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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作为晚清的重臣、名臣，其最显赫的“功业”，自然在于统帅湘军成功镇压了太平天国，消除了所谓“粤匪”对清王朝的致命威胁，并且曾在“两江”和直隶要区担任总督，施治一方，建树政绩。而他在成为湘军统帅之前所有过的为期十多年的京官生涯，则被相对地冲淡。曾国藩的京官生涯，有历经“七次升迁，连跃十级”之说，总之，是相当顺遂的，真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曾国藩的那段经历，既为他日后政治上的发展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基础，也在其人生修养方面培植下至为关键的根苗，有着特定的政治、文化意蕴，耐人寻味。 读书与修身 曾国藩中进士以后并没有把读书仅仅当做一块入仕的敲门砖扔掉，而是作为终生的一大嗜好坚持下来。任职京官期间是他治学生涯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这期间曾国藩把读书与修身密切结合起来。他拜唐鉴为师，唐鉴也是湖南人，大曾国藩３０多岁，时为理学名流。唐鉴告诉曾国藩“读书之法”和“检身之要”，曾国藩觉得深受启发，有“昭然若发蒙也”的感受。唐鉴认为读书“当以《朱子全书》为宗”，曾国藩遵从师教，细读《朱子全书》，同时读经、读史，研求“经济”之道，这里所谓“经济”，和当今所谓“经济”的词义不同，是“经国济民”的意思，这也是老师唐鉴所着重教授的。曾国藩遵从师教又能够灵活变通，居京期间，他曾向长于考据学的友人讨教学问，后来，更是博览乾嘉训诂诸书。但从总体上看，曾国藩的治学倾向还是以理学为主、为重的，视他为晚清理学复兴的重要推动者，是有道理的。曾国藩能够这样，与此期间在唐鉴指导下的读书治学有密切联系。作为一名进士出身的官员，尚能虚心地拜师求教，这本身就是很能显示品格修养的事情。 在检身方面，唐鉴教导曾国藩说，“检摄于外，只有‘整齐严肃’四字；持守于内，只有‘主一无适’（意为专一，无杂念）四字”。唐鉴还向曾国藩推荐了检身方面的一位现实榜样——倭仁。倭仁为蒙古正红旗人，也是一个京官，随从唐鉴研读理学。他在检身方面有一个颇为老师欣赏的做法，就是记省察日记。夜晚入静，把自己一天来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细细检查一番，将不符合“圣人之道”的东西反省出来记下，以督促自己戒绝。曾国藩也如此效法。看他当时的日记，对爱出游串门、多语巧舌、欠笃欠诚、谑浪无节等多有反省记载。睡觉梦见别人得利，觉得羡慕，也记下来自责。听见别人谈及女色，自己有所心动，也把此种念头和盘托出，并写下“真禽兽矣”的自骂之词。当然，他每天这样折腾得很苦，坚持一阵子后搞得身心疲惫，神经衰弱，患了失眠症，甚至吐血。最后实在吃不消，他也就不再刻意在修行的外在形式上胶着，但并不放弃修身养性的内在追求，目标就是所谓“内圣外王”之境。 曾国藩对自己的修身约束总的看来确实是比较严格的，譬如订立了１２项所谓“课程”：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忘所能、作字、夜不出门，这些都是有的放矢的自我警策。作为一个官员，能不随波逐流地趋向恶俗弊习，而努力约束自己恪守正道，确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自觉。 激言进谏事 此事发生在咸丰皇帝刚刚即位——咸丰元年（１８５１年）的夏天。这个时候清朝的危机已经比较明显地暴露出来，外患难平，太平天国起义也已在广西爆发。曾国藩当时怀着敢言他人所不敢言的勇气，有股子顺境中锋芒毕露的劲头。他上奏要新皇帝克服和防止施政中“琐碎”、“文饰”、“骄矜”的三大弊端，有所“振刷”，以应对形势。当然，他对皇帝这三种弊端的指陈，也不是完全无遮无拦，直来直去，而是以“敬陈圣德”的名义，转了个弯子来说的。譬如从皇上特别注重日常小节的“敬慎之美德”，转折到“琐碎”；由皇上在“颐情典籍”等事上表现出的“好古之美德”，转折到“文饰”；由皇上“娱神淡远，恭己自娱”的“广大之美德”，转折到“骄矜”。