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阳县建置沿革几经变更，惠阳人迁移海外历史悠久，因而华侨华人的确切数目难于统计，据1985年7月《惠阳县侨乡基本情况》统计，惠阳县当年所属范围的华侨华人有133,148人，港澳同胞188,768人；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共计321,916人，相当于惠阳县人口的70%。惠阳籍华侨华人分布很广，遍布于世界五大洲的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聚居于东南亚地区的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汶莱、泰国、越南、柬埔寨、缅甸、巴基斯坦以及东亚的日本，南、北美洲的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巴拿马、古巴、哥伦比亚、苏利南、圭亚那，欧洲的英国、法国、德国、荷兰、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日本侵略军侵占东南亚各国，东南亚的华侨华人为避战乱而逐步向西方经济发达国家转移。五十年开始，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等国当局先后掀起排华浪潮，这些国家的华侨华人相继回国或迁移欧、美各国，因而欧、美等国家的惠阳籍华侨华人逐步增加。现就惠阳籍华侨华人的分布概况分述如下。
一、马来西亚华侨华人
早在两千年前，马来亚的土地上就有中华民族的足迹，唐代国威强盛，造船技术更加进步，到马来亚去的中国人就更多。18世纪，英国人占领马六甲之后，发现侨居于当地的华侨勤劳而善经营，擅技巧，土人望尘莫及，要开发马来亚的自然资源，非依靠华侨不可。于是，英国殖民地民主义实行开明政策，对华侨广事招徕，所以华侨逐渐增多。1825年，马六甲华商仅1000多人。到1853年增到10608人，其中惠州府属客家人3500多人。总之，1786年英国人莱特占领槟城之后，马来亚各地逐渐沦为英国殖民地，英国人鼓励外国劳工迁入，大力开发丰富的天然资源，中国人随之大量南渡。据1980年调查，华侨华人在马来西亚占人口总数有33.8%，在沙劳越占29.5%，其中惠阳籍华侨华人约有90360人。
初唐时期，惠州府归善县人开始南移；鸦片战争后不断增多。邱秀、叶国驷（叶四）、叶联标、叶福、钟凤昌、张昌等一批人先后南渡抵达雪兰莪。清咸丰四年（1854年），叶德来（叶亚来、叶来）、随乡人到马六甲芦骨锡矿场做工，后到雪兰莪锡矿山做苦工。清同治元年（1862年），叶德来接受吉隆坡华人首领刘壬光的邀请，由雪兰莪西部芦骨（今属森美兰邦）到吉隆坡，担任刘壬光锡矿监督兼全权助理。清同治七年（1868年），刘壬光病逝后，华侨民众一致推举叶德来为领袖。次年，叶德来接受巴生统治者封号，被为吉隆坡巴生两地华人甲必丹。当时，吉隆坡战乱频繁，多灾多难，叶德来付出巨大代价，肩负起保卫吉隆坡的重任，打败了十几路叛乱联军的迭次进攻，安定了吉隆坡的局势。因其功勋卓著，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被雪兰莪邦政府委任为吉隆坡地区的行政长官。叶德来在执政掌政权、平定匪乱、励精图治、安定社会的同时，还创立了房地产、建设材料、炼锡、矿场用具制造、猪栏、牛栏、屠场、码头运输、货栈、金银首饰等实业，并热心公益事业，设立安老院，创办华文学校。叶德来最先从欧洲进口蒸汽机，解决锡矿场排水困难的大问题，使锡矿生产开采效率大大提高。他还将家乡生产砖瓦、石灰技术传入马来亚，开创了建造砖瓦结构楼房的先例。经过24年的开创性的治理和经营，将原来不足千人的吉隆坡建设成为一个马来亚早年进步的大市镇，因之被称为“开辟吉隆坡的巨人”。在马来亚成为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
