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蜻蜓眼琉璃珠
这东西不算太稀罕，发出来就是告诉各位看官，这东西假的极多，千万不要想“捡漏” 甘肃省博物馆——黄土下的那个时代  讲到甘肃省博物馆，好像关注度不高，起码远远没有陕博、上博那样出名，但是要讲到一个近乎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的一个名字——彩陶，去怎样也绕不过甘博，它收藏中国最重要的彩陶文物，而齐家、马家窑这些在中国史前文明史上如雷贯耳的名字，也只能在这里才能找到。我们的故事也将从这里开始。
让我们进入那个曾经没有文字记载却无比辉煌的“彩陶时代”！  先做一个小小的知识普及——什么是彩陶，彩陶时代是那个时代？
首先彩陶是一种表面有红、黑、白、诸种颜色图案的陶器，是在打磨光滑的橙红色陶坯上，用天然的矿物质颜料进行描绘，用赭石和氧化锰作呈色元素，然后入窑烧制最终得到的成品。 彩陶文化代表了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从距今8000年到距今3000年左右之间5000多年的史前史。可以这样说，如果青铜时代指点还能以什么材料划分历史，那必然是彩陶时代。  由于彩陶时代过于漫长，而分布有过于广泛，史前史将彩陶时代分成不同的文化类型，文化类型之间相互继承又有着区别。让我们就从彩陶时代的开始讲起——大地湾文化。
大地湾位于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城东北45公里处，是一处距今7800年—4800年的史前遗址。它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它是我国新石器时代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遗址，比仰韶和半坡都要早。  因为大地湾是中国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那么大地湾出土的陶器就是中国最早的陶器，大地湾所出土的陶器上所出现的红色条纹就是中国最早的彩陶艺术，随让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简单和粗糙，但是在那个瞬间，一个时代开始了！
 可以这样讲——甘肃省天水市人是中国最早结束拿石头碰石头制造工具阶段而转入拿火烧土制造工具阶段的一群人，这群人开始了一个光辉史前文明时代，而这群人曾经领先全世界几个世纪之久。
 大地湾人在初期所制造的彩陶是比较简单的，但是这些“聪明人”并没有让我们等太久，一件杰出的作品出现在大地湾——国宝级文物“人头形雕塑器口彩陶瓶”。
如果将之前看到的彩陶定义为大地湾文化一期，那么以人头形雕塑器口彩陶瓶为代表大地湾文化二期就进入了彩陶时代的重要阶段——仰韶文化。  仰韶这个名字各位看官一定很熟悉了，我就不再介绍了。回到这个“人头形雕塑器口彩陶瓶”上来。
此瓶口径4.5厘米、高31.8厘米、底径是6.8厘米，器口是圆雕头像，短发、五官比较端正、面庞也算秀丽，基本上可以确认是女性。如果将瓶身看做人的身体，彩绘看做服饰，那么最大的可能这是一位地位很高的孕妇。仰韶文化为母系氏族社会，这一点不需要解释，那么这位女士又是什么人呢？是首领还是女神？我们已经没有机会知道了。但是可以肯定，这件小小的瓶子是中国史前艺术史上的一件杰作。  讲一个真实的故事：1975年4月，秦安县大地湾24岁的农民张德禄在平田整地时，铁锹下突然出现了许多破碎的瓦片，再一锹下去，竟然挖出了两半截带花纹的瓶子。这个断为两截的“花瓶”上奇特的花纹图案，而其上面有一个头像。张德禄要把破了的“花瓶”带回家，可是在场的村名都认为这一尊神像，不能往家拿，但张德禄还是把它带回家了。但过了一段时间后，令人惊异的事情在张德禄家发生了，他家喂的两头大肥猪，在一夜之间莫名其妙地死掉了。1976年的一天，甘肃省考古队的人听说张德禄家有一只人头形“花瓶”，问张德禄愿不愿意交给国家，张德禄豪不犹豫地答应了。过了几天，考古队把张德禄叫去，说瓶子收下了，奖励给他一个搪瓷盆子，当时价格九毛。之后的故事就可以不讲了，反正我感觉考古队有点不厚道。你说呢？
作者:丰禾路的劳伦斯 提交日期:2011-02-03 02:59
同半坡一样，大地湾文化二期的彩陶钵内也有红色的独体符号，现已发现了并确认的是14种，大部分应该属于指事符号，有的符号可能与数字有关。这种彩绘符号是不是文字或是文字的雏形，还没有办法判断，结合半坡的出土彩陶，可以肯定的是，这些符号是有意义的，是研究中国古文字的起源的珍贵实物资料。
 我们不太可能确认这些符号的意义，但可以从中找到一些规律，最少我们可以确认大地湾和半坡这两个距离几百公里的两个村子是有一定关系的——这让我想到了现在正在搞得“关天一体化”，很有意思。
  之后即将出现的这件文物可以对中国彩陶文化的源流关系源头做一个小小注解——彩陶权杖头。
乡1982年，位于陇南西和县的宁家庄遗址中发掘出了一个彩陶权杖头。高7.8厘米，腹径12厘米，权杖头中央有一个上大下小可以按插木杖的穿孔，上径2.1厘米，下径3厘米杖头。赭红色，体形略呈扁圆球形。腹上部绘弧线勾叶三角纹，下部绘四只背向高飞的变体鸟纹。 作为大地湾文化三期的代表，宁家庄遗址为辉煌的大地湾画下了一个完美的句号。甘肃的史前史进入到一个最辉煌的顶点，而另一个辉煌的名字即将出现。 权杖文化是比较典型的外来文化特质。在华夏文明中，与权杖功能最为接近的能够昭示权力的文化特质是钺，而且其具有相当长的历史发展脉络，体系比较明确，外来文化很难对其构成影响。全世界发现最早的权杖头存在于西亚的安纳托利亚和两河流域，开始向外传播辐射，向西沿地中海沿岸进入埃及，向西北传入东南欧，向北传入高加索地区，向东则经由中亚进入新疆，最终通过河西走廊进入甘肃东部，而宁家庄遗址所出土彩陶权杖头代表了权杖作为一种标志性文化形态从其发源地幼发拉底河向东传播的最远距离，也说明中国的彩陶文化受到了西亚中亚史前文化的影响。
四羊兽青铜权杖（甘肃玉门出土） 在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曾经最早进入这一历史阶段的陇东地区，经过不那么有特色仰韶文化阶段后，重新回到了历史的中心，进入到了中国彩陶文化的最高点，甚至是世界彩陶艺术发展的顶峰——马家窑文化。
马家窑文化有多重要，是我无法有语言来形容的，也是只有那种特殊的美才能说明什么是世界彩陶艺术的顶峰，请欣赏我最喜爱的一件马家窑文化彩陶精品——国宝级文物“彩陶漩涡纹尖底双耳瓶”。 这是典型的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彩陶，出土于陇西县吕家坪，高26.8厘米，口径7.1厘米施黑彩，颈部绘平行条纹，肩、腹部绘四方连续旋涡纹，那种特有的运动感是我们无法复制和想象的。
马家窑文化是新石器时期华夏文明晨曦中最绚丽的霞光，是中国史前史的最高文化成就，它不仅包含着史前时期众多神秘的社会信息、文化信息、同时它创造了中国画最早的形式。
马家窑文化彩陶的绘制中以毛笔作为绘画工具、以线条作为造形手段、以黑色（同于墨）作为主要基调，奠定了中国画发展的历史基础与以线描为特征的基本形式，为中国绘画史打开了序幕。 猪面纹细颈壶——1999年出土于天水市秦安县，高20.6厘米，腹径15.3厘米，底径6.8厘米，口部绘四组三角形纹腹部绘一圈二方连续的猪面纹，最有意思的是猪面纹是以互连的猪面共享一个眼睛，成功地运用双关形的装饰手法，很有些现代装饰画的韵味。
国宝级文物鲵鱼纹彩陶瓶——1958年出土于甘谷县西坪遗址，高38厘米，口径6.8厘米。它的重要性在于鲵鱼纹的脸部为人面，颌部有须，身上披鳞，同半坡的人面鱼纹一样，这件彩陶瓶上的鲵鱼图案应该是器物制作者信奉的神话形象或者说是一种图腾，它会不会就是“龙身而人头”的伏羲氏的雏形？仅从艺术角度来看，鲵鱼纹用毛笔的中锋画出，线描有粗细变化，可看出用笔过程的顿挫、转折、收笔，说明制作者具有熟练自如的绘画技巧，绝对艺术精品！
旋纹圈足三联彩陶杯——出土1999年于甘南州舟曲县，就是发生泥石流的那个地方，高12.2厘米，口径7.6厘米，底径9.7厘米，杯身三合为一，施黑彩，绘二方连续旋纹，每杯绘一旋涡，造型非常奇特，独具匠心，是现存彩陶中的孤品。
蛙彩陶壶——出土于天水市杨家坪，高14.9厘米，腹径25厘米，口径11.1厘米，底径13厘米。腹两侧对称有两横耳，施黑彩，壶颈部饰平行条纹，腹部绘面向外变形蛙纹，很巧妙，很有童趣。
彩陶鼓——出土兰州市永登县乐山坪，整体通长37厘米，是研究史前音乐史难得的资料。
国家一级文物红陶人面像——出土于天水市柴家坪，残高15．3厘米，宽14．6厘米。圆面，窄额，额上发际低压。眉棱略起，弯眉修长。双眼和嘴镂空而成，但孔形适度，逼真而传神；尤其是对眼睛的处理，眼睑曲线柔和，眼上弧凸自然，眼角微有翘意，轻盈灵动，工艺细腻而毫无雕琢之痕。总体看来，五官比例准确，配置匀称谐调，神情深沉安详。作为5000多年前的一件雕塑品，其艺术造诣达到的高度令人惊叹。
送大家一个“史上最萌”文物，你绝对想不到这是5000年前的作品，起码我没想到。
