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锺嵘《诗品》对任昉诗歌的评价

yiyidaodao 2013-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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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锺嵘《诗品》对任昉诗歌的评价

唐梓彬

摘要：本文以诠释锺嵘《诗品》对任昉诗歌的评价为中心，輔以筆者對任詩的體認，從優劣兩方面探討任詩的風格特色，並在此基礎上將其風格特點放于齊梁文風的大背景下考察，以见任昉在诗史上的地位。

关键词：锺嵘,诗品,任昉,诗歌

[作者简介] 唐梓彬（1986-）, 男,广东江门人, 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博士候选人,研究方向:齐梁文学及文论、唐宋文学。

任昉以“笔”着称于世,而其诗却寂寂无闻,既无显誉,谈论者亦少。因此,当时有“沈诗任笔”之说。萧纲〈与湘东王书〉言：“至如近世谢脁、沈约之诗，任昉、陆倕之笔，斯实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梁书?沈约传》又曰“谢玄暉善为诗，任彦昇工於文章。”在时人看来,诗歌创作非任昉所长,其诗比不上谢脁、沈约。然而,任昉的诗却受到锺嵘的重视,能与谢脁丶沈约同列中品,足见其地位不低。具体而言,锺嵘《诗品》对任昉的诗有以下的评价:

彦升少年为诗不工,故世称沈诗任笔,昉深恨之。晚节爱好既笃,文亦遒变,善铨事理,拓体渊雅,得国士之风,故擢居中品。但昉既博物,动辄用事,所以诗不得奇。少年士子,效其如此,弊矣。[ 1 ] ( P316 )

一般来说,後人多以此对任诗“动辄用事,诗不得奇”的缺陷大加责难。然而,笔者发现後人并没有真正理解到锺嵘对任昉评价的用心,值得作进一步的关注。下文将以锺嵘《诗品》对任昉的评语为中心,辅以笔者对任诗的体认,从优劣两方面探讨任诗的风格特色,并在此基础上评估任昉在诗史上的地位。

在《诗品》中,锺嵘归纳出任昉诗有“文亦遒变”丶“善铨事理”丶“拓体渊雅”及“得国士之风”四大优点,本文将以此为线索,加以阐释：

（一）“文亦遒变”

“文亦遒变”中的“变”是就任昉“少年为诗不工”而说的,指诗风变了，说明任昉晚年的诗有著很大的变化。至于何谓“遒变”？多种通行注本均未有解释；惟李徽教《诗品汇註》引《广雅》〈释詁》指出“遒,急也。”认为“遒变”乃指急剧变化，但笔者在《广雅》中却找不到此例,其说似缺乏根据；[2 ] ( P177 ) 周振甫《诗品译注》则把“遒变”译为“挺劲变化”； [ 3 ] ( P110 ) 赵仲邑《锺嵘诗品译注》译为“诗也变得有劲”； [4] ( P48 ) 陈元胜《诗品辨读》则译为“诗歌作品也显然改观”； [5] ( P106 )解释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事实上,“遒”原意为“迫”,多数作动词，《说文》：“遒,迫也。”[6] ( P41 ) 《广雅》：“遒,迫、促近也。”[7] ( P33) 故“遒”一般指“迫近”,《楚辞?招魂》“分曹并进,遒相迫些。”汉王逸注：“遒,亦迫也” [8] ( P288)《文选》载司马相如〈上林赋〉“遒孔鸞,促鵕义鸟”,郭璞注：“遒,促,皆迫捕貌。”[9] ( P128) 皆用此义。再者, “遒”也有“终”、“尽”之义，如《文选》班固〈答宾戏〉：“说难既遒,其身乃囚。”李善注：“项岱曰：韩非作说难之书,欲以为天下法式,上书既终,而为李斯所疾,乃囚而死” [9] ( P638)便是以“遒”字表“完尽”的意思。此外,“遒”字在《诗经》中亦表“聚合”[1]和“坚固”[2]。然而,“遒”在钟嶸《诗品》任昉条中既作为“变”的副词,以上各种解释也是不通的。

另一方面,汉魏六朝时“遒」亦作形容词,表“劲健有力」之义,用例有曹丕〈与吴质书〉“公干有逸气,但未遒耳。”、《文心雕龙?风骨》“风力遒也” [10] ( P513)、南朝梁刘孝标〈广绝交论〉“遒文丽藻”、《宋书?鲍照传》“鲍照,字明远,文辞赡逸,尝为古乐府,文甚遒丽” [11] ( P1477)等等,属文论术语。

“遒”一般不作副词,但在六朝时亦有少数以“遒”修饰动词的用例,如齐谢赫《古书品录》“体韵遒举。风彩飘然。一点一拂。动笔皆奇。”[12] ( P1477)及梁萧统〈与东宫官属令〉“其风韵遒上,神峰标映,千里绝迹,百尺无枝。”从以上例子可知,“遒”字虽时作副词用,但主要还是保留了“劲健”之意,与其作形容词的用法并无大异。