叶德来出任吉隆坡、巴生华人甲必丹期间，曾派其弟叶德凤回乡招募子弟兵员300名，参加平定叛乱、收复吉隆坡之役。随后，大批乡人南渡进入马来亚谋生。永湖淡塘人曾一批批前往马来亚吉隆坡半巴山、浮罗山等地开荒垦植，集中居住，后来发展到3000多人，并将居住地自行命名为“淡塘村”。新加坡惠州会馆创办人温观顺（温观胜），槟城惠州会馆会长胡捷发、柔佛客属会馆主席戴子良、马六甲惠州会馆总理叶水、钟娇，森美兰惠州会馆总理汤福寿等华侨先辈对马来亚槟城、柔佛、马六甲、霹雳、雪兰莪、森美兰等地的开发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据英人记载称：“在马来亚最著名的锡矿区，即霹雳、雪兰莪、森美兰等地为华人开辟”，“在柔佛的领地内，从事农业的都是华侨，他们聚居在自己建成的市镇内”,“19世纪马六甲的华侨工，主要从事开采锡矿和橡胶种植，马六甲大多数城镇是依靠华侨建立起来的”。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马来亚华侨职业很不稳定，创业日益跟难，据雪兰莪惠州会馆记载：“有旅居海军外的惠属17余万侨胞，大多数是割胶工、锡业工、农庄职工，也有经营小商小贩”。如：张锦辉、张锦发、田华生、何有、李木桂等分别在彭亨、雪莪兰、吉隆坡、森美兰矿山做工；杨三娣、李玉、何四、张明建、赖其容、李荣、叶思明、刘满等分别为菜园工和割胶工。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马来亚的工农业生产遭受极大的破坏，华侨不但谋生困难，而且生命和财产安全也得不到保障。战后，百废待兴，急需恢复和发展经济，社会也趋于和平稳定，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此时，马来亚的惠阳籍的华侨从事各行业且卓有成效者不断出现。如：从事城市建设事业的李南燕，出任马来亚福隆建屋合作社社长、土地投资建筑有限公司董事长，为战后的马来亚城市建设作出贡献；惠阳淡水侨胞曾贤，在马来亚沦陷时，由割胶转向农业经营，生产粮食，战后种植橡胶，几年间开辟橡胶园达125英亩、香蕉园20英亩，并经营杂货生意，事业不断发展；惠阳永湖侨胞罗梅生，凭着后天努力，创立日升机构，从事橡胶制造工业，复新轮胎、电子及塑胶等产业，其集团机构下属有智吉电子、干鹏塑胶等十几家公司，业务遍及国内外。此外，还许多华侨从事教育、文化出版、医务及旅业、饮食服务、交通运输和建筑等行业。他们逐步从出卖劳力变为创办实业，为繁荣马来亚经济做出贡献，受到马来亚人民的尊重。
战后50多年来，华侨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大部分华侨加入当地国籍，华人参政及经济事业都有较大的发展，职业结构亦产生了变化，不少人成为专家、学者和实业家。如马来西亚交通部部长、邮电部部长翁毓麟；创办惠银银行金融家李南燕、朱荣芦；毕业于英国皇家建筑学会设计师叶盛复；创立发兴公司、团结幸福有限公司董事经理曾瑞麟；开设“益发”酒楼的李友等，都在各自的事业中取得骄人的成就。
二、新加坡华侨华人
新加坡初为荒岛，1819年英国殖民地官员莱佛士占领新加坡时，仅有马来人和中国渔民150人。莱佛士占领新加坡后，辟为自由港，大量招引华工开发此地。起初，华侨大多从南洋各地移居过去；到1821年一艘从夏门开出的大帆船驶进新加坡，开始了直接从中国移民的历史。新加坡最早建成的一条街道——唐人街，就是华侨建筑的。就在同一时间，惠阳籍侨胞温观顺、蒋文瑞等在新加坡设立“惠州公司”（新加坡惠州会馆前身）。至今，华侨华人在新加坡为多数民族，据1984年统计，为196.42万人，占新加坡总人口的76.32%。1985年7月统计，在新加坡的惠阳籍华侨华人有3896人。
新加坡于1959年成立自治邦，1963年并入马来亚联邦，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共和国。新加坡位于马来半岛南端，马六甲海峡之东，是亚、澳、欧洲海上航运的重要中枢点，历来商业、贸易十分发达，先期抵达新加坡的惠阳籍华侨是新加坡荒岛开垦和港口建设的重要力量之一。一部分人以垦荒种植橡胶、咖啡为生，一部分人从事商业贸易，经营鞋业、衣服、布匹、京果、洋杂货及饮食服务行业。惠阳横朗岗人廖荣坡，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新加坡与友人合办“洋货商业公司”，战后商业经营大大发展，创设“义昌栈”，并在香港设立分店，经营粮油杂货，其后设立“荣利行”，经营橡胶、椰油、胡椒等各种土产，还创办橡胶厂、椰油厂和“合群服务公司”。惠阳多祝八围村人谢佐芝，抗战爆发后只身南渡，初到马来亚柔佛州任新山英校校长，后移居新加坡，从事种植业及化妆品经营；曾创办《狮报》，编撰、出版《马来亚惠侨总监》、《儒家思想与伦理道德》、《孝道真义》、《反欧风美雨》等著作；同时致力于客家民史研究，用10年功夫，主编《世界客属人物大全》力作，现为崇正出版社社长。新加坡万年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主席柳春基，新加坡光明牌业私人有限公司董事经理、惠州会馆常务副主席吴佛生等经商创业，均成绩卓著，为促进新加坡商业发展作出贡献。
