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年前，乔安妮?沃德(Joanne Ward)三十岁。那一年她生下了自己的第二个儿子。因为是顺产，她很快就高高兴兴地出院回家了。但四天之后，她因为一次极其严重的心脏病发作又回到了医院，如今她因心脏仍然不能正常供血而植入了一个起搏器。
现在，沃德已经懂得如何应对自己的冠状动脉病症，但她没想到还要去应对空气污染问题。“这很奇怪，”她说道。沃德解释称，在那次心脏病发作前，她从未如此频繁地出现枯草热(hay fever)症状，而现在有些日子当她到户外活动时，“感觉就像有一千把刀插入胸膛”，身处繁忙的城市街头时这种痛感尤为强烈。
沃德的担忧并非个案。研究人员已经知道，烟雾能增大心脏出现问题的风险，但日前公布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烟雾还能加重已然患有心脏疾病的人的症状。
如果沃德居住在北京、新德里或是任何其他重度污染的城市，那另当别论。但她居住在英格兰北部的谢菲尔德(Sheffield)，那里曾经是工业革命的中心，现在则和欧洲很多其他工业中心一样，变成了一个远比以前更为安静和清洁的地方。
今天距欧洲着手清理一度严密笼罩其主要城市的煤烟和尘垢已有将近60年，但空气污染依然是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对于患心脏病或肺病的人来说尤其如此。
欧洲环境署(European Environment Agency)数据显示，至多95%的欧洲城市居民仍生活在细颗粒物浓度超过世界卫生组织(WHO)指导标准的环境里。细颗粒物是危害最大的污染类型之一。
对世界上那些居住在工业化进程起步地区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消息。工业化曾先后在欧洲和美国创造了大量财富。新兴工业化地区的污染正日益成为一个国际问题，因为这种污染飘到了空气更加洁净的其他国家。
当前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环境问题，是这些新兴工业国能否汲取西方国家治理细颗粒物污染的经验。研究人员指出，细颗粒物污染每年导致逾200万人过早死亡。
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治污行动已刻不容缓。在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从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迁移之后，现在全球70亿人口中已有逾一半生活在城市地区，生活在人口不低于1000万的所谓超大型城市的人越来越多。联合国(UN)预计，今后12年里，超大型城市数量将从23个增长至37个，其中绝大多数将位于亚洲。
单就中国而言，未来几年预计将有2.5亿人从农村迁移至城镇地区。
虽然城镇化本身并不一定导致空气污染，但随着密度更高的人群开始在临近繁忙道路以及其他污染源的地方居住，城镇化可能会加重公共健康问题。
日前发表的三项研究结果凸显出城镇化带来的潜在危害。一项由英国心脏基金会(British Heart Foundation)资助的研究显示，大多数“主要”空气污染物即使只是短期接触，也会增大因心脏衰竭而住院甚至死亡的风险。另一项研究显示，长期生活在细颗粒物浓度达到一定水平的环境中，将增大患肺癌的风险——即使其浓度低于欧盟制定的指导标准，结果也是如此。
但最引人关注的研究结果来自一个国际化团队所做的一项突破性研究。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北方居民的平均寿命较南方居民短5年半；在冬季，中国北方有不少居民得烧煤取暖。
中国的雾霾问题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声誉。但几十年前，洛杉矶或伦敦看上去与今天的很多中国城市没什么两样——那是一个因1952年伦敦大烟雾(Great Smog)等事件而依然被人们铭记的时代。据估计，1952年12月连续五天笼罩伦敦的那场烟雾至少导致3000人死亡，还有报道称其导致牧场中的奶牛窒息而死。
今年1月，北京的雾霾浓度飙升至令人震惊的水平，当地居民呼吸的空气比机场吸烟室内的空气还要糟糕，中国政府官员被迫仓促承诺将采取措施解决这一问题。
尤其令人担忧的是被称为PM2.5的细颗粒物的浓度。PM2.5是漂浮在空气中的、直径小于2.5微米的颗粒物，2.5微米约为人类发丝直径的三十分之一。