随着马家窑文化的发展，马家窑文化逐渐注入了新的元素，也是中国彩陶最美丽的一个元素——红黑两色的结合，而马家窑文化也进入到它的晚期也就是半山—马厂类型。
而在半山—马厂类型的彩陶中，最重要也是最有代表性的纹饰就是旋纹。
旋纹在马家窑早期类型中即已出现，很快便发展成为这一时期的代表性纹饰．也是半山类型的主要纹饰之一。旋纹一般是以四个旋心为中心，个别的有六个或更多，旋纹均作逆时针方向旋转。半山时期，旋纹成为主要花纹，发展得更为成熟。旋心由多道黑色锯齿带与红带相间线条或宽带连接，组成二方连续的图案，更增加了视觉的旋动效果。 这种以流畅的线条会产生强烈的运动感，就像流动黄河浪涛，凝聚在奔流不息的旋动中。如果长时间俯视这些旋纹，会使人产生一种眩晕感。
而旋纹彩陶最重要的代表就是号称“彩陶王”的国宝级文物“双耳四鋬彩陶瓮”，这是现存最大的彩陶实物，其在考古学上的地位和司母戊大方鼎的地位差不多，出土于积石山县安集乡三坪村，是马家窑文化的早期类型，图案异常精美，线条匀实，纹理繁复，构图精细，纹样波浪起伏，涡旋流动，传达出极其波澜壮阔的美观效果，表达了这一时期特有的水崇拜思想，反映了原始先民的艺术追求，也代表了中国彩陶艺术的最高成就。
瓮高46厘米，口沿有4只提耳，平口，短颈，阔肩，腹部逐渐下收，平底，系泥制红陶。陶器外壁用黑彩绘出上、中、下三层纹饰。上层为花卉纹，中层为旋纹，下层为水波纹。通体的四个波浪式大旋纹都围绕其中一个点旋转，这说明当时就有了等分的数学概念。 菱格纹单耳彩陶壶——出土于兰州市土谷台，高15.7厘米，口径5.5厘米，底径8.2厘米。壶腹有一鋬，口内饰垂弧纹一周，颈部饰网纹，腹部饰蛙纹，间饰网格纹。
变体神人纹彩陶瓮——也是出土于兰州市土谷台，高44厘米，口径19.4厘米，底径10.8厘米。腹部绘对称变体神人纹和圆形网线纹。
神人纹彩陶壶——出土于兰州市土谷台，高46厘米，口径18.9厘米，底径11.5厘米。壶身施红、黑彩，肩、腹部绘对称变体神人纹、圆圈纹。壶上的神人纹没有下肢而只有头部和上身。
折线纹桶状彩陶杯——出土于永昌县鸳鸯池出土，高13.4厘米，口径6厘米，底径6.1厘米。，杯口沿内施横平行折线纹，腹部绘平行折线纹。这个杯子从大小到造型很像慕尼黑啤酒杯，只是不是玻璃的。
纠错！现存最大的彩陶实物是现存甘肃省博物馆的“涡纹彩陶瓮”，出土于永登县蒋家坪，高52厘米，口径19.6厘米，底径12.5厘米。刚才已经上过图，再发一张强调一下！
还有一些彩陶的小玩意——彩陶铃，高度都在10厘米以下，是马家窑一种比较特殊的彩陶。可不要小看这些小东西，最左边的那个是马家窑文化早期的“叶形纹彩陶铃”，可是国家一级文物。
在马家窑文化的同时，甘肃境内还存在这几种史前文明，这里只能介绍其中比较重要的三种文化——齐家文化、辛店文化、四坝文化。
齐家文化是以甘肃中部及甘肃、青海交接地区为主要分部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史前文化类型，与马家窑半山—马厂类型基本同时，但是齐家文化的彩陶与马家窑文化非常不同，因为齐家文化主要以线刻纹饰为主。
上国宝——蚕纹二连陶罐，出土于临洮县冯家坪，罐腹部刻划出六条蚕纹，分为两组，每组三条。蚕有头、嘴、腿、尾，身上有八九条平行线纹和折线纹，表示蚕的节肢。它的出土表明在三、四千年前陇西地区的先民就已经开始养蚕，将世界的养蚕史提前了1000年，是现存关于蚕的最早形象。 红陶三足鸟形器——出土于广河县齐家坪，造型很可爱。
兽形灰陶盉——出土于天水市武山县，高29.2厘米，底径10.2厘米，这种造型在青铜器中比较常见，但对于史前时期就是非常复杂了。
辛店文化地分布地区比齐家文化还要西一些，要说明的是，辛店文化的时代约为距今3100年—2800年前后，也就是说辛店文化时期中原地区已经进入商代并一直延续到类似于西周晚期的时间，它是一种典型的畜牧、游牧文化，纹饰与马家窑文化非常不同，可以说别具一格，笔触粗犷，以简单的纹饰为主为主，比较有特色的是出现了不少的动物纹，如犬纹、羊纹、鹿纹、蜥蜴纹等，反映出了畜牧生活的特色。
其中最有特色的就是以下这件“兽首人身纹彩陶壶”，高41.7厘米，口径14.2厘米，底径11.5厘米。颈部有几何纹、水波纹及弦纹，各一周，上腹绘两组变体双钩纹夹兽首人身纹，为直立犬首人身形象，相当与众不同。 细节，直立犬首人身
三狗钮盖陶方鼎，四坝文化最有特色的一件出土文物，出土于玉门市火烧沟，通高27厘米，口长23厘米，口宽12厘米。鼎盖上塑三只竖耳站立的犬（也有可能是狼），方鼎上原绘深灰色凸彩网带纹，现已大部分脱落，保存也不太完整。但是作为河西走廊地区的史前文明却有这种与中原文明非常类似的器具类型，是相当相当少见的。 在马家窑文化之后的齐家文化、辛店文化在器物的造型及色彩和线条的布局，已经大不如马家窑文化。审美价值不高，彩绘也变得粗糙，这是彩陶文化走向衰退的表现。最后含有彩陶的史前文化是沙井文化，也是我国最晚的含有彩陶的古文化，其后的岁月中国进入了青铜时代。 让我以一座墓葬结束史前文明：武威黄娘娘台墓葬——齐家文化早期墓葬。 此墓为成年一男二女的三人合葬墓，男性仰身直肢位于中间，二女分列左右，屈附其旁。这些合葬墓表明齐家文化中的婚姻状况已由多偶婚制过渡到一夫一妻制，只甚至出现一夫多妻制，同时也说明男子在社会上居于统治地位，女子的地位却下降了。原始社会即将结束，新的历史时代即将到来。 男性墓主，应该是一位原始社会末期军事民主制阶段的一位领袖，类似于尧舜一样的人物。 之后即将出场的将是甘肃省博物馆最重要的一件藏品，中国古代文物中精华中的精华——“马踏飞燕”！
虽然我使用的名字不是那么标准，因为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应该叫做“铜奔马”最为标准，但是我非常喜欢“马踏飞燕”这个名字，有那么一种气势，而这种气势是我认为它最为宝贵的。 说实话，十几年前我第一次近距离观察它时发现他并没有我想象中那样大，而它的冲击力和生命力，在我长时间的观察中逐渐清晰，我甚至开始产生错觉——它是活的！ 刚才的话有些个人主观因素，让我们回归比较客观的描述吧。
讲到马踏飞燕就不得不提到武威雷台汉墓，作为西北地区最重要的文物保护单位之一，雷台汉墓为“守张掖长张君”之墓，墓主人具体生平不明，约在公元186-219年之间（此处有争议），发现于1969年，墓道长106米、宽60米、高8.5米，墓室分前、中、后三室及配以左右耳室三处，出土有金、银、铜、铁、玉、骨、石、陶器等文物231件，铜车马仪仗俑99匹，而马踏飞燕就是仪仗俑领头马。如此大批、成组、精致的铜车马在当时是首次发现，在考古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成为中国首屈一指之珍贵文物。 如果用一句话评价马踏飞燕，就是“它是集中精巧的青铜工艺、准确的力学平衡原理和绝妙的艺术构思为一体的伟大艺术品，是超越了那个时代的产物”。 铜奔马高34.5厘米，长45厘米，宽10.1厘米，重约7.15公斤，形体要比这批铜车马仪仗俑当中的任何马都要大一些，它的造型异常骄健，呈昂首嘶鸣飞跃奔驰状，头微左扬，长尾飘举，三足腾空，右后蹄踩着一只飞鸟，飞鸟正在回过头来观望，表现了骏马凌空飞腾、奔跑疾速的雄姿，大有天马行空之势。 作工艺来看，马踏飞燕的重心固定在一只后足上，由后足踏着的飞鸟展开双翅做为支撑点，而相对于整个雕塑其支撑点非常小，如果要保持整体地平衡就需要对整体的重心进行极其周密的计算，保证重心与支撑点的完全垂直，这对制作者的铸造水平，青铜的纯度都有极高的要求，同时还要求制作者卓越的创造力、超前的构思能力和三维想象力。
那位不知名的制作者运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手法，以丰富的想象力，精巧的构思，娴熟的匠艺，把奔马和飞鸟绝妙地结合在一起，以飞鸟的迅疾衬托奔马的神速，造型生动，构思巧妙，将奔马的奔腾不羁之势与平实稳定的力学结构凝为一体，它所具有的蓬勃的生命力和一往无前的气势，更是中华民族的象征！
以上这些已经对马踏飞燕做一个完整的描述了，但是它仅仅是一件冥器吗？它是不是”汗血马“的象征？ 马踏飞燕——国宝级文物、64件文物永久不准出境展出文物之一、中国旅游图形标志。1973年，马踏飞燕唯一一次出国展出，投保的数额是3000多万美元，创下了中国单体文物境外展出投保最高纪录，如果以当时的汇率换算，比现有苏富比拍卖过所有的中国青铜器的拍卖总金额还高。 要做一个说明，经过多方证实，甘肃省博物馆的马踏飞燕是真品，没有任何问题。
卤簿不仅仅是仪仗队，还是护卫队，所以卤簿涵盖的内容比仪仗要丰富得多，同时有很严格等级制度，“车驾次第”和保卫人员即装备的规模、数量、等级都是有严格规定的，搞错是要掉脑袋的。雷台汉墓的卤簿是诸侯级的，具体所来：
第一排：首骑兵 第二排：骑马执戈武士 第三排：骑马执戈武士 第四排：乘马车执斧官员，斧标示军权 第五排：老大本人及马车，同时四角站立四个男仆 第六排：乘马车随行官员 第七排：随行运输物资的马车 第八排：随行运输物资的牛车 执戈铜骑士俑称为“辟兵”，《汉书•天文志》说“北宫玄武，其南有众星，曰羽林天军”，请大家注意一些细节，这就是传说中的羽林天军。
