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文人怕穷多好财 韩愈像中国古代文人，给人的印象似乎就是清高、寒酸和耻于谈钱谈利：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等等；称钱为“阿堵物”，会堵心眼、堵眼睛、堵肠胃、还会堵塞灵魂。 但是，就像现代社会一样，能够坚守清贫的道德圣人永远是少数，逐利才是人的本能，古代文人同样要为利熙熙而来，攘攘而去。在修身治国平天下的道德高调和虚伪之外，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功利，是对钱“孔方兄”的亲切。 羞答答的“润笔” 公元817年，唐宪宗李纯派裴度、李愬，平定了淮西叛乱后，要为自己的英明功劳立碑，这时，“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五十岁，正在裴度手下当一个行军司马的官，就接过了这个政治任务，为李纯撰写了《平淮西碑》。碑文突出了后来任宰相的韩弘，韩愈因此得到了绢五百匹作为润笔。 古代文人的逐利首先是当官，而后是金钱。当了官后，自然会有国家的俸禄，保障自己体面的生活。但是，当喜怒无常的专制君主常常不给文人们负责天下兴亡的机会，一些墨客官场失意之后，则待价而沽，构建自己的“黄金屋”了。 古代没有现代的版税、稿酬制度，一些看透了的、“聪明”文人的作品收入却丝毫不让现代文人。他们逐利的方式为润笔费，而且，这个虽无现代稿费之名却有其实的古代名词产生，本身就是中国重义轻利的道德文化的虚伪造物，透露着浓浓的羞怯、遮掩之意。 “润笔”一词最早见于《隋书郑译传》：隋文帝杨坚叫李德林起草诏书。高颖在旁边戏道：“笔干了。”郑译说道：“不得一钱，何以润笔？”郑译因支持隋文帝杨坚篡位有功，拜爵沛国公，位上柱国，高颎替李德林以“笔干”之名，想得到点小费，谁知道郑译不但不给，反而向杨坚大发牢骚。“上大笑。”想来李德林失望而退。但是，笔“干”了要“润”，这暗号、黑话式求赏钱，由此成为写作文章书画所得的酬劳，包括物与钱。 宋人洪迈《容斋随笔》云：“文字润笔，自晋代以来有之，至唐始盛。”又说：“作文受谢，晋宋以来已有之。”王楙《野客丛书》却说：“作文受谢，非起于晋宋，观陈皇后失宠于汉武帝，别在长门宫，闻司马相如天下工为文，奉黄金百斤为文君取酒，相如因为文以悟主上，皇后复得幸。此风西汉已然。” 所以，润笔这一文人逐利之事，已经很有些历史了，想来该与文人产生一样久远吧。古老而又持续的润笔逐利之事，显露了或风花雪月，或寄情山水，或正襟危坐、慷慨悲歌的文人们所不为人关注的真实面目。 吹捧死人致富 对于韩愈来说，五百匹绢只是政治任务完成例外的赏钱、小费，在他的润笔收入中只是九牛一毛，给别人写墓志碑文，奉承、吹捧一下“死人”，才是这位文学大师致富的捷径。 北宋的司马光曾在《颜乐亭颂》一文指出，韩愈“好悦人以铭志，而受其金。”韩愈受金为人撰写碑文之事，稍后的刘禹锡在这位前辈死后纪念他的《祭韩吏部文》中，透露了韩愈的润笔收入：“三十余年，声名塞天。公鼎侯牌，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所谓一字千金，不过如此。 韩愈在世时即文名遍播，“文起八代之衰”、“声名塞天”确非虚言；而他在追求政治仕途和文学创造之际，还充分利用自己的声名，俸禄之外赚外快，为公侯权贵和富人们写碑文、墓志铭、行状一类的文章，获得高额的润笔费。 