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纯仁的父亲是北宋名臣范仲淹。他老人家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闪耀千古，以致范氏子孙在他的星光下显得十分黯淡。其实范纯仁官职不比他老爸低，社会影响比他老爸还要大，在个性特点和行为作派上，更是别有一番名士味道。
放着“官位”不做
范纯仁是范仲淹的次子，出生于1027年。作为“官二代”，范纯仁17岁时就因为父亲的原因被任命为太常寺太祝。这是个正九品的官职，虽然官不大，但在别人看来十分荣耀。范纯仁对此浑不在意，跟别人都不好意思提。他说：“赖恩泽而生，吾耻之。”
范纯仁证明自己的方法就是参加竞争非常激烈的科举考试。他天资聪颖，8岁时，就能将晦涩的文章倒背如流，还能加以讲解。他学习非常刻苦，这点也随了范仲淹，读起书来不分白天黑夜，因为经常性地学到深夜，油灯的烟雾把帐顶都熏成了黑色。1049年，范纯仁无可争议地高中进士，让所有人心服口服。
朝廷派新科进士范纯仁到常州武进当知县，他却借口“远亲不赴”。后来，又改任他为许州长葛知县，他仍不去。范仲淹很奇怪，问他：“远处你不去也罢了，近处你怎么也不去？”范纯仁认真回答：“岂可为了俸禄而轻易离开父母？长葛虽近，但到那里就不能侍奉您了。”就这样，直到1052年，64岁的范仲淹去世后，他又守丧3年才出仕为官。
放着“太平官”不当
范纯仁就任的第一个职务是秘书省著作佐郎，旋即赴汝州襄城任知县。
当时的襄城，穷困一方。范纯仁则独辟蹊径，千方百计带着百姓“致富”。他发现襄城适宜养蚕，而丝绸的价格又很贵，便开荒种桑。老百姓对他十分感激。范纯仁离任后，大家还对他念念不忘，把所种植的桑林称为“著作桑林”。
1062年，范纯仁被推荐为开封府襄邑县知县，这里有一片皇家卫戍部队御林军的牧场，那些御林军飞扬跋扈，牧马时经常践踏老百姓的庄稼。百姓告到县里，范纯仁二话不说，当即逮捕了一个侍卫，并当众处以鞭杖之刑。牧场的主管大怒上报朝廷。宋仁宗立刻派出御史前往纠察，范纯仁理直气壮地说：“养兵的费用来自田税，若毁坏了百姓的田亩，还不能依法惩处肇事者，田税从哪里来？”还好，仁宗听说了他的话之后，下诏不再追究此事。
因为在襄邑的突出表现，范纯仁没过两年就被提拔。刚即位的宋英宗亲自擢升他为御史台台谏。从此，范纯仁开始参与朝政。
御史素有“皇帝耳目”之称，要给皇帝提意见，纠察百官，范纯仁从当这个官的第一天起，就不愿安享富贵太平，宁愿得罪人，也要尽自己的职责。
英宗是仁宗的侄子，一直想为生父濮安懿王立名分。朝中大臣分两派，翰林学士王珪等人主张让英宗称濮安懿王为皇伯；韩琦、欧阳修等则主张称皇考（即先皇）。双方争执了很久都没结果。范纯仁上书，说应该称皇伯，还批评韩琦、欧阳修一味媚上，要求治他们的罪。最终，英宗决定尊生父为皇考，韩琦、欧阳修一派获胜，他们反咬范纯仁，要和他势不两立。1066年3月，在御史台仅干了9个月的范纯仁丢了官，被贬出京，到地方当了通判。
不过，这时的他，已经以不畏权贵名震天下了。
放着好名声不要
范纯仁任职地方时，有一天，一名僧人来击鼓鸣冤，状告所在县县令，说他窃取僧舍内所藏的银制酒具，现在施主要得很急，请求追讨回来。
原来那个县令微服私访，路过一个寺庙，偶见僧人的案几上摆放着一瓢酒。这位县令平时喜欢开玩笑，见状便拿起笔来，在窗纸上题诗一首：“尔非慧远我非陶，何事窗间酒一瓢？僧野避人聊自醉，卧看风竹影萧萧。”没想到，这个僧舍主人是因为先前犯罪才落发为僧的，为人狡诈，回来后看到题诗里挖苦自己，十分气恼。他眼珠一转，计上心来，第二天便写了一张诉状，将县令告到了州里。
范纯仁善于识人，一看来告状的主心中就有了判断，待问明缘由，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脸色一沉，怒道：“你是僧人，应当饮酒吗？如果真的丢失了东西，你让物主亲自来告状！”下令杖责几棍，以示惩戒。
打发走了僧人，范纯仁把诉状拿回家，让子侄传看，教育他们说：“当官的人，为世人所仰慕，如果做事不谨慎自重，就会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啊！”
不久，那位县令听说了此事，十分感激，特地写了一封感谢信，派人送到范纯仁府上。范纯仁看都没看就回复说：“我不记得有这么一件事。”吩咐来人把信带了回去。
家人很不解，说：“你明明帮了他，他表示感谢也是应该的，为什么说不记得有这样的事呢？”
范纯仁回答说：“为别人做好事，于自己是一种欣慰，对别人却是一种负担，我这样做，不过是帮他卸掉感恩的包袱罢了。”
后来，范纯仁官居高位时，为国家推荐了很多人才，可这些人升了官，却压根儿不知道自己是被谁举荐。他的刚直，可见一斑。
放着好朋友不“傍”