老大的车，伞盖为圆形而车身为方形，取“天圆地方”的意思，车身两侧还能看到一点点朱红色，根据汉制，朱红色车舆为两千石以上官员所用。车身周围的男仆手里应该有东西，但已经看不到了。 羽林天军，正面 辎重运输马车 在雷台汉墓不仅仅出土了成套的青铜仪仗俑，同时还出土了一个十三盏铜连枝灯，高146厘米，宽66厘米。灯座为倒置喇叭形，座面十瑞兽纹和云气纹。灯呈树形，主干分为三段，套插而成。段与段衔接处各置十字形托架，犹如灯树之分枝。十字托横向四出，四端各饰透雕花叶一个，叶端有小灯盏，盏沿各有桃形叶饰一个，象征火焰，干枝顶端有仙人骑鹿形花饰。如此之大的灯台是不多见的，可以说是实用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结合。
下两样东西是什么？
可以肯定的是，现存全国的博物馆内的中国古代文物，从史料价值来看还是比国外博物馆和私人收藏的价值高，这主要是因为外国人100年前外国文物贩子收购中国文物时大部分是从收藏角度而不是学术史料角度判断文物价值的，伯希和那样的人毕竟是少数。其实我们面对的最大挑战对于乡村是盗墓导致的破坏，对于城镇是基 根据国家文物局的规定：书画、丝织品、壁画、漆木器等文物，容易受光照褪色，造成文物损坏，原则上不得拍摄。当然，大部分文物比如雕塑、青铜器、陶瓷、印章等不易受光照损坏的展品，都是允许拍照的，但是为了以防万一，都不允许使用闪光灯。我在陕博和西博都见过禁止使用闪光灯的牌子，但是拍照是允许的。在西博我还帮一位老先生将照相机调到强制不闪光，他对照相机不熟悉。一照就闪光工作人员就不让他拍照。 其实禁止拍照的规定非常可笑，每个去卢浮宫的游客都可以与蒙娜丽莎合影。我想国内禁止拍照的规定也许是为了防盗，1992年开封博物馆的文物失窃案就与窃贼拍摄了防盗系统有关。 关于文物的展出安排问题，需要说明的是博物馆不仅仅是展出机构，也是科研机构，所以不展出的馆藏文物远比展出的馆藏文物多得多，比如台北故宫就是一比九的比例。但是如果将这部分也介绍出来那就成流水账了。
我在之前的帖子“碑林——不仅仅是书法”也讲到这个问题了，碑林曾经因为藏品太多将部分明清石碑在院子里埋起来了，事情确实是有的。 晚上查了一下主要博物馆关于拍照问题的规定，发现主要国家级、省级博物馆都允许在一定的范围内在不实用闪光灯的情况下拍照，包括国博、上博、陕博等等。但是临时展览特别是引进展基本上都不允许拍照，具体原因和版权有关。市级、县级博物馆还有大部分的遗址博物馆在这个问题上比较混乱，一般都会走两个极端，但是没人管的居多，全靠参观者自觉。
根据国务院的规定全国各级文化文物部门归口管理的公共博物馆全部实行免费开放，具体来说就是国家级、省级、市县级博物馆，但是文物建筑及遗址类博物馆不在此列，比如碑林、三星堆、南越王陵等等。
有个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尖底瓶是用来做什么的？现在来看最为主流的是盛水器、汲水器（也就是欹器），这种说法甚至上了中学历史课本。但是这种解释也有许多说不通的地方，比如陶器的水密性不好，用来盛水很快就会开始漏水，不大可能长时间使用。其他还有炊具、礼器、灌溉用具甚至冥器等等，各有各的道理，这里就不讨论了。只要各位看官知道关于尖底瓶的用途还有争议就可以了，不要迷信权威就好。
关于彩陶的颜色我的几位师兄写过一篇论文《马家窑类型彩陶黑白颜料的x射线衍射分析》（马家窑没有红色），特学术，就不引用了，结论就是彩陶的颜料都是天然矿物，包括氧化锰、赤铁矿、石膏等等，研磨后混合而成，用毛笔画在陶坯表面。颜色能够保持如此之久是因为陶坯经过900到1050度的窑烧后产生了化学变化，之后再进行表面磨光处理。
既然讲过了马踏飞燕，就继续讲讲青铜器。青铜器在甘博的馆藏文物中不算大头，从数量上无法和上博、陕博相比，比河南省博物馆也有很大差距，但是有几件重器很有意思，值得专门晒一晒。
第一件就是这件拥有巨大争议和身负搞考古工作者巨大遗憾的的“垂鳞纹秦公铜鼎”，此鼎出土于礼县大堡子山，高41厘米，口径40厘米。折沿，平唇，双立耳。敛口，垂腹，平底，三蹄足。足上刻有“山”字形扉棱，以扉棱为鼻脊饰兽面纹。口沿下饰一周窃曲纹。腹部饰三周垂鳞纹，颈部与腹部间以两道凸弦纹相隔。耳外廓饰重环纹。器腹内壁刻“秦公作铸用鼎”。 讲到秦公鼎和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就不得不提到那次在中国考古史上著名的盗墓事件。 礼县是秦国早期国都“西犬丘”的所在地，我们很早就在这了开始了考古发掘，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最早发现大堡子山遗址秘密的，不是甘肃省文物考古所而是盗墓贼。1993年，大堡子山三座秦公墓被盗，其中中字形、目字形大墓被盗一空，代表着秦文化起源的重要文物秦公鼎、簋流失海外，直到这时，大堡子山遗址才开始受到保护，甘肃省文物考古所也有一次担任了为盗墓贼打扫战场的角色，对大堡子山秦公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考古的最终结论，大堡子山遗存年代大致为春秋早期，是秦人的发源地，先进最早的秦文化遗存，它为亲人最早的城市西犬丘、西陲的确认提供了完整的证据。 而秦公鼎被盗后出现在海外文物市场，其中四件被上海博物馆购回，成为上博的镇馆之宝，三件保存于甘博，就是我们看到的秦公鼎，总共七件刚好就是周礼“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卿大夫五鼎，元士三鼎”的体现。
1994年4月，礼县大堡子山秦墓被甘肃省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001年1月，礼县大堡子山秦墓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4年1月，礼县大堡子山秦墓被公安部、国家文物局列为一级风险单位 希望我们不要总做亡羊补牢的事情！ 之后出场的几件青铜器都是很有特色，也相当神秘的，请客位看官留心了。 青铜大圆鼎，出土于平凉市灵台县白草坡，高60厘米，口径50厘米。此鼎厚立方耳，深鼓腹，圜底，三柱足略有放大。上腹部以五齿短扉棱为鼻翼，饰六组兽面纹，兽面展出之分体为尾爪俱全的夔龙纹，细云雷纹为地，主纹面上又饰勾连纹，形成当时“三层花”纹饰结构。此鼎是在甘肃境内出土的最大的青铜器，对西周时期西北地区青铜器与中原地区青铜器比较研究有很大的价值。
- 在鼎的内壁上，有一个很奇怪的图案，从现有的金文知识来看，应该不是文字，比较普遍的认识这是一个族徽，表示拱卫宗周的意思，中间的“田”表示宗周。 灵台县白草坡在考古史上可是个大名鼎鼎的地方，甘博的青铜器大部分都来自于这里，除了青铜大圆鼎外还有鼎、簋、尊、爵、卣、斗等，其中有铭刻的铜器24件，共有铭文14种，这在国内考古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以下几件都是出土于白草坡： 阝爰伯铜提梁卣 父丁铜角 伯作铜爵 阝爰伯铜方鼎
但这些远远不是白草坡的全部，白草坡出土的一千八百多件文物中，仅国家一级以上文物就有17件，其中不少是首次发现，其中青铜镂空鞘短剑、人头銎勾戟、虎纹铜钺三件更是精美绝伦。
在上图之前先卖个关子，讲一讲白草坡墓葬群的故事：
1967年9月的一天，西屯公社白草坡大队两个放羊的社员任邦儒、任耀杰，在躲进山坡上的一处坍塌了的山洞避雨时，无意中用镰刀在土堆中刨出了在他们认为是废铜烂铁的青铜残片，惊讶之余，他们一鼓作气又刨出了许多青铜残片和箭头，闻风赶来的村民纷纷进入山洞挖宝。人们除了在山洞中挖，还在附近山坡上挖，挖出的青铜器、箭头被当作废品卖给了收购站。当时的大队支部书记任步祥担心社员们乱挖出现意外，便组织劳力进行有组织的挖掘。1号墓、2号墓的许多珍贵文物就这样在村民们的“挖宝”过程中被发现了。白草坡发现古墓的消息被上报到灵台县文化馆，县文化馆派人清理，古墓中被挖掘的这批价值连城的无价之宝终于避免了被当作废铜烂铁送进炼铁炉的厄运。后来，经过灵台县文化馆、平凉地区展览馆、甘肃省文物考古队联合对白草坡古墓进行发掘，确认这些墓为西周墓，考古人员在已发现的2座古墓附近又发掘出古墓7座，车马坑1座。 - 在由白草坡的村民挖掘出的文物中，一只卣被撬开盖后，发现里面盛满液体。卣后来被送到了公社革委会，村民们认为这是“神水”，可以治病，就来革委会取水。大队长不厌其烦，将剩下的液体全部倒掉了。卣是西周时期宴会上使用的储酒器，而那些“神水”很可能就是中国保存至今的最早的酒，就这样没了。可惜呀！卣 图片果然发错了，青铜大圆鼎应该是这一张 哪个金器不是手镯，它的直径大概只有三厘米多点，很小，带不到胳膊的，但它确实是一样首饰。可以提醒一下，这种首饰现在除了非洲、亚洲少数地区已经没人戴了（好像新新人类也有戴）。
鉴于今天有位同志在没有提示的情况下猜出了两道思考题，现在就公布答案：第一个是“蹴鞠”，也就是原始的足球；另一个是鼻环，是不是很少见了？
纠正之前在讲雷台汉墓仪仗俑是处的一个错误，两排骑兵所持的兵器是不一样的：第一排是执戈武士，第二排是执矛武士。
虎纹铜钺——青铜镀锡技术最早的应用实例
白草坡出土的部分青铜武器包括钺、戈等出现表面锈迹较少甚至表面成银白色现象，其中以这件虎纹铜钺最为精美。此钺长23.5厘米。整体似半环，铸猛虎纹。虎背为刃，尾下有短胡两穿，尾、双爪上铸凹槽，虎首下弯，张口含銎，露牙睁目，领内有一圆形穿孔。 如
