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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是崇高还是大屠杀？那些光环和荣耀能给死难者的家属带来些许安慰吗？究竟什么催生了战争？战争又催生了什么？
一方面权贵们告诉你要如何感受，行事；权贵阶级让民众自由表达欲望和悲伤，从而使得权贵地位得以保持。
1863年春天，纽约女人街（Ladies’ Mile）尽头的罗德与泰勒百货（Lord & Taylor），新开了一家“丧服商店”，在那儿，因美国内战丧偶的寡妇们，总能找到一款既大方得体又不落窠臼的丧服。一些销售点子，显然是来自费城同时期的丧服店贝松父子（Besson & Son）的广告宣传单：“黑色绉纱、黑色麻纱布料、黑色蕾丝、黑色桑蚕丝。” 尽管 那些遗孀早已逝去，可内战的亡灵却挥之不去，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让死者安息。和从前一样，现在人们说的仍旧是这些阵亡的士兵和他们的牺牲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可是，不管是从前还是现在，在人们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是那些阵亡战士横尸遍野的惨状，而不是参加内战的士兵们活生生的形象，再多的黑色绉纱，也不能将他们的尸首裹住。这样大规模的死亡幻灭了一个国家，同样如林肯总统所见，也造就了一个国家，将几个临时的州变成了一个现代国家。一些新书试着把这些死者归咎于特定的环境下：人们如何理解内战伤亡？更有挑衅性：在某种意义上，死难者是甘愿赴死吗？最挑衅的问题是：阵亡人数真有那么多吗？美国内战历史学家、哈佛大学现任校长德鲁?吉尔平?福斯特（Drew Gilpin Faust）出版了一本名叫《苦难之邦：死亡与美国内战》（克诺夫出版集团；$27.95）的书，这本书可能就是解答这些问题最主要的著作。福斯特认为，1861年——1865年的杀戮需要重新引发人们思考，一套新的社会宗教仪式，一些源自《圣经》 ，但大部分却源自世俗，是一套共和党哀悼的宗教仪式。军人墓园里一座座整齐排列的墓碑，对死因守口如瓶的祷文，都是对大规模杀戮的回应，而正是这些造就了我们。 与大多数美国历史学家一样，福斯特也是一位务实谨慎的社会构建学家，她认为哀悼的方式就像爱欲、贪婪、亲情还有其他人类经历固有的特征一样，都有极强的可塑性。历史学左翼学者认为，这些情感是自上而下被强加上去的；而右翼学者认为，它们是自下而上由人自主演化出来的；还有一些像福斯特一样的自由学者认为，介于两者之间，一方面权贵们告诉你要如何感受，行事；权贵阶级让民众自由表达欲望和悲伤，从而使得权贵地位得以保持。每一次爆发新的战争（例如：珍珠港事件、9.11、某人的儿子战死沙场）就会带来片刻的震惊，很快电影里场景式的反应接踵而至，大家都是这么做的。福斯特书中的主题就是：如何让这些反应形成一种定势。 “死亡其实是一项任务，你需要明白的是如何正确对待、感受生命的最后时光。’”她写到。“就连死亡也需要参与和回应。”如果这死亡听起来像是一场毕业考试（“在战死之前，请将下列问题全部填完，全部回答完，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的‘工作’”），事实上正是如此。“美国必须——发现、发明、创造——一些方法和机制应对超过五十万的死者：他们的死亡、他们的遗体、他们的损失。” 福斯特提醒读者们，原以为要么是轻松取胜的小战斗，要么至少也是将对手节节击溃而大获全胜，结果变成了一场血淋淋的消耗战，在安蒂特姆河、弗雷德里克斯堡和莽原之役中，防御方的火力淹没了进攻一方，大多数战士们只能站在那里，眼睁睁地看着身边的战友一个接着一个倒下……“南北双方均未曾想到战争带来的伤亡会如此巨大，不断升级的破坏叫人吃惊和恐惧，”书中继续写道： 美墨战争夺走了13,000条生命 ，其中战死沙场的人不到2,000；内战首战——布尔伦河战役打响，震惊全国，罹难人数竟高达900人，受伤人数达2,700人。