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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失的大理国文明碎片 | |||||||
| http://www. 2013-06-24 21:37:03 | 分享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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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人语 提及大理国，很多人可能最先想到的是滇西、段誉、《天龙八部》及一段段被影视剧讲述得天花乱坠的武侠传奇。殊不知，历史上“通海节度使”、“秀山郡”、“通海郡”等都曾经是大理国极其重要的行政区域，通海县与大理国及其第一代开国国君段思平有着极深的渊源。近年来，随着通海白塔心古墓群重见天日，大理国的文明正一幕幕展现在世人面前：大理国的纪年、火葬、宗教、民族迁徙……每一项都填补了历史的空白。就在考古工作者、学者、专家为之惊讶、为之震撼时，我们的地方政府却还没有反应过来、重视起来，致使大量珍贵文物流向民间，流向外地博物馆，或为私人藏家大肆炒作、交易，使得本来就已残缺不全的出土文物更加七零八落，令人痛心。一个地方，理不清历史脉络是可悲的，而发现同一个地方有重要关联的历史遗存，不但不知保护、珍惜，还要盗掘、破坏，那就更可悲了。
这张拓片就是从白塔心出土的墓志上印下来的。
这件素面的火葬罐很可能是南诏时期的文物
王建昌向记者展示他收藏的“佛道儒”三教同源罐
白塔心墓地出土的青花鱼纹罐 □玉溪新闻网讯 (记者 蔡传斌 文/图) 一地让人心碎的陶片残碑 距通海白塔心古墓群的清理发掘已经过去近三年半时间，出土文物的修复、整理、登记、研究等工作却远远没有结束。在江川县江城镇海门桥村有一幢红色的四层楼房，市文物管理所租借了这个依山傍水的地方作为办公场所，我市各地出土的文物大多是在这个不起眼的居民楼里完成的。 5月的一天，记者走进这幢红色的房子一探究竟。一楼没有家具摆设，地板上整齐地摆放着一排排用塑料袋子盛放的陶片，每一个袋子上都用卡片或纸条标注了序号。在这里，几乎看不到一件完好无损的器物。一楼还有两个不大的房间，通海县文管所所长李波正在其中一个房间像绣花一样打磨着用石膏复原的火葬罐，江川县文管所副所长杨忠德则在另一个房间为白塔心古墓群出土文物中最大的一件火葬罐破损的口颈部分制作坯胎。很多文物在出土时就已经遭到严重破坏，碎得辨不出原样，工作人员却丝毫不愿放弃。随便一个塑料袋子中的陶片都有上百片，有的还残留着火葬罐的弧形。据说，这些相对“优质”的零部件还能组装出一件看似完美的器物。记者发现，在堆满一地的陶罐残片中，更多的已经碎得不成样子了，工作人员曾经试图用502胶水将大小与一角硬币相差不多的陶片像拼图一样，按裂纹进行粘补，最终因太碎无法还原而放弃。 通海白塔心古墓群出土的文物以古代的火葬陶罐为主，杨忠德一边修复这些古董，一边还做了些研究。他对出土火葬罐按纹饰、造型、材质、大小等进行分类，得出了一个初步结论，这批文物以大理国时期为主，数量是最多的。从隔壁房间走过来的李波则拿起一件已经修复好的火葬罐让记者看，记者看到罐身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古老文字。李波说，这是梵文，在梵文中还刻有一行中文，上书：“亡者李观音信神……”李波与同事查阅了宋朝的一些史料后发现，“李观音”曾经作为大理国的特使出使过宋朝的邕州，时间是公元1173年，即大理国段智兴利贞二年。由此可以推断，与这件梵文罐造型、材质等相同的文物都属于大理国时期。 大理国之前，有一部分文物比较质朴，没有经过太多的装饰，素面，其中一件高28.2厘米、腹径21.5厘米，与日常生活中的器物没有多少差别，因而可以推测，它是通海火葬文化初始阶段的产物，年代大概在南诏中晚期。大理国之后，通海的火葬文化得以延续，元、明、清三代，每朝有每朝的特点，直到清康熙年间，政府明令不得火葬，推行土葬，火葬文化才慢慢消失。也就是说，仅白塔心一处墓地，几乎涵盖了大半部的云南火葬史。遗憾的是，在海门桥村的那幢红房子里，记者没能看到一件完整的器物，很多造型别致的陶罐虽说已经借助石膏复原，却总让观者禁不住心痛。 按李波的说法，白塔心古墓群出土的最有价值的不是金，也不是玉，而是一批看似一文不值的墓志。