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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海滩上的那枚贝壳(二)

 蒹葭微霜 2013-07-04
记忆海滩上的那枚贝壳(二)
    每当我涉过记忆的那片海滩时,都会情不自禁地用赤足去摩挲那些柔软的细沙、去踩触那些圆润的卵石,再捡拾起几枚光洁的贝壳。
 

       阿公和阿婆要下放了,我和弟弟也不能到千里之外的父母那儿去,父亲因对林副统帅有不恭言论,正挨整呢。我和弟弟只能随阿公、阿婆迁移到了这个小村庄。
       村里的人家不到七十户,胡姓和罗姓就占了六十多户,屋挨屋、瓦连瓦的住在村中心。上半个村庒是胡姓,隔着两口水塘和小路,下半个村庄是罗姓,村庄外围隔着稻田散落地住着几户外姓人家,我家的房东便是其中之一。
       房东是不同姓的兄弟俩 ,陈伯伯和阳伯伯,他们两家各自腾了一间房给我家。陈家和阳家都有五六个孩子,陈家的老满、阳家的老三和我是老庚。阿公只有听派工和开社员大会时才会到村里去,平日里阿婆也吩咐我和弟弟不能到村里去,一是怕被欺生,二来我家的身份很微妙。陈伯伯家成分也高,而阳伯伯家却是领导阶级——工人成分。陈伯伯家的伯娘一副病怏怏的样子,不爱说话;阳伯伯在一个离家比较远的国营煤矿上班,不经常回家。若干年之后,他家憨厚老实的大儿子竟成了全国著名劳模,还到波兰休养过。阳伯娘身康体健、热情开朗,对我家毫无芥蒂。
       有一件事让我既惊讶又兴奋:陈伯伯会拉胡琴!饭后得闲,陈伯伯会拉上一会胡琴。陈伯伯拉琴的时候是我最安静的时候,我是最忠实、也是唯一的听众和观众。做了几回陈伯伯的观众和听众,我发现陈伯伯每次开始拉琴时都会拉一段相同的调,边拉边唱。我听熟了,有一次陈伯伯的胡琴一响我便跟着唱:“工工四尺上四合四上,四上上四合,公尺尺工六,尺六六尺公尺上,四上合四上。。。”这下陈伯伯吃惊不小,“你这妹仔好记性、好悟性啊!”
 
