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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乐颂声中,屹立着孔夫子!

 蒙生哲思 2013-07-13

欢乐颂声中,屹立着孔夫子!

 

人,既然必须依傍群体,就期待群体和谐、强大,能庇护自己,能有比“自己单干”更好的生活。从古至今,人们怎样求得“群体和谐,同乐共存”呢?

 

在远古时代,人们依赖神灵,还有家族亲情,使人群“粘合”在一起,和谐共存。家族情,无需赘言,至今依然是人群的“粘合剂”;依托神灵威力的实例,则需引证。古希腊第一位发表署名作品的赫西阿德(生活于公元前8-7世纪),为消解和他兄弟间的“家财纠纷”,也给他弟弟讲述普罗米修斯神话故事,留下了以他命名的这个故事的一种版本。其实,他本人,乃是农作“里手”,间或还能出海搞贸易(这是古希腊人的两种主要谋生技巧);但他却不是凭借这些实际的技术或技能(今之“科学”的前身),以及自个的鲜活、有效的经验,去规劝他弟弟安于农作、“海上贸易”,过凡人的“好生活”,而是凭借“神灵威力,人必须顺从”,老老实实在地面上辛勤操劳(近于今之“迷信或宗教教义”),劝说弟弟回心转意,以求和谐。

 

其后,又有了个苏格拉底(前469年—前399年)的“高贵的谎言”[1]人身体内,含有的金、银、铜、铁的“成分”不同,就应当“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于他的天性的职务。”,必须“各守其分”,城邦才有正义,在苏格拉底那里,“正义”的要义,与庶民能否“认命、安分、守己”有关;为了城邦(与以后的“国家”产不多吧)正义,百姓必须如此。苏格拉底认为,这样的“高贵的谎言”,是一种“黏合剂”,使城邦各阶层能团结在一起,城邦也能按照“理性”运转,就会使城邦稳定、发展得到保障。其实,这是柏拉图(公元前427年-前347年)写出来的“苏格拉底的故事”

 

之后,有了宗教活动,人们共同的宗教信仰、宗教感情、宗教道德以及宗教仪式、宗教组织等诸多要素,将教友“绑在一起”(记得,西方某族,其“宗教”一词的古语,就含有“捆绑(在一起)”的意思)。宗教为现实生活的艰辛、甚至阶级对抗,提供感情上的安慰、道德上的评价和理论上的辩护,用神、佛、上帝的名义从各方面提供现实社会的解说,如“升天堂”、“轮回转世”之类,维系社会生活的“正常”、“合理”运转,甚至,使之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质,宛如神话中的神灵,具有无穷威力,凡人必须尊崇、恪守一般。

 

再后来,西方就出了霍布斯(15881679)、洛克(16321704)、卢梭(17121778)等等先贤,他们为迎战论敌(费尔默爵士之流),批判、扫荡“君权神授”论,为的是要摧垮“专制政权”,建立“公民政体”;至少让“有产者”、摆脱封建压迫的“公民”,能分享国家权力,他们就设想出所谓的上天造就了“自然状态”,人最初都在“自然状态”里,“天生就有自由、平等的权力”,杜撰出几大套“理论”,作为“理论根据”;还从教会那里引进了“博爱”精神,借用、改造还能利用的宗教遗教。这都是些各具特色的、既疏离、甚至远离鬼、神、魔怪,还使“上帝死了”,又全由标准“理性”建立起来的、具有“近现代色彩”、逐步“科学化”的“设假说,编'道理’,成'理论’求'民治(即人民当家作主)’”、期望人类和谐相处于社会之中的实例、范本。

 

洛克他们的理论,引发了大英帝国的建立、法国大革命的“暴起”,以及美利坚合众国的创立。他们的理想,实现了吗?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被他的同胞,不是专业历史学家的历史学家,E.H.卡尔称作“典型的个人主义者”;密尔的《论自由》,被严复老翁译作《群己权界论》,而撼动华夏读书界;至今,还有五、六种新中译本,行销中国大陆。在他的《论自由·引言》中,对“法国革命”(注:没有了“大”字),他批评了革命中的“暂时性的反常情况”;对他所见的美国政体,更是不惜笔墨,做了评论。他不仅不提“美国”二字,还说出了若干条“不足”:特别说道“所谓人民意志,实际上只是最多的或者最活跃的一部分人的意志,……于是结果是,人民会要压迫起自己数目中的一部分;而此种妄用权力之需加防止正不亚于任何他种”妄用权力。密尔随即提出“多数的暴虐”概念,并讨论了“多数的暴虐”之可怕,而必须特别注意加以防范(详见本文附录)。

 

笔者引用福山的观察,以及“意识形态”的形成与研究,提供了说明:民主体制的现实,与人们渴望的,不同;现实的美国民主体制,在衰败!就其因,洛克他们的理论,也是那“高贵谎言”的延续!

 

于是,感叹曰:人世间,有无不是谎言的实在呢?

 

庇护我们的社会、国家,能否屹立在不是谎言的、不可动摇的“真实的存在之上呢?

 

这串问题,,在我心中,悠然间,化作昂然、雄壮的贝多芬的《欢乐颂》!听吧:

 

欢乐,欢乐,欢乐女神圣洁美丽

灿烂光芒照大地!

我们心中充满热情

来到你的圣殿里!