待到第二年春天，夏伊洛战场的伤亡人数近24,000人，这让美国认识到，。一年后，到葛底斯堡战役时，单单北方联邦军就报道，伤亡人数有23,000人，其中包括死亡人数3,000人。估计方邦联军的伤亡人数在24,000 至 28,000人间，在一些团中，伤亡率竟高达90%。到1864年春天，格兰特将军损失的士兵，一个多月里就有50,000人。 死亡的突然性令人震惊：刚成年的人们，在指挥部跟前就被小炸弹炸死了；在常规演习中，被隐藏在树林里的狙击手击毙。战场上没有好死法，恐怕只有像亨利五世手下的拜占庭式的士兵或者安格鲁诺曼长弓兵相信，凭借他们的骁勇、足智多谋，才有可能帮忙亨利决定死法。南北战争的战场就像是俄罗斯或者弗吉尼亚大转盘一样，走到战场上，祈祷不要被子弹打中。爱荷华州的塞缪尔?霍金斯?马歇尔?拜尔斯（S. H. M. Byers）记到“我记得有一场非常可怕的战斗，南北双方的士兵互相朝着对方的脸部开枪，持续了一个半小时之久。” 战士们近距离交火，冲向迎面而来的死亡，这样组织有序的大屠杀就是战争的规则，到后来就是，一片混战杀成一片。福斯特很好地向我们展示了战争的本质，美国内战不是南北双方的一段史诗，而是一段长达四年的恐怖、残酷、暴力的杀戮。有了特遣部队在东线英勇作战，南方士兵开始无差别地杀害黑人士兵。“大兵亨利?伯德说，在1864年火山口战役（彼得斯堡战役的一部分）结束后，受伤的黑人士兵祈求一点点水喝，南方邦联军却‘用刺刀猛刺’，残忍地将他们杀害。”福斯特写到。接下来的命令受到了伯德的欢迎 ‘将他们全部杀死’；这是一个自觉完成得很好的命令。就在几百码外的地方，罗伯特?E?李将军眼睁睁看着残忍的杀戮进行着，却无动于衷。” 战场上，尸横遍野，幸存下来的战士不得不踩着尸体撤退。尸体都变成了“腐肉，与其说是被杀死，不如说是被屠戮。 ”福斯特写到。一名士兵不小心踩到了死人的腿上，说那种感觉就像是“一块腌火腿，硬硬的，可是有肉的感觉。”安蒂特姆河战役结束后，一位外科医生这样说道，“尸体基本上都未被埋葬，一具具尸体就这样依次排列，排成了一条直线，等待埋葬。至少有1,000具尸体，黑紫发胀，七窍流血， 。一位葛底斯堡的战士观察到：“腐尸变成了蓝色，然后变成黑色。“比如描写战场的文章常常会提到‘发黑的尸体 ’，这些尸体和我在书上读过后想象的不同，不是略带紫色的，而是蓝黑色，一句尸体如果长着黑发，就变得像是个黑人了”。（福斯特指出：在一个”种族和肤色如此重要“的国度，这种腐烂的状况是多么地令人不安啊。死亡面前人人平等。） 为了应付这些恐惧，一整套新的 仪式诞生了——这些新东西，不是设计来让活下来的人“无视”现实情况，而是要让他们相信可怖的现实是必然的和崇高的。福斯特此书的魅力和独具创新之处在于，它展示出哀悼这种事是如何完全变成了资本主义的买卖，在整个社会成为商业用途。当然，国家哀悼商店包括那些鼓舞人心的诗歌，高度的夸张和修辞，还会用氯化锌为尸体防腐，至少可以让一些尸体在运回家乡时，还能看得清形状。（事出同样的原因，冰冻棺木也开启了它的低一级市场。福斯特复制了一整页广告，其中就有葛底斯堡报纸在战争打响后刊登的广告，比如：“尸体运输”：“不论路途多远，路上要走多长时间，尸体都会保存得自然而完好。”） 这些新仪式的效果强化和普及，得益于电报和相片的最新发明。电报意味着战场上的动态以及令人惊恐的“名单”，可以很快地递到后方。人们不必送自己的儿子或丈夫去那人间地狱——他们可能几年后才能回来或者本就回不来了——就可以而且很快地知道那边的消息。对于士兵来说，各种新式照相法——锡版、银版和玻璃版——留在家里的人更加真实且恒久；许多士兵死时手里还攥着家人的照片。最为有名的一位阵亡士兵是北军的阿莫斯·休明斯顿，他死于葛底斯堡，人们发现他时，只在他手里找到一张玻璃版照片，上面有三个孩子，但没有找到其他的身份证明。“人们最终得以确认他的身份，这在当时引起了轰动，报刊杂志纷纷发表纪念文章，人们用各种诗歌、歌曲，来怀念他，这位挚爱的父亲，临死时，依然用自己的眼睛和心灵注视着8岁的富兰克林、6岁的爱丽丝和4岁的弗雷德里克，”福斯特写道。以一种后现代主义者所欣赏的讽刺方式，手攥照片的休明斯顿在弗兰克·莱斯利的木刻画中被人们永久地怀念着。 福斯特将这些仪式与礼仪以及人们更熟悉的公墓和“卫生委员会”，置于人们不断变迁的家庭信念的更大背景之下。