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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奇士柳湘莲 武侠与儒、道、禅结合的典型

 木柳书屋 2013-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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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奇士柳湘莲 武侠

与儒、道、禅结合的典型

 

作者:蓉儿    

收录时间:2006-03-09

    转自牟平信息港之读书时间  

      (本文转自:红楼品茗)

 

   一、序 

    记得梁启超先生在《〈中国之武士道〉自叙》中曾指出:“中国民族之武,其最初之天性也。”而这“武”从来便是和“儒”、“道”、“禅”思想相辅相连,不可区分的。 

    从远古时期的部落战争,阪泉之战(1),逐鹿之战(2),习武就在当时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至夏商周三代,虽已开始强调礼乐教化,却仍然很重视武备,教育亦施行文武并重。当时“文艺”:礼、乐、射、御、书、数,应是“武”与“儒”最初的结合。而周武王《剑铭》中:“带之以为服,动必行德,行德则兴,倍德则崩。”则更是强调“以仁德为武”,至此“武”与“儒”便愈发不可分了。 

    以后,游侠之风日盛,青少年多以身为游侠为荣,诗人骚客都崇尚书剑飘零、仗剑远游的生活。这些游侠总是或隐身山林、或略显神技后便飘然遁去,不知所终,颇具道士之风。《史记(游侠列传》更是以史书的形式记载了游侠的潇洒执着,话语间赞誉之意溢满文笔。 

    最后我们来谈谈禅家思想,佛教的传入较儒、道思想的产生要晚,其与“武”的关系大概是缘于释迦牟尼习武修身养性之说开起,到少林寺以习武修身养性而出名罢。 

    “武侠”从其诞生的第一天起,就一直是属于平民阶层,武侠伦理实际上就是民间社会用以规范人际关系的道德标准,是一种“情义伦理”。它不仅和“儒家”思想相结合,又与“道家”、“禅家”等各种思想相结合,蕴涵了很深的伦理,包容了极大的范围,是个不断再包容的文化。虽然在历史上,它们曾一度互相排挤、互相贬低,但随着历史发展到今天,它们可以说是完全融合,分不清彼此了。正如刘鹗所言:“儒、释、道三教,譬如三个铺面挂了三个招牌,其实都是卖的杂货,柴米油盐都是有的,不过儒家的铺子大些,佛、道理的铺子小些。皆是无所不包的??”(3)。早在西汉时期,儒教已经过统治者的“独尊儒术”成为那时中国唯一的显学,深深植根于人们的观念和社会中;佛教(从现有史料上看)于西汉末传入我国,至东汉后便逐渐流行,略思便可知,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国立足、得以传播,必是依附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与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相适应,援儒入佛,设法通过儒士传播其教义,才快速流行起来的。其中最典型的要属东汉牟子的由儒而佛了,据《牟子》十四章云:“(儒与佛)如金玉不相伤,精魄不相妨”,可兼信,亦可互补。西晋的孙绰在《弘明集·噜道论》中也曰:“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盖内外名之耳。……”。且当时君王信佛之人亦不胜枚举。显而易见,他们不过走的是一条道,用的是不同的方法而已。而在宋代,理学思潮的崛起,从根本上是衰微的儒家振兴自救,以对抗泛滥猖獗的佛教与道教的一次文化运动,它在排辟佛道中又融合了佛道,对儒家传统文化的结构进行了一次新的调整。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从来都是“据于儒,依于道,逃于禅“的,从来都是以此来平衡国人因进与退、仕与隐所带来的巨大反差心理的。 

    至于“武”与“侠”结合的开始,则早在先秦春秋时期,由“士”化分而出,即所谓“文者为儒,武者为侠”。在这一方面,儒家的对立面_法家的创始人韩非子在《韩非子(五蠹》中叙述的很明白:“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话虽有其偏激之处,然却一语道破了“武侠”与“儒家”同出一源的事实。(于是,中国传统中最具影响力的二大文化传统产生了,即儒家文化(上层文化的主体)与武侠文化(大众文化的主体),它们之间互相抗衡,互相影响。(4) 

    然而,分久必合,两种文化的融合点逐渐扩大。从“武”可以健身看,与“儒家”、“禅家”的“修身养性”,“道家”的长生不老就不谋而合。至此,“武”再也不是上古时代单纯的用招术、用兵器互相格斗了。它已经成了一种伦理,一种文化,已经上升为一种“侠”,一种精神,甚至成为一种民族的象征,一种独特的集体潜意识??人格崇拜,一种追求人格完美的中华民族的民族情结。 

    直至今日,在中国人的社会中,处理和规范人际关系时所依据的标准,仍是以武侠伦理的许多准则为主。因为武侠伦理的主要内涵,早已深入到中国人的思想意识深处,被视为一个传统美德,而成为中华民族共通的伦理价值观。 

    既然“武侠”结合了“儒、道、禅”的思想,既然武侠与社会有如此大的联系,那么我们就通过这样一位奇士,一位红楼中的奇士柳湘莲,来看看它们是如何被曹公(雪芹)联系成一体的。 