三、印度尼西亚华侨华人
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关系源远流长。据考古发掘资料，可追溯至两千年前的汉代。明代郑和“七下西洋”，苏门答腊与爪哇岛为必经之地，郑和大军巡行各地，士卒水手中亦有不少人定居下来。1619年，荷兰人攻占雅加达，并定为首府，改称巴达维亚。荷兰人认为爪哇土地肥沃，物产富庶，且又地广人稀，利于开发。当时，荷兰人发现业已居留岛上的华侨耐劳苦，善经营，认为要加速开发爪哇，非利用华侨不可。于是，不择手段采取不人道的强制方法，将中国航行至爪哇的5艘商船的人员千余人强行拘捕，强迫从事恳植、建筑和技工与商务工作。荷兰人开发爪哇，需要劳工甚多，因而派船在中国沿海一带游弋，遇有中国船只，就强行拘捕绑架船上壮丁，携到爪哇从事开发。可是，以邦架的不法手段俘捕劳工，人数毕竟有限，于是荷兰人进一步与中国沿海莠民勾结，以诱骗方式招雇劳工。1860年荷兰人在广东沿海诱骗了大批劳工到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和爪哇岛，惠阳县籍劳工就有千人之多。随后，在马来西亚、苏门答腊和爪哇岛、暹罗、安南等地的惠阳籍华侨也有部分人移居爪哇和苏门答腊，致使在印度尼西亚的惠阳籍华侨逐步增加。
目前，侨居印度尼西亚的惠阳籍华侨华人约有1877人，主要聚居于雅加达、泗水、爪哇和苏门答腊等地。早期，多数人以开垦荒地，种植甘蔗、橡胶为业，后来逐渐转向经营饮食、百货、制衣、印刷、电器等行业。1960年，印度尼西亚政府禁止华侨华人在县以下地区经商和居住，故华侨华人大部分集中在各大城市，以经商为主要职业。近几年来，华侨华人致力于工业、服务业、金融业者增多，在雅加达、泗水、万隆、三宝垄、棉兰、巨港、锡江等大城市，都可以看到华侨华人经营的商店。
印度尼西亚华侨在当地有相当的经济地位，受到各方重视。目前已获得印度尼西亚政府公开鼓励参与国家经济建设，特别是在改善印度尼西亚人民的福利事业方面做出很大贡献。1984年11月15日，《雅加达邮报》发表评论说：“印尼华裔企业家的确在建国工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提供了许多机会，带来新的工业技术、管理知识及缴纳税金，捐款救济灾民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印度尼西亚华侨向往祖国，不少人送子女回国读书。但是，印度尼西亚独立后，逐渐推行狭隘的民族主义，实行强迫性的同化政策，并不断掀起排华浪潮。1965年，印度尼西亚再次大量排华，惠阳籍华侨稍有资金产者大受挫折，处境跟难，被迫迁移。1967年，印度尼西亚与中国断绝外交关系后，华侨回国探亲及书信来往都受到严格限制。直到1990年8月，印度尼西亚与中国恢复外交关系后，华侨华人与祖国、家乡来往才增加，但也已今非昔比，大不如前。
四、泰国华侨华人
泰国，全称“泰王国”，旧称“暹罗”，中国人移居泰国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进入19世纪后，中国人大量地经香港抵达暹罗。目前，泰国的华侨华人共达500万左右。其中华侨约有30万人。据1985年统计，惠阳籍的泰国华侨华人有2769人，大部分居住在曼谷、昔罗、合艾、灵兰、同伦、呵叻等地。
鸦片战争后，归善县人开始大批移居泰国。惠州府属先民移居暹罗始于元朝初年而盛于清朝。据《惠州府志》记载：“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夏，惠州府大旱，大饥荒，有2000多人秘密逃荒渡海往暹罗曼谷，成为流离之所。”到暹罗王朝拉马三世（1824—1840）年间，到曼谷的惠州府籍人增加到3000人，聚居于三聘一带。据《归善府志》记载：“清咸丰七年（1857）春、夏，归善县大饥荒，斗米千钱，途多饿殍，哭声遍野。有2000多人逃荒漂洋过海，流寓暹罗漏南河域垦植。”归善人翁式亮、邓汉封、陈伯贞、陈鼎刚等就是这一时期迁移暹罗的曼谷、呵叻、合艾、叶吁隆、彭蒋洛、宋长府、勿洞、南邦、清迈、罗勇、咯坤、乌汶等地。