者多在岭南』，非士大夫的老百姓为数当然比士大夫更多。至于许中所说的『本路』，是指广南东西路，因为南下岭南的人，主要是从江西虔州（即赣州）度大庾岭，而不是从荆湖南路人桂林一带。当日先后度岭的士民，为数众多，他们在战乱中从中原或江南长途跋涉，颠沛流离，度岭以后，比较安全，得以喘息，因而暂止于岭下的南雄，是势所不得不然的。后来因为度岭来南雄的人陆续增多，于是其中一部分人又不得不更往南迁，也是势所必然的。这是南宋初期的一段历史。 到南宋末年，由于元军的大举入侵，特别是德佑二年（二一七六年）元将吕师夔玫陷南雄、韶州。守将曾逢龙、熊飞先后战死（2）。在这战乱期间，南雄居民，特别是那些原从中原以及江南度岭侨居的子孙后代人，又不得不纷纷更往南迁。他们在艰难中一批一批地结伴同行，也是很自然的。这是宋末元初的一段历史。
历史与传说 上述的历史，说明两次大迁徙：一次是在北宋末、南宋初，避乱的度岭寄寓南雄；一次是在宋末、元初，他们的子孙后代，从南雄更南下珠江流域一带，但族谱的传说记载，却把两次事件合而为一，有些说，时在绍兴；有些说。时在开禧或咸淳。至于所谓从冷宫逃出来的妃子，罗谱说是苏妃，另一些族谱，如小榄麦氏族谱则说是胡妃。前人已经指出，这事是从宋人说部如《齐东野语》、《咸淳遗事》等记载演变而成。按《宋史.贾似道传》述胡妃事如下： 咸淳八年，明堂礼成，祀景灵宫。天大雨，似道期帝雨止升辂，胡贵嫔之父显祖为带御器械，请如开禧故事，却辂乘逍遥辇还宫。...帝遂归。似道大怒曰：『臣为大礼使，陛下举动不得预闻，乞罢政。』即日出嘉会门。帝留之不得。乃罢显祖，涕泣出贵嫔为尼。 胡妃（一说苏妃）为尼，传说借此演变为潜逃出宫为游妇，随黄贮万归南雄，再构成南雄居民因此事被逼南迁的故事。这些虚构的故事，与当时的历史事实不符，不须穷究，但其中主要的记载，如以罗贵为首的三十三姓九十七家结伴南行一事，就很值得注意。 罗贵等一行离南雄，总是在元车攻陷南雄前后，他们沿着浈水到韶州，又从韶州沿北江南下至广州，再从广州逐渐散处各地。他们途中又经历许多艰险，如麦谱所载：『遇风箪散』，溺毙男女多人等不幸事故，当是事实。 综合黄慈博先生遗稿收集到的家谱族谱所载的姓氏，先后从南雄南迁的，除上述流徙铭中的三十三姓外，还有庞、康、唐、邝、丁、石、雷、孔、邓、孙、司徒、邵、任、朱、魏、程、侯、鲍、缪、房、容、潘、冼、祁、袁、姚、蓝、肖、韩、甘、林、杨、梅、吕、严、刘、关、屈、余、简等四十姓，连前合计有七十多姓。而七十多姓中，有不少是同姓而异宗的，如黎、麦、李、陈、张、何等。这样加起来就接近一百姓。这近一百姓人家，先后南迁。散居各地，据诸家族谱：北有清远的朱，增城的刘；东有东莞的张、李、陈、刘；南有恩平的梁，新会的区、李、麦、陈；西有阳江的司徒等。其余诸姓则分布于南海、番禺、顺德、香山、鹤山等诸县。而诸姓比较集中的居地，则是南、番、顺、香、东、新等六县。值得注意的有雨点：一、诸家族谱、家谱都说他们的祖先是从珠玑巷南迁来的；二、综观诸家族谱、家谱所载，从南雄南下定居地都是在珠江三角洲范围内。两个特点：一是所从来；一是所定居地范围。这两个特点，是研究珠玑巷史的主要问题。广州之有巷名珠玑，显然是为了纪念南迁人来自南雄的珠玑巷，因为他们从北江南下，大多数是先到广州，然后散居各县，或者就定居于广州。
为何都说来自珠玑巷 珠玑巷一名，宋元时代不显，明初永乐年间，东莞陈琏写了好几篇族谱序，《载琴轩集》中，在族谱序和其他几篇墓志铭、墓表中，他叙述伍、封、罗、李、蔡、邓、丁、何、刘、黎、李、张、袁等诸姓家世，都只说他们『先世南雄人』，而不言珠玑巷。万历年间，梁延楝的《珠玑怀古》诗，有句：『珠玑遗迹动凄其，厌说前朝有徙移，旧路人非芳草在，故园春尽落花知。』3．黄公辅的《过沙水珠玑村》诗，有句：『长亭去路是珠玑，此日观风感黍离。』『已无故老谈前事，那得新闻访旧支？』看来梁黄当时对珠玑的传说已有深刻的印象，在身临其境时，都不禁有今非昔比之感，综上听述， 《琴轩集》中族谱序多，反映元末大动乱后，明初族谱之作渐兴，而明中叶以俊，南迁人的子孙又渐有珠玑是故乡之思，对珠玑的传说渐盛，明后期诗人于是有黍离之叹。 明末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两次谈珠玑：其一，题为『珠玑巷』。