在欧洲，由农民和无产者——他们中的大部分在被送到军队后，都与家人脱离了干系 ——组成的步兵和一小部分职业军官所组成的骨干，按照行伍的职业要求，参加职业战争，相反，美国内战的士兵则与家庭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他没有在少年时就被征召入伍，然后在大陆的帝国混战中阵亡，而是奔赴弗吉尼亚，为俄亥俄和宾夕法尼亚而战。父母和兄弟姐妹在家中等待着他的归来。对资产阶级小家庭的“现代”归属感，并不是刚刚出现在美国内战时期，相反，或许人们对它的看重程度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高。对于战地阵亡的古老事实，不能阐释为欧洲所保留的某种意义上的中世纪遗古，而应当在资产阶级生活的文法中进行剖析。在《名利场》中，滑铁卢战役既是一次社会活动，也是一场代价高昂的贵族游戏；爱米莉亚丈夫的死，是危险生活中的一次冒险。相比之下，在描写北方战地后方家庭生活的杰作《小妇人》中，马奇家的姑娘们认为，父亲在部队中服役并不是赌博，而是一种牺牲。促使新的命名和关怀仪式产生的原因，福斯特写道，“是妻子、丈夫、兄弟姐妹和孩子的痛苦，他们无法忍受以没有文件证明、未有经过证实、没有得到承认的方式失去自己的亲人。美国内战发生在一个新的、自我觉醒的博爱时代…一个家庭纽带得到称颂和感伤的时代，甚至是一个相信自己有力量、责任以及专业知识，去抚慰创伤的时代。” 福斯特正在勾勒出一条现代意识的断层线。这些年来，尽管传统的宗教虔诚意识浓厚，一种新的意识却出现了，那就是年轻人的死在上帝的眼里永远都是不正当的，而且在另一个世界的聚首也永远无法弥补这一点。只有借助于一种模糊的天意和国家的延续，他们的死才有意义。林肯在葛底斯堡的演讲，通过高贵的近乎圣经式的语言，将无耻的民族主义提升为大众政府的闪亮典范；而且它还引起了共鸣，因为它说出了很多人的感受。很少有人在永生的承诺中找到慰藉。更多的人是从一个值得铸造的新世界的理念中找到的。 这一转变并不算小。在过去的大部分的时间里，人们一种垂直的方式生活着，天堂在上，地狱在下。如今，人们则是平行地活着，有我们可以修补或延伸的过去在后，有我们为使生活更好所为之做出牺牲和表率的后来人在前。（在了解作为塑造原则的性与死的情况下，我们同样是平行地活着。）内战是完成这一转变的地方。战争结束的时候，福斯特所列举的那些仪式不仅仅是世俗的，而且是暗暗地反宗教的，将战争的意义完全限制在现世的得与失之中。与其说是以一种断然拒绝的方式，不如说是以另一种强加的辞藻和语言的解释的方式，死亡与痛苦的程度似乎损害了一个好上帝的理念。 为阴森恐怖的战争赋予形式和含义的努力，可以从悼念仪式上看得到，但同样也可以从描写战争的文学作品中看到。正如福斯特所承认的，文学某种程度是在表达自己 。艾米丽·迪金森和安布罗斯·比尔斯并不能“代表”任何事物；如果他们能的话，那他们就无足轻重了。但是有这样一种感觉，他们从战争中所提炼出的一种奇特的、酸涩的和怀疑的语气，揭示了这个时代对仪式和辞令的探寻。沃尔特·惠特曼是福斯特书中真正的英雄，因为只有在他身上，这个双重运动——靠近作为崇高事业的战争，远离所有恐怖屠杀的战争——才是有意识的和完整的。福斯特提醒我们惠特曼与战争的关系是多么的密切——不仅仅是作为一名诗人或记实者，而且还是一名见证人，更令人感动的，他还是一位执着的“信使”，一位为丧亲者写信的人。即便是在他创作那些伟大战争诗篇的同时，他还不断地给阵亡将士的家属写慰问信，正如福斯特所说的，那些伟大诗篇“没有超越自然重生的关于来生的诺言，”在那里，远非高贵的痛苦并未结束：