迁移暹罗的先民主要从事农业及锡矿生产，而沿海一带不少渔民驾驶帆船进入暹罗，充当皇室、港口的舵手或船工。19世纪50年代后，逐渐参与商业贸易，在泰国人传统观念中，经商营利乃皇家之事，小康之家所有男人均以从政及悠闲度日之乐，而出面经商的以妇女为多，贫苦之家则从事耕种。因而，在泰国经商的人之中，80%为华侨华人。到19世纪70年代，航海业和商业贸易都有较大的发展，一部分华侨华人经商就大大超过当地人，在泰国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20世纪，惠阳人再次形成移居泰国的高潮。一部分人进入锡矿山采矿，一部分人则开垦荒地，种植橡胶、木薯，经营卓有成效。高潭宝口乡陈伯贞等移居泰国后，创立“百本农业有限公司”，向泰国政府申请领取近20万亩荒地，进口拖拉机434部，并回乡招募数百人前往泰国经营。经多年开垦经营，业绩卓著。老归侨张城，1927年与乡人80余人前往泰国，经几年辛劳，稍有积蓄后，既向泰国政府申请领取荒地，开垦种植橡胶、木薯为生。泰国惠州会馆理事长罗云辉，15岁开始做工，24岁由合艾迁居呵叻，改做水泥建筑材料，后来兼营五金建材生意，承包各种建设工程，拓展房地产业，自建大厦，创立两合公司，业绩辉煌。因罗云辉勤勉谦恭，乐于公共事业，荣获泰王御赐四等皇冠勋章。
惠阳籍华侨华人，过去多数人从事橡胶、种植业，现已逐渐转向商业贸易和服务饮食行业。因泰国疏于战乱，华侨华人得以安居乐业。
五、越南华侨华人
泰汉时期，越南（北越）为中国领土，设官治理，宣扬教化。中国人出入越南，不视为出国。宋初，法国侵占越南，越南自行建国，脱离中国版图，但在表面上仍尊中国为宗主国。中国人到越南视为出国了。法国殖民统治时期，对华侨颇具戒心，顾忌华侨与越人团结一致对法国传统治不利，因而限制华侨入境。对于留居越南华侨也课以苛捐杂税，使其谋生困难，离越它徒。至抗日战争时期，又有不少人侨居越南，抗战结束后逐步增加。据估计，越南现有华侨华人为100万左右。
惠阳人移居越南（旧称安南）始于19世纪70年代。现在侨居于越南的惠阳籍华侨华人有3889人，多数聚居于越南南方西贡（今胡志明市）及湄公河三角洲一带。
惠阳籍华侨华人在越南从事的职业比较广泛，各行各业都有华侨华人经营，多数为中小商人、手工业者、职员、工人和农民。华侨华人的经济地位和作用在越南历来都是显著的。在法国殖民统治时期，华侨经营的工业，影响和规模较大的是碾米业，其次是造船和纺织、制糖、酿酒、榨油等行业。如白花苏茅陇人罗春霖移居越南西贡后，起初小本经营洒业，继而开酿酒厂，逐渐发展，经越南当局批准承办独家专卖，经数年悉心经营，业绩颇丰，成为商界知名人士。
从1954年至1975年，越南分为南北两部。1955年，越南吴庭艳集团开始排华，先是限制华侨经营稻谷、零售等10种行业，接着颁布法令，强制华侨加入越南国籍，并强迫入籍华侨当兵，当时有相当部分华侨青年离开越南。1975年，越南统一后，大规模地敌视、排斥、迫害、驱赶华侨。1977年开始，越南当局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反华排华，造成近百万华侨和越南人被迫离开越南，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难民迁移。惠阳籍华侨华人也有相当部分被迫离开越南，一部分移居欧、美，一部分进入泰国、柬埔寨，大部分返回中国，仅潼湖华侨农场就安置越南回国难侨2061人。
现在，越南的经济政策有了变化，开始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华侨华人经营状况和经济生活有所改善，但多数人仍然生活困难，度日维艰。
六、苏利南华侨华人
苏利南共和国位于南美洲东北端，北临大西洋，西接圭亚那，南界巴西，东邻法属圭亚那，面积为14.28万平方公里，人口40万。惠阳籍华侨华人有2535多人，占苏利南华侨华人的25%左右，主要聚居于首府帕拉马里博市及近郊地区。
华侨华人涉足苏利南始于1853年7月，当时共有18名华工受雇从印度尼西亚爪哇到苏利南甘蔗园做工。从此之后，荷兰殖民者不断从中国输入劳工。据载，从1853年到1863年的10年间，从中国大陆口岸及香港输入劳工2096人，惠阳籍劳工就有近千人。1863年至1872年，又有2015名华工抵达苏利南，其中相当部分为惠州府属客家人。1876年，苏利南境内发现金矿，受淘金热的吸引，惠阳籍华侨从邻近的英属圭亚那、古巴、美国，以及印度尼西亚和香港闻风而至。据载，1877年先侨李闾为首在帕拉马里博市马丁街（今称唐人街）设立“广义堂”，为苏利南最早建立的华侨团体。