他说： 『吾广故家望族，其先多从南雄珠玑巷而未。盖祥符有珠践巷，宋南渡时。诸朝臣从驾入岭，至止南雄，不忘扮榆所自，亦号其地为珠玑巷；如汉之新丰，以志故乡之思也。』 其二，题为『珠玑巷名』。他说： 『珠玑巷得名，始于唐张昌。昌之先，为南雄敬宗巷孝义门人。其始祖辙，生子兴，七世同居。敬宗宝历元年，朝闻其孝义，赐兴珠玑绦条环以旌之。因避敬宗庙谧，改所居为珠玑巷，予沙亭始祖迪功郎讳禹勤，初从珠玑巷而至。族谱云：南屈珠玑实始迁。 他听说：『宋南渡时，诸朝臣从驾入岭。』建炎南渡，士民入岭的多，是事实，但『从驾入岭』，则不是事实。南雄之称，始于宋初开宝四年（九七一年），唐时没有南雄之称。至于珠玑得名，他的前一说，是宋南渡时，后一说则『始于唐张昌』，显矛盾。大概是屈翁山随手笔录传闻，还未深考。但他说：『祥符有珠玑巷』南渡人岭止于南雄，『不忘扮榆所自，亦号其地为珠玑巷』，则值得注意。 在封建社会里，因战乱流徙他乡，总忘不了故乡。故无论祥符是否有巷名珠玑，（而且南迁诸姓人多，不可能原都是珠玑巷人。）把珠玑一名，作为中原和江南的象征，代表南迁入的故乡，因而众族谱都说他们的祖先来自珠玑，它的意义就不限于纪念南雄的珠玑巷，而更远的并且纪念广泛的中原和江南的故乡了不但南雄有珠玑巷，广州也有珠玑巷，其原因也在于此。这种源自珠玑巷的传说，遍及诸族，它是具有维护同宗、同族以至同乡团结互相作用的。 但是，在封建社会里，维护族姓各自权益的手段，就是利用封建社会传统的宗法观念，血缘观念，而族谱的制作，就是作为权益的实证，法律的依据。家谱、族谱的制作与保存，主要在于维护家长制，维护产权，维护各自的经济利益。因此，家谱、族谱的记载，多自远祖始，以明渊源有自，其实多属于传闻，甚至虚构以显扬家声，而无碍于产权的确定。散居珠江三角洲诸族姓，异口同声，始迁自珠玑巷，这有利于宗法观念的加固，而对于产权的确定并无妨凝。我们所要研究的，不在于南迁诸族姓世系绵延，而在于他们在宋元以后几百年间在珠江三角洲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关于家谱、族谱问题。以广东而论，元明以后，盛行编写；体例多以宋欧阳修的欧阳氏谱图和谱例为准则，以远近亲疏为别，远者疏者略之，近者亲者详之5。明陈琏宝安罗氏族谱序称赞罗亨信所修族谱『不强附所不知，惟书其可知一。但真能依此如实编写的，看来不是很多。因为执笔者多是族中人，况且知识水平、语言文字水平有高下。那些水平不高的，往往互相抄袭，臆度虚构，便多错误。典型例子，如廉江遂海合博赖谱6。卷首有所谓『宋欧阳修先生序一，序文末题『宋咸淳八年赐进士参政文忠公欧阳修顿首拜撰』。第二篇是所谓『宋胡铨先生序』，文末题『宋熙宁二年赐进士翰林院学士忠简公胡铨拜撰一。象这样缺乏历史常识的族谱，就没有多少研究价值了。 不少家谱、族谱是蕴藏着若干历史资料的，是有助于地方史研究的，但必须经过去伪存真的工夫，而首先要扫除那些封建糟粕。
与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的关系 上文所载以罗贵为首的一批三十三姓九十七家人，他们南迁的时间，东莞英村罗氏族谱说是绍兴元年，新会泷水麦氏家谱说是咸淳九年。看来，时在南宋末年，比较近实，说已见前。总的情况是，宋季以来，一批又一批，或个别的族姓从南下珠江，大致到了元末明初便告一段落。经过元末的大动乱，明朝前期，诸族姓便纷纷各自写家谱、族谱，以维护各自家族的权益和财产。不久，南雄旧居，逐渐改变面貌，当地居人逐渐『厌说前朝有徙移』了。但是，元明以来，珠江三角洲的形势却也逐步发展起来了。 南迁的士民，以罗贵的一批为例，罗贵说自己是个贡生，他还未有入仕，只能说是个士人。据载，他一家男女六口，十五岁以上。男的五人，妇女一人；另外家仆二人，未成丁的三人；仆妇二人，仆女一人。他们在冈州（新会）蓢底村定籍之后，占地二十一亩多。耕地与劳动力相配，劳动力是足够的。至于其他九十六家，即使其中有些原是地方主，避地南来，也是不可能把原占有的土地带来。所以总的说来，南徙诸族姓中人，除老弱病残和幼小的以外，大部分要参加劳动来保证自己的生存和生活的。南方烟瘴地，当日的珠江三角洲，山少平原多，田少未垦地多，而布满河流水网。