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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7-29 10:19 | 作者：
曹顺妮来源：《中国企业家》
“我愿意做一个被人遗忘的人。”诺奖后的莫言一直在强调这句话。可是近一年来，他究竟在做什么，他变了吗？7月13日，鲜有露面的莫言，出现在“文化中国·多闻多思讲坛”上。黑黄纹的街版式花体恤，和去年登台领奖的燕尾服相比，家常，接地气，就跟他此刻一张口说话一样，透着山东高密的乡土味。当然幽默的腔调里，隐藏的尽是岁月留下的丝丝谨慎。你没办法要求一位“开会一直想到最后一排座位上去，走路一直是走马路的最边上，说话永远要低调”的人，忽然去改变什么，尽管这个改变，因为诺奖。 莫言的此次出场，可以想象的人头攒动，场面黑压压，原计划200多人的场地，最后连站的地方都不易找到。面对这样的场面，莫言又谦虚了，他说自己撑不下来，于是把央视名嘴白岩松拉过来做搭档。“我答不上来他肯定会帮我救场”。 因为诺奖，莫言备受争议。有人骂他恨他，有人爱他夸他。莫言说，“我希望他们不要太恨，太恨了伤身体。”笑声、掌声哄地压倒他的声音。 变的究竟是莫言，还是我们自己？那好，本刊作为现场一员，选取莫言此次演讲中的某些片断以飨读者。 文学作品里面的思想表达，实际上应该是通过形象来表达的，而不是说是像教师一样，在里面宣教。作家的思想当然要在作品里面表现，但是一定要通过形象来表现出来的。 （上部） 得与失 ——“如果我是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我写的作品一定要是超水平高水平不能让人笑话，这种严格的要求也很好，但是给自己的写作造成的伤害很大。” 世界上的事物都是有得必有失，尽管有人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其实种瓜得不到豆，还是失去了得豆的机会，得这个奖也是一个很大的荣誉，很多的奖金，肯定是得到了很多，但是实际的就是，好像也没有失去什么。（自己嘿嘿一乐，现场观众也跟着乐） 若说失去的话，就失去了一些自由，我在得奖以前，可以骑着自行车在平安大街上跑来跑去，去邮局，去银行，去商场都可以，得奖以后可能这种自由就失去了，我去北大医院开药去，在马路上就被两个外国人追了，追上我，合影，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也是得到了某种东西。 尽管我不愿意承认现实，尽管我一点点的感觉到我的内心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客观上确实有一些变化，刚才我讲过，尽管我还是希望能够骑着自行车上街办我的事情，事实上是不太方便了，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所谓的权力，我现在要办一件事情，确实也容易了。比如说我去医院看病前，有人可以让我签名，医生也认识我，你先来你先来，我也失去了自由，我也得到了方便，所以不管怎么说，得名之后，确实是有一种无形的东西在控制你，这个我觉得很可怕。 但是这也难以避免，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自己的内心无论如何不要发生变化，我在瑞典也说了八个字，就是心如巨石、风吹不动。不管外面有什么样的变化，你内心深处应该非常清楚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要说我是一个诺贝尔奖得主，就可以为所欲为，就可以随便的胡说八道，可以肆意的去干一些不该干的事情肯定不会。 这样是对文学的最大伤害，如果你老是把诺奖的包袱放不下，那今后的写作会非常的困难。如果我是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我写的作品一定要是超水平高水平不能让人笑话，这种严格的要求也很好，但是给自己的写作造成的伤害很大，不敢下笔了，写完了以后自己都不敢拿出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要忘掉过去的荣誉，写作的时候还是过去的我，还是要千方百计的保持自己的创作个性，而且要有胆量不怕写坏，我们过去老觉得我们应该努力往最好的写，现在我觉得应该反过来，不要怕写坏，不要怕写出来被人笑话，这样才能轻装上阵，才有可能写出好的作品来。