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企图给写作这个事情下定义的人们，我总是报以深厚的同情。我认为，真正的写作，是随物赋形的，是不可方物的，是永远都在突围中的。
杜甫有诗句云“欲语羞雷同”，道出了文艺创作的甘苦，也指出了文艺创作的价值所在：追求独特性，并且永无止境。
诗圣杜甫深知个中奥秘，因此，他要“语不惊人死不休”。别的唐代诗人有至于“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吟安五个字，用破一生心”的。所谓惊人，所谓吟安，其实追求的都不过是，既合乎情理洽乎人心又具有鲜明个性的效果。
为了个性，写作的人必须不断地突围。古往今来，古今中外，能说会写的人太多了，漂亮的话语、文章，汗牛充栋，浩如烟海。一个写作者的话语、文章凭什么秀出其间，凭什么出乎其类，凭什么拔乎其萃，令人吟哦，令人感动，令人震撼，令人难忘呢？显然，独特是最基本的条件。
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李清照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鲁迅的“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任何人，只要读上一两遍，就能记一生，再也不会忘掉。原因主要在于，它们都具有独一无二、不可效仿的品质。谁效仿它们，谁就成为笑柄。
一部文学史，所叙述的，其实就是文学不断突围的历史。以中国文学史为例，如果说，《诗经》是对甲骨卜辞的突围，那么，也可以说，“楚辞”是对《诗经》的突围，汉大赋是对先秦散文的突围，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抒情短诗是对汉大赋的突围，六朝诗歌是对汉魏古诗的突围，唐诗是对六朝诗歌的突围，宋词是对唐诗的突围，元曲是对宋词的突围，明清小说是对诗词散文的突围，白话文是对文言文的突围。
有理想的作家，与其说前朝前辈作家是他们的学习榜样，不如说是他们努力突围的包围圈。
正如军事上的突围，有成败存亡之分，文学上的突围也有漂亮与不漂亮之分。漂亮的突围，就是超越，例如唐诗之于六朝诗歌；不漂亮的突围，无异于逃避，例如六朝诗歌之于汉魏古诗。
有理想的作家，是会着迷于不断突围的，他们不愿意让自己的写作出现重复现象。例如鲁迅，他的小说篇幅不长，数量不多，但是，几乎一篇一个写法，一篇一种艺术探索，荒诞的，写实的，乡土的，都市的，纪事的，意识流的，讽刺的，抒情的，品种之多，令人眼花缭乱。
而有些作家，之所以动辄大部头，一个路子写一辈子，大致都是另有文学之外的原因。例如武侠小说家金庸先生，显然有促销报纸之类商业利益的考量。据说，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当年在其创办的《明报》上连载时，促销报纸，获取商业利润，效果十分显著。
一位当下被人们冷落了的散文作家，杨朔先生，他的语言修养其实是非常出色的。但是，他的写作过于模式化、单一化。大概，是他那个时代政治宣传需要的约束使然。
我经常向自己学生和朋友们推荐的两位当代作家，孙犁先生和汪曾祺先生，他们的写作，都有不断从自己的作品中突围的意思，他们都不满足于已有的成绩，因而出现了孙汪文章老更成的景象。
自己的写作，虽然说不上有什么成就，但我内心始终清醒：写作不可以简单地重复自己。文学论文是对语言学论文的突围，文史随笔是对学术论著的突围，抒情散文是对文史随笔的突围，性情文字是对历史翻案文章的突围。结果也许是，学者不像学者，作家不像作家，但我并不后悔。突围的过程，也是我对自己生命价值延伸可能性的探索，尽管艰辛，需要付出不菲的代价，但其乐无穷，并且心安理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