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萨义德·卡书亚的小说《耶路撒冷异乡人》，其中写到，耶路撒冷入夜之后有警察满街巡查巴勒斯坦人和其他非法移民，我便想起在以色列见到过的那些巴勒斯坦人。
他们大概是世界上最有名的一群“二等公民”了，生活在“争议领土”，也就是约旦河西岸地区和加沙两块地方，被六米来高的水泥墙挡在以色列本土之外。单凭长相、穿着，他们就会被遭到国家机器的怀疑和盘查，名义是维护公共安全。
我称以色列为“墙之国”，她最大的景点是两种墙：一是耶路撒冷老城有三千年历史的伟岸城墙，二是从南绵延到北，分隔以色列本土和约旦河西岸争议地区的水泥墙。自2002年以来，由于恐怖事件频繁发生，以色列开始在西岸地区筑墙，缘墙设立了许多安检站（checkpoint）。我曾在其中一个安检站附近住过几天：那是个观察不同的人所受差别待遇的理想窗口。
安检站位于伯利恒和耶路撒冷之间，两个城市都是圣地名城：后者是三大宗教共同的圣城，前者则以耶稣诞生地闻名于世。但是，伯利恒属于巴勒斯坦人聚居的西岸地区，我所寄住的公寓则在耶路撒冷这边，距分隔墙仅有5分钟的步行距离。公寓的租赁者，哥伦比亚人达尼埃尔，是我前一天晚上在一个巴勒斯坦公益组织的活动上认识的，他是留学生，也是国际志愿者。当今的年轻人，有志于改善世界的，多少都考虑过到西岸地区做几个月甚至若干年的和平使节。
翌日晨，我们不到五点就出发了。公寓是石质的，样子还挺气派，但一出大院，往南边伯利恒的方向看去，就都是棕红色的荒野，断墙，碎房子，矮小凌乱的树木，遍地砾石，好像每天都有许多颗地雷在这里爆炸。清洁工推着绿色的垃圾箱在瓦砾中行走。
西岸地区看上去就是一片烂摊子，了无规划，伯利恒离耶路撒冷很近，又依托旅游业，还算其中较好的一个城镇。每天，西岸地区有30000多名巴勒斯坦人，要排队通过数百个安检站，奔向以色列本土的雇主那里劳动。男人占绝大多数，从事的是体力劳动、保安、司机等等犹太人不肯干的工种，少数人做流动商贩，还有在医院、咖啡馆等公共设施里打工的。最次的命运，就是呆在自己的村子里一辈子务农。
四点三刻左右，从以色列往巴勒斯坦去的通道里没什么人，但一进检查站大门，我就能看到对面一边，等着过这边来的人群已是熙熙攘攘。检查站里共有三名士兵，两男一女，都是服兵役的适龄犹太青年，还有两个穿蓝制服的警察，就长相来看，他们同等候在门口的人太不一样了。检查站还有二楼，很可能，那里也有人监视着从伯利恒方向过来的人群。
“犹太雇主给他们工作执照，”达尼埃尔说，“所以他们必须特别卖力，不敢迟到。”
我拿出自己的护照交给士兵检验，又交上了挎包和相机包。女兵对我轻轻一笑。而在那边，巴勒斯坦人把自己的证件交给防弹玻璃后的士兵，然后手指在一个冒蓝光的装置上按一下。他们面无表情，早就熟悉了这一套程序。
（图注：2013年7月12日，巴勒斯坦妇女穿过Qalandia检查站去祈祷。供图。）
达尼埃尔几个月来天天出入，士兵们认识他，故而对我也比较放松；更主要的一个因素是，这个检查站每天都会有大批的游人乃至基督徒朝圣客经过。士兵和警察的警惕性主要放在巴勒斯坦人那边。他们没有以色列国籍，可以在西岸范围内活动，但要通过安检站进入以色列本土，就必须持有由官方或是以色列雇主发给的许可证。我听说，部分巴勒斯坦人要为此而贿赂以色列雇主，这样的事情法院会管，管到什么程度，就不好说了。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检查站。”我顺利过关后，达尼埃尔说。士兵和这些巴勒斯坦人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管理者—被管理者、检查者—被检查者。巴勒斯坦人之间会互相交流哪个安检点更加“仁慈”，对工作作风友善的安检点，他们心存感谢，一些住在别处的人，甚至会不惜多走些路来到这里，只为了过关更加顺利些。
通过安检，走出检查站，我才看清伯利恒这一边有多少人：虽然才清晨四五点，已有二三十人在排队了，他们挨个站在封顶的铁栅栏里，站满了长长通道的一半。栅栏如同笼子将他们囚在里面。他们说话声音有些大，长相和穿着都是明显的阿拉伯人：女人穿黑袍，戴头巾，男人个个留着唇髭，面色黧黑。半大孩子的眼神多少还有些惊恐。
通道之外，阿拉伯贩子早已摆开了他们的小摊，卖蔬果的，卖茶的，卖咖啡的，不一而足。有两三部巴勒斯坦人的出租车等在路边，向我们招手，嘴里念叨着“Nativity Church？”——基督诞生大教堂，伯利恒最著名的景点。
巴勒斯坦人一定早已习惯了旁观者的目光。有无数志愿者在安检点面露同情地观察过他们。也许，他们心里在想：看吧，写吧，你们写你们的，我们还得每天早起奔到这里，一切都是老样子。
安检站的存在，立时分出了两个人群的高低，如果我是站内的以色列士兵，一定会嫌弃这群人相貌粗野，举止唐突，排个队还挤挤挨挨，喋喋不休，显得缺少现代公民的素质。不过，造成这种卑贱印象的，或许正是安检站本身呢？巴勒斯坦人必须凭许可证，验明正身后才能过站，其他人却不必；差别待遇的一个可能的后果，就是让被“区别对待”的那一类人自己都会看不起自己。
我伫足观看了一会儿，作势要走，达尼埃尔点了下嘴唇，让我稍等片刻。不多一会儿，嘈杂的人声消失了，挤挤嚷嚷的巴勒斯坦人安静下来，各自放下行囊，摊开两手，微闭双眼，有的站着，有的跪着，就在检查站门外的铁栅栏通道里喃喃地祷告起来。五点钟，穆斯林一天中的第一次祷告时间。检查站里的所有工作人员，肩负着保卫国家安全的士兵和警察，这会儿该可以松一口气，泡上一壶咖啡了。
这是巴勒斯坦无数早晨中的一个。巴勒斯坦人属于阿拉伯裔，是这块土地上的原住民，但以色列建国之后，他们就成了“二等公民”，自己土地上的流浪者。
卡书亚在《耶路撒冷异乡人》中写了一个巴勒斯坦青年设法弄到一个犹太人的身份证，从而改换身份的故事，两人相貌酷似，这似乎说明两个民族出于同源，关系密切。然而，绝大多数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的犹太人中都很容易辨认：无数个早晨，他们排队通过安检站，无数个夜晚，他们被警察拦下查问——他们的面相气质，因为共同的、别无选择的命运而彼此趋近。
我很幸运，生在上海。十几年来，我骑车出门常常遇到这样的事：停车等红灯，一个警察从路边径直过来，边走边伸手，嘴里说着“出示下证件”。然后，我才注意到身旁或身后有个人从兜里掏出一只旧钱包，或是一堆同钞票、月票、户口本什么的杂在一起的东西，郁郁不乐地找了起来。他们总是一副犯了错误被逮住的样子，警察根据长相、打扮、表情做出判断，我想，大概从未失手过。
（责任编辑：王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