1067年，宋神宗即位。他起用大批人才，范纯仁也恢复了职位。神宗还让他兼修起居注，就是在皇帝身边记录言行。可惜好景不长，神宗很快重用王安石进行变法，范纯仁却不停地上奏弹劾，认为变法操之过急，因此得罪了王安石，被贬出京。直到1085年，10岁的宋哲宗当了皇帝，起用司马光为相，范纯仁才迎来了机会，因为他和司马光的关系非常铁。
当初，司马光罢官居于洛阳，家贫无钱又耐不住寂寞，便常邀同被贬职的范纯仁等知己小聚，相约“酒不过五行，食不过五味”，号称“真率会”，吟诗作赋，自得其乐。范纯仁还把女儿嫁给了司马光的侄儿司马宏，是名副其实的姻亲。
果然，没过多久，司马光就把范纯仁调到京师，当了天章阁待制兼侍讲，备位经筵。说白了，就是给小皇帝当老师。
司马光是政治上的保守派，以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闻名，现在权力重新回到他手中，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尽废新法。这个举动做得很极端：凡是王安石支持的，他就反对；凡是王安石反对的，他就支持。已经超出了一般的政见之争，上升到党派斗争的级别。
然而，就是在这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上，范纯仁却提出了与司马光不同的意见。他说：“王安石制定的法令有其可取的一面，不必因人废言。新法已推行多年，改掉其中过分者即可，而青苗法、募役法等有助于富国强兵，不应该骤然废除。”
司马光很惊异，问他说：“你忘记了当年如何被王安石打击排挤了吗？怎么现在还要为他说话？”不少人也都劝范纯仁说：“你被压制多年，好不容易才重新出头，千万别违拗了司马宰相的美意。”
范纯仁叹息说：“这样就让人没法说话了。如果为了讨好司马宰相而得到喜欢，那还不如在年轻时就迎合王安石以致富贵呢。”
范纯仁再次被朝廷冷落。1089年，他被贬为颍昌府（治所在今河南省许昌市）知府，不过这并不令他感到沮丧，因为他没有违背自己“朋而不党，友而不私”的操守，所以心态平和地上任去了。
哲宗亲政之后，范纯仁当上了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位同宰相。他仍然棱角分明。
侍郎苏辙在接受皇帝策问时，引用了汉昭帝改变汉武帝法度的事做例子，希望能推动改革。宋哲宗一听，大发雷霆：“你怎么能以汉武比我朝先帝？”苏辙默默地走下金殿待罪，众大臣吓得没人敢抬头。这时，范纯仁站了出来，从容地说道：“武帝雄才大略，汉代以来人们对他都是褒扬。苏辙用他比先帝，不是诽谤。陛下亲政刚开始，对待大臣不应该像呵斥奴仆一样。法令有了弊端，就应当改正。苏辙所论，事与时而已，不是说人。”宋哲宗这才稍稍息怒。
放着“救命稻草”不抓
北宋的政坛就是两派不停地换，谁上台另一派就倒霉。司马光的政敌章惇当了宰相后，一上任就把司马光一派的重要大臣，如宰相吕大防等都放逐到荒凉的岭南，并且建议皇帝说，即使遇到大赦，也不应让他们回来。
范纯仁听说后，十分忧愤，想斋戒后上疏申辩。此时，他已年届七十，正闹眼病，双目看不见东西，家人都跪下求他：“千万不要再触怒皇上，万一获罪，实在不是年老之人所能承受的啊！”范纯仁回答说：“事已至此，没有一个人敢出来说话，假如皇上之心能够回转，关系这么多大臣，也算功德。假如不能，即使我死了，又有什么遗憾。”于是上疏皇帝，为吕大防等辩解，最终没能达成心愿，被判与吕大防同罪，被贬永州（今湖南省永州市）。
范纯仁的儿子对父亲的身体状况十分担心，建议他向皇帝求情，免除此次辛劳之旅。范纯仁摇头拒绝，令家人收拾东西上路了。旅程异常艰辛，儿子们不时诅咒章惇。范纯仁听到了，批评他们说：“孔子说，‘不怨天，不尤人’，不要吃点苦，就怨这个怨那个。”
老大范正平说：“我听人到处议论你呢，说你是因为贪名，才表现得如此淡定。”
范纯仁回答说：“我已经70岁了，两眼看不见东西，如今万里之行，难道是我所希望的吗？但我热爱君王，如果此时不能尽忠，而只为回避贪名的嫌疑，那就没有为善之路了。”
到了永州没多久，有一天，二儿子范正思高兴地跑来说：“咱们可以返回朝廷了。”范纯仁很奇怪。范正思解释说：“你朋友韩维不是也被贬了吗，最近他的儿子跟章惇申辩，说他父亲执政时曾与司马光不和，韩维因此被免除了贬谪。当年你不是也反对过司马光吗，前有车后有辙，咱们也可以以此为借口。”
范纯仁摇头说：“我因为司马光推荐，以至宰相。同朝论事不和是可以的，如果以过去的言论作为今日之事的借口，那可不行。与其有愧心而生存，还不如无愧心而死。”
范纯仁在永州一待就是3年，直到去世。他不是没有改变命运的机会，却始终不肯攀比老朋友韩维，更不肯攻击司马光为自己开脱。他在起起落落中“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从未把名利、地位放在心上。唯其如此，历史上才少了一个官场老油条，多了一个让人敬佩的真名士。
摘自《环球人物》2013年第13期 作者：王爱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