以此观之,钟嶸《诗品》任昉条的“遒变”亦应包涵了指其变化“劲健有力”的含义。因为“遒变”一词在当时非常用的搭配,除《诗品》外,根本没有其他用例。既然“遒变”并不常用,那麼钟嶸为什麼要特别用“遒”字呢？究其原因,笔者认为钟嶸的“遒”当具有文论上的意义,隐含了钟嶸对任昉的评价。

在钟嶸《诗品》中“遒”字共四见,除任昉条外,又见于中品袁宏、中品谢脁及中品沈约的评语。《诗品》袁宏条云：“彦伯咏史,虽文体未遒,而鲜明紧健,去凡俗远矣。”[ 1 ] ( P253 )《诗品》沈约条云：“约於时谢脁未遒,江淹才尽,范云名级故微,故约称独步。”[ 1 ] ( P321 ) 二例同解作“劲健”之意。而《诗品》谢朓条云：“其源出於谢混。微伤细密,颇在不伦。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 1 ] ( P298 ) 其中的“警遒”亦当指“精警劲健”。由此可见,“遒”字在锺嵘《诗品》中全解作“劲健”,故笔者认为“文亦遒变”当译为“诗风亦发生了劲健有力的变化”较贴近锺嵘本意。可以说,“劲健”正是锺嵘对任昉晚年诗歌总体格调的评价。

笔者认为锺嵘既在《诗品·中品》屡用“遒”字,当有其深意。若联系其对袁宏“文体未遒”丶谢朓“未遒”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及任昉“文亦遒变”的评价一并考察,笔者发现锺嵘非常注重劲健的文风,对“遒变”亦有所期许。因此,任昉的「遒变」在锺嵘看来是难能可贵丶值得赞赏的。

从任昉现存的诗歌看来,其诗用词刚劲有力,内容真挚,反映着任昉的真性情丶真志趣,确实呈现出劲健之气,具有“建安风力”。其写景状物的诗句,如“群峰此峻极，参差百重嶂”〈严陵瀬〉丶“旭旦烟云卷，烈景入东轩”丶“霡霂类珠缀，喘吓状雷奔”〈苦热〉丶“沧江路穷此，湍险方自兹”丶“叠嶂易成响,重以夜猿悲”〈赠郭桐庐出溪口见候余既未至郭仍进村维舟久之郭生方至〉均气势浩荡,写得豪迈雄健,慷慨激昂, 迥异于当时绮丽纤柔的诗风。又如任昉〈别萧谘议〉：

离烛有穷辉,别念无终绪。岐言未及申,离目已先举。揆景巫衡阿,临风长楸浦。浮云难嗣音,徘徊怅谁与。傥有关外驿,聊访狎鸥渚。

这诗寄托了任昉对友人萧衍的深长离情,以及将要分隔两地的感慨,苍劲有力,感情真挚。首二句以离宴上的蜡烛起兴,指出蜡烛将要燃尽,发出最後的光辉；但诗人对友人的思念却没有终端,比喻贴切,使全诗笼罩着伤感忧郁的气氛。植着长楸的水浦是眼前的离别之景,而诗人的“离目”却似乎望见了遥远的巫山衡山,由此自然引起离别之後“浮云难嗣音,徘徊怅谁与”的惆怅：天空飘浮的云难以继续传寄音讯,徘徊失意又有谁人相伴呢？最後以狎鸥之典表示了自己希望到关外寻访友人的心意。《列子·黄帝》：“海上之人有好沤（鸥）鸟者,每旦之海上,从沤鸟游,沤鸟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闻沤鸟皆从汝游,汝取来,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沤鸟舞而不下也。”用此典既含蓄地表达了自己与萧衍的真挚友情,又兼有欲与萧衍一同忘机之情,[3]可谓言已尽而意无穷。任昉这首赠别诗以抒情为主,灵活运用了赋丶比丶兴之法,以“别”字贯穿全篇,感情澎湃,长楸丶浮云丶巫衡都是汉魏离别诗里常见的兴象,难怪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评任昉此诗“情绪直逼汉魏,语亦苍浑。”[13] ( P258 ) 可以说，任昉的诗歌格调劲健清新,能摆脱当时绮靡浮艳的风气,爲扭转齐梁柔弱诗风作出一定贡献。

（二）“善铨事理”

曹旭认为“善铨事理”指“善於铨衡丶评判人事物理”； [ 1 ] ( P318 )王叔岷认为此谓任诗“善於诠说事与理”； [14 ] ( P307 ) 向长清认为“铨事理”即“衡量事物之理”；[15] ( P70 )赵仲邑解作“善於诠释事理”； [4 ] ( P48)陈元胜译作“善於评量斟酌典故义理”； [5 ] ( P106 )而周振甫则译为“长於评论事理”。 [3 ] ( P110 )各人的解释虽亦可通,但笔者认为由于“善铨事理”有异文,《陈学士吟窗杂录》本丶《格致丛书》本均作“敍事铨理”,因此这句原文和原意为何尚不能论定。但若按周振甫解,两种版本差别不大,故“善铨事理”大体就是指任昉的诗善于评论人事物理。

任昉部分的诗的确颇具理趣,以哲理入诗,大发议论。例如〈寄到溉〉“铁钱两当一,百易代名实。为惠当及时,无待凉秋日。”明白如话,说明施恩应及时的道理,具有警动人心的力量。又如〈答何徵君〉：