这批墓志大多在20多年前，由通海人、农民考古奇才王建昌收藏。前些年，县文管所以每块10元的低价向王建昌收购了126块墓志。6月17日，记者在县文管所看到了这批极不起眼的东西。工作人员杨晓敏这几天的工作就是将墓碑上的铭文拓印、拍照、存档，这项工作看似普通，其实却是件技术活。一块墓志要拓印三张，两个人合作，一天只能拓印10块墓志。通海文馆所收藏、收购的白塔心墓地出土的墓志大约有150块，其中仅有三分之一是保存完好的，大多已经成了残碑，连铭文也不齐全了，很多有价值的历史信息都找不到了。 市文管所所长杨杰说，通海白塔心墓地出土的火葬罐及墓志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研究价值，如果能完好无损地发掘出土，那么它完全有可能入选全国年度重大考古发现。可惜，这批文物屡遭浩劫，流失、损毁严重，有的已经看不到本来面目了。 大理国秀山郡的前世今生 白塔心墓地位于通海县里山乡刘家坝村境内，历史上通海县城通往滇南的官道都要经过白塔心，这是一条重要的交通要道，唐代云南步头路（也称“通海城路”）的其中一段，唐代以后的古驿道、马帮古道仍然从这里经过。从白塔心墓地出土的墓志铭文可以看到“通海郡”、“秀山郡”、“大理国”及“至治”、“明应”、“明通”等同大理国有关的郡县、国号、年号，这些历史信息都在表明，这块墓地同大理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据通海已故文化人士许秋山考证，大理国的开国皇帝段思平祖籍是甘肃武威郡人，他的六世祖段俭魏、祖父段宗义、父亲段宝隆都曾经在南诏及其后续的云南地方政权中出任清平官（相当于丞相）一职，家世显赫。不过段思平的成名与发迹并不在武威，更不在滇西。他小的时候，为了躲避东川节度使杨干贞的迫害，远行至滇中地区，投奔他的舅父、滇中实力派人物爨判。在舅父的帮助下，段思平扎根通海，韬光养晦，兴修水利，屯田练兵，曾经将今通海杨广镇大新村委会境内的东华山泉水引入普塘、水城两个大坝塘，灌溉上千亩良田，很快，这两个地方人口猛增，遂成两个大的村落，称为“普塘营”与“水城村”（又称长丰村），有千户人家在这里居住、生活。近年来，在大新村委会境内的富春山、大丰山等地出土的两块古代墓志上，都出现过大理国“宪宗宣仁帝”段誉使用过的第二个年号——“文治”，这一发现，对许秋山的考证无疑是一个有力的佐证。 段思平因为治理通海有功，被大长和国国君封为通海镇都督，兼通海节度使。随后，通海及滇南的广大地区，被他治理得井井有条，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公元928年，杨干贞弑君夺位，建立大义宁国。段思平得知消息后，以通海为中心，联合37个部落首领，准备讨伐逆贼。举事之前，段思平在通海做了两件事：一是在秀山神祠，即今天的句町王庙求签问卦，祈求起兵旗开得胜，许诺只要打败逆贼，事后一定在秀山上重修庙宇，再塑金身；第二件事是将儿子段思英、谋士董迦罗留在了杞麓湖畔、凤山脚下的小渔村，即今天的杨广镇杨广村。至今，段与董在杨广村都是大姓，在他们的家谱中，分别将段思平、董迦罗尊为本族支系的始祖。 公元937年，段思平打败杨干贞，灭大义宁国，建立大理国，将通海节度使改为“秀山郡”，后来又改为“通海郡”。同时，为了兑现承诺，他在秀山构建了六大庙宇群，即句町王庙、普光寺、启祥宫、慈云寺、清凉台、涌金寺，并在这些寺院中铸造了100多尊铜佛。云南著名学者罗养儒在他著的《云南掌故》中做过一段考证：“秀山神祠，在秀山之麓，为秀山上最古庙宇，与城东富春山上慈济寺，同为大理国段思平所建……”慈济寺就位于当年段思平修坝屯田的大新村南边的富春山，现在已经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通海刘家坝的白塔心在大理国时期可能已经是一片家族墓地了。李波读过通海县杨广村董氏族人保存至今的《董氏家谱》，上面记载，董氏村民的始姐董迦罗被大理国皇帝段思平封为相国，并“授通海路节度使……享年一百有余岁而卒，葬通海之白塔心，建塔为基表，遗迹至今犹有存者，而荒颓已不辨识矣……” 白塔心古墓群的三大浩劫 白塔心最早的古墓已经有上千年历史，而今多少“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曾经的古道风烟，曾经的风水宝地，现在已无处找寻。而千年古墓的毁弃却不是在遥远的历史上某个动荡的年代，那个时代距我们很近，近得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有所耳闻。 