在古代，虽说“文章千古事”，但纵是才高八斗，锦绣文章，如果换不了官当，所谓才气、美文也只能获得些虚名而已；纯文学创造不但无法致富，连糊口都难，陶渊明、杜甫都是典型的个案。而想靠用文字换钱，就要丢掉清高，干些“谀墓”的事，即为那些死去的达官贵人们写碑志铭文等。古人重视身后声名，上至王公将相，富贾士绅，下到普通老百姓，都有此风，碑志业邃成文人们获得实际效益的最重要领域。 唐朝时，“长安中争为碑志，若市买然。” 富贵人物或者寺庙的墓志、碑文，不仅要求名家文字，还要求名家书法。当时，收入最巨的可谓唐朝的文人李邕，曾任户部员外郎、括州刺史、北海太守等职，精于翰墨，行草之名尤著， “自古鬻文获财，未有如邕者”，才名、书法俱佳的李邕，在碑文市场上春风得意、呼风唤雨，风光无限，《旧唐书·李邕传》讲，“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赍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后所制，凡数百首，受纳馈遗，亦至钜万。”一生穷困潦倒的诗人杜甫在其《八哀诗》专门有一首《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其中写道：“干谒满其门，碑版照四裔。丰屋珊瑚钩，麒麟织成罽。紫骝随剑几，义取无虚岁。”所谓罽，乃细密毛织物，与锦常并称，一张价值几万。在杜甫的描写中，李邕的润笔顾客盈门，商品式的碑文挂满四壁，金银财宝、珍品奇物等润笔物满屋，虽然是“义取”发财，其中的嘲笑之意尽现。 韩愈也是碑文鬻财风潮中的佼佼者、弄潮儿。在《河南少尹李公(素)墓志铭》，韩愈自述说“买主”李素的儿子：“以币走京师，乞铭于博士韩愈。”虽有自我吹嘘之嫌，韩愈在碑志界声望大概还是很高的。 刘禹锡称韩愈的碑志“一字之价，辇金如山”，也不是虚夸。可以一窥韩愈润笔收入的有两件事： 第一件是韩愈有一篇《谢许受王用男人事物状》，明确记下了润笔收入：“受马一匹，并鞍、衔及白玉腰带一条。” 以受王用家之物为例，刘禹锡“辇金如山”之语，诚非妄言。 第二件是，韩愈门下有一个“放肆为侠行”的学生刘义，他某次到了韩愈家中，看到润笔之货遍地，便“持愈金数斤去”，并自嘲说这些都是老师是奉承坟墓中人的所得，“此谀墓中人得耳”，不若不如给他当寿礼，“愈不能止”。 韩愈写碑志到底收了多少润笔费，已不可知，但其所作碑志、行状，流传至今还有近八十篇，大部分乃润笔之作。至于没有流传下来的，也应该不少。所以，按照其“一字之价，辇金如山”的身价，韩愈的润笔总收入，也该冠绝一时。 当然，韩愈也非纯然唯利是图的商业文人。他为柳宗元写《柳子厚墓志铭》就是不收费的。韩愈有《太原府参军苗君(蕃)墓志铭》，墓主家“孤男女凡二十人，皆幼，遗资无十金，无田无宫以为归，无族亲朋友以为依”，如此之穷也要求韩愈写墓志铭，润笔虽仍不可少，大概能优惠一些。 怕死贪财受批评 文人求利，特别是大文学家追逐润笔费，古人总是看不惯。明末清初的顾炎武便说过，“韩文公文起八代之衰，若但作《原道》《原毁》《争臣论》《平淮西碑》《张中丞后序》诸篇，一切铭状概为谢绝，则诚近代之泰山北斗矣，今犹未敢许也。” 而二十世纪的“章疯子”章太炎曾也说：“韩对死生利禄之念，刻刻不忘：登华山大哭，作《送穷文》，是真正的证据。”