你的力量能使人们

消除一切分歧,

在你光辉照耀下

四海之内皆成兄弟。

 

谁能作个忠实朋友,

献出高贵友谊,

谁能得到幸福爱情,

就和大家来欢聚。

真心诚意相亲相爱

才能找到知己!

假如没有这种心意

只好让他去哭泣。

 

谁能作个忠实朋友,献出高贵友谊,真心诚意相亲相爱四海之内皆兄弟。

 

四海之内皆兄弟!我心中涌出我们的孔夫子! 

只有他!从古至今,只有他,不语怪、力、乱、神! 

只有他!在艰辛中,寄期待于热络的血亲兄弟情谊,齐家而后平天下,四海之内皆兄弟!

只有他!构思、建树、并由他首次揭示 —— 那世界必须具有的以亲情为根基的伦理!



[1]  苏格拉底在说到对护卫者的教育时,欲擒故纵地说,有一个“高贵的谎言”;在格劳孔的追问下,才神秘地道出了“谎言”的内容;他说:天神造人时,要加金银铜铁;有的加入了黄金,长大后是统治者;加白银,成为护卫者;那些加入铜铁的就是农人和技工。后代繁衍混杂,使得农人技工的后代也含有金、银,所以,就要把他们提升为统治者、护卫者。但却绝不能将只含铜铁的人占据统治者的地位,因为“铜铁当道,国破家亡”。于是,政治上的等级秩序,就有人本身的“成分”决定,就好规定“各守其分”,城邦才有正义,因为在苏格拉底那里“正义”,就是“每个人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于他的天性的职务。”苏格拉底认为,“高贵的谎言”是一种“黏合剂”,城邦各阶层能团结在一起,使城邦按照“理性”运转,就会使城邦稳定、发展得到保障。这种说法虽然是谎言,却又有如此重大的两大作用;这样的谎言,理当是“高贵的谎言”!

 

 

 

附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提出的“多数的暴虐”概念(摘自密尔《论自由·引言》,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

 

    但是,在政治理论和哲学理论当中,正和在人当中一样,成功倒会把失败所会掩住的错误和弱点暴露出来。那个认为人民无须限制自己施用于自己的权力的观念,当平民政府还只是一个梦想的东西的时候,或者还只是一个见诸载籍存于远古的东西的时候,听来颇成一条自明的公理。一些暂时性的反常情况,就像法国革命那样,也并不必然会摇动那个观念,因为那种情况最坏也不过是篡窃者少数的运用,无论如何也不属于平民政制的恒常运用,而只算是反对君主专制和贵族专制的一个突然的、骚动性的爆发。可是,时间过去,终于出现了一个民主共和国,占据着地球上面很大的一塊,表现为国族群体中最有力量的成员之一;既有这巨大的现存事实足供窥察,于是这种选举制和责任制政府就成为观察和批评的对象. 这时人们就觉察出来,原来所谓“自治政府”和所谓“人民施用于自身的权力”等类词句,并不表述事情的真实状况. 运用权力的“人民”与权力所加的人民并不永是同一的;而所说的“自治政府”亦非每人管治自己的政府,而是每人都被所有其余的人管治的政府.至于所谓人民意志,实际上只是最多的或者最活跃的一部分人民的意志,亦即多数或者那些能使自己被承认为多数的人们的意志。于是结果是,人民会要压迫其自己数目中的一部分;而此种妄用权力之需加防止正不亚于任何他种. 这样看来,要限制政府施用于个人的权力这一点,即在能使掌权者对于群体,也就是对于群体中最有力的党派正常负责的时候,也仍然丝毫不失其重要性。 这个看法,因其既投合思想家们的智虑,又同样投合欧洲社会中那些在其真实的或假想的利害上与民主适相反对的重要阶级的意向,自然不难树立起来;在今天的政治思想中, 一般已把“多数的暴虐”这一点列入社会所须警防的诸种灾祸之内了。和他种暴虐一样,这个多数的暴虐之可怕,人们起初只看到现在一般俗见仍认为,主要在于它会通过公共权威的措施而起作用。 但是深思的人们则已看出,当社会本身是暴君时,就是说,当社会作为集体而凌驾于构成它的各别个人时,它的肆虐手段并不限于通过其政治机构而做出的措施。社会能够并且确在执行它自己的诏令。 而假如它所颁的诏令是错的而不是对的,或者其内容是它所不应干预的事,那么它就是实行一种社会暴虐;而这种社会暴虐比许多种类的政治压迫还可怕,因为它虽不常以极端性的刑罚为后盾,却使人们有更少的逃避办法,这是由于它透入生活细节更深得多,由于它奴役到灵魂本身。因此,仅只防御官府的暴虐还不够;对于得势舆论和得势感想的暴虐,对于社会要借行政处罚以外的办法来把它自己的观念和行事当作行为准则来强加于所见不同的人,以束缚任何与它的方式不相协调的个性的发展甚至,假如可能的话,阻止这种个性的形成,从而迫使一切人物都按照它自己的模型来剪裁他们自己的这种趋势——对于这些,也都需要加以防御。 关于集体意见对个人独立的合法干涉,是有一个限度的;要找出这个限度并维持它不遭侵蚀,这对于获致人类事务的良好情况,正同防御政治专制一样,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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