散诞羁鞿外,拘束名教里。得性千乘同,山林亦朝市。勿以耕蚕贵,空笑易农士。宿昔仰高山,超然绝尘轨。倾壶已等乐,命管亦齐喜。无爲叹独游,若终方同止。

此诗以通俗的语言表达了任昉对仕与隐的看法,写得曲折而深具韵致。“散诞羁鞿外，拘束名教里”,指出何徵君舒散放诞于牵绊拘束之外,而自己却拘谨于名分与教化里。乍见之下,两人一隐一仕,一“散诞”一“拘束”，殊不相类。但任昉认为“得性千乘同,山林亦朝市”,只要得遂人之本性,则仕与隐一也,隐士幽居之处与尘世亦无根本的分别。任昉在这里进一步继承晋王康琚〈反招隐诗〉“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的思想,指出真正有心隐居的人,虽处闹市中,仍不改其心志,暗示自己与何徵君无异,且境界更高。基于此理,任昉希望何徵君不要以种植养蚕为贵,而嘲笑他这些怠慢农务的人。後半首表示自己一向对何徵君的超然绝尘怀着高山仰止的敬意,所以,双方“倾壶”丶“命管”的快乐是相同的。最後,任昉更语重深长的道出一句“无爲叹独游,若终方同止” ,反劝何徵君不必慨叹独游,无人相伴；因为自己就像是始终与对方行止相同一样。此结句矫健有力,又含蓄宛转。任诗之善于评论人事物理,由此可见。

再者,任昉亦善于用典故评论事理。例如〈泛长溪〉“弭檝申九言”中“九言”用《左传·定公四年》“反自召陵,郑子大叔未至而卒。晋赵简子爲之临,甚哀,曰：黄父之会,夫子语我九言”的事,说明自己当“无始乱,无怙富,无恃宠,无违同,无敖礼,无骄能,无复怒,无谋非德,无犯非义”的道里。[16 ] ( P950 )〈赠郭桐庐出溪口见候余既未至郭仍进村维舟久之郭生方至〉“涿令行春返，冠盖溢川坻。”用《后汉书·滕抚传》：“滕抚,字叔辅,北海剧人也。初仕州郡,稍迁爲涿令,有文武才用。太守以其能,委任郡职,兼领六县。风政修明,流爱于人,在事七年,道不拾遗”典,既点出了郭桐庐迟到的原由,更道出任昉对郭桐庐“风政修明,流爱于人”的赞赏。[17 ] ( P1279 )以此观之,则任诗亦如陈元胜所言,“善铨事理”善于评量斟酌典故义理；或“敍事铨理”敍述典故丶评量义理；故陈氏的解释亦不无道理,其说可参。

（三）“拓体渊雅”

曹旭《诗品集注》“拓：开拓丶拓展。渊雅：深厚典雅。”[1 ] ( P319 )周振甫译为：“开拓体裁,深刻雅正。”；[3 ] ( P110 )其他说法亦大体与曹旭相同,只有向长清及陈元胜引《广雅疏证》“祏,大也”认为“拓”通“祏” ,故“拓体”即“大体”的意思。[15] ( P70 ) [5 ] ( P107 )然而,“拓体渊雅”有异文,《吟窗》丶《格致》丶《诗法》丶《词府》均作“文体洪雅”,因此从现存的解释来看,有三个问题未能解决：一是“体”到底是不是指体裁；二是应该如何理解“拓体渊雅”；三是“渊雅”的内涵究竟是甚麽。故笔者将着力探讨以上三个问题的答案。

第一个问题比较容易解决,诚如罗根泽所言：“中国所谓文体，有两种不同的意义：一是体派之体，指文学的风格而言……一是体类之体，指文学的类别而言。”[18] ( P146)“体”固然可指文学的体裁，但亦可指文学的风格。如《文心雕龙·体性》云：“若总其归涂,则数穷八体。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10 ] ( P505 )其中的“典雅”便是指典雅的文学风格。以此观之，“典雅”和“渊雅”的性质是相近的。因此，钟嶸《诗品》中“拓体渊雅”的“体」字与《文心雕龙?体性》中的“体”理应同义，所指的非体类之体，而是体派之体。

何谓“拓体渊雅”？若综合各家说法及异文,“拓体渊雅”大体有两种解释。第一可解作“拓展渊雅的风格”；第二可解作“风格大体渊雅”或“诗歌风格洪雅”。“渊”在字义上是深广的意思,如《老子·第四章》：“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 [19 ] ( P27)“洪”在字义上亦为广大之意，如《汉书·叙传》：“乃施洪德。” [20 ] ( P4267)“洪”与“渊”在字义上相类,因此笔者认为“渊雅”与“洪雅”词义亦相通。但由于“洪雅”在六朝文献中并无用例,故笔者在下文主要还是以“渊雅”作论述。