据载，韩愈登攀至华山绝顶后，“度不可返，乃作遗书，发狂恸哭”，多亏了华阴县令百般设法才算将他救下。韩愈45岁时，在经历了一番坎坷之后，终于官运亨通，任河南令，于是作《送穷文》，把积累多年的愤懑牢骚尽情发泄。其实，韩愈不忘利禄的证据更多是作碑文求润笔之事。 韩愈一生三贬三迁，几经沉浮，最高当到吏部侍郎(人事部副部长)之位。相比柳宗元等大文豪来说，算是仕途幸运的。但他确实利禄之念过重，其作《送穷文》虽是文学性的自嘲，但已见其心事。元代的王若虚说：“韩退之不善处穷，哀号之语，见于文字。”又说：“退之不忍须臾之穷。”由此，韩愈“谀墓”求润笔费，也是有心理原因。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批评韩愈的章太炎也有过润笔韵事：上海滩黑社会巨头杜月笙做寿 ，希望找个有声望的文人写“寿序”，便选中了章太炎。章太炎写了《侠而儒者》一文，据说杜给他三万银洋(一说是五万)的润笔费，创造了近代润笔的纪录。 死前还谈钱的文人 生活在清雍正乾隆时代的诗人、散文家袁枚(公元1716—1797年)，号称乾隆“三大家”之一。袁枚继承明公安派的“独抒性灵”之说，主张写诗要表现“性情”之真、“性灵”之美，抒发人的真性情。诗人临逝，其遗嘱颇有性灵之味，大胆谈钱。 袁枚高寿，在八十二岁病重之时，“遗嘱付阿通、阿迟知悉：遭百余日之病，自知不起，故于嘉庆丁巳年(1897年)六月十五日，将田产、衣裘分单交待。” 诗人临终首先谈遗产，告知两个儿子如何分家，有些大煞风景。然而，这正是袁枚的真性情流露。 诗人并不是喝“西北风”的，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但还得有田产自给。袁枚十二岁中秀才；二十一岁应征“博学鸿儒”；二十三岁中举人，联榜成进士，入仕翰林院。 然而，他三十三岁时，“我心不乐”，即辞官不做，后半生依然保持过有尊严的富裕日子，除“清俸盈余外，卖文润笔，竟有一篇墓志送至千金者。……因之总算田产及生息银，几及三万，非我初心所望，亦汝二人修来之福也。” 临终前与子孙作别，首先交待家底、分遗产，这样的话，有伤文雅，却又真实无比。 袁枚一生对於道学甚为不屑，自傲於自己的率性任真；他不贪污，辞职后自食其力，谈钱自然而言，如其言：“解用何尝未俊物？不谈未必定清流。” 袁枚对死后的“钱事”安排得很仔细。 “只存随园住房一所，田一百二十亩四亩；所以不分者，要留此园与汝兄弟同居。江我所住向南平屋三间作祠堂，供奉先祖神主；傍园之田作祭祀产。汝兄弟公收、公分、公用。” 对于此等传统文人羞谈的经济，袁枚一再叮嘱。 “田产万金余，银二万，现交亲友汪芝圃、方甫参诸君生息，或放或收，此时不能分拆，但有帐簿在汝母处可查。其他书画、图章、法帖，恐我尚有出陈易新之事，俱不载分单内，待将来立簿分拈。此外尚有余银留作身后遗念者，家中女儿子侄、门外故旧门生、邻佑家奴、总甲二排，另有清单交付。薄乎云尔，聊表此心。惭愧，惭愧！再，我一生著述，都已开雕；尚有《随园随笔》三十卷，正想付梓，而大病忽来，因而中止。他日汝二人行有余力，分任刻之，定价发坊，兼可获利。” 作为一个青史留名的诗人，在临死前，如此细心地叮嘱经济之事，袁枚可谓独树一帜。 大胆谈钱，只是袁枚的真性情一端。临死，他还想到了自己随园的命运：“所未能忘情者：随园一片荒地，买价甚廉；我平地开池沼，起楼台，一造三改，所费无算，与我贫贱起家相似。