人头形銎青铜戟——他是谁，来自哪里，又去往何方 人头形銎青铜戟身上那种神秘主义色彩一直挥之不去：为什么要用人头装饰武器？为什么此人外貌如此特殊？他是什么人？什么人使用这个武器？如果这个头像象征一个有雅利安血统的民族，那么他们又去哪里了？ 白草坡1号、2号墓随葬了大量兵器，有戈、戟、钺、短剑、弓形器以及成束的铜镞。其中的一件青铜镂空鞘短剑，通长22.8厘米，剑长21.2厘米，宽3.4厘米，鞘长18.7厘米，宽10.5厘米。剑身状如柳叶，较短，剑腊呈长尖三角形，扁茎，没有明显的脊，只是稍有隆起而已，两面饰有斜角雷纹。剑鞘由镂空蟠螭纹组成，鞘口两侧各饰一对犀纹。从系孔看，此剑应垂直悬挂于腰部，已具备近攻、投掷、自卫和取用方便的优点，是我国铜剑的早期形式。 西周时期的剑较短，一般为20至30厘米，只能做自卫兵器，东周时期剑的长度有很大发展，多超过50厘米，剑身修长。这件青铜镂空鞘短剑是剑的发展史上重要的实物证据。 鼎形铜行灯——出土于平凉市庙庄战国秦墓，是战国时期秦人的日常用具出行时使用的灯。开启高30.2厘米，收合高16.7厘米，口径11.3厘米。收合时为三足圆鼎，内盛燃灯时所用的油料，盖两侧二鸭首，其宽嘴正好衔住双键，鼎盖便被牢牢扣住。用灯时，将双键支起，可插入鼎盖中心的圆銎中，此时鼎盖即成为灯盏。构造精巧，设计科学，使用方便，封口严密不溢油。它的工艺可以说是巧夺天工，而且工艺极度复杂，密封很好，出土时甚至还残存少量液体灯油，2000多年都没有完全挥发掉。忍不住感慨一下，真不知道那时候人是怎么想的，妙呀！ 青铜器先讲到这里，上几张图请大家观赏 团花纹环耳铜敦
青铜飞刀 马家窑曾经出土过中国现存最早的青铜器，一个小刀，此刀由两块范浇铸而成，表面平整，薄厚均匀，短柄长刃，刀尖圆钝，微上翘，弧背，柄端有明显的安装木把的痕迹。但是实物我没有见到，上一张网上的图片。 甘博还有一套青铜编钟，也是出土于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但是从现有的资料来看，现藏甘博的九件不齐，应该已经被卖到国外了。可惜，秦国一直被认为是缺少音乐的诸侯国，蔺相如逼秦王击缶的故事流传极广，好不容易出一件能反应秦人音乐水平的文物还无法还原。
之后我会集中讲讲影响甘肃历史的一条路和开拓这条路的一个人——丝绸之路与张骞。 - 甘博的几个基本陈列中个人认为《甘肃丝绸之路文明展》是最有特色的，但是有点过于面面俱到了，所以我计划只讲与文化交流相关性比较大的，将简牍、木器、瓷器和佛教文物等等单独拿出来。 其实若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早在张骞通西域之前以河西走廊为通道进行的中原与西域的文化交流就已经非常频繁，之前所提到的翼兽形铜提梁盉、人头形銎青铜戟都可以体现这种交流，所以甘博在展览中提了一个“丝绸之路的前奏”的概念。 青铜大角鹿
出土于张掖市龙渠乡，战国时期，突出的鹿角向后水平伸展卷曲成圆环形。巨角贴背的卧鹿形饰以斯基泰文化为代表，是西伯利亚青铜艺术晚期类型中的重要纹样，在国内也被称为鄂尔多斯式大角鹿，在张掖出土带有北方游牧民族风格的装饰物是比较难得的。 鹰首铜饰
同样出土于张掖市龙渠乡，战国时期，青铜大角鹿代表着一种北方游牧民族，鹰首铜饰代表着西方游牧民族，而在《史记·秦本纪》通常称其为“西戎”，这个游牧民族最终终结了西周，但是对于它的认识却极少极少，鹰首铜饰是少数能够代表这个民族的文物之一。 而在春秋战国时期能够代表农耕文明的与游牧文明相交流的，就是后来统一中国的秦国，虽然这种交流常常是以战争的形式进行的。
口唇纹鳞形金饰片 长11.7厘米，宽8.6厘米，出土于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大墓，是秦公大墓棺椁外的金饰品，略呈长方形，一边略弧，中心有三角状凸起，另一边左右有钉孔各两个。片内錾刻纹饰，外层饰两周不封闭口唇纹，内饰两组重环式口唇纹。应该是呈鱼鳞状镶嵌在木质棺椁外侧。因为秦公大墓被盗，无法还原原貌了。 虎噬羊纹金饰片、四鸟纹金饰片、盘龙纹金饰片
均清水县刘坪战国墓，但是从其文化内容上讲有很大的不同，虎噬羊纹鄂尔多斯式青铜牌最常见的纹饰，图案化的鸟纹特别是强调钩状喙的典型手法也是鄂尔多斯式青铜牌的常见手法，但是盘龙纹从龙头图案来看明显与中原地区的龙头表现方法一致。代表不同文化背景的纹样出土于同一处，是春秋战国时期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流的绝好例证。 随着历史的推进，丝绸之路进入它的发展时代，而这一时期能作为文化交流史代表的甘博文物，除了之前已经讲过的雷台汉墓仪仗俑，就是那些汉简与木牍了。作为全国出土汉简最多的地区，甘肃汉简、木牍既是文字文献又是文物真品，年代久远，内容庞杂，各种历史信息共存，具有多方面的文物价值与研究价值。
20世纪30年代以前，有两件震惊世界的发现发生在甘肃，它们就是被学术界称为20世纪东方文明四大发现中的两大发现：敦煌藏经和居延汉简。 20世纪30年代以前，有两件震惊世界的发现发生在甘肃，它们就是被学术界称为20世纪东方文明四大发现中的两大发现：敦煌藏经和汉简。但是由于简牍的特殊性，不知道敦煌藏经的人不多，但不知道甘肃汉简的人很多。
甘肃汉简的发现过程与敦煌藏经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原没有敦煌藏经洞的故事那样传奇，总是离不开斯文赫定、斯坦因、科兹洛夫、伯希和等等名字，但真正能代表汉简研究初期研究结果的是王国维先生的著作《流沙坠简》。 王杖简
出土于武威市磨嘴子汉墓，简长23.2－23.3厘米，宽1厘米。松木削制，两道编绳，先书后编，字迹清晰。内容为赏赐70岁以上老人王杖的有关诏书律令，规定授王杖的老人，可以便出入官府，可以在天子道上行走，在市场上做买卖可以不收税，触犯刑律如不是首犯可以不起诉。描述非常详细，而且还结合案例分析。王杖简对于汉代尊老、养老的政策和实施情况研究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王杖简是用毛笔在幅面比较窄的木简上书写，所写的字都很小，简中的书体是两汉期间墨迹隶书的典型写法，所用场合多为官府记事或民间交往，有一种随手而成的自在意趣。简中的章法采取诏书形式，如“制曰”、“制诏”等词突出在顶端，由于内容不同，不少简未写完即另起一行，目的是使条理更清楚。一些笔画写至简边，似乎简面太窄使笔意未尽，显得字间紧密。而宽余处则一笔直泻到底，增添了书写的艺术性。
过长罗侯费用簿 出土于敦煌悬泉置遗址，关于此簿的内容，有说是神爵二年送公主出塞前（即神爵元年）常惠奉命使乌孙迎取聘礼路过悬泉置时的开支帐目，或者是西汉政府为了打击匈奴、安定西域而派长罗侯增兵西域、增强西域屯田力量路过悬泉置时的开支帐目，还需要研究，但是有一点可以确认，此簿是中国人使用“复式记账法”最早实例之一。 河西道驿置道里簿 出土于敦煌悬泉置遗址出，文字清晰，里程确凿，精确到了个位数，详细记载了河西若干地区的驿置道里。与内蒙古额济纳旗破城子出土的高平道驿置道里簿相互参补，可以复原一份完整的从长安出发，西到敦煌的里程表。对于研究两关以东丝绸之路的行进路线、两汉时期西北地区的驿传设置和详细里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送外国客诏书 这份诏书中提到了车师王回国的详细信息。车师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吐鲁番盆地的门户。通达焉耆的“银山道”、西去乌鲁木齐的“白水涧道”、北抵吉米萨尔地区的“金岭道”在此交汇，可谓兵家必争之地。它又恰恰处于匈奴政权与西汉政权控制的中间，所以公元前108年汉朝攻破车师，到公元前60年间，西汉就与匈奴在这一地区连年打仗，战争以西汉的胜利而结束，史称“五争车师”。 身处汉朝与匈奴之间，是车师人最大的不幸，它不得不扮演着“反复小人”的可耻形象。仅在西汉，它就曾数度归汉又背汉。五凤四年也就是公元前54年，逃亡的车师王才回到故乡。但是一切并没有结束，公元450年，匈奴困车师国达八年之久，车师王弃城而走，从此，交河被并入了高昌，车师的名字最终从历史上消失了。 《论语》木简
武威磨嘴子6号汉墓的主人是个爱书的人，他用不少书籍给他陪葬，而且从木简的磨损情况来看这些书都是他实际看过。 佉卢买卖奴隶木椟
出土于新疆安迪尔古城，长21.3厘米。佉卢文为新疆丝绸之路南路的西域鄯善、于阗诸国使用的一种古文字，在新疆地区总共有三十多种文字使用过，佉卢文是其中比较特殊的一种，因为它起源于古代犍陀罗，是公元前3世纪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时期的文字，但公元3世纪时，佉卢文在产生它的神秘印度消失了，但在西域地区还在广泛使用，直到公元7世纪才停止使用。 木简上用佉卢文记载着一份法律判决书，判决了一些女奴归属州长们役使，并可抵押、出售和馈赠他人。这对研究当时的司法制度与社会状况都有很大参考价值。 既然讲到丝绸之路，就不能不看看丝绸，甘博有几件汉代丝绸，请各位看官观赏。