对于福斯特这些历史学家来说，关于内战的一个关键事实，是屠杀所带来的令人始料未及的震惊程度：没有人料到会有那么多人阵亡，而且人们还不得不尽全力去粉饰这一事实。但是，如果内战的杀戮和死亡是战前美国所希望的，并且是已经形成且存在着的，那又会怎样呢？这就是马克·S·尙茨令人注目的修正主义历史作品《天国的期待：美国内战与美国的死亡文化》的论点。他认为，死亡崇拜早于死亡这一事实。“即便在将军们亲身经历了来复枪、堑壕战和远超大炮所带来的可怕影响之后，他们仍然坚持制定相同的战地秩序，”尙茨写到。“或许更令人惊奇的是，士兵依然服从了命令，后方的亲人接受了这些惨重的伤亡，认为这是为战争所付出的正常代价。然而，这种毁灭性的死亡却一点也不正常。但是，对于那些沉浸于希腊复兴的军事和民间传统之中的人来说，在战场上英勇阵亡，是一件可以理解且令人崇拜的事情。” 令他们不断死去的不仅仅是对柱廊和人字山墙的回忆。尚茨诉我们，新教徒对来生的崇拜，有一种美国布道中的民间艺术特性。天堂不仅仅是关于光荣的普通概念，它还是关于转世的特定理念：在来生，你不仅仅是一个好心的游魂；你还会取回自己的躯壳，它像新的一样好。他写到： 对于身处这种环境的人，在天堂中重塑躯体的愿景，或许是不可抗拒的。我们没有证据证明，那些士兵甘愿冒丧命和残疾的极大风险，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会在天堂中恢复原貌。但是，在一个此种观念盛行的文化中，对于在天堂中找回完整且光荣的躯体的真切信念，不可能远离他们的头脑。 尚茨说：尚武精神的复兴；狂热的天堂愿景；确保安息之所的乡村墓园运动—所有这些都为美国士兵的牺牲做好了准备。在他看来，不是血淋淋的战争创造了这些风俗和仪式；而是这些风俗和仪式令血淋淋的战争成为可能。 尚茨的书中有很多叫人难忘的文字描述，还有战前那些年里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怪诞故事—你只有通过回想马克?吐温(Mark Twain)的主人公—埃米琳?格兰杰福特(Emmeline Grangerford)还有她的墓园诗才能找到这种感觉—它是多么诡异和病态还有蛮荒，也只有美国人能做到这一点了。然而，读者最终感到这不过是一部近乎自我嘲弄的文化史。尚茨给牧师和诗人的辞藻还有人们的行为之间所画的界线恐怕是太绝对了，以至于难以置信。全部狄更斯病，所有关于来世的“救赎”布道 统统不能把人拉到战场上去。况且，我们要说的是：士兵们不是勇敢地冲向叫人荣耀的死亡；而是在可怖的大屠杀面前畏缩着；可是最终驱使他们集体前去的是什么—是军人的“服从命令”的天职，是害怕自己跟旁边那个“胆小鬼”一样。这时，你就是他的后盾，跟你的国家，你的教堂根本没关系。 对死亡普遍地狂热崇拜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内战是如此血腥。可是，换个角度结果会怎样呢？（出于所有不可思议的想法）这场战争原本没有那么残酷，之所以给人这种感觉，仅仅是因为我们是在回顾历史；或者它就是美国人生活偏狭自恋的一部分—就是说要赋予它特殊划时代的意义。这正是小马克 E. 尼利（Mark E. Neely, Jr.）一书—《内战和破坏的限度》的中心思想，此书颇有挑衅意味，可是还有些说服力（哈佛；￥27.95）。尼利用很大的篇幅顺带着贬损了福斯特的早期作品，他提出：只是到了我们的时代，内战才被看作是一场全面战争。在一项由福斯特发起的研究中，尼利重新计算了阵亡人数；结论是：实际数字是北方-135，000；南方-66，000。“就绝对值来讲，北方的死亡人数是越南战争的2.5倍；而南方则远远低于1.5倍,”尼利写到。”而它们根本没法跟在二战中的伤亡数字相提并论。“ 可是，继续读下去，你会发现尼利并不是真的反对福斯特的观点—士兵们确实是站在那儿看着同伴死去；尸横遍野，腐烂而发黑。他不是说上述观点是错误的，而是有些偏狭。现实中，我们的内战发生在十九世纪中叶，跟任何其它战争或多或少地相似—克里米亚或是美，伤亡差不多就是这样了。尼利提出，行文中的谬误，致使我们把交战双方的死亡数字加在了一起，以至于全部”美国人“的伤亡大得叫人误解。 实际上，这就好比把二战中德国和英国的伤亡加在一起，而将其称之为“全欧洲”的伤亡一样。“如果，我们一定要把内战中的伤亡看作“一个国家”的情况，那么总共360，000还是没法跟二战中的我们的407,000惨状比较，”书中写道。“260,000盟军伤亡也只占到二战伤亡的64%而已。”只有在这时，美国内战才可称得上是全面战争：只有当你不巧是黑人或土著的时候内战才能算是全面战争。“总体指导思想上对士兵们可能造成的破坏严格限制其实根本就是我们战士自觉自愿的种族标志了，”尼利毫不客气地宣称。