曾国藩文字功夫老到，日后他的疏章，有“天下第一奏折”之称，其实，他早年这个时候的奏章，已颇见这方面的水平。此次之奏，即不失为一例。 不过，咸丰帝并不愚钝，任你转八个弯儿，真实企图他总还是看得出来的。何况曾国藩在折子里说了许多带刺的话，真算得上“激言”了。太岁头上动土后果严重，万岁身上又岂能随便挖错？据说咸丰帝没等把奏折看完便龙颜震怒，掷折于地，立召有关大臣欲议治曾国藩的渎上之罪。幸亏有权臣替他苦苦求情，并且这情求得颇有艺术性，说皇上您放过曾国藩这一回，不正好可以显示自己宽宏大度、虚衷纳谏的圣怀吗？咸丰帝真的听了劝，不但没治曾国藩的罪，而且还“优诏褒答”，表扬了他几句。曾国藩闻知内情，自然先是惊出一身冷汗，尔后感叹事情最终有这样的结果，实在是万幸。吃一堑，长一智，他在家书中就说，“此后奏折虽多，亦断无有似此折之激直者”。也果真如此，他以后上的奏折，像《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之类，从标题上即可看出所陈说事情的主题，既不冒犯龙颜，还显得关心社稷，自然不会再有风险。对于曾国藩来说，这也是一种“历练”吧。后来他成为湘军统帅，最初受限制而办事处处掣肘，盼望能扩大权限，而一朝大权在握，他又悚惧招祸。对皇权的这种提防，谁能说与这次上奏事件的刺激没有渊源上的关联呢？伴君如伴虎，在“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的专制皇权下做官，明哲保身之道似乎是官吏特别是京官的一门“必修课”。 “贵而不富”的日常生活 曾国藩的日常生活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即“贵而不富”。通常想来，曾国藩既然科举入仕，做了京官，那一定会有丰厚的收入，生活会十分富足，起码绝无入不敷出之虞了吧？实际上还真不完全是这么回事。其实当年清朝官员的俸禄并不很高，像曾国藩，从翰林院检讨做起，从七品，按定例每年俸银４５两，俸米４５斛（一斛五斗，两斛为一石），后来升到二品，每年俸银１５５两，俸米１５５斛。若按双俸制算应当翻一番，因为地方官有养廉银，京官则只对个别的部门和官员发放，一般没有，而较普遍地实行双俸制。双俸增加的数额远没有养廉银多，养廉银往往是正俸数额的几倍、十几倍、几十倍乃至上百倍。当然，养廉银并非能全装入官员自己腰包，有些公事应酬等费用开销得从这里边支出。不过，这总是定规之下地方官员一项可观的合法进项。再者，一般而言，京官没有地方官那样搜刮地皮的便利。当然，那种权倾朝野的“特大京官”而又贪鄙如和?|辈者，也有成为惊世大贪的条件，但那毕竟是特例，不能比附到大多京官身上，况且，曾国藩也不是贪官。若是按双俸制，粗略地估算，曾国藩初当翰林官，每年下来俸银、俸米总和折米大约万余斤，每个月千来斤（后随品级的提高自有相应的增加）。在官僚阶层的生活环境之中，“随行就市”的日常衣食住行消费，再加上官场必有的应酬，使得曾国藩时常入不敷出，短不了借债，这在他当时的日记和家书等文牍中时有记述，绝非凭空猜测。即使他身为部堂之后，并不富足的状况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 纵观曾国藩居职京官期间的日常生活，始终没有花天酒地、骄奢淫逸。这绝不仅是因为收入条件的限制，主要还是因为他能自觉地力求克俭。譬如他升至二品官后，应坐较为奢华的绿呢车，但他从节俭起见，仍乘规格较低的蓝呢车，丝毫不追求排场，并自认为“一切向来俭朴”，其日后也基本上一贯是这种作风。 品味曾国藩的京官生活，我们的领导干部可以从中得到一定的历史资鉴。像曾国藩做官而能自觉坚持读书学习，注重修身养性，以及生活上不求奢华、力求简朴的做法，所体现出来的自省、自励精神，在当时官场上腐败浊流横溢、浑浑噩噩习以为常的环境中，不能不说是显出一些清新、特异和积极之处，给人以有益的启示。再者，也可以从曾国藩的京官生涯中体察和思考与之相关联的社会背景、官场环境和朝政情形。譬如，从曾国藩的激言进谏之事中，可以了解皇权专制对朝臣职能的限制和对其正常人性的扭曲，可见当时真正的诤臣是很难做的。我们确实不能苛责古人为什么不能总是直陈己见而屡见其媚上邀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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