我回屋对阿婆说:“阿婆,等我长大一些要学拉胡琴。”阿婆说:“什么不好学,学拉胡琴,你想做算命先生啊?”我回道:“陈伯伯不是算命先生,一样会拉胡琴啊!”阿婆“唉”了一声说:“你明年该发蒙上学了!”其实,她这一声“唉”,概括了很多内容啊。对父亲的担忧——父亲也将下放原籍,对阿公、对我们全家命运的担忧。。。
       天转凉的时候,父亲和母亲回来了,准确的说是也下放到我们一起了。对于父亲,我好像有些陌生。父亲回家的次数一年中最多两三趟,雷打不动的一趟是春节,还有一到两趟是到煤城调煤(我的家乡产煤),顺便回家看看,都是来去匆匆。我唯一的印像就是,父亲回家时会带火车上的旅行饼干和面包给我吃。母亲呢,我印象深一些,我会唱好多首别的小孩不会的歌,如;《劳动最光荣》、《小燕子》、《歌唱二小放牛郎》、《小小英雄》等等,那是母亲在家时教的;我穿的花衣裳、伙伴中首屈一指的背带裤,是母亲捎回来的。
       陈伯伯不再拉琴了,村子外围的住户都要迁到稻田尽头的山边,筑屋另住,迁走后的屋基改作水田。虽然有新屋住,他们都舍不得老屋。大人们愁眉苦脸的,陈家、阳家愁,愁迁移,别祖屋;我们家也愁:虽然上面会安排,但不知接纳我们的新房东好不好打交道?毕竟阿公和父亲都是敏感人物。此前,陈家是由于成分高,有上面压着,才肯接纳我家的。小孩子也解大人忧,不再打闹。但我还是忘不了"工工四尺上四合四上",漫无心绪地哼唱,父亲听到了,惊奇地问道:“萍子,谁教你唱的?”我有点小小的得意:“我听陈伯伯拉胡琴唱的,就会了呗!”“知道是什么意思吗?”我摇摇头说:“不知道!”“想知道不?”我用力的点点头。父亲告诉我“工工四尺上四合四上”,是一种谱子,叫《工尺谱》。又问我:“知道哆来咪不?”我说:“妈妈教过《拔萝卜》,索多多,米索索,索拉索发咪来哆哆哆。”“对嘞!哆来咪的唱法叫《简谱》,和《工尺谱》有一样的音调,唱名不一样。”父亲就教我用《简谱》唱“工工四尺上四合四上”,就是:“咪咪拉来哆拉索拉哆,拉哆哆拉索,咪来来咪索,来索索来咪来哆,拉哆索拉哆。。。”这段曲子,我至今都没有忘记。这也是父亲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之一。
       我们家搬到村里来了,两个房东都姓胡。一个伯伯,一个阿公。这里的胡姓人多,为了区别,阿婆叫我用他们的名字加称谓来称呼:文祺伯伯、文炳阿公。其实,他们共一个老祖下来的,是同辈份的堂兄弟,从名字中就知道,可文炳阿公的年纪和我家阿公差不多,只能叫阿公了,反正我又不是姓胡,不算乱套。也幸好是已经叫了他阿公,后来,我表姑,也就是阿婆娘家的侄女,嫁给了文炳阿公参军回来的儿子,“阿公”的称谓更是顺理成章了。文炳阿公只有一儿一女,家里没有阿婆,他的两个兄弟也和他一样,年轻时就没了婆娘,都是独自带着孩子过日子,村里人说他家弟兄仨都克妻,又说他家祖屋风水有问题,不发人。表姑嫁到文炳阿公家后,八年一气生了四个崽,村里人都说表姑有旺夫命。文祺伯伯和伯娘都是非常厚道的人,文祺伯伯个子高大又和善,在离家不远的社办煤矿下井,三班倒。文祺伯娘身体不好,天一凉就喘成一团,“呼噜呼噜”的像扯风箱,他们夫妻都没活到长寿,这是后话。他们的一个孙子成了留美博士,这也是后话。
       父亲带回来一把胡琴,用苎麻布袋装着挂在父母房里架子床后的床档上,我偷偷的打开看过,琴筒上绷着蛇皮,另外还用绵纸卷着一卷蛇皮和一块黄黄的像塘块一样的松香,陈伯伯每次拉琴之前就会用松香擦一下琴弦的。我满腹的疑问:父亲会拉胡琴吗?如果会,为什么没见他拉过呢?是阿婆不让他拉,说是像算命先生吗?我想问又不敢问,好几天都被这个问题纠结着。在我眼里,父亲是威严的、阿公是慈严有加、母亲是爱我的、阿婆是慈爱又唠叨的。很快我就和新的伙伴打成一片,伙伴更多了,天地更广了,跟着他们上山、下河、扯猪草、摸螺丝。。。少有闲暇想起胡琴的事了。
       “林副统帅带着三只鸡逃跑”后,父亲不久就落实了政策,和母亲一起回千里之外的原单位了。让我伤心的是,胡琴又被父亲带走了。直到我后来回到父母身边读中学,我才又看到了这把胡琴,而到我高中毕业后,我竟拥有了这把胡琴。这是后话了。但是,一直到我成年、到父亲过世,我始终没见父亲拉过胡琴,父亲只享年五十三岁。父亲过世后,也曾问过母亲关于胡琴的事,母亲也不清楚,只晓得是那一年父亲被抽调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队”,去武宁、修水搞“社教”后带回来的,包括蛇皮和松香。这把胡琴到底有什么故事呢?我想,只有九泉之下的父亲知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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