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娘子军》主演刘庆棠的沉沦之路

《红色娘子军》主演 刘庆棠的沉沦之路

大洋新闻 时间: 2013-07-10

　　刘庆棠曾是“样板戏”风云人物之一。他在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扮演的党代表洪常青，是那么英姿勃勃，气宇轩昂。

　　“文化大革命”中，他是众多中国少女心中的“白马王子”。如今，站在被告席上的他，低低垂下的面庞依然英俊，只是已失去了往日潇洒的风度。刘庆棠面对的，是许多证人对他可恶罪行声泪俱下的控诉，他所等待的，是法庭对他的庄严审判！

　　历史的魔杖难道这样不可思议？一个戏剧舞台上光彩夺目的英雄，在人生舞台上，怎么就成了叫人唾弃厌恶的反面角色？

　　领略到耍阴谋夺取权力的快感

　　刘庆棠长得眉清目秀，又透着聪明，原是辽宁省盖县一个小村子的农家少年。20世纪40年代末，他加入辽东地区文工团，走遍了辽东地区。

　　20世纪50年代初，年仅17岁的刘庆棠被送到北京专门学习民族舞，并因成绩优异被留在中央歌舞团担任民族舞演员。1956年，23岁的刘庆棠进了北京舞蹈学校的芭蕾舞讲习班。

　　刘庆棠因年龄较大、关节柔韧性较差，技巧掌握颇为困难，但他强壮的体魄也为他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芭蕾双人舞中男演员的托举十分吃力，苏联专家教学时常常用他来试跳，久而久之，他成了双人舞教学中颇受女演员欢迎的搭档，并在讲习班期满后，留在舞校任教。

　　1958年，舞校准备排演大型芭蕾舞剧《天鹅湖》，在挑选扮演男主角王子的演员时，其他几位候选人因托举女主角白淑湘力量稍差，唯有刘庆棠能够胜任，这样他与白淑湘就成了最早的一对舞伴。首演《天鹅湖》在中国芭蕾舞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随着它的首演成功，鲜花、掌声和荣誉也接踵而至。

　　刘庆棠与白淑湘还配对演出过《海侠》、《泪泉》等大型芭蕾舞剧。然而他的心态渐渐不平衡了，因为人物专访、特写、评论文章等全集中在白淑湘身上。刘庆棠虽然明白芭蕾舞是以女演员为主的艺术，但是他心头总有一种酸涩和恼怒。于是，这位在团里分管共青团工作的党支部委员，开始私下里议论：“白淑湘只专不红”、“她跟父亲划不清界限”。之后，由他主持的团支部经常开会“帮助”白淑湘，并要大家同她的“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白淑湘的队长位置也由刘庆棠取而代之。

　　这件事情使刘庆棠领略到耍阴谋的快感和掌握权力对自己发展的重要性。

　　在无辜者的鲜血和呻吟中飞黄腾达

　　1964年，中央芭蕾舞剧团创作演出了我国第一部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洪常青”这一角色非刘庆棠莫属，他和白淑湘又成了一对舞伴。在芭蕾舞的舞台上塑造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英雄人物的使命感和自豪感，以及为此必须付出的艰辛劳动，暂时抑制了刘庆棠的“革命斗志”，他全力以赴地投入艺术创作，终于成功地创造了一个高大感人的红军党代表形象。

　　不久，江青要“抓”这部戏了，刘庆棠敏感地察觉到这是个难得的机遇。江青初次“驾临”剧团，刘庆棠围着江青跑前跑后，主动给江青拿材料，汇报剧团的创作排演情况，因此赢得了江青的好感。从此，他与江青建立了直线联系，他经常主动给江青写信，汇报团里的情况。刘庆棠在充满权力和名誉争夺的大舞台上改变了初衷，他的双足从艺术舞台跳到了政治舞台，他向往权势的性格日渐显露。