通海县秀山街道的王建昌曾经是一位地地道道、靠种地吃饭的农民，在云南考古界，人称“农民考古专家”。白塔心古墓群从发现到完全毁弃，前后经历了30多年时间，而王建昌几乎就是这个过程从始至终的见证者。 据他回忆，白塔心古墓群前后一共经历了三次比较大的浩劫。第一次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那时，通海县先后兴起了两轮“农业学大寨”运动热潮。白塔心成了全县“农业学大寨”的指挥部所在地，县领导亲自坐镇指挥，要在这里建设全县的大寨地样板工程。那时的王建昌是城郊村生产队一名测量土方的科技员，他们村的大寨地位于距白塔心500多米的小石山，从运动一开始，他就与生产队长长期在山地里蹲守，他的工作就是测算土方的数量，并告诉农户如何施工，因为工作的关系，土里刨出什么东西，他能第一时间见到。在小石山，他就亲眼见到土方截面中，镶嵌着三个不同造型、不同土层的火葬罐，最上层的是元青花罐，中间及最下层的是瓦罐，据他的推测，可能分别是大理国和南诏时期的。那时候，大家见到这种东西都很忌讳，挖出来没人要，随手就丢弃了。 按王建昌的回忆，一般的生产工具对古墓里的文物损坏程度很小，只是那时，白塔心要建大寨地的样板工程，开现场办公会，县里就调来了机身上印有“斯大林”名字的履带式推土机，很快，土里的青花罐、瓦罐就被几台“铁牛”从土里翻了出来。王建昌记忆最深的是一座大约长3米、宽2.5米、高1.8米的砖室墓就是那时被推土机推出来的，墓里的东西不多，最有特色的是一个元代青花鱼纹罐，但这座墓最终也没能保存下来。这一时期损毁得最多的还是墓碑，现在看到的几百块残缺不全的古碑，还真就是那个时代的“杰作”。 白塔心古墓群的第二次浩劫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起因是建水城西发现了火葬罐，并且卖出不菲的价格。消息传来，县里的某些人便闻风而动，很快将贪婪的目光瞄准了白塔心。王建昌与这类人士有过接触，得知他们手里有一种盗掘地下文物的“利器”。北方有洛阳铲，他们手里也有这种工具，只是挖火葬罐并不适用。在长期的实践中，他们发明了一种新式工具，称作“梭杆”，它的形状有点像手杖，“丁”字形，尖头是合金钢做的，再硬的东西也不怕。手柄有扭丝，可以从钢筋杆上卸下，两个部件装入竹竿中，隐蔽性较强，旁人很难发现他们所干的勾当。每当大雨将白塔心的土地滋润，土层变得松软起来，这些“社会人士”便倾巢出动，用梭杆在黏脚的泥土里细细翻寻。王建昌说，按照他们的经验，梭杆戳到松软的土层里，土里只要有“东西”，他们便会很快感觉到，如果是陶罐，杆上的尖头一戳就穿一个洞，发出噗的一声闷响；而如果尖头戳到的是青花罐之类的器物，发出的是吱吱的声响。凭着这套经验，这些人像篦头发一样搜寻白塔心的每一寸土地。目前出土的大理国时期的火葬罐几乎难以找到一件是毫发无损的，其实正是拜这些人所赐。可是即使发现了大理国时期的火葬罐，他们也仅仅是摸走骨灰里的金片，然后将罐当场砸毁，他们视为珍宝的仅有精美的青花罐。据说，在盗掘白塔心墓葬的高峰期，山上山下人头攒动，一些卖冰棒、小食品、快餐、凉米线的小商贩也赶到这里，为那些手持梭杆的人士服务，场面实在热闹。 白塔心古墓群的第三次浩劫距今不远，起因是这里要建工业园区，各类大型机械齐上阵，各类“社会人士”齐聚白塔心捡拾“宝贝”，仿佛这已是最后的晚餐了。王建昌一见这个场面，非常心痛，忙给当时和他仅有一面之缘的省文物局局长熊正益写信，希望他能制止这种破坏文物的行为。不久，他就见到文物管理部门进驻白塔心正式发掘文物。可让人不解的是，作业的大型机械并没有因为他们的到来而停下，一些古墓继续遭受着破坏，大多发掘现场被人为制造的沟壑分隔、割裂。杨忠德当年也参与了白塔心墓地的考古发掘工作，按他的描述，他与同事一面紧张地工作，一面还要防范身后轰鸣的机械，生怕有什么不测。 热心的局外人与尴尬的保护者 王建昌可能是最先知道白塔心藏有宝贝的人之一，与各类“社会人士”的接触也很多，因而淘到的宝贝也最多。在王建昌古色古香的家里，记者有幸见到了他珍藏已久的宝贝。他掏出钥匙打开紧锁的房门，慢慢地讲解大理国的历史文化：“这间屋子里大多是大理国时期的墓碑，有的还有年号，大多保存完好……这间屋里全是元代的墓志，当时的人们仍在沿用“秀山郡”作为籍贯……这些是大理国时期的火葬罐，有一部分保存非常完好……”讲到动情处，他还向记者展示了他珍藏的四大宝贝：秀山郡记事碑、元代团碑、“佛道儒”三教同源罐、梵文罐。