    二、红楼武侠柳湘莲 

    “那柳湘莲原是世家子弟,读书不成,父母早丧,素性爽合资,不拘细事,酷好耍枪舞剑,赌博吃酒,以至眠花卧柳,吹笛弹筝,无所不为。”(5) 

    曹公雪芹诗书画皆通,深受封建伦理文化的重陶,然而家变的骤然、清王朝的逐渐衰败、社会阶级矛盾的充份暴露(唐末、宋末、明末的多次大型农民起义提出“等贵贱均贫富”等进步口号;以及明朝后期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使他深藏的“顽石”性格更加幡然醒悟。在这种巨变之下,他接触了人民,接触了深层的黑暗,于是开始批叛,开始成为寻路人。当然他的寻路只是自身理念上的寻找和破灭,没有真正通过事实的检验,只是通过自己的超时代的思想,通过自己对历史反叛的研究,预示了某些道路的失败(如游侠??个人英雄主义的失败,即本文所述之柳湘莲;又如改良的失败,即贾探春的贾府改制等)。《红楼梦》一书是封建社会的没落挽歌,这也许不是曹公著书之本义,但时代却赋予了它应有的悲剧结局。 

    柳湘江莲在红书中并非重点人物,他只是一个纵间即逝的例子,一个曹公用来寻求救国之路的例子。因此,曹公安排他 一出场便定了格,用上述一段文字全面地介绍了他的家世乃至性格。 

    而这家世、这性格,不正与贾宝玉的家世、性格大有相似之处吗?让我们来看看映照宝玉家世和性格的《西江月》二词不达意:“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中原来草莽。 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他人诽谤!”:“富贵不知东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望。 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绔与膏梁:莫效此儿形状!”(6)(两厢一比较,岂止是相似,几乎一模一样,只不过一个是反叛在于行动,已彻底脱离家庭;一个则反叛多在言语,还在家庭这个封建枷锁的控制之下。 

    怪道他俩处的那般好呢,原来柳湘莲仅是宝玉的一个化身而已,是脱离了家庭枷锁的宝玉。曹公是想让这个“宝玉”来替他实践一下,检验一个,在封建势力如此强大的威压下,反叛者即使是脱离了家庭,也难逃社会这个封建大枷锁的禁锢。即使会武功,以一个的力量又能如何,只能救数人而不能救一国,最后恐怕连自己也救不了。即使是这样曹公也要让他试一试。这正是“儒家”典型的“入世”思想??“知不可为而为之”。柳湘莲是贾探春改良救国之先的一个武侠救国的例子,是一个救国失败的例子。因此,柳湘莲是如此的痛苦和孤独,曹公给他的不是快乐,是被人瞧不起??被人当作妓男;曹公给他的也不是希望,是被“情”所困,被恶势力所吞没,最后只好逃逸到四大皆空的佛门道行之中。曹公赋予他高强的武功,傲世不倔的品质,却只给了他一个人的力量,所以他终于失败了。毕竟曹公的思想被局限在一个有限的阶段,他只能盲目地反抗,揭露封建制度的罪恶,却找不出一个补救的方法,因此等待他的只有毁灭。 

    曹公是一个想“入世”的人,他通过如许人物来验证他认为失败了的救国之法,最终用“遁世”来解释自己不作官只写书的行为,走入了“道家”思想的漩涡。 

    纵观曹公全书,满纸是“情”,而无一句寻路,可是所谓的“情种”不就是反叛者吗?而反叛者不就是寻求救国之路的人吗?他们所追求的“情”不也正是要寻的“路”吗?曹公笔下的女子正寓示着这出路,她们并不单单是女人,她们的纯洁、她们的反抗正是国家的出路。她们大都崇尚个性解放。而个性解放是能够完全革命的基础,是主线;人类要全部解放,首先应解决个性解放问题。不可否认,她们之中也有封建势力的维护者,但崇尚个性解放是她们的共同点,不论是熙凤的戏谑贾瑞,还是晴雯的心比天高,还是鸳鸯的以死明志??她们永远都是崇尚自由的。尤三姐也曾经“淫荡”,而这淫荡其实不是真正的淫荡,而是她的一种大胆的反抗形式,她以这种形式与封建势力决裂。她要同柳湘莲这样一个流浪者,一个可能“作强梁”的反叛者结合,正表明了她的决心。她对封建势力决不妥协的决心,才是柳湘莲的出路。可是曹公自己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找到出路,他不知道比个性解放更深入一步、更有力的方法是什么,因此,他只好让尤三姐这个出路漂渺模糊,只突出她的反抗面,却没点明出路是什么。 