“渊雅”一词在《诗品》中，除见于任昉条外,又见于嵇康条,其云“过为峻切,訏直露才,伤渊雅之致。” [1 ] ( P210 )当中的“渊雅”与“过为峻切，訏直露才”对立,乃儒家“雅正”文学观的体现,指的是《小雅》“怨诽而不乱”的雅。其特点是强调内容深厚正大,主张感情要抒发得典雅中正,能“怨而不怒,哀而不伤” , “发乎情止乎礼”,既不伤雅致,又兼具教化功能。由此可见,钟嶸评任诗“拓体渊雅”,认为任诗具有“渊雅”的特点,其言的当是儒家之“雅”的含义。

至于“渊雅”的内涵,也可以在同时代人对“渊雅”的使用中,找到线索。“渊雅”一词在六朝之世除见于《诗品》,亦见于刘勰《文心雕龙·诏策》“观文景以前,诏体浮新；武帝崇儒,选言弘奥。策封三王,文同训典,劝戒渊雅,垂范後代。”[10 ] ( P358 ) 这里称赞武帝崇儒,选任文学儒者,为文弘奥,册封三王的文章如同训典般,劝戒渊雅,能为後代垂范,也就是说文章内容关乎劝导教化、深厚典雅。“弘奥”是宏博深奥之意,与“渊”的意思相近；这与锺嵘所说的“渊雅”大意相同,都是要求内容深厚正大。由此可见, “渊雅”主要体现了儒家的审美要求。

以此观之,任昉的奉和应制诗皆深得儒家渊雅之致。例如〈九日侍宴乐游苑〉：

帝德峻韶夏,王功书颂平。共贯沿五胜,独道迈三英。我皇抚归运,时乘信告成。一唱华锺石,再抚被丝笙。黄草归雒木,梯山荐玉荣。时来浊河变,瑞起温洛清。物色动宸眷,民豫降皇情。

任昉歌颂国君的德行高于禹舜,其功业使人人皆颂扬太平盛世之事,景物甚至被君王的恩宠所感动,人民对国君这种由上而下的恩情也感到非常的喜悦。此诗写得极其典称,表现出尊君爱国的思想感情,虽为歌功颂德之作,却没有阿谀之感,成功描绘了国君的英明丶百姓的感恩和太平盛世之降临,充满了任昉对国君治国贤能丶百姓生活饱足的喜悦。

〈九日侍宴乐游苑〉这类奉和应制诗,内容以赞扬歌颂爲主,或许因体裁关系而写得雍容典雅。但综观任昉其他的诗,同样贯彻着对道德的追求,写得温柔敦厚,感情沉稳不浮。例如〈厉吏人讲学〉：

暮烛迫西榆,将落诫南亩。曰余本疏惰,颓暮积榆柳。践境渴师臣,临政钦益友。旰食愿横经,终朝思拥帚。虽欣辨兰艾,何用辟蒿莠。

此诗体现儒家“孜孜不倦”丶“敬老尊贤”的思想,具教化的意义,被陈祚明评为“孜孜之怀,令人仰跂”。 [13 ] ( P258 )又如〈答刘孝绰〉：

阅水既成澜,藏舟遂移壑。彼美洛阳子,投我怀秋作。久敬类诚言,吹嘘似嘲谑。兼称夏云尽,复陈秋树索。讵慰耋嗟人,徒深老夫托。直史兼褒贬,辖司专疾恶。九折多美疹,匪报庶良药。子其崇锋颖,春耕励秋获。

其中“直史兼褒贬,辖司专疾恶”丶“子其崇锋颖,春耕励秋获”等句均具有教化的意味,写出任昉对友人的关心和嘱托。他劝勉友人要痛恨邪恶,秉笔直书兼及褒贬；又赞赏友人的文章具有锐气,肯定友人积极勤奋的行爲,认为只要继续努力耕耘,将来必有收获。试如陈祚明所言：“此等诗最有合于风雅,且词气婉转,真可谓之温柔敦厚。”[13 ] ( P257 )又如任昉的悼亡诗〈出郡传舍哭范仆射〉：

平生礼数绝,式瞻在国桢。一朝万化尽,犹我故人情。待时属兴运,王佐俟民英。结欢三十载,生死一交情。携手遁衰孽,接景事休明。运阻衡言革,时泰玉阶平。浚冲得茂彦,夫子值狂生。伊人有泾渭,非余扬浊清。将乖不忍别,欲以遣离情。不忍一辰意,千龄万恨生。已矣平生事,咏歌盈箧笥。兼复相嘲谑,常与虚舟值。何时见范侯,还叙平生意。与子别几辰,经涂不盈旬。弗覩朱顔改,徒想平生人。宁知安歌日,非君撤瑟辰。已矣余何叹,辍舂哀国均。