之前所介绍的代表文化交流史的文物都是以两汉为主的，作为丝绸之路的开拓者，张骞确实是开创历史的人物，但汉政权控制主导西域交通的时间并不长，真正能代表丝路繁荣的时期是隋唐时期。
隋唐时期，国家统一、经济发展，以及大唐帝国面向世界的政策，使东西方的物质和文化交流更加广泛，丝绸之路呈现出空前昌盛。这一时期甘肃作为交流纽带和商贸中转站的作用尤显突出，各种文化融会贯通，表现出宽容博大、绚丽清新的风格。而最能代表丝路文化的文物就是胡人俑。 唐三彩在之前介绍西安博物院时详细讲过，就不重复了，感兴趣的看官可以看看，当然甘博的唐三彩比较陕博的唐三彩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当然，精品还是有的，之后详细介绍。
胡人伎乐俑，一组五件，胡人乐师所使用的乐器包括琵琶、觱篥、箜篌等，属于西域龟兹乐系统，根据《后唐书》的记载，龟兹乐是唐朝乐工四部的第一部，对于唐代音乐的发展产生力巨大的影响，在它的基础之上，产生了唐代佛曲。
胡人琵琶俑
丝绸之路不仅仅向西，也向南进入了恒河流域，于是大量印度文化元素和印度人一起通过丝绸之路中原，而甘博的这件印度人俑就成为两大文明交流的实证。不多见。
细节
胡腾舞铜人像——国家一级文物
为唐代西北少数民族舞蹈，出自西域石国（今塔什干），是一种男子独舞，以跳跃腾踏动作为主。该舞蹈由西域传至凉州，再传至中原，曾在唐朝风靡一时。根据《旧唐书音乐志》的记载胡腾舞源于中亚“昭武九姓”中的石国，舞者必为男性，且是胡人。胡腾舞的节奏较快,伴奏音乐自始至终都以欢快跳跃的旋律作为基调。舞者站于一盘上，足不得越于此盘，以急促多变、纷繁复杂的舞步及高难度的腾跃、空转、大幅度的弯腰等技巧动作为其特征,舞姿矫捷豪放、刚中有柔、刚柔相济。 引盛唐李端《胡腾儿》一首，其他不必多言了：
胡腾身是凉州儿，肌肤如玉鼻如锥。 桐布轻衫前后卷，葡萄长带一边垂。 帐前跪作本音语，拈襟摆袖为君舞。 安西旧牧收泪看，洛下词人抄曲与。 扬眉动目踏花毡，红汗交流珠帽偏。 醉却东倾又西倒，双靴柔弱满灯前。 环行急蹴皆应节，反手叉腰如却月。 丝桐忽奏一曲终，呜呜画角城头发。 胡腾儿，胡腾儿，家乡路断知不知？ 瑞兽葡萄纹铜镜
直径20.7厘米。中间一大钮。内雕铸的瑞兽葡萄纹工艺精巧而细腻。中国原不产葡萄，在南北朝时期葡萄图案纹样由西亚经中亚传入我国，到唐代，葡萄纹和海兽纹成为铜镜比较流行的纹样。 摩羯纹铜镜
出土于临洮县北乡麻家坟出土，直径23.7厘米，边厚0.6厘米。为女真国所铸。正圆形，半球钮纹饰为相环绕的两条摩羯鱼，头前各有一系带飘曳的宝珠。鱼为龙首鲤鱼身，曲体长尾，以极精致的水曲纹作底为衬托。摩羯是佛教故事中的神鱼，乃如来的化身。带翼的龙头鱼身纹是金代铜镜流行的纹样。摩羯侧身有铭文“陕西西路监造使”。在宋金时期有如此纹饰清晰、有铭文的铜镜是非常罕见的，而女真文物又是非常少见，绝对的珍品。 阿文铜香炉
炉高12.3厘米，宽21厘米，口径13.5厘米。铜呈金黄色，底有四半圆足。象鼻形耳，腹上下各一道弦纹，炉腹两面嵌赤铜阿拉伯文，炉底有两方铭款，一方为“大明正德五年钦赐回回掌教”；一方为“臣马大臣”。这件铜炉是明武宗赏赐给当时西北地区的伊斯兰教长老的，对于中国伊斯兰教文化研究和以及明政府对于宗教的管理研究都是重要文物。 这后出场的这件文物可是大有来历的，它是“史上最牛通行证”——八思巴文虎符圆牌——国宝
通高18厘米，直径11.7厘米，重249克。圆牌为铁质，文字为银质。两面镶嵌凸起的元朝官方文字八思巴文正体字五行，一正一反，意为“上天眷命，皇帝圣旨。如不钦奉虔敬，治罪。”制作工艺精细。这面银字圆虎牌，是朝廷或诸王公为军情急务遣使者所用的信物，持此牌者可以在蒙古汗国的所有属地也就是四大汗国的境内自由出行，各地方政府和关卡不得阻拦而且必须提供帮助。这是一块可以在遍布东亚、中亚、西亚、东欧的史上最大帝国自由旅游还能白吃白住的牌子！全世界仅发现了三块！ - 八思巴文是元世祖忽必烈时代创建并推行的一种文字。西藏高僧罗卓坚赞，才识渊博，备受僧众尊崇，八思巴在藏文里是圣者的意思，忽必烈对八思巴很是赏识。1260年，忽必烈即位，当年就尊封八思巴为“国师”。那个时候忽必烈认为元朝疆土之大，民族众多，有很多不同的语言文字，要利于统治必须先统一文字，新生的蒙古族统治的大元帝国应当有自己的文字，于是就把创造新文字的任务交给了八思巴。后来八思巴以藏文字母作基符，研创出一种新的拼音文字，忽必烈下旨在全国推行，说“蒙古新字，译写一切文字”，这就是今天所说的八思巴文。郝苏民说,放在今天都能看出八思巴在文字上的造诣很高，但元朝共98年，其中曾多次推行八思巴文字，直到元朝灭亡，也没有流行，随着元朝的灭亡，八思巴文也灭亡了。 八思巴文是人类历史上对于统一语言的一次勇敢尝试，但是当时元朝的汉官是不能学习八思巴文的，这就保证了汉官可以宣读圣旨但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可以起到密码的作用。 还有牛的，八思巴文虎符圆牌的说明写着“兰州废金属仓库拣选”，这是1977年甘博的一位老师从兰州火车西站的一批废旧铜器里拣出来的，揣在口袋里拿回了甘博。 - 再来一个国宝——天祝铜牦牛
1973年出土于天祝藏族自治县哈溪镇，身高为0.7米，腹径为0.3米，背高为0.51米，角长为0.4米，体重80公斤是我国目前出土的唯一第一件以牦牛为造型的大型青铜器，该器形体结构严谨、准确，造型古拙、质朴，气势雄浑、凝重，雕塑风格概括、逼真，冶炼技术高超，勘称一绝，是我们研究藏族历史、文化、宗教的重要实物资料，也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藏族艺术瑰宝。 牦牛是藏族历史上重要的图腾崇拜物，根据藏族史料记载：藏族的一部分族源来自“古牦牛羌族”。古代羌人“或为牦牛种，越隽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这显然说明“牦牛”、“白马”、“参狼”等动物曾是古代羌族的图腾崇拜物。天神之子聂赤赞普从天而降，“遂来作吐蕃的牦牛部之主宰”。在佛教进入青藏高原之前，藏族原始宗教苯教占据统治地位，苯教信仰中有“神牛供奉制”的习俗，天祝铜牦牛显然与神牛供奉制有关系。
同样，这件国宝也是从废品收购站捡回来的，1972年6月天祝藏族自治县哈溪公社友爱大队７队修建饲养院时意外地挖出了这件国宝，当时队长做主卖给了废品收购站——180元，到甘博手中时刚好翻翻——360元，现在来看那就是无价之宝了。
古希腊文铅饼
出土于灵台县枣树台，直径5.5厘米、厚0.9厘米、重115.45克，共274枚，铅饼放置在一个人工挖成的竖坑里，最底下是一层拳头大的白色卵石，大约有33厘米厚，石块中间是两块汉代筒瓦，铅饼整齐齐地码放在筒瓦内，筒瓦槽内又覆盖了两块瓦，然后又在瓦的两头各放置了一块青石片。铅饼正面凸起有鸟形纹饰，背面凹进并有古希腊文一圈共31个字母，大小相差不多，看来是统一的模型压制而成的，从这种情况来看这种铅饼应该是作为货币使用的。 根据发掘报告可以做一个现场重现：一支来自中亚的商队，满载着中亚的货品，准备前往长安大赚一笔，或许他们想用随身携带的铅饼购买汉朝的丝绸，如果能把这些丝绸贩运到中亚，可能狠狠赚一笔。然而一场灾难突然而至，打碎了商人们的幻想，或许是东汉政府的残兵败将，或许是盗匪，或许是羌人的骑兵，将他们逼入了两河相夹的山坡上，前有追兵，后有大河，商人们在山坡上挖了坑，将最宝贵但过于沉重的铅饼认真埋藏于此，等待日后找机会取出来，然后就四散逃命了。但是这些商人没有机会再回来了，他们的财富在将近两千年以后成为博物馆中的展品。
要上班了，今天先到这里。之后将会有两座特别有意思的墓，满足一下爱好考古的人偷坟掘墓的小小私心，武威市磨嘴子汉墓、嘉峪关新城魏晋壁画墓，虽没有礼县大堡子秦公大墓和武威雷台汉墓那样出名，确充满了“小民”的生活与关怀。敬请期待！ 先从武威市磨嘴子汉墓群（也称磨咀子汉墓群）开始，其实磨咀子这个地方之前就已经提到过，著名的武威汉简就出自这里，其中尤以王杖简最为著名。
从121年汉武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大败匈奴，占领了整个河西地区后设置了武威郡，而磨咀子这个地方距武威郡郡治也就是现在的武威市中心南十五公里，祁连山脚下，是历代武威人的归葬之处。这里集中了大量的汉代墓葬，从西汉末期到东汉中期，既有达官贵人也有平民百姓，其中已经进行考古发掘的大概有一百座左右。托河西走廊干燥气候之福，磨咀子汉墓群保存了大量汉代木雕俑，从数量和文化内涵来看，都是研究汉代丧葬和生活的重要史料。 出土状况 彩绘六博俑
高28厘米，相向跪坐，其间置一长木盘，造型服饰大致相同，皆着长袍、梳圆髻、蓄须，一俑右臂向前下伸，拇、食指握长方形棋子，其余三指伸直，似指木盘。另一俑右手置腹前，左手举胸前，五指直伸。皆以黑白两色涂绘。 两位老者在玩的棋称为六博，这是战国到汉代非常盛行的一种娱乐形式，掷采行棋，因使用六根博箸为子故称为六博，以吃子为胜。六博俑从外形来看非常简单，但在这简单的雕刻中确生动的刻画了两位老者全神贯注的博弈，惟妙惟肖地表现出对弈时蓄势待发的场面，难得难得。 六博是一种极其复杂的游戏，由箸、棋子、棋盘、博筹、割刀、削和盛具组成。棋子称“棋”，又名马，共十二枚，黑白各半，或黑红各半，双方各执一色。棋盘称木局，又称曲道，多木质，近似方形，在白或黑色的棋盘正面阴刻不同矩形纹槽及圆点，并涂上红漆，也有在纹槽内嵌入象牙的。从规则上来看六博很可能与象棋有一定关系，可惜其具体的规则无法复原了。这种游戏有多复杂，看看棋盘的详解各位看官就能有个明确的概念了。一句话——晕！