老担心写不好，很可能就真的永远写不好，我想很多诺奖得主得奖了以后创作停止了，可能更多的就是被这个包袱压跨了。 （从获得诺奖后）小说一个新的开头都没有，还是旧的开头，而且基本没有延续，从去年10月10号到现在，应该说没有写小说，也没有写剧本，写了一些很小的文章，我也很焦虑，现在老想赶快坐下来写，赶快坐下来。 去年春节前我想，过了春节一定要坐下来写作，过了春节以后，我想今年下年半一定要坐下来写作，现在是下半年了，我想明年过了春节我再写。（观众大笑） 我最愿意做一个被人遗忘的人，开会一直想到最后一排座位上去，走路一直是走马路的最边上，说话永远要低调，这是我做人的一个习惯，今后我还希望这样，我也反复说过，大家赶快把我忘掉，个人自己做自己的事情，要不然这样很大的奖，确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反复说我在中国在世界上，很多作家都有资格获得这个奖，甚至很多人比我更有资格，我无非是碰巧了，碰到我身上了，所以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如果只关注我一个人是不对的，应该关注更的的作家，如果只读我的书更不对，应该读更多的作者写得比我好得多的作品。 自信与不自信 ——人应该是有一个两面性比较好，你不自信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谦虚的内敛的精神，就会去仰望别人，学习别人，就会见贤思齐，自信的时候就会战胜困难，会产生一种往前进的力量，这两个状态都需要。 自信与不自信，两个都是我，每一个人实际上都有两种精神状态，在写作的过程当中，也是自信和不自信的两个人在搏斗，写得顺的时候，叼上一支烟，念念昨天写的，啊，真是天才！写得不顺的时候，心想这是什么玩意儿，感觉自己没写过。在完成一个作品当中，经常交替的出现这两种状况，在做人方面也是一样，有时候特别自信，有时候突然感觉真是事事无能，几十年来一直是这样的，如果一个人一辈子永远自信，我想不是狂人也是傻瓜，如果一个人永远不自信，那我想确实也什么事情干不成，人应该是有一个两面性比较好，你不自信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谦虚的内敛的精神，就会去仰望别人，学习别人，就会见贤思齐，自信的时候就会战胜困难，会产生一种往前进的力量，这两个状态都需要。 刚开始学习写作确实是在模仿，真正获得一种自信还是有一个比较有名的中篇小说叫《透明的胡萝卜》这个写的过程中也不自信，写完了以后也怀疑自己这是小说吗，小说可以这样写吗？但是写完了以后发表了，然后得到了文坛的好评，而且引发了一些争论，这个时候突然感觉到自信了，既然可以这样写，大家觉得好，我就可以批量的生产，因为类似的题材、故事、素材很多很多，从这部小说以后，紧接着就是《红高粱》啊，《天堂蒜薹之歌》啊，很快很快就出来了。 再也不上人当了 ——“拖着死猫上树”，你把我拖上去了我能不能下来，他们不管了。 读军艺时，李存葆的《高山上的花环》已经在全国有巨大的影响，我当时读完也内心澎湃，觉得李存葆真是代表我们这一代军人讲出我们内心深处的一些话，后来第二部小说《山中，那19座坟茔》，我发自内心感觉他写得不好，而且当时我的很多同学也都说不好，他们在后面推我，说你发言，你上来批评他，结果我一上来就大放厥词，说得非常的尖刻，尖酸刻薄。结果我发言了以后，这些人全都不说话了，有的借上厕所的机会跑了，不露面了，可能我的火力太猛太冲了，大家一看局面不好收拾了就跑掉了。 从此以后我就学狡猾了，再也不能上人的当了，我们老家那句话，拖着死猫上树，你把我拖上去了我能不能下来，他们不管了。这是开玩笑的话。 总而言之有一点，那个时候是八十年代中期，当时确实是在文学界里面的思想解放，氛围比较好，另外就是我们军艺文学系营造了一个很好的小环境，同学们之间畅所欲言，每个人赤诚相见，彼此坦率的能够表达自己的看法，再者那时候确实比较年轻，后来慢慢的也不是说学滑了，讲话稍微注意一点艺术了。 作家需不需要有思想？ ——文学作品里面的思想表达，实际上应该是通过形象来表达的，而不是说是像教师一样，在里面宣教。作家的思想当然要在作品里面表现，但是一定要通过形象来表现出来的。 