此诗以“哭”字贯穿全篇,写来情真语质,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一字一句均饱含着任昉对友人范云离世的悲痛及两人深厚的情谊。“一朝万化尽,犹我故人情”丶“结欢三十载,生死一交情”丶“将乖不忍别,欲以遣离情”丶“不忍一辰意,千龄万恨生”丶“何时见范侯,还叙平生意”丶“与子别几辰,经涂不盈旬”丶“弗覩朱顔改,徒想平生人”等诗句,一唱三叹,重叠反复,道尽了任昉对友人离去的无奈和悲痛,写尽了诗人对友人道不尽的思念。其中“结欢三十载,生死一交情”的数字对比,更把两人相交相知丶源远流长丶生死不逾的友谊,表达得精炼动人。语言虽质朴无华,却蕴含着深深的哀思,其中“宁知安歌日,非君撤瑟辰”更被沈德潜评为：“令人几不敢言欢娱,情辞极爲深婉”。然而此情又皆“发而中节”,不予人过分哀怨之感。再者,任昉不仅抒发个人的哀情,他更把哀伤提到国家的层面,从一己之悲推广到举国之悲,处处流露着范云对国家的影响,及因痛失范云而引起对国事的忧虑。例如：“平生礼数绝,式瞻在国桢”言范云离世,国家失去了礼敬崇拜的对象,人们亦失去了可以效法的国家栋梁,初步揭示出范云对国家的重要性。接着便言及范云在政治上的功绩, “待时属兴运”以《易》：“君子藏器於身,待时而动。”暗指范云助萧衍称帝之功。“携手遁衰孽,接景事休明。”言范云远离齐朝衰世的灾祸,侍奉清明美好的国君梁武帝,使“时泰玉阶平”国运兴盛,时局安稳,天下太平,是“王佐俟民英”,即言范云是可以成为王佐的精英。此外,范云又有分辨贤愚的能力, “伊人有泾渭,非余扬浊清”能品评识别人物的高下,这是自己也不能及的。基于以上种种对国家的贡献,所以最後任昉道出“已矣余何叹,辍舂哀国均”,用《史记·商君列传》中的五羖大夫[4]及《诗经·小雅·节南山》[5]的典故,以国殇之哀,暂时掩盖自己对友人离世的哀痛,既体现了任昉心忧国事的高尚情操,更将全诗由抒发私情提升到经国大事的层次,使诗歌变得典雅庄重,能做到“为时惜,而不徒以其私也”,这在“情灵摇荡”的齐梁之世实属难能可贵。锺嵘称道其能拓“渊雅”之体,正是对任昉在当时迥异流俗的诗风的高度评价。

（四）“得国士之风

现有的研究成果对“国士之风”的解释比较含糊,尚未能正确理解“国士之风”的含义。例如曹旭《诗品集注》云：“国士：举国倾慕之人。”；[1 ] ( P319 )；向长清解“国士”为“国中才能出众的人”； [15 ] ( P70 )赵仲邑译成“有一国所仰慕的正人君子之风”； [4 ] ( P48 )陈元胜解作“有举国知名人士的风度”； [5 ] ( P106 )周振甫《诗品译注》则译为“得到国士的风度”。 [3 ] ( P110 ) 结合各人的说法,“得国士之风”大概是指“具有举国倾慕之杰出人物的风度”。然而,笔者认为以上的解释始终未算完备,未能说明“得国士之风”在锺嵘《诗品》中的具体内涵,值得进一步探讨。

“国士之风”在锺嵘《诗品》中只一见,若再推流溯源,可知“国士之风”始见于司马迁〈报任少卿书〉：“然仆观其为人：自守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与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蓄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 [9 ] ( P577 )主要是指李陵具有优秀的节操,故被司马迁认为他有“国士之风”。以司马迁〈报任少卿书〉观之,“国士之风”一词乃用于品评人物的道德行为,其具体内涵便是“自守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与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後《三国志·蜀志》丶《三国志·吴志》及《晋书·乐道融传》均有沿用“国士之风”一词,而其内涵亦无出太史公其右,主要用之于赞扬人物的德行。[6]至锺嵘《诗品》,其评任昉“文亦遒变,善铨事理,拓体渊雅,得国士之风,故擢居中品。”从“文亦遒变”至“拓体渊雅”,其讨论的焦点均是任昉的诗,而非任昉其人。因此,“得国士之风”亦应是就任昉的诗而言的。可以说,锺嵘把“国士之风”由对人物德行的品评转换成对诗人精神品性及文学风貌的评价。影响所及,自锺嵘《诗品》以後,“国士之风”便用之于文学批评,如《河岳英灵集》评卢象的诗“象雅而平,素有大体,得国士之风。” [21 ] ( P369 )《唐才子传》称卢象“有诗名,誉充秘阁,雅而不素,有大体,得国士之风。”[22] ( P34 )指的都是文学风格中的雅。

从锺嵘以用于品评人物的“国士之风”评论任昉的文学风貌,可知任诗除了“雅”外,亦有“文行合一”丶“文如其人”的风格特点,能在诗中反映高尚的人格,具有人格美。

事实上,任诗处处展现出任昉超然高洁的人格,体现了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中“国士之风”的具体内涵,焕发出“自守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与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的道德光芒,如：〈赠徐徵君〉“杳与荣名绝”丶“贞松擅严节”；〈厉吏人讲学〉“临政钦益友”丶〈寄到溉〉“为惠当及时,无待凉秋日”；〈出郡传舍哭范仆射〉“伊人有泾渭,非余扬浊清”；〈落日泛舟东溪〉“田荒我有役”等等诗句,都可看出任昉不求荣名丶清浊分明丶以高节自励的操守以及勤政爱民丶仁厚恭俭的为人。而且以上的品德在《梁书·任昉传》及《南史·任昉传》所载的事迹中也可见出：