长沙马王堆3号墓出土过的一套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完整的博具，从中可略大概了解这种游戏的奥妙。我有两张照片，发出来请各位看官鉴赏鉴赏。
博具盖
漆栻盘
栻盘是占卜日时吉凶的用具，和今天风水先生用的罗盘性质差不多，由圆形的天盘和方形的地盘组成。上刻二十八宿星。天盘径6厘米，厚1厘米，地盘边长9厘米，天盘现存150余个刻度，地盘有182个刻度。圆形的天盘和方形的地盘的中心以轴相连，地盘四角与天盘有双线相连，内嵌一大二小三个竹珠，构造复杂，是研究中国古代天文、历法和数术的重要实物资料。 木舞俑
高16.3厘米，底宽6.2厘米，看起来有点粗，但以黑、红色彩绘五官和衣服领缘、发饰衣着都很生动，动作也很有趣，让人想起了“迪斯科”。 木侍俑
与六博俑同时出土，两个男木俑，五个女木俑，高7.5到33厘米不等，均拱手侍立，绘以灰、白、黑色，白色涂底，黑色绘平帻、眉、眼、须、发等等。制作并不精良，但表情很生动。 木牛车
牛高21厘米，长35.7厘米，宽7.1厘米；车高24.5厘米，长67厘米 ,宽 24.9厘米。由牛、车两件组成。牛通体呈黑色，尖直的长角斜上伸出，小耳两侧平展，四肢直立。眼睛、鼻子用十分醒目的白色线描摹。车为松木本色，木板作軨和軧，軧高耸，两轮巨大，两千多年了车轮还能转动，这种高轮车是河西走廊乃至西域特有的样式。
彩绘铜饰木轺车马——国宝
这组大型彩绘铜饰木轺车由车、马、御奴组成。车通高97厘米，长80厘米，分车舆、轮、辕 、槽、伞盖等部分。马通高89厘米，长78厘米，头、颈、身、腿、尾等均系分别雕刻后粘合 组装而成；以红、白、黑三色彩绘，作昂首嘶鸣睨视状，头部饰铜当卢，兽面饰衔镖一副，颈上套轭，轭首足皆铜饰。御奴跪坐于舆内左侧，高33.5厘米，作双手持缰状，用白、黑两色勾绘眼、鼻及冠服，神态专注生动。 这是现存最大最完整的汉代木雕，结构复杂，器形宏大，制作细致，精美壮观，气势非凡。 轺车是古代一马驾驶的轻便车，《墨子》《史记》《汉书》中都有记载，是专供上层贵族或帝王乘坐交通工具。彩绘铜饰木轺车马虽作为冥器，但是制作时完全遵守汉代礼制，比如车右边为官吏专设的坐垫及彩饰属于主人，而左边无巾蔑、无茵（坐垫）、无幡的黑色属于御车奴，通过在构件和颜色上的不同处理来表现汉代的舆服 制度，研究汉代的舆服制度同时也为复原汉代的轺车，提供了极为难得的实物资料。
上一个细节，请各位看官细细欣赏
据汉代舆服制度，依照此车的装饰来看，为六百石至千石的官吏乘坐的车。
木马
共有两件，一件马高87厘米，长72厘米。另一件马高81厘米，长76厘米，宽19.5厘米。 两件木马形体高大，张嘴嘶鸣，四足直立，作伫立状。通体黑彩，附条状铜当卢、衔。尾后举下垂。马鞍用白粉涂底，以红色彩绘。整体造型雄浑质朴、生动传神，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木独角兽
长57厘米，甘博共有三件木独角兽，这件是最简单也是我最喜欢的，它的身上有一种简单原始的力度和气势。独角兽又名獬豸，是传说中的一种神兽，能抵御邪佞，将其置于墓葬门口，是为了起镇墓辟邪的作用。在讲西安博物院时写到了的，就不重复了。 木独角兽的图
做一个小小的说明：中国古代随葬习俗，随葬物品可以分成两类，生器和冥器，冥器就是专门为随葬而制作的器物，一般没有经过使用，或者根本没有实用性，比如一些商周青铜器表面装饰非常华丽，但内面却没有经过认真打磨，之前所讲的木俑、木马、木牛车、木独角兽等等就属于这一类。生器就是从死者生前拥有物中挑选出来作为随葬的器物，包括衣服、文具、书（简牍）、兵器等等。
之所以要做这个说明是因为之后出场的磨咀子汉墓群出土文物就属于生器，生器都是实用物品，对于我们了解汉代人的真实生活有很大的帮助，而生器的数量一般会大大少于冥器，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非常大。 “白马作”毛笔——国宝
杆径0.6厘米，笔头长1.6厘米，通长23.5厘米，正好是汉制长度单位的一尺，笔杆竹制，中空，浅褐色，精细匀正。笔杆中下部阴刻篆体“白马作”三字，刀法工秀整齐。，“白马”是制作这支毛笔的工匠名。 笔杆嵌笔头处略有收分，笔头外覆黄褐色软毛，笔芯及锋用紫黑色硬毛，刚柔并济，富有弹性，，很适合在简牍上书写。杆前端中空以纳笔头，外扎丝后髹漆以加固，整体笔形已与今天的毛笔没有什么差别。但是有一点与我们常见的毛笔不同，“白马作”毛笔杆顶端是尖的，这是因为汉代官员们常将未蘸过墨，或用后洗净的毛笔尾端，横插入发中或冠上，以便随时取用，俗称“簪白笔”，之后这种习惯就变成一种风度象征，和我们的父辈将钢笔别在上衣口袋内以表示有文化一样。“白马作”毛笔出土时的位置，正好在墓主人头部左侧，这也表明入殓时笔就簪在头上。这支毛笔是现存还带毛笔中制作最精良，保存最完整的一支。 《仪礼》简——国宝
共计469枚、9篇、27298字，每枚长55厘米，宽0.8厘米，简文用毛笔所书，大多墨迹如新。每一篇文章首尾俱全，保存了原书的篇题、页码和顺序，像这样完整的《仪礼》简是迄今出土汉简中空前的发现，这是西汉经书的样本。该简从字形结体上打破了左右停匀的对称格式，巧妙的运用了字的重心移向左侧，波磔之笔突出，与之取得平衡。在用笔时，中、逆、侧锋交错，使用自如，笔锋的转换不露痕迹，特别是简册的章法处理更见手段，随之压扁字形，加大字距，使得瘦长的简和扁平的隶书，构成疏密相间的节奏韵律和幽深之中的空远效果，非常独特，这种布局方式也成了后世正书章法布局的一种典型模式，对于研究隶书的发展有很高的价值。 武威张伯升柩铭——国宝
长120厘米，宽41厘米，共有铭文两行，右侧书“平陵敬事里张”，左侧为“伯升之柩，过所勿哭”。义为“平陵敬事里出身的张伯升的灵柩，通过之处勿哭”。其上部有两个圆，左边的圆中是乌，右边的圆中配以迴龙。上端的构造为一根横木做成的轴。其书法是汉代最为珍贵的大字墨迹，方正宽博，圆熟，藏锋逆入，圆笔收锋，使铭旌书法具有浓郁的装饰风格。 根据汉代丧葬习俗，葬仪之际将死者的籍贯和姓名书之于一种旗上，并将之吊在横杆上，作为葬仪行列的先导走向墓地，在将棺纳入墓坑时，置其于棺盖之上。像这样的旗帜称之为铭旌。新出土的铭旌是关于古代社会的历史以及书法史的罕见资料。目前有从甘肃武威市磨嘴子出土的四件，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县出土的二件，其中三件都保存在甘博。
张掖都尉启信
出土于居延，长21厘米，宽16厘米，上方正中缀系，正面墨笔篆书“张掖都都尉信”六字。但它不是铭旌，而是一种过关的文书，相当于护照。汉代篆书墨迹出土不多，这件文字结构方正，用笔细瘦方硬，对于研究汉代书法有很大的标识作用。 发表一些小议论：除了“张掖都尉启信”以上部分的文物均出土于武威磨咀子汉墓群，但我发出来的仅仅是出土文物中很小的一部分，两年年前的武威人将他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全部想象以及他们留恋的一切都用木雕留在了他们身边，不仅是车、马、牛，也有鸡、鹅、猴等等，好像一个动物农庄。这些木雕或精致或粗糙，但都生动、活泼，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感觉，这可能与汉代的整体文化背景有关吧。之后出场将是嘉峪关新城魏晋壁画墓，又是另一番的生动。
同武威市磨嘴子汉墓群一样，嘉峪关新城魏晋壁画墓也不是一两座单独的墓葬，而是横跨酒泉市果园乡和嘉峪关市新城乡交界线，方圆13平方公里，总计1400多座，时间跨度涵盖整个魏晋时期（公元220-419年）的大型古墓群，发现于1972年。嘉峪关新城魏晋壁画墓群部分墓室内壁垒砌的灰条砖上刻画的彩绘壁画是国内从未见过的，极具艺术价值和研究价值。从1972年开始，嘉峪关新城魏晋壁画墓群仅发掘了18座，其中8座被确定为砖壁画墓，出土660多幅彩绘砖壁画，基本上属国家一级文物。
出土状况 出土状况
壁画分别画在墓门上的照墙、前室和中室的四壁、后室的石壁上。照墙上彩绘和雕刻着象征天门的阙门、镇墓兵卒和仙灵异兽。后室画墓主人随用的服饰、佩物、套盒及丝帛等物品。最为重要的是，魏晋壁画墓并不像两汉时期墓葬主要以祥瑞图案和神话传说为壁画题材，而是很具有魏晋特色，以宴饮、出行、狩猎、农耕、采桑、畜牧、打场等为主的生活场面，壁画题材涉及到魏晋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科学、农业、畜牧业、丝绸业、印染业等各个领域。壁画大部分为一砖一画，少量的大型壁画也以墓主人出行图的场面为主，部分出行图以一排多块砖面组成长卷式画面，就像连环画一样。勾画出了古代的民间风俗画，古朴、真实地再现了当地平民百姓半耕半牧的经济生产和日常生活的情景。