他拿起梵文罐对记者说，这个罐周边全是梵文，连盖子上也不例外。在江川海门桥市文管所那幢办公楼里，记者见到的那个同样大小的梵文罐，不仅没有盖子，而且罐身残缺不全。 展示完四大宝贝，王建昌取出一件古老的瓦片，记者发现，瓦片的正面刻有“玉隐山”字样。王建昌说，这是大理国早期的瓦片，是在秀山上发现的，秀山在大理国时期也称“玉隐山”，据说当年段思平将皇位传给儿子段思英后，回到风光秀丽的通海，在秀山上削发为僧，法号“玉隐”，秀山也因为他的到来而更名为“玉隐山”。 在王建昌所有关于大理国历史的藏品中，其实最有价值的是那批大理国时代的墓志。关于它们的来历，还只有王建昌本人能讲清楚。那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时他在白塔心租了一片20多亩的土地，培植果苗，花红、桃、李、梨、油桃都有，每年都有一笔不小的收入，这也是他收藏、研究、保护一大批珍贵文物的基础。这个时期，他发现了许多刻有文字的古碑，细细辨认，还有“大理国”、“秀山郡”等文字，当时想可能会有价值，就留心收集，日积月累，竟然积累了200多块。2010年，他与省里的专家黄德荣、吴华等人对这批碑刻进行了深入研究，其成果收入了2010年出版的《大理丛书·金石篇（续编）》。去年10月，大理市博物馆及大理学院的学者、专家找到他，出10万元收购他手中最有价值的73块墓志。开始，王建昌不想卖，后来，大理来的专家对他说：“你的收藏填补了历史的空白，对大理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这点钱根本无法弥补你的付出……”这句话深深地打动了他，让他决定出售这批墓志。 其实很多本地人都希望这批墓志能留在通海，或者玉溪也行，对王建昌的行为非常不解，有人甚至认为他利欲熏心，发文物财。王建昌的辩解很简单，他说自己虽是一个农民，可并不缺钱花，并且很多私人藏家多次到家里收购这批墓志，出的价钱远远高于10万元，他都没有卖。他有一个朴素的想法，他今天已经68岁了，他要在有生之年将家中所藏的珍贵文物“有偿”捐献给政府管理下的博物馆，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学习、研究。按记者的理解，“有偿”其实是一个弹性很大的字眼，有偿捐献关键还是要体现他的付出及他多年的劳动价值。 曾经有人问他：“你有那么多文物，到底挖过多少古墓？”这句话深深地伤害了他，因为他淘的“宝贝”全靠自己一分一厘的血汗钱，而不是洛阳铲，更不是梭杆，很多文物，如果不是他在别人发现其经济价值前收藏起来，世人已经无法再见其真容了。 最宝贵的大理国年号碑、国号碑流出玉溪后，我市现有的白塔心文物就显得有些光彩暗淡、残缺不全。有市民就此发出疑问，难道我们的政府、企业，连10万元都拿不出来吗？这样的问话常常让我市的文物管理部门很尴尬，很为难。李波说，通过文物普查，我市的文物管理部门对全市的文物资源分布情况是基本掌握的，对于白塔心墓地，省、市、县的专家多次实地踏勘，做过很多分析、研究，只是国家一直不主张对地下文物进行“主动发掘”，一般只批准抢救性发掘，“不主动”，那就意味着犯罪分子有可乘之机，文物管理部门却很难全天候监管。 深度观察 珍视这笔独一无二的旅游文化资源 如果没有任何前提，要让我们的社会、政府来理解白塔心墓地出土文物的意义和价值，可能是一件困难的事，至多能引导政府、公众了解其重大的学术价值。然而，只要放开我们的眼界，将白塔心出土文物的历史文化价值与通海的秀山、大理国的开国之君联系起来，与杨广村段思平的后裔、大理的旅游业联系起来，我们就会发现，玉溪要发展旅游文化产业，一锄头也能挖出金娃娃。市文管所所长杨杰甚至认为，金娃娃就在玉溪人手中，“挖”，只是一个发现、认识的过程。 大理的旅游业很火，热点或卖点无外乎大理国的历史文化。通海“秀山郡”的历史文化遗存也正好是大理旅游文化最有价值的补充。对于现代旅游业来说，旅游资源的唯一性、独特性将成为吸引游客的主要卖点，而其完整性则将成为游客深度游中更高的追求。因此，只要能与大理州的旅游业联动起来，大理国的追根溯源之旅便会成为可能，无数与大理国相关的旅游文化资源便可再现其独特魅力，为游客呈现更加生动、完美的大理国形象。因而我们的政府尤其需要珍惜、利用这笔宝贵的资源。 编辑：刘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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