性至孝,居丧尽礼。服阕,续遭母忧,常庐於墓侧,哭泣之地,草为不生。《梁书·任昉传》 [23] ( P252 )

天监二年,出为义兴太守。在任清洁,儿妾食麦而已。友人彭城到溉,溉弟洽,从昉共为山泽游。及被代登舟,止有米五斛。既至无衣,镇军将军沈约遣裙衫迎之。《梁书·任昉传》 [23] ( P253 )

六年春,出为宁朔将军丶新安太守。在郡不事边幅,率然曳杖,徒行邑郭,民通辞讼者,就路决焉。为政清省,吏民便之。视事期岁,卒於官舍,时年四十九。昉好交结,奖进士友,得其延誉者,率多升擢,故衣冠贵游,莫不争与交好,坐上宾客,恒有数十。时人慕之,号曰任君,言如汉之三君也。《梁书·任昉传》 [23] ( P254 )

（昉）禄奉所收,四方饷遗,皆班之亲戚,即日便尽。……岁荒民散,以私奉米豆为粥,活三千馀人。时产子者不举,昉严其制,罪同杀人。孕者供其资费,济者千室。在郡所得公田奉秩八百馀石,昉五分督一,馀者悉原,儿妾食麦而已。《南史·任昉传》 [24] ( P1454 )

由此可见,任昉之德行与其诗文中表白的道德追求是相吻合的。

从锺嵘《诗品》评陶潜：“每观其文，想其人德”, [1 ] ( P260 )可见锺嵘当具有“文行合一”的主张,其称任昉“得国士之风”便是由此出发的。任昉能在诗中反映人格,实现“文行合一”,其诗具有风教的意味,能“乐人之乐,忧人之忧,虚往实归,忘贫去吝。行可以厉风俗,义可以厚人伦,能使贪夫不取,懦夫有立。”（王僧孺〈太常敬子任府君传〉）,这与萧统〈陶渊明集序〉言：“观渊明之文者,驰竟之情遣,鄙吝之意袪,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岂止仁义可蹈,抑乃爵禄可辞,不必傍游泰华,远求柱史,此亦有助於风教也”是极其类近的。故此,笔者认为“文行合一”是陶潜和任昉二人受到锺嵘褒彰的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锺嵘《诗品》亦归纳出任昉诗有“但昉既博物,动辄用事,所以诗不得奇”的缺点,本文就此再加以阐释：

这三句就是指任昉的诗用典繁重,有伤文气,致使诗不得奇,欠缺新意和变化。由于锺嵘提倡“自然英旨”,主张“直寻”,故反对用典,认为“至乎吟咏性情，亦何贵乎用事”, [1 ] ( P174 ) 所以纵使任昉“善铨事理”,锺嵘亦要对任昉“动辄用事”的文病,大加指正。

任诗“动輒用事”的特点,虽如曹道衡所言：“这缺点似不很明显，这也许是经过时间的淘汰,那些缺点较严重之作已经散佚之故。” [25] (P484 ) 但综观现存的二十多首任诗,其用语多有出处,故其“动辄用事”的特点还是可以见出。例如：〈别萧諮议〉“浮云难嗣音”中“嗣音”语出《诗经?郑风?子衿》：“纵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26] ( P179 )〈赠王僧孺〉“百行之首,立人斯著”中「立人”语出《周易》：“立人之道,曰仁与义。” [27] ( P4)〈答到建安餉杖〉“劳君尚齿意,矜此杖乡辰」中“尚齿”语出《礼记?祭义》：“是故朝廷同爵则尚齿。”“杖乡”语出《礼记?王制》：“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乡,七十杖於国,八十杖於朝。” [28] ( P823) 任诗的用语多取法经誥,以古语、古事入诗,其用典之频繁,由此可见。然而任昉现存的诗用典虽多,却很平易,大体能善用典故,有助于诗歌的艺术表现,大多没有堆砌的痕跡。在〈答刘居士〉“庭飞熠耀,室满伊威”中,更显示出任昉善于鎔铸古事、古语,脱化新句的功力。此两句鎔裁自《诗经?幽风?东山》“伊威在室,蠨蛸在户,町畽鹿场,熠耀宵行。” [26] ( P295)《诗经》原意乃抒发主人公因重返故地而生的苍凉感怀之情,任昉转用郑笺“无人”二字,[7]表示脱离凡俗,虚室无人之意。再者,如上文所述,任诗亦善于用典故评论事理。故此,任诗的“动辄用事”在主张“直寻”的时人锺嵘眼中虽为诗歌之弊,但在後人看来却不一定是任诗的缺点,“动辄用事”反成为了後人为任诗平反的旗帜,如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云：“千秋而下,惟少陵与相竞爽。所造至此,锺嵘胡足以知之。而谓动辄用事,诗不得奇。悲夫！”[13] ( P256 )陈衍《锺嵘诗品平议》曰：“诗之工不工不关乎此也。记室引为大戒。然则《三百篇》之有待传者笺者,非尽删不可矣。”[29] ( P88 )两人均不同意锺嵘对任昉“动辄用事,所以诗不得奇”的评价,籍此对锺嵘的“直寻”说提出质疑,认为任昉在诗中用事并无不妥。锺嵘与陈祚明丶陈衍等人的诗学观点有异, 而且由于任诗多数散佚之故,三人所看到的任诗数目亦不大相同,实难以衡量孰是孰非。但从现存的任诗看来,“动辄用事”终究不算是任诗的缺点,因为其引用的典故虽多,却大都浅白易懂,纵不知典故出处,亦不妨碍理解,读来并不晦涩。

