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善心可以抵罪】 
上世纪八十年代，比利时布鲁塞尔有一案件：一名女子半夜不慎由阳台掉下地面受重伤。刚好一名男子路过，发现她动弹不得，于是报警离开，临走顺手拿走她的银包。 事情的经过被闭路电视摄录下来，警察找到那名男子，并予以起诉。在长达四周的激烈辩论后，法庭判那男子无罪释放。为什么？ 法官宣言，每个人内心都有脆弱和阴暗的一面，但坚守道德底线值得减罪鼓励。拯救生命比抢劫财物，功大于过，那是行善行为。法官宁愿看见一个抢劫犯拯救一个生命，也不愿看见自命奉公守法的人见死不救。法官不仅仅单纯赦免了一个抢劫犯，更深远的意义是，对救死扶伤的鼓励和对整个社会保持良好风气的影响。法律在这里认为，拯救生命这样的道德底线比什么都重要，法律正义就是用这样的道德底线来量罪而得以体现。 用这个案例来对比中国的同类事件，不难看出分别。江苏一个年轻人救一位老人去医院，反被诬图谋不轨，法院竞然判罚年轻人，于是见老人不扶，见死不救的不良风气弥漫全国。再如汽车撞伤人要赔医药费，可能要比撞死人赔得还多，于是有丧心病狂者在撞伤人后，干脆撞死这个人。所恃者何？法律无正义耶！法院为什么不对故意撞死人者处以极刑？以之于此种恶劣行为横行？为什么不加大第三者保险以保障行人？将这个法律正义原则推演开来，我们得出生命优先，责任优先的结论。 法官应该通情达理，而不是死板地执行条文，灵活处理是为了以法达义。当然这只是遇到基本原则受到挑战的特例。比如曾成杰、吴英两案，法律条文可能说他们非法集资，诈骗金钱。但是否通情达理，合情合理呢？集资浪潮如何掀起？还不是政府鼓励，官员推波助瀾，甚至合作集资。以后为了防止资金链断裂，又不断用新债还旧债，被逼成了庞氏骗局。政府既鼓励又不让集资合法化、规范化，监督它的道德风险。一出事就贱卖当事人资产，处以当事人极刑。政府的过失为什么不能从当事人那里减去？当事人罪至于死吗？况且当事人没有不还债的意图，没有逃走。这里有个道德底线，必须先还低收入集资人的血汗钱。比如香港，银行出现风险时，五十万以下存款必须保证返还。迷你债券、次贷风险时，也是保障小存户大部分金钱。对于小集资人，曾成杰、吴英完全还得起。但是官府开始犯罪，他们强迫先返还给政府工作人员和有关大户，贱卖资产，于是挤提破产，一发不可收拾。官府违反了保障小户的道德底线，法院为何视而不见？为何所有责任都要当事人承担？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