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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之冕 周之冕 
设色纸本 132×62.5cm 介绍： 周之冕与钩花点叶派（修订稿） ——以《菊花鹌鹑图》为例 朱万章 在讨论明代花鸟画时，早期美术史论家习惯上将边文进、吕纪的黄筌体、林良之写意派和周之冕的钩（勾）花点叶派相提并论，认为这三个流派是构成这一时期花鸟画的主流【1】，后来的美术史论者大多沿袭了这种论点。虽然也有个别的专家提出明代花鸟画系统应分为以杜大成、陈粲、陈遵等为代表的写生派、以边景昭、吕纪、陆治、孙隆、孙克弘、李辰等人为代表的临古派、以林良、陈淳、徐渭为代表的写意派和以周之冕为首的钩花点叶派【2】，但对于以周之冕为首领的“钩花点叶派”在明代花鸟画坛的地位却是无人提出过质疑。 所谓勾花点叶，又称为勾（钩）花夹叶，是指用钩染点簇的技法描绘花鸟画的一种独特技法，既有工笔也有写意。这种以前并没有在绘画中使用的花鸟画技法源自于周之冕。清代张庚在其《国朝画征录》说：“周之冕略兼徐氏法，所谓钩花点叶是也”【3】，这是目前所能见到关于“钩花点叶”提法的最早的文献记录。 周之冕所首创的这种笔法是比较特别的。对于墨、色运用方面迥别于徐渭的泼墨写意，多为设色，且大多较为工致，但又不同于以边文进为代表的院体派。论者谓其“写意花卉最有神韵，设色亦鲜雅”【4】，就是对这种风格的概括。据说他在家里饲养各种家畜、禽鸟，仔细观察，详其饮啄飞止及各种情态，因此下笔能够做到栩栩如生。时人王世贞对他评价更高，他说：“胜国以来写花草者无如吾吴郡，而吴郡自沈启南之后无如陈道复、陆叔平，然道复妙而不真，叔平真而不妙，周之冕能兼撮二子之长”【5】，此评虽有抑彼扬此之嫌，但对于周之冕作品“真”且“妙”之评介还是比较中肯的，后来评论周之冕艺术的诸多论著，几乎都认同了这一说法。不过王世贞同时也指出，由于周之冕嗜酒落魄如李邈卓，因此在当时不甚为世所重。周之冕的艺术历程并不十分清晰，甚至连他的生卒年也无法考证，更无人对他作过深入、细致的研究。目前所见关于他的文献资料主要有王世贞的《■州续稿》、姜绍书的《无声诗史》、徐沁的《明画录》、蓝瑛、谢彬的《图绘宝鉴续纂》、鱼翼的《海虞画苑略》等，所记内容大同小异，多流于对其艺术的泛泛而论，对于其生平及艺术经历并未有详细记载。从这些资料及其传世画迹题跋可知，周之冕字服卿，一字汝南，号少谷，江苏长洲人（今苏州），大致生活在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公元1522-1620年）【6】。他没有取得过任何功名，也不广交游，在当时吴中地区的文人圈中几乎见不到他的身影，也没有诗文集行世。 周之冕长于花鸟画。据笔者统计，在国内公库所藏绘画中，周之冕的作品有97件之多，分别藏于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广东省博物馆等各大博物馆，除去天津艺术博物馆所藏作品为山水外，其它的全为花鸟画，这说明他的一生是以花鸟画为主要创作形式的。在这些作品中，署有年款者有44件，最早者为作于隆庆六年（1572年）的《花卉册》（八开，南京博物院藏），最晚者为作于万历三十年（1602年）的《竹石雄鸡图轴》、《百花图卷》（均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和《杏花锦鸡图轴》（苏州博物馆藏），时间跨度约三十年，绝大多数集中于万历中后期。周之冕的花鸟画在明代后期以来一直受到公私藏家的追捧，清代内府更是将他作为重要的收藏对象，仅见诸于《石渠宝笈》诸编和《秘殿珠林》者就有数十件，其中《菊花鹌鹑图》就是较为典型的一件。 《菊花鹌鹑图》是周之冕艺术风格成熟时期的作品。画为纸本设色，从他的款识“辛丑秋日，汝南周之冕写”可知创作于万历二十年（1601年），是他署有年款的传世画迹中较晚期的作品之一。作者自钤印有白文方印“周之冕印”，藏印有十方，分别为朱文印“石渠宝笈”、“三希堂精鉴玺”、“宝笈三编”、“嘉庆御览之宝”、“小泉张□□谷”、“宝研斋”和白文印“宜子孙”、“嘉庆鉴赏”、“高培兰印”、“香胞珍藏”。其中“石渠宝笈”、“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是乾隆时用印，“宝笈三编”、“嘉庆御览之宝”和“嘉庆鉴赏”系嘉庆时用印，说明该作品曾经乾、嘉两朝内府递藏。该作品曾经《石渠宝笈三编》著录。著录原文曰： 周之冕写生一轴。本幅纸本，纵四尺一寸四分，横一尺九寸无分。设色，画菊花数丛，鹌鹑二，款“辛丑秋日汝南周之冕写”，钤印一“周之冕印”、鉴藏宝玺（五玺全）。收传印记：“小泉张□□谷”。 从著录可知“小泉张□□谷”在乾隆时期已在，说明张小泉是在此之前的此画收藏者。在其它几方民间收藏印中，斋名为“宝研斋”的藏家至少有两个：一个为清初篆刻家林皋。按，林皋乃福建莆田人，居江苏常熟，字鹤田、鹤颠、学恬，斋堂为宝砚斋、宝研斋，长于刻印，据说当时书画名家王翚、吴历、恽寿平、王鸿绪等人的用印均出自其手；另一个是晚清舒化民。