锺嵘又认为任昉“诗不得奇”,何谓“奇”？锺嵘的“奇”主要是就诗歌的艺术形式而言的,大体是指在命意和造语上讲究新奇,正如王运熙所言“总的说是指诗歌的艺术奇警不凡”。 [29 ] ( P393 ) 锺嵘在评价范云和丘迟时又云：“范诗清便婉转,如流风回雪。丘诗点缀映媚,似落花依草。故当浅于江淹,而秀于任昉。”[1 ] ( P312 ) “奇”和“秀”虽然是两个不同的审美理念,但是追求新奇和秀丽是永明体诗人的共同好尚。锺嵘说范云丶丘迟秀于任昉,可见他认为任昉在奇和秀两方面都有不足之处。考察范云和丘迟的诗,尤其是赠答相思离别一类题材,善用景物烘托,无疑是比较秀丽的,不乏奇句奇思。例如：范云〈赠俊公道人诗〉：“秋蓬飘秋甸,寒藻泛寒池。风条振风响,霜叶断霜枝。幸及清光满,无使眀月亏。月亏君不来,相期竟悠哉。”写得曲折流转丶回旋秀丽。其中“秋蓬飘秋甸,寒藻泛寒池。风条振风响,霜叶断霜枝”四句皆以第一字与第四字重叠,形成音调丶章法及诗意上的回还往复,体现了范诗“清便婉转”的特色。後半首实际是借月之亏盈圆缺比喻人离合,但用祈求明月长圆的口气表述出来,构思新奇却情深意长。而丘迟的〈侍宴乐游宴送徐州应诏诗〉丶〈敬酬柳仆射徵怨诗〉丶〈芳树〉丶〈答徐中人为人赠妇诗〉等也都善于在写相思离情时点缀鱼鸟蜂蝶丶落花新荷的媚景。反观任昉的赠答类诗,多为一本正经的劝诫勉励之词,几乎没有这类秀丽的风格和奇特的构思,平实朴质可说是其主要特点,这与他诗歌的取材和内容偏于儒雅典正是有关的。

总括上述,锺嵘对任昉的评价是有毁有誉的。然而,後人多以偏概全,只偏执于锺嵘对任诗的毁,忽视了锺嵘对任诗的誉,多视任昉为“动辄用事”的罪人,认为任昉“强居中品,宜置之於劣位也” [2 ] ( P176 )丶“滥居中品” [30] ( P461 )丶“用事过多,风韵情趣,丧失殆尽,居之中品嫌弱耳” [31] ( P46 ),在诗史上不占一席位。古直的《诗品笺》更猜测锺嵘纳任昉于中品的原因是“当时倾慕彦升者多。仲伟擢昉中品,殆不得已。”[32] ( P30 )但锺嵘论诗极具胆识,能客观地以诗论诗,不受外来因素所扰,绝不因身分地位而抬举某人,这从锺嵘把齐高帝及其恩师王俭纳入下品可知。诚然，古直的说法是错误的,尚未能解释锺嵘纳任昉于中品的原因。下文将以此疑问为线索，评价任昉在诗史上的地位。

笔者认为任昉既为《诗品》中唯一能“擢居”的诗人,锺嵘把任昉升入中品,当有深远的意义。若然,锺嵘批评任诗“词不贵奇,竞须新事”丶“动辄用事,诗不得奇”,大可随王元长丶王俭这类好用典故的诗人纳入下品。然而,锺嵘并没有如此,他反将当时不以诗闻名的任昉,列入中品,与谢脁丶沈约丶江淹并举,跃升成为齐梁诗坛的冠冕。究其原因,便是因为任诗“文亦遒变,善铨事理,拓体渊雅,得国士之风”的优点与锺嵘在《诗品序》强调的“建安风力”丶“干之以风力”的主张是一致的。

笔者把任诗的风格特点放于齐梁文风的大背景下考察,发现任诗可补充齐梁诗歌在思想内容上的不足。齐梁诗风在思想内容方面主要有以下弊病：首先,确如刘熙载《艺概·诗概》指出：“齐梁文辞之弊,贵清绮不重气质。” [33] ( P174) 齐梁诗歌虽辞采繁丽,却因辞害意,形成注重藻饰而不见性情的不良文风。流风所及,咏物诗及闺怨艳情诗极多,但咏物诗内容又以体物赋形为多,有寄托的作品极少；而闺怨艳情诗的主题又离不开女性的容貌丶闺中生活及男女艳事等。这样的内容，使诗由抒发经国之志转向描写世俗生活,忽视了文学的教化功能,变得文有馀而质不足,讲究的往往只是圆熟的艺术技巧,使汉魏以来的风力渐失,诗风纤弱,无复劲健的风骨。再者,齐梁文人的人格与诗歌的风格多不相合,使文行分离,作品所呈现出来的内容又多与作者的人格不符。