　　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烈焰烧遍全国。刘庆棠凭着农民出身的“红五类血统”、在“样板戏”中扮演英雄的资本和同江青的特殊关系，振臂一呼“革命造反”，许多人当即聚集在他的麾下，然后向院、团的“牛鬼蛇神”和“走资派”展开了猛攻。大字报铺天盖地，批斗会接连不断，一时间芭蕾舞剧团成了阴风森森的人间地狱。52岁的中央歌剧舞剧院副院长、首席指挥黎国荃，就在刘庆棠主持的一次批斗会后，因无法忍受会上的诬陷和人格侮辱，回到家就上吊自杀了……

　　刘庆棠成了“革委会主任”和党支部书记，爬上了领导位子的他更变本加厉地整人。但是不久，他也被群众揪下了权力的宝座，并且受到了批斗。1966年11月28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首都文艺界大会”，江青却指名让刘庆棠上大会主席台。

　　刘庆棠继续给江青写信表示效忠，继续揭发其他人“反对江青”的罪行。1967年5月，江青先后六次点名逼芭蕾舞剧团领导班子要“结合”刘庆棠。1968年7月，经江青批准，他成了芭蕾舞剧团的头面人物之一。

　　重新得势的刘庆棠整人更加猖狂。他利用当时的“清理阶级队伍”、“整党”、“清查五一六分子”等名目繁多的运动，将所谓的“裴多菲俱乐部成员”、“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中央文革”、“攻击江青”等罪名，随心所欲地扣到人们的头上。当时全团包括临时工仅二百四十人，却被刘庆棠一伙揪出了七十多个“反革命”。团内人人自危，芭蕾舞剧团陷入了有史以来最恐怖的时期。

　　1970年前后，由刘庆棠主持的这场文艺界“清查”运动中，仅中央直属文艺团体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就多达四百人！

　　刘庆棠在无辜者的鲜血和呻吟中飞黄腾达。1969年4月，江青提名他当了党的九大代表、主席团成员。1970年，他进入国务院文化组，开始统管全国文艺创作；1974年又在中共十大上“当选”中央委员；次年年初一跃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至此，他已不折不扣地成了“四人帮”在中国文艺界的忠实帮凶。

　　被隔离审查后仍然执迷不悟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后，刘庆棠被隔离审查。但他执迷不悟，拒绝承认自己犯了罪。他还异想天开地给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写信，表白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为，主观上是想干革命，为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努力工作的，并竭尽全力替自己评功摆好。

　　中共中央组织部和文化部专案组查清了刘庆棠的全部罪行，决定将他交付检察机关予以起诉，在京文艺界人士无不拍手称快。在法院对刘庆棠案件审理期间，文艺界凡遭受过他迫害的人都得到旁听证，“重灾区”芭蕾舞剧团不得不特地指派一辆大客车，每天接送大家前去旁听。

　　最后法庭判处刘庆棠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他的恶报并未就此结束，接踵而来的是他的妻子毅然决定与他离婚，他的子女也同他脱离了关系。

　　后来，患了肝硬化的刘庆棠获准保外就医。由于他在北京已没有家，只得由他弟弟接回老家辽宁盖县寄居。

　　人生似乎太像舞台了，当年他跟随文工团从这个小村子走出去后，在中国文艺界的这个大舞台上演了一出时而辉煌壮观，时而又灰暗压抑的话剧。在台上风光一时的刘庆棠恐怕从未想过他的归宿依然是那个小村落。

　　已经病入膏肓的刘庆棠在大连遇见了原来文工团的一个战友——沙音，这位善良的女性以她博大的胸怀接纳了一个刑期和重病同时在身的人，因为这位当年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已经无家可归，如有一扇门能向他打开，就等同打开了他的生命之门。

　　刘庆棠在沙音家几次发病，几乎丧命，是这位曾经爱他的女性一次次拯救了他的性命。但是等到刘庆棠刑满释放，成为自由公民时，沙音并没有等来爱情之花的盛开。刘庆棠或许不甘心自己舞蹈事业就这样一去不复返，为了自己的前途和事业，他攀上北京一位更有门路的女性。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将危难之中伸出的爱心之手一刀斩断，毅然离开大连。

　　性格决定命运。这难道不是他的命和运？       （摘自《名人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