出土状况 壁画主要以天然矿物质为颜料，以红、黑、黄色为主色，大多采用勾填的画法，一般用土红色起稿，然后用墨线勾出轮廓，再用赭石和红色填入色彩，同时使用原色多样配置法、晕染法等多种设色技法，对于中国古代绘画史研究有很大意义，填补了中国绘画史的对于河西地区绘画研究的空白。 “驿使图”壁画砖
砖长35厘米，宽17厘米。嘉峪关魏晋壁画中最有名的一块，因为中国邮政的标志，画面是一个邮驿使骑在红鬃马上，头戴进贤冠，身穿右襟宽袖衣，足登长靴，左手举木牍文书，右手持马缰驿骑四蹄腾空，信使则稳坐马背飞奔传递。这幅驿使图再现了当时西北边疆驿使驰送文书的情景，被认为是我国发现最早的古代邮驿的形象资料，在中国邮政史甚至世界邮政史上具都有重大意义。 驿使图 1982年8月25日发行为纪念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驿使图》纪念邮票（小型张）一枚，使这块壁画砖名扬天下。
嘉峪关魏晋壁画墓为研究河西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融合、生活方式、气候等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依据。很重要的一点，嘉峪关魏晋壁画墓与敦煌壁画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作为敦煌壁画的比较研究对象。
需要说明的是，嘉峪关魏晋壁画墓的保护状况很差，除了已经进行发掘的18座墓葬并部分开辟为博物馆，其他大量墓葬都没有进行足够的保护，盗墓问题非常严重，基本上年年被盗。同时，与敦煌壁画的情况一样，魏晋墓砖壁画出现了严重的变色问题，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游客呼出的二氧化碳和水汽与壁画上的碱性色料发生化学反应。但是由于嘉峪关魏晋壁画墓的知名度远远没有敦煌壁画高，经费支持和技术支持都不足，只能依靠在墓群内放置大量的干燥剂来解决壁画保护的问题。
- 现在做一个查遗补缺，上几个重点国宝和一级文物，之后进入甘肃文物的大项——佛教文物与敦煌文书。
甘博内景 青玉璧
齐家文化代表性玉器，出土于广河县齐家，外径9.1厘米，孔径3.5厘米。璧体圆形扁平，表面光滑，琢磨规整。一面上留有切割直痕，周边有沁，中心钻孔为单面钻。 白玉璧
同属齐家文化，出土于武威市皇娘娘台，厚0.9厘米，外径8.8厘米，孔径一面为2.7厘米，另一面为2.4厘米。璧体圆形扁平，表面光滑，厚薄不均匀，有切割痕迹，周边有沁，中心孔为单面钻。 瓦纹绿玉琮——国宝
齐家文化，共13层瓦纹。工艺精良、保存完好，难得！ 齐家文化是北方玉文化的典型代表，与东北的红山文化、江南良渚文化一样都是中国玉文化的发源地。近些年齐家文化玉器的收藏特别热，这里就不趟浑水了，有机会各位看官可以研究研究，只是千万不要想“捡漏”！ 肩水金关纸
出土于金塔县，长21厘米，宽19厘米。系用废旧麻絮、绳头、敝布等原料制成，以苎麻成分为主。色泽匀净，质地细密坚韧，纤维有明显的分丝帚化现象，纸背有帘纹。 绿釉陶楼院
出土于武威市雷台汉墓，院高105厘米，长67.7厘米，宽54.4厘米。陶质施绿釉，由可拆卸的23个部件组装而成。院中央矗立5层楼阁，每层都四面出檐，由下到上递层缩小。院四周有围墙，正面大门为菱格形透窗，门檐上建两层门楼。坞壁四隅为两层角楼。门楼与角楼间有飞栈相连。中央以及四个角楼之四壁均设透窗。这座楼院是东汉后期豪强世家庄园坞壁的浓缩写照，为研究古代建筑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因为汉代建筑的实物一座也没有留下来，研究汉代建筑只能靠冥器和画像砖了。 耀州窑青釉刻花五足炉
高7.6厘米，内径6.5厘米，外径14.1厘米。炉为直口，折沿，宽边，深腹，圜形凹底，五足。施青釉，内壁和底部露胎。口沿上刻牡丹花一周，五足为模制，呈象首形。胎体致密，釉色纯净，炉体雍容华贵，是耀州瓷中的精品。 蜻蜓眼琉璃珠
这东西不算太稀罕，发出来就是告诉各位看官，这东西假的极多，千万不要想“捡漏” 莲花形玻璃托盏——国宝——无价之宝
这个是真正的“超级国宝”，出土于漳县汪世显家族墓，盏高4.9厘米，口径8.9厘米，底径3.4厘米；盏托高1.2厘米，口径15.2厘米。玻璃托盏为晋蓝色玻璃制成，半透明，胎内含气泡。盏为七瓣莲花形，饼形足；托口为平口，边沿呈八瓣莲花形，平底，腹壁呈正八角形。托盏造型优美，色彩艳丽，工艺精湛，是迄今出土最完整的一套元代玻璃托盏是元代玻璃器皿中的稀世珍品。 元青花花鸟玉壶春瓶
出土于临洮衙下乡寺，喇叭口，细长颈，鼓腹，圈足外撇。玉壶春瓶，酒器，因唐诗“玉壶先春”而得名。此瓶全器纹饰分九层，主题纹饰为莲池鸳鸯纹、仙鹤纹，还有蕉叶、莲瓣、卷草等纹饰，口沿内饰卷草纹一周。造型优美，胎质细腻，釉面光润，纹饰精细，图案层次分明，疏密有致。青花色调纯正淡雅，是元代青花器中的精品。 国家一级博物馆名单，看看都去过哪些？
中央级 故宫博物院、中国科学技术馆、中国地质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航空博物馆、北京鲁迅博物馆 北京市 首都博物馆、北京自然博物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北京天文馆、周口店猿人遗址博物馆 天津市 天津博物馆、天津自然博物馆、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 河北省 河北省博物馆、西柏坡纪念馆 山西省 山西博物院、中国煤炭博物馆、八路军太行纪念馆 内蒙古自治区 内蒙古博物院 辽宁省 辽宁省博物馆、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抗美援朝纪念馆、旅顺博物馆 吉林省 吉林省自然博物馆 黑龙江省 东北烈士纪念馆、大庆铁人王进喜纪念馆、爱辉历史陈列馆 上海市 上海博物馆、上海鲁迅纪念馆、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江苏省 南京博物院、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南通博物苑、苏州博物馆、扬州博物馆 浙江省 浙江省博物馆 安徽省 安徽省博物馆 福建省 福建博物院、古田会议纪念馆、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厦门华侨博物院、中国闽台缘博物馆 江西省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江西省博物馆、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 山东省 中国海军博物馆、青岛市博物馆、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青州市博物馆 河南省 河南博物院、郑州博物馆、洛阳博物馆、南阳汉画馆 湖北省 湖北省博物馆、荆州博物馆、武汉市博物馆 湖南省 湖南省博物馆、韶山毛泽东故居纪念馆、刘少奇故居纪念馆 广东省 广东省博物馆、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孙中山故居纪念馆 广西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 重庆市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四川省 自贡恐龙博物馆、广汉三星堆博物馆、成都武侯祠博物馆、邓小平故居陈列馆、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 贵州省 遵义会议纪念馆 云南省 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民族博物馆 西西藏 西藏博物馆 陕西省 陕西历史博物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延安革命纪念馆、汉阳陵博物馆、西安碑林博物馆、西安半坡博物馆 甘肃省 甘肃省博物馆 宁夏区 固原博物馆 新疆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其中有11家最牛逼的博物馆是“中央地方共建国家级重点博物馆”，也就是中央财政直接拨款的博物馆，名单如下：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湖南省博物馆、河南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山西博物院。因为该名单公布时国博还在重建，所以没有国博，大家可以自行加上。
另外山东省博物馆、西安博物院、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不在国家一级博物馆名单里，情况基本上和国博一样，名单公布时还在建，大家也可以自行加上。