真实上,任昉的诗歌风格与以上的诗风截然不同。任昉受儒家思想影响,重视文学的教化功能,风格劲健而渊雅,更能“文行合一”,“得国士之风”。这对“柔弱”丶“险俗”丶“文行分离”的齐梁诗风无疑是一种反拨。笔者认为这才是锺嵘把任昉“擢居中品”的原因,他希望籍此破“俗”立“雅”丶斥“柔弱”标“劲健”丶反“文行分离”倡“文行合一” ,以纠正当时的不良诗风。《诗品》云“大明丶泰始中,鲍丶休美文,殊已动俗,惟此诸人,传颜陆体。” [ 1 ] ( P432 )又评鲍照：“贵尚巧似,不避危仄,颇伤清雅之调,故言险俗者,多以附昭。” [ 1 ] ( P290 )可知锺嵘乃视宋鲍照为“险俗”的源头,认为後人凡宗鲍照的亦是“险俗者”。至齐梁年间,文人多师法鲍照和谢脁。沈约便是法鲍照者的其中一员,锺嵘评其曰“固知宪章鲍明远也,所以不闲於经纶,而长於清怨。” [ 1 ] ( P321 )可知其“不闲於经纶”是锺嵘所否定的大病。而锺嵘又评谢脁“意锐而才弱” [ 1 ] ( P298 )丶“未遒” [ 1 ] ( P321 ),可见谢诗在思想内容方面亦未达到锺嵘的要求。而江淹则被评为“筋力胜於王微” [ 1 ] ( P306 ),然而王微又被锺嵘评为“才力苦弱,故务其清浅,殊得风流媚趣” [ 1 ] ( P277 ),骨力贫弱,故江淹的筋力虽胜于王微,但骨力亦当不足。而范云和丘迟又“浅於江淹” [ 1 ] ( P312 ),可知骨力亦有限。从上述被锺嵘纳入中品的齐梁诗人看来,当时风力不振丶文趋浅俗的情况是极其普遍的,可说是当时文人的通病。然而,任昉的诗在思想内容方面却能一扫歪风,所以虽然任诗在艺术上有“动辄用事”丶“竞须新事”丶“诗不得奇”的缺点,但锺嵘基于任诗“劲健”丶“渊雅”丶“得国士之风”的风格特点在当时有拨乱反正的意义,故特别珍惜任昉这种雅才,把任昉纳入中品,既带有纠正时俗的倾向,又肯定了任昉在齐梁诗坛的地位。

锺嵘不因任诗在艺术上的缺陷,而置任昉于下品,这是因为锺嵘《诗品》虽然以“文质彬彬”为最高的审美标准,主张“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但从他认为“气过其文,雕润恨少”的刘桢比“文秀而质羸”的王粲好,可知当两者不能兼备时“风力”还是重于“丹彩”。任昉的诗歌虽缺“丹彩”,却具备“风力” ,其诗“渊雅”,写得明朗简洁丶真切自然。这在锺嵘看来,自然瑕不掩瑜,能“擢居中品”了。

另一方面,笔者认为锺嵘对任昉“诗不得奇”的评语,不单是从批评任昉“动辄用事”的缺陷出发的,更是就着任诗的“雅”而言的。《文心雕龙·体性》云“雅与奇反”, [10 ] ( P505 )锺嵘显然亦明此理,所以在肯定任昉“渊雅”的同时,又批评任诗“不得奇”,这正是从《文心雕龙·定势》“奇正虽反,必兼解以俱通”的文学思想出发的。[10 ] ( P530 ) 锺嵘一方面“贵雅”,但又认为“贵雅”容易导致各种创作上的问题,例如：诗歌内容典雅庄重,虽思想积极丶感情健康,具教化之用,但亦容易失之于“乖秀逸”丶“雕润恨少”,缺乏奇句奇思。故此,锺嵘归结任诗的缺点为“不得奇”,并告诫曰：“少年士子，效其如此，弊矣”,希望时人效法的是任诗的“渊雅”,而非任诗“不得奇”的艺术技巧。简而言之,任诗在锺嵘看来虽“拓体渊雅”,但却未能将“雅”与“奇”兼解以俱通,尚未能摆脱“雅与奇反”的创作局限,犹有缺失。以此观之,则任昉虽“动辄用事”丶“诗不得奇”,却非如曹旭所言乃“盲目地炫耀学问”丶“不懂诗歌”丶“弄不清诗和学问的关系”的罪人, [24] ( P133 )他只是未能融“奇”于“雅”而已,这点对客观评价任昉在诗史的地位非常重要。

总的来说,任昉在齐梁“文质代变”的过程中,能保持风力,这在当时来说是极不容易的,故亦当在诗史上有一席之地,不可漠视。任昉的诗歌,继承汉魏以来的建安风骨,又与陶渊明“文行合一”的诗风一脉相承,维系着日渐消失的“劲健”丶“渊雅”丶“文行合一”的传统,使风力于齐梁之际不至荡然无存,这是任昉在诗史上最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