苏利南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环境，有“天上神仙洞，地下苏利南”之称，土地肥沃，天灾罕见，谋生容易。这是华侨移居苏利南的主要原因。惠阳籍华侨华人的经济以商业为主，工业居次。在苏利南，华侨经营的商店约有500多家，经营范围越来越广，从电器、钟表、汽车、食品到日用百货，几乎应有尽有。经营方式也从零售发展到批发和代理。现在，帕马拉博市较大的百货公司、超级市场、餐馆、旅店都由华侨华人经营。华侨经营工厂多为中小型加工厂，主要有夹板厂、锯木厂、皮革厂等。而在当地出生的华侨华人一般都不经商，他们主要选择医生、银行及保险公司的职员为业。
苏利南华侨华人团体广义堂于1972年创办了《洵南日报》，此外还有《南方日报》、《华侨报》和《苏利南周报》。这些报纸除刊载国际新闻、苏利南新闻外，还报道中国的改革的情况、华侨华人故乡的变化，为华侨华人提供信息，深受华侨华人欢迎。其中《洵南日报》价钱昂贵，每报达7美元。华侨华人还设有自己的电台，从1987年5月15日起，租用政府电台用华语广播，播放内容有华侨华人社团活动动态，港台和中国大陆的歌曲等，充满乡土情调，深受华侨华人欢迎。
近年来，苏利南出现华侨华人外流现象，一些人移居美国、加拿大和荷兰等国。
七、欧、美、澳洲等地及亚洲其它一些国家的华侨华人
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巴拿马、古巴、圭亚那、英国、法国、荷兰、德国、瑞士、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菲律宾、日本、印度、缅甸、柬埔寨等国家的惠阳籍华侨华人共约40000人，占惠阳籍华侨华人的31%。
归善人移居美洲有200多年的历史，按时间先后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一是鸦片战争后的1848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消息传开，大批渴望谋生路的归善人到美国；二是1863年，美国开始修筑横跨大陆的中央太平洋铁路，美国到中国招募劳工，归善县有5000人应招募充当“契约劳工”到美国修筑铁路；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侵占东南亚各国后，为逃避战乱，一大批侨居于东南亚的华侨华人转移到美国谋生；四是20世纪50年代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以及越南等国先后掀起排华浪潮，一部分遭受排挤、迫害的华侨华人纷纷移居美洲、欧洲各地。
1965年以后，随着美国民权运动、反战运动的开展，美国国会通过了新移民法案，旅美华侨华人随之增加。而移居欧洲的惠阳籍华侨华人，大部分是从香港和东南亚各地迁徒去的。早期迁移到美洲的华侨华人，以采矿和修筑铁路为主，随着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华侨华人的职业也发生较大变化。后来，大部人从事餐馆饮食行业及杂货贸易业，一些人从事房地产业及建筑业，有少部分人从事金融、服务业和农牧业。一般说来，收益较好，生活稳定。一些人事业有成，成为金融界、政界显要人物。如归善县鸭仔步村（今陈江窑前村）人廖竹宾（廖仲恺之父），早年在香港教会学校读书，后在香港汇丰银行任职，1863年前往汇丰银行旧金山分行。他拥护支持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成为对民主革命有突出贡献的金融企业家和革命活动家。 祖籍归善县的张亚瑟（英文译音为“阿瑟.张”），圭亚那独立前，在英国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学成后返回圭亚那，当过律师和高等法院法官。1970年圭亚那取得独立，张亚瑟被选为首任总统，并连任两届，成为美洲第一位担任国家元首的华人。美国休斯顿张亚贵开发有限公司、休斯顿崇正会永远名誉会长张树香、美国纽约中华总商会副会长林华添、美国纽约“泉香酒家”副董事长、纽约惠州工商会主席钟富等都是在美国有影响的华侨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