到了80年代，我们这一代作家应该是生在一个比较好的时期，我们开始反思这个问题，我们也注意到，文学作品作家的思想不能空白，作家要表现一个战争或者表现另外一个事物，必须有自己的思考在里面。大家都在写抗日战争，除了故事不一样以外，重要的是艺术方面有很多的探讨。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每一个作家更应该有自己的看法，这样的文学作品才是比较好的文学作品。 文学作品里面的思想表达，实际上应该是通过形象来表达的，而不是说是像教师一样，在里面宣教。作家的思想当然要在作品里面表现，但是一定要通过形象来表现出来的。是借助作品里的人物来表现出来的，作家自己跳出来，在里面指手画脚议论这是比较笨拙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一个作家在写作的时候，要把自己的思想埋藏得很深很深比较好，绝对一点说，有时候思想太多了反而会伤害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 为人民写作还是作为人写作 ——如果一个作家自我的痛苦和整个的时代的痛苦是同步的，他表现自我出发的作品，就有可能带有人民性。但我时刻提醒自己，不要说我是作家就可以居高临下，要给你们指路，指引你们往哪一个方向走，我特别反感这一点。你身上自己带着泥巴，才有可能和农民贴在一起，你如果身上抹的是雪花膏，贴也贴不住。 中国对作家这个职业的定位评价，还是沿袭了苏联时期的评价——作家诗人都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使我们的很多作家一时找不到北了，我是人民艺术家我应该怎么样，我应该坐在国家领导人的身边吃面包、喝啤酒，自己把自己抬到很高的位置上去，我们在文革期间很多作家一下子由天堂回到了人间，受到很多不公正待遇，实际上也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 我们把作家捧上天，因为他是人民的代言人，是人类的良心，是人类的灵魂的工程师，这是一种过高的评价，一下子把它打下地狱，认为小说可以篡党，可以颠覆一个国家政权，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评价，作家没有那么大的能耐，没有那么崇高也没有那么低下，他们利用小说颠覆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是不可能的，而且我想一个人也不可能说读了一部好的作品立刻变成了圣徒，也不可能说一个作品你立刻变成一个流氓，这是对作品过高的评价。我认为作家是一个职业，作家一方面确实通过他的作品来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某些作品确实代表了人民的心声，反映了很多人的内心深处想表达的一种欲望。 作家认为在写作之初带有这样的想法，来反映这个时代，我觉得有一点是不自量力，创作是一个个性化的矛盾，我个人认为，作家还是应该用自我出发来写作，还是从自己感受最强烈的地方来入手，写自己感受最真切的，自己最有把握的一部分生活，这会产生一个说法就是，你从自我出发，个人独立，你只关心自己小痛小痒，只关心自己个人的小恩小怨，没有一种人民意识，没有一种历史时代意识。 我觉得这个当然会有这样的后果，但是我觉得也有一种巧合，就看这个作家幸运不幸运了，如果一个作家自我的痛苦和整个的时代的痛苦是同步的，他表现自我出发的作品，就有可能带有普遍性了，有可能带有人民性。 我时刻提醒自己，你作为一个作家要对职业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不要说我是作家就高人一等，就可以居高临下，要给你们指路，指引你们往哪一个方向走，我特别反感这一点，我是一个作家，但是我应该时刻不要忘记，我是老百姓中的一员，我是老百姓中的一分子，我要和老百姓感同身受，只有这样的话才有可能真正的贴近生活。你身上自己带着泥巴，才有可能和农民贴在一起，你如果身上抹的是雪花膏，贴也贴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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