几乎任何一种燃烧都会产生这种细颗粒物，燃烧可能来自汽车发动机，也可能来自中国严重依赖的燃煤电厂。这种细颗粒物的危害性很大。一旦吸入体内，它们足以穿透肺部进入血液，引发一连串健康问题。
今年1月，北京某些地方的PM2.5浓度飙升到每立方米空气约900微克，几乎40倍于世界卫生组织的可接受水平（世界卫生组织的可接受水平为日均每立方米空气25微克），同时也远高于北京市官员公布的2010年年均水平（即每立方米空气70至80微克）。与之相比，世界卫生组织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08年伦敦的年均PM2.5浓度为每立方米空气13.5微克，洛杉矶为14.8微克，多伦多则仅为7.1微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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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国的污染并非仅停留在中国国内。其跨境影响正成为日本和韩国越来越头痛的问题。由于来自中国的污染物飘到加州甚至更远的地方，其他国家不断改善自身空气质量的难度也有所增加。
欧洲环境署的马丁?亚当斯(Martin Adams)表示：“欧洲的背景污染也略有加剧，因为来自中国等其他地区的全球空气污染源日渐增多。”
但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California Air Resources Board)前执行官凯瑟琳?威瑟斯彭(Catherine Witherspoon)表示，西方城市解决自身污染问题的办法对中国很有借鉴意义。
她表示，加州花费了35年时间才将其恶名远扬的烟雾浓度降低了一半；虽然城市自身能够发挥一定作用，但真正艰巨的工作主要还是由各国政府来完成的，即建立清洁空气标准，对污染展开处罚，以及出台其他必要措施来改变欧美地区环境一度受到破坏的城市的面貌。
威瑟斯彭说：“除了投入大量时间、稳步推进改善以及出台诸多监管法规，让这些城市改头换面的真正秘诀在于，选择不依赖煤炭的经济发展道路。
“当加州在20世纪70年代的能源危机期间停止使用重质燃料油后，空气质量发生了明显变化。此后我们从未走过回头路，天然气因此成为了指定燃料。”
她表示，一些欧洲国家在对煤炭的使用上也有过相似的经历。威瑟斯彭补充称：“由于自那时以来排放控制技术已取得长足的进步，我们当中有些人正试图估测出中国在不大幅削减煤炭消耗量的情况下能取得多大治污进展。”
这些技术进步意味着，中国或许能以比欧盟和美国更快的速度解决自身的污染问题。
20世纪50年代以来，太阳能和风能等清洁能源的开发已取得显著的进展，人们也更加深入地理解了柴油对空气污染的影响。
结果，全球各地的城市制定出了拥堵费、无车日、自行车专用道等措施，并发展出了精心设计的大规模公共交通系统。
其中一些极具创新性的举措是由新兴经济体推出的，例如巴西城市库里奇巴(Curitiba)在约40年前开始打造的快速公交系统。这套系统以快速、廉价、可靠、运力强大等特点，成为世界各地城市参考的样板。
但即使各国将烟雾浓度降低至一定水平，让健康专家感到满意的环境改善也仍然难以企及。
即便是欧洲，也很难做到这一点。在某些可再生能源及气候变化政策制定领域，欧洲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它还将2013年宣布为“空气年”(The Year of Air)。
伦敦的环保运动组织“清洁空气”(Clean Air)的西蒙?伯基特(Simon Birkett)表示，在伦敦等城市，某些污染物的浓度高得令人担忧。他指出，伦敦空气中二氧化氮有毒气体的浓度是欧洲各国首都当中最高的，尽管伦敦已然采取了大量治理措施——比如征收拥堵费，划定低排放区域，以及推出公共自行车租赁计划。
伯基特表示，尽管采取了上述措施，污染问题依然持续存在，因为伦敦的街道上行驶着太多以柴油为动力的卡车、轿车、巴士以及出租车。
专家们指出，欧盟其他地区的情况与伦敦类似，欧盟在这一领域的进展已开始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区。
世界卫生组织公共健康与环境部门的卡洛斯?多拉(Carlos Dora)表示：“我认为欧洲在治理空气污染方面停滞不前，而美国就不是这样。”
多拉博士接着说，“在居民整体健康状况的改善以及生活质量的提高方面，我认为欧洲做得更好”，而美国尽管有时公交服务少得可怜而且城镇化程度很高，其对空气污染的治理却做得更好。
译者/马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