按舒化民（1782－1859）乃江西靖安人，字以德，号自庵，嘉庆时期的举人，官至杭嘉湖道，所至政声颇隆，著有《厚德录·呻吟语·备忘录节识》。从《石渠宝笈三编》著录看，显然此宝研斋不是林皋。但由于没有其它的辅助材料作证，也不能完全确认就是舒化民（因“宝研斋”的使用也许不止他们二人），姑妄存此备考。此外，“高培兰印”中之高培兰乃同治、光绪年间贵阳人，字杏船，号香林，为监生，曾知湖北应城、蕲水等县。 《菊花鹌鹑图》和五代、北宋以来惯见的花鸟画一样，表现的是“花”与“鸟”动、静相参的场景。画中以黄色为主色调的菊花分布于山石两侧，占据了画面的中心位置，而两只鹌鹑在草丛中觅食时那种悠然自得、闲淡自适的情态被作者生动地表现出来。画中既有工整精细（如菊花、鹌鹑等）的一路，也有挥洒写意（如山石、草丛等）的一路。工写结合，动静相谐，这种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体现出作者高超的艺术技巧。 作者描写的两种常见的花鸟画题材中，“菊”与“吉”谐音，寓意“吉祥”之意；而“鹌鹑”则与“安”谐音，代表了安祥、安乐、平安之意。所以画面中所表现出的平静、和谐的意境恰好迎合了传统观念中人们所追求吉祥与平安的美好愿望。这也反映出作为职业画家的周之冕的价值取向。由于周之冕的花鸟画所表现出的这种雅俗共赏的审美意蕴，使得他的画在当时非常走俏，模仿他的人和专门做他假画的人也很多，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他的画的价值判断。清初姜绍书在他的《无声诗史》里就提到：“之冕之笔，蹊径易趣，传摹颇多，转觉增厌。要其真迹，固自斐然”【8】，而此幅《菊花鹌鹑图》就属于“固自斐然”的珍品。 周之冕亦擅长古隶，但至今尚未发现其独立的书法作品传世。 作为一个画派的领袖，周之冕的艺术也有不少传人。在直接师承或私淑周氏画艺者中，比较有名者有郁乔枝、刘奇、王维烈、王维新、朱统鍡、王醴、陈嘉言、顾炳等。 郁乔枝为周之冕女婿，吴县人，其画“规摹妇翁，曲尽其陋丽飞鸣之致”【9】，传世的作品有《云峰高躅图》（广东省博物馆藏）、《梅花图》（天津艺术博物馆藏）和《兰竹棠兔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刘奇，字问之，钱塘人，工写花鸟、山水和人物，尤其精于用色。 王维烈，字吴竞，吴人，亦工写花鸟，论者谓其“生动有致，笔力秀丽”【10】，有《花卉图》（上海博物馆藏）、《猫石图》（中国美术馆藏）、《白鹇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菱塘哺雏图》、《辛夷花图》（南京博物院藏）和《梅石花篮图》（天津艺术博物馆藏）等花鸟画行世。 王维新，字仲鼎，吴人。工画花鸟，笔法秀洁，更饶姿韵。 朱统鍡，字伯垒，号群玉山樵，明宗室。花鸟画初仿陆叔平，后习周之冕，善于运色，花色历久而益新，兼擅山水。 王醴，字三泉，嘉兴人。花鸟学周之冕，花竹翎毛，笔致隽逸。 陈嘉言，字孔彰，嘉兴人。工画花鸟，纵笔挥染，苍老生动，韵格兼胜。 顾炳，字黯然，号怀泉，钱塘人。善画花鸟，师周之冕。 其它的如孙淼、陆禹言、柯士璜等，其风格也属“钩花点叶派”一路，但他们的影响终不及周氏之盛。 关于周之冕的花鸟画，不少人将其作为“吴门画派”的余绪加以考察，也有人认为是一种文人花鸟画【11】。其实就其风格而论，周氏花鸟画已去吴门画派之风甚远，而他在画中所刻意传递的在技法上革新的信息似乎离通常意义上的文人画范畴尚有一定距离，因此将他与明代画史上其它画派相提并论而不是硬拉入文人画圈中来考察还是比较客观公正的。在一篇讨论明清花鸟画的专文里，笔者将他与孙克宏并列，认为在明代后期的花鸟画坛上，他的地位仅次于有“青藤白阳”之称的徐渭和陈道复【12】，应该说是比较符合历史客观的。 注释： 【1】 参见陈师曾《中国绘画史》（翰墨缘美术院1925年出版）和中村不折、小鹿青云著、郭虚中译《中国绘画史》（正中书局1937年出版）。 【2】 苏庚春《苏庚春中国画史记略》，广东旅游出版社2004年出版。 【3】 转引自刘治贵《中国绘画源流》，湖南美术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4】 鱼翼《海虞画苑略》。 【5】 姜绍书《无声诗史》卷三。 【6】 马季戈《周之冕<竹石雄鸡图>》，（北京）《文物天地》1988年2期。【7】 姜绍书《无声诗史》卷三。 【8】 《石渠宝笈》三编。 【9】 徐沁《明画录》卷六。 【10】 苏庚春《苏庚春中国画史记略》，广东旅游出版社2004年出版。 【11】 参见秦仲文《中国绘画学史》（立达书局1933年出版）和林木《明清文人画新潮》（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出版）。 【12】 朱万章《明清花鸟画的嬗变与演进》，（北京）《中国书画》2003年9期。 市场行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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