他们人多势众，经过多少艰难困苦，带来了中原和江南的先进生产技术，和当地土著居民结合起来，共同耕垦开发那广阔而又有良好自然条件的荒地，经过相当时日之后，是可以逐步变瘴地为适宜丰产的农业地区的。历史的发展正是这样。这段历史的发展可以直算到清道光鸦片战争之前。人们早就盛赞以南海、番禺、顺德为中心的产地，经过劳动人民的长久的生产实践，总结经验，创造了种种丰产的技术和方法。例如『桑基鱼塘』、『蔗基鱼塘』和『果基鱼塘』的优良养种方法。他们挖塘筑基，在塘里养鱼，塘基上种桑育蚕，用塘泥作桑、蔗、果的肥料，用蚕粪、蚕蛹、桑叶梗、蔗叶养鱼，鱼塘里养殖鲩鱼、鲢鱼（鳊鱼）、鳙鱼（大头鱼）和鲮鱼。几种鱼类混合放养，放养的数量合理搭配，互相调剂，互相利用。总的说，塘和基互养。长期以来，成为农业发达的地区。 重温历史：建炎南渡，流徙东南的劳动人民，在不长的时间里，进一步把太湖流域改造成为东南经济重心。元明以来，避乱度岭南来的劳动人民及其子孙后代，也逐步把珠江三角洲改造成为我国南方经济发达的地区。而两者都是与建炎南渡的政治事件有关的。 但是，珠江三角洲经济的发展，也和其他地区经济的发展一样，带来了阶级的分化。那些同宗同姓同族的家长和依附家长的人，恃仗宗法制、家长制的权势，一步一步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剥削压榨同宗同姓同族以至他姓他族的人，以致无数被剥削者越来越贫困，被迫流徙他乡以至国外，一部分成为海外华侨的前身。这种情况，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后，更为严重，连那些中农、小地主也逐步贫困化了。 但是，另一方面，原来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文化的发展，而文化的发展，又自然会产生不少历史人物。试举一些度岭南迁人的后代为例： 南宋的崔与之，增城人。其先世汴人7。李昂英，番禺人。曾祖仙之，自保昌（南雄）来迁8。明罗亭信，东莞人。其先南雄人9。陈献章，新会人。『先世仕宋，自南雄迁新会』10。 屈大钧，番禺人。 『南屈珠玑实始迁』。乃至近人，康有为，南海人。据康南海自编年谱：『始祖建元，南宋时，自南雄珠玑里始迁于南海县西樵山北之银塘乡。』梁启超，新会人。据丁文江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引《梁氏世系图谱》：『绍字季美，宋赐进士，绍圣间为广东提干，与叔焘同择居南雄珠玑里。广东梁氏自公始。』 总之，南宋以来，避乱度岭，又从南雄南迁的人及其后代，对珠江流域经齐约发展，在历史上曾经过积极作用，有着重大贡献的。 一九八二年国庆节于暨南大学 注：1.详陈序经：《 民的研究》第一章：『 民的起源』。一九五○年商务印务馆出版。 2《宋史》卷四七，《二王纪》。 3《水阁诗钞》。 4《北燕岩集》。 5《欧旸文忠公集》卷七一。 6《廉江遂合博赖谱》一九三三年雷阳印书绾印本。 7《广东通志》卷二六九。 8黄佐：《广州人物传》卷九。 9陈琏：《琴轩集》卷五，《宝安罗氏族谱序》。 10阮榕龄：《白沙先生年谱》。 作者简介 陈乐素（一九○二至一九九○），广东新会人。 一九一八年东渡日本，在明治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一九二三年回国，先后担任日本研究主编、浙江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中央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兼历史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名誉所长、历史系教授。着有《宋初三馆考》、《中国目录学史》、《求是集》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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