    柳湘莲正是“尤相怜”的谐音,其与尤氏相怜,又与宝玉相怜。他是一个“情种”,面冷而心热,为给秦钟修墓而省钱,为尤三姐的死而痛哭出家,他的内心有一团火,默默地在心灵深处燃烧,到了一定的时候便会爆发无遗。他和尤三姐的悲剧不仅仅是“情”的悲剧,也是其“追求“的悲剧。他逃离了家庭,一心想摆脱封建枷锁的束缚,却仍被卷入了封建枷锁的漩涡之中,不能自拔。他打了薛蟠,却又救了薛蟠,且和这个欺压人民的封建势力的袒护者、施行者结成生死之交,这正说明了他的犹豫。他既看不惯封建的腐败,想冲破封建枷锁,又不能够完全脱离;他对他们还有同情,还是藕断丝连地联系着,不能够完全抛弃。而尤三姐正是柳湘莲要寻找的出路,这个出路隐藏在众多的腐败中间,他没有看清,也不可能找到看清它办法,于是他的盲目导致了他的失败。尤三姐的死,是柳湘莲“入世”的失败,是柳湘莲寻求救国之路的失败,是儒家自身的软弱性所造成的。其实道家亦如此,“道”之“无为”实是“有为”,处于“材于不材之间”(7),貌似无用,却并非是真的无用,只是不为世所用罢了。曹公想找个出路,为自己,也为封建社会制度,这个出路也许是挽救,也许是毁灭,但他始终没有找到一条正确的可行的路,因为他毕竟还不很相信劳动者的力量(虽然书中有刘姥姥这个人物,有其救巧姐之说,但毕竟带有因果报应的思想,不能作为曹公的一惯观点)。于是最终曹公只有让尤三姐“揉碎桃花红满地,玉山倾倒再难扶”,让“雌剑”带走了这个出路;又用“雄剑”给宝玉做了个榜样,即柳湘莲的悬崖撒手,这实际正是宝玉结局的前兆。 

    如上之法也应是自古以来文人墨客、豪侠之士的惯用方法,他们想入世,想辅佐君王,振兴朝国,但却屡遭排挤,不为君王所用。数次碰壁之后,为了保身,为了所谓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们百般努力“入世”不成,便隐身江湖,归入山林,看似逍遥,实则无奈。柳湘莲正有此种想法,他寻路不成,万念俱灰,只好选择逃遁人世,逃避自我,于是便入了“道”,成了曹公的一个寄托。 

    那么既然柳湘莲万念俱灰,他为什么不自杀呢?因为佛家是提倡“护生”的,强调“顿悟”,柳湘莲就是“悟”了,所以才远离尘俗,不问世事,视三界如火宅,视人生若冤家,以白了为旨趣,以出世为终。当然,这只是禅学所具的两面性中的一面。中国佛道一从印度传入就已与本土的儒家思想相结合,没有过份地陷入于神学的激动,也没有接受超越人性的迷狂,而是仍然洋溢着人世间的清醒理性,梁启超先生曾曰:“佛教乃智信而非迷信;入世而非厌世;乃积极而非消极;乃兼善而非独善。”佛教不仅仅接受了“遁世”的思想,还拥有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普渡众生”的论调。这一论调使文士游侠们“入世”而不庸俗,“遁世”而不“弃世”。 

    柳湘莲正是这如许思想结合的典型,他是侠,会武,却有着儒家、佛家的“入世”情怀及其软弱性;最后又归隐山林,进了道家之门,真真是“武侠、儒、道、禅”结合了。 

    三、跋 

    侠是士的分化,却又包容一切,创出了自己的新义。武侠们一般出自平民,四处飘泊,居无定所,周游列国,行踪不定,从远古一直发展到现在。 

    如今的社会是越来越竟争激烈、欲海横流,武侠小说以其古老的伦理??重义轻利、重亲情讲友爱、互助互利的精神,为从古至今的中国人提供了一个从精神上复归传统的最便捷的途径,提供了一个传统道德上的乌托邦。它发展到现在已成为中国人的道德乐园,保持了强大持久的生命力。 

    而我国的传统文化一直以“入世”和“遁世”思想为主导,不“入”则“遁”,“入”“遁”结合,“武侠”正好可以做到两者的完美结合。于是“武侠”在新旧交替的时代便成了幻想救国的出路之一,也成了自古文人的共同喜好。 

    红楼奇士柳湘莲正是这样一个典型。曹公以其不同寻常的“顽石”之性,融合中国四大传统文化??“武侠”、“儒”、“道”、“禅”塑造了柳湘莲,也为封建社会的“武侠”作了一个较完整的概括,可见其眼光的非凡独到之处了。 

引用文:
(1)、阪泉之战:为炎、黄部落之战。
(2)、逐鹿之战:为黄帝、尤部落之争。
(3)、刘鹗《老残游记》。
(4)、此论断冯友兰先生和顾颉刚先生皆曾有论著。顾颉刚先生曾曰:“古代文武兼包之士,至是分歧为二,惮用文者归儒,好用力者为侠,所业既专,则文者益文,武者益武,各作极端之发展耳??”。
(5)、引自《红楼梦》第四十七回:“呆霸王调情遭苦打,冷郎君惧祸走他乡”P651,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6)、引自《红楼梦》第三回:“贾雨村夤缘复旧职,林黛玉抛父进京都”P50(同上)。
(7)、《庄子(山木》
1997年5月10日完稿
1998年2月19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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