而出于神圣化内战的动机，他还说，美国创造了“现代暴力崇拜”：将内战中的暴力看得无比宏大和史无前例，这样，这场战争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史诗般的意义了。 可是严格说来，如果内战都不是“全面战争”，哪一场又是呢？即使是二战的东部战线(懵懵懂懂的部队在黑夜里厮杀—如果这都不叫“全面战争”的话，没有哪个能叫了)，也是正规军团按正规章程打的仗！ 当俄国人最终拿下斯大林格勒的最后一个德军总部时，尽管他们之前遭受了大面积的，无数的，更无以言表的痛苦，俄军还是把这些残兵败将带去大食堂里，克制而有礼地盘问。而这样的待遇更是第六军的幸存者（德军）们激烈争论的话题。据估计，苏维埃一方的总伤亡大概是其人口的12%，而德军则不到这个水平。这可是相当庞大的数值了，十分之一就可以叫做“大毁灭”了；然而，跟1348年发生在欧洲的“黑死病”（鼠疫）疫情比（那时，至少死了三分之一人口），12%真是太小了，小到我们可以迅速恢复元气，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这样看来，即使是全面战争也从来都不是“真正的全面”。 按尚茨的分析，内战是非同一般得可怕，大大超出人们的预期；对尼利来说呢，内战又完全没有那么可怕。所有这些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这场战争帮助我们实现了道德的现代化进程。我们感觉在死亡和其它纷繁的事件之间有一道鸿沟，而我们敬畏它，无法逾越它。这鸿沟就是我们的道德，就好比光速一样，亘古不变,难以超越。假设 不到1%的大众患了抑郁症，或肥胖症，或是无法找到对象，甚至是流离失所，我们还是能调适自己给予理解：还不算太糟！可是400,000人丧命，1,000,000罹难者的亲属的生活笼罩在死亡带来的阴影中—这数字就大到难以想象了，恐怕穷其一生也不能遭遇到这样多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仅仅只有万分之几的数字（纽约人在911事件中的伤亡率）对纽约来说如此要紧了。 总得来说，自由文明中有一种古怪的双重意识。一方面，这种意识极为看重个人和个人的直接联系——家庭、花园、社团，还有盼你归来的小妇人。另一方面，告诉我们，这是以群体死亡，集体屠杀，以及父辈的经历为代价的。（这种不平衡的解释或者说明了为什么我们这么重罚谋杀，为何那些最受人欢迎的脱口秀，午夜电视节目都钟情于跟凶杀有关的传说，典故；其实，这些案情所占的比例只是警察日常工作中小到可以忽略的一部分。） 最感人的内战故事说的就是那些认识到这二元对立世界的人们：他们认为内战的出发点是好的毋庸置疑，但却找不到可以用来哀悼亡灵的适宜的物件；他们无视教堂和布道里的那些有关天堂和地狱之类的说教，试图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可以用来慰藉亡灵的东西，藉此使沉痛的打击变得有意义。福斯特讲了一个关于亨利?英格索尔? 鲍迪奇（Henry Ingersoll Bowditch）的故事。亨利的儿子内森（Nathan ）1863年在弗吉尼亚死掉了—因为受伤后被丢在战场上无人问津。悲恸欲绝的父亲试过那些常有的安慰人心的说辞：去听布道，读启发人的诗文；他对自己说，内森死得其所，他是幸福地死去的；还告诉自己，就像牧师说的那样，内森不过是在咫尺之遥的另一边等我们而已。可是，所有这一切都不管用；没有什么能补偿你的生命。“我的心似乎碎了，”父亲说，并且他无法把伤痛抛在脑后。后来，他参照儿子用过的一把剑的形状，做了一个纪念碑，用声讨战场救护这样一些或许可能救他孩子命的东西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就死亡来说，根本没有慰藉可言，可是生活还是要继续，压根没有荣耀，它所留下的只有无尽的哀伤以及在遥远未来可能有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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