与国博的情况一样，国家一级博物馆名单没有山东省博物馆、四川省博物馆、西安博物院，2008年名单公布时这些博物馆都在重建或是新建阶段，从重要性和展品水平来看，进入国家一级博物馆名单是没有问题的。另外黑龙江省博物馆正在重建，之前很惨。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是新建的，还是有一些拿的出手的好东西。海南省博物馆也是新建的，但是展品水平实在一般。相比之下青海省博物馆、吉林省博物院、贵州省博物馆就比较惨，青海省博物馆（之后会讲到）还算是新馆有个样子，吉林省博物院、贵州省博物馆基本上连找都找不到。
马德惠石造像塔
出土于酒泉市石佛湾子，塔高34厘米，底径16厘米。砂页岩质，塔顶残佚。座上为八面形的塔基，刻出供养菩萨八身，各像左侧上角刻有八卦符号。上部为圆柱状覆钵塔身、经幢柱，上刻隶书发愿文与经文《增一阿含经·结禁果》一段36行，纪年为承阳二年（426年），也就是北凉时期。瓶形覆钵，开八个圆拱龛，七个龛内刻禅定坐佛，一龛内雕交脚弥勒。龛像上部浮雕八身飞天，飞天的形象在北凉石塔中仅见于马德惠石塔。 高善穆石造像塔——国宝
出土于酒泉石佛湾子，塔高44.6厘米，底径15.2厘米。不大，放在哪里也不起眼，但它是佛教在中国传播的重要例证之一，塔呈圆锥形，由宝盖、相轮、塔颈、塔肩、塔腹、及塔基组成。宝盖为扁平的半球形，塔颈周围浮雕八个方形柱，其上雕七重相轮。 圆柱形塔腹上阴刻《增一阿含经》中《结禁品》中的部分经文和发愿文，上题“高善穆为父母报恩立此释迦文尼得道塔”。经文后刻有“ 承玄元年岁在戊辰四月十四日辛亥丙申时休息昙摩高宝合家妻共成此塔, 各为十种父母报恩欢喜五义”。北凉承玄元年为北魏太武帝神嘉元年, 即公元429年。这一明确的纪年便使之成为了我国最早的佛塔珍贵实物之一。
覆钵式塔肩周围并列凿八个园拱形浅龛，龛内分别高浮雕七佛与一弥勒菩萨像。佛面形圆润，肩宽体健，着通肩袈裟，上身微前倾，结跏趺坐、双手作禅定印，衣纹细密如行云流水，弥勒菩萨上身袒，下着裙，披巾绕臂下扬，交脚式坐，佛或菩萨古朴而庄重。八面形塔基上每面阴刻一供养人像，分别为四男四女，男像上身袒，带项圈，下着犊鼻裤，均有圆形头光。女像上着圆领对襟衫，下着曳地长裙，手捧花或珠宝。每身像左侧上方刻八卦符号，其排列与《说卦传》中的八卦方位顺序一致，八尊像分别依次代表着龙、树、狮、鸟、河、山、火、象、珠、风神等，象征八个方位。这与当时盛行的鬼神护法思想有密切关系。覆钵之上有七重相轮，顶端宝盖象征天穹，阴刻北斗七星。
高善穆石造像塔同时具有了以下几个重要文化元素——它是佛教传入中国后最早的文物之一，有明确纪年，中国模仿印度覆钵塔的最早实例，八面佛塔的最早实例（八面佛塔是中国特有的，它的出现于中国五行八卦信仰有关），将佛像、八卦、北斗结合的最早实例。 花一点时间讲讲北凉：南北朝时期一个地处丝绸之路要冲的笃信佛教的小王国，由京兆汉族人段业在公元399年建立，都城在鹿得城（今甘肃张掖西北十五公里处），是十六国时期比较少见的汉族政权，但仅仅四年后段业被属下大将沮渠蒙逊所杀，沮渠蒙逊登基。410年灭南凉、421年灭西凉，统一了整个凉州地区，同时依附北魏，成为当时西域地区最主要的政治力量。但这之后沮渠蒙逊的继任者沮渠牧犍开始于北魏反目，同时与南朝的宋文帝刘义隆勾结，之后被北魏发觉，很快就被北魏处理掉了。沮渠牧犍被杀，北凉失去了大部分控制地区，继任者沮渠无讳只得向西迁都酒泉，直至460年被柔然所灭。北凉共历五主，六十三年。
北凉虽然是个西域地方小国，但对于佛教的东传有着重要的意义，佛教进入西域后主要以龟兹、于阗为主要基地，龟兹地区虽然流行的是小乘佛教，但与它隔着大沙漠对峙着的丝路南道间的于阗国里，流行的却是大乘佛教，而且在当时兴建了许多带有佛塔的寺院。龟兹与于阗的佛教艺术传到了河西走廊的北凉国，大乘与小乘两派相结合，造就了这里崭新而独特的石窟艺术。也是在北凉，佛教开始真正的中国化，真正体现汉民族精神的佛教石窟艺术，就是从这里起步的。河西地区大部分石窟壁画都与北凉有或多或少的关系，而以高善穆石造像塔为代表的北凉石塔是佛教雕刻史的一项辉煌的成就，代表着雕刻技巧、审美观念与宗教内涵，是研究艺术史、宗教史不可或缺的一环。 北魏石造像塔
出土于庄浪县徐家碾，四面五层，高206厘米体型巨大，现残留由五块方石雕叠垒而成的塔身，每一块塔身四面都有雕像，内容除佛、菩萨造像之外，还有佛传故事，甚至有经变的雏形内容（第四层正面），为文殊与维摩诘互相辩论，是早期经变石刻的代表作。 左边为文殊菩萨，右边手持麈尾的为维摩诘。据《维摩诘经》讲，维摩诘是古印度毗舍离地方的一个富翁，但是，他勤于攻读，虔诚修行，能够处相而不住相，对境而不生境，得圣果成就，被称为菩萨。有一次，他称病在家，惊动了佛陀。佛陀特派文殊师利菩萨等去探病。佛知道维摩诘菩萨只是诈病，所以派去了被誉为智慧第一的文殊菩萨。文殊见到维摩诘后，两位菩萨互斗机锋，反复论说佛法，义理深奥，妙语连珠，使同去探访的菩萨、罗汉们都听呆了。一场论战后，文殊菩萨对维摩诘倍加推崇，人们对维摩诘菩萨也更加崇敬了。文殊与维摩诘的辩论成为经变故事不朽的主题。
开皇元年石造像碑
出土于泾川县水泉寺，碑高146.5厘米，宽50厘米，厚16厘米。碑为圆首，正面分四层开龛，由上而下第一层刻释迦多宝并坐说法图；第二层刻一佛二菩萨；第三层正中圆形龛内刻一佛二菩萨，佛善跏趺座，疑为弥勒佛；第四层为维摩诘与文殊辩法图。碑阴上部开一庑形龛，内刻一菩萨二弟子。龛的下部及左右两侧均刻有题记“开皇元年岁辛丑四月庚辰朔二十三日壬寅……李阿昌”题款。 开皇是隋文帝杨坚的年号是，开皇元年指隋文帝杨坚登基后的第一年，即公元581年，这个时期的文物比较罕见。开皇元年石造像碑施有红、蓝各色彩绘，在造像碑中也非常少见。
大统二年权氏石造像塔
出土于秦安县，塔高172厘米。三层塔身呈方形，楼阁式，每层之上有塔沿覆盖，檐角平直，无起翘，雕出瓦垄和屋脊。塔每层四面开龛，分别雕刻佛、菩萨、弟子、侍者及供养人。最下层刻有“大统二年岁次□□”之句。带纪年的西魏造像塔存世不多，而且是一石一层多级造像塔中最完整的一件。为研究北魏向北周时期的佛教艺术风格的转变，提供了实物资料。 天水麦积山石窟造像
天水麦积山石窟始于后秦，历经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历代都有不断地开凿和修缮，现存造像中以北朝北魏、西魏造像原作居多，精品都属于这一时期。 魏晋时期佛像具有典型的“秀骨清像”特征，这是因为魏晋时期中国佛教造像逐渐开始消化了印度佛教美术强烈的肉感和性感特征，中国思想中重视超越感官欲念的理性思考，强调人性的价值的部分开始表现出来，印度笈多式造型薄纱贴体的佛像表现在魏晋时期佛像明显的减化了，佛与菩萨向中性转化，制作者试图以理想化的形像来表现超越感官情欲的宗教永恒性。同时，这一时期的佛像也将希腊犍驮罗造形中的“真实感”，处理成概念化与抽象化，使石窟有如凝定在无时空的永恒中。
随着魏晋时期佛像由梵式到汉式的演变，华夏艺术特征和文化内涵开始表现出来，佛菩萨的相变为中原汉人的体征，肉髻由高变低，衣着由中亚印度的半裸袒肩式或通肩长衫，一变而为中原士族的宽衣博带式，广袖高履，而真正体现汉化特征的则是文化内容气质，展现魏晋时代衣冠楚楚，秀骨清像，名士气韵，六朝风范。佛造像神圣庄重、典丽而宁静，这种遗韵气象，已不同原始佛教造像，而是中原民族对佛教造像文化内质与宗教义理的重新诠释与理解。
不过位于麦积山石窟121窟的这尊菩萨与弟子像让人有些意外，菩萨与弟子紧紧相依，面带笑意，有点像拍“碰头照”。
彩塑坐佛与胁侍菩萨
同出于天水麦积山石窟，但是塑造时间是在唐代，风格与魏晋时期佛像又有了变化，从清秀走向雍容，体现唐代特有的文化气质。 坐佛高130厘米。全趺坐，圆髻广颐，长眉细目，嘴唇紧闭，右手扶膝，左手施禅定印。身着通肩式袈裟，衣纹梯形折出。沉思的神情，雍容的体态，流畅的衣线，表现出恬静的心境。彩绘虽然斑驳，但不掩盛唐时期佛像圣洁安祥的神韵。
左侧胁侍菩萨高183厘米。头挽垂环髻，发绺披肩，面庞圆丰，秀目微睁，神情超脱中又露严正。体着紧身束带天衣及贴腿长裙，帔巾自肩部横垂两道于膝下，右臂曲举，左臂下垂。右侧胁侍菩萨高180厘米。发髻耸起，余发成3绺垂肩，曲眉丰颐，神情娴静，庄重而不失妩媚。左臂曲至胸前，右臂下垂。宽披帛自双肩垂落至腋下，羊肠裙层折贴腿，柔和的线条完全同丰肌秀骨的身姿相应和，身姿优雅，气度端正。 - 在来讲讲赫赫有名的“敦煌写经”，敦煌藏经洞的故事我就不重复了，现存“敦煌写经”分布在全世界36所博物馆和科研机构，私人所藏还无法统计，其中甘博所藏“敦煌写经”共160余件。 《道行品法句经》第三十八卷 卷高27.4厘米，残长641厘米，纸单张长46厘米。白麻纸泛黄，用隶书缮抄《道行品法句经》第三十八、《泥洹品法句经》第三十九两品经文。前有剪截痕，仅存后半，起“闻如前不”，尾书“一校竟”。经文共65行，每行16字至30字不等。末有题纪二则：“升平十二年（368年）沙弥净明”；“咸安三年（373年）十月二十日沙弥净明诵习法名起。”记录了沙弥净明于升平十二年和咸安三年的两次诵经记录，是所知现存敦煌文献中最早的经卷写本，书体显示了简牍书体向经卷书体过渡的字体特色，展现了“经书体”楷法初期的特有风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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