奇峰怪石，重价购来；绿竹万竿，亲手栽植。……当时结撰，一片精心，谈何容易！吾身后汝二人，能洒扫光鲜，照旧庋置，使宾客来见者依然如我尚存，如此撑持三十年，我在九原亦可瞑目。此后付之悠悠，不但我不能知，即汝等亦未必知，达人见解所不必再计者也。” 袁枚任江宁县令时，在江宁小仓山下以三百金购得随园，成为其后半生一生所寄。对于死后随园的牵挂，袁枚执著深情中透露着达观，历史也正验证了他达观的判断。五十年后，在太平天国的农民革命中，随园就被破坏废弃为耕地，袁枚一生的心血不复存在。 好在他的作品传播至今。“随园《文集》、《外集》、《诗集》，及《尺牍》、《诗话》、时文、三妹诗、《同人集》、《子不语》、《随园食单》等版，好生收藏，公刷公卖。” 临终，袁枚又想到了即将“见面”的亲人们：“瑶坊门外有三妹、陶姬坟，与老友沈凡民先生之墓相近，每年无忘祭扫。杭州半山陆家牌楼，有曾祖、祖父坟，坟亲霍姓，尤须亲往祭奠。傍有姑母沈太夫人坟，我年八岁祖母犹抱卧怀中，沈姑母教之读书识字，料理起居服食。今远隔天涯，不得年年到茔奠一滴酒，清夜思之，凄然泪下。我替汝二人娶妇在故乡者，专为此也。” 袁枚故乡是钱塘，为了让儿子们祭奠祖坟，以致想出替他们在老家选妻的主意，并在遗嘱中一再申明，用心之细之深，可见一斑。 “更有切嘱者：阿通行躁，躁则虎头蛇尾，作事难成；阿迟性狷，狷则踽踽凉凉，无人帮助。二人须自知其短，亦古人佩韦佩弦之义也。我门生遍天下，然在金陵待我最厚者，惟方甫参。其人正气，有身家，有见识，有清分。汝等平日背后亦颇知推重，我身后尤宜靠傍，诸事请教而行无错误。” 知子莫若父，袁枚临终也不忘敲打两位继承人，并作出切实的指点安排。 遗嘱中，在遗产、教子、挂念之嘱外，自然是他在遗嘱中对自己丧事的细心安排，死亡被他看得很通透。 “只择我生平相好三四人，开吊两日足矣。既有吴太史所撰本传，不必再用行述，来吊者各送一本。入殓沙、方棺木、蟒袍、补褂、俱已端整二十余年；即汝母身后衣衾、棺木，都系同时制就。柩停小仓山房正厅。古礼云：‘士三月而葬，过百日即须归土’。坟在百步之内。葬费可照我葬汝祖父母之旧簿，兄弟公摊，五十金可办，我不敢厚过先人也。但题一碣云‘清故袁随园先生之墓’，千秋万世必有知我者。白布孝堂及汝等夫妇孝衣，我先为制就。如今冬我尚存，必在去年所筑大圹中，亲办两穴；恐尸硬不便着靴，有极华刺绣朱履一双、白绫袜一付可用。”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袁枚从容不迫，好像自己的灵魂已经置身之外，通达而淡然地为安排死后的细节。 也许，死前做好诸如墓穴所在、棺材大小、寿衣尺寸等事，乡间的老人往往也会如此；自题墓碑，也非首创，陶渊明甚至作过《拟挽歌词》、《自祭文》。但是，袁枚如下的未雨绸缪在生死离别之际还能出戏谑莞尔之语，实在是冠绝千古： “至于诵经、念忏、做七、营斋，我生平所最厌者。汝可告诸姊妹：来祭我一场，我必享受；哭我一场，我必悲感。倘和尚到门，木鱼一响，我之魂必掩耳而逃矣，于汝安乎？” 人生本在利禄中生存，要想彻底忘掉利禄，并一生中践行起来，普通人不行，文人中也只有少数道德天才才能做到。 来源：作者授权新浪历史刊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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