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区挽歌》书封；图片由作者提供）
文学向来是个势利的行当，出身何地至关重要。作为文学爱好者，投胎时尽量去往欧美，若不幸生在非洲，那也只能自求多福。这话说来难听，但事实如此。在文学的版图上，中国大小不如美国一省。不信的话，你扪心自问：你会想看越南的先锋文学吗？
津巴布韦作家佩蒂纳·加帕就是这样的倒霉鬼。这句话并非文学意义上的，实际生活中也如此。看看她出生的国度：79岁的独裁者罗伯特·穆加贝当了26年总统，就在今天，7月31日仍在积极竞选连任。国内通货膨胀达25亿%，津巴布韦的小孩一哭，母亲就会掏出一亿津币让他去买糖吃，如果商店有糖的话。人们得忍受独裁统治、物资匮乏和通货膨胀。按照当地人的话说：今天10亿能买只羊，明天就只能买只鸡，后天就只能买个鸡腿。在这种情况下你除了拼命填饱肚子之外，还能看什么文学呢？
佩蒂纳·加帕就能。她出生津巴布韦，完成学业后又负笈剑桥学习法律，目前正在世界贸易总部担任高级律师，离她的祖国很远。而她的小说《东区挽歌》所写的祖国却非过去时，而是进行时。这是佩蒂纳·加帕的第一本小说，接近40岁时才出版。书中描写了津巴布韦各阶层的人物：总统、官员、女佣、失业者、保险推销员、乞讨者、想要移民的学生。佩蒂纳·加帕所描摹的俗世群像就是正在津巴布韦生活的人们。
与现实太近的小说难写，特别是涉及社会和政治。《东区挽歌》中的军官夫人、腐败丑闻由于与政治太近，显得扁平且带宣传腔调。宣传也有正反两面，有的是伟光正地歌颂，有的则是苦大仇深地揭露。两者都容易忽视小说中的人，单为立场而发声。
乔伊斯说过：“一个作家，永远不要写离奇的事情，那是记者的分内之事”，还好佩蒂纳·加帕的小说中不止有扁平化的政治符号，还有底层人物。这些人不带传奇色彩，生活琐碎而日常。换而言之，更像艺术上的“真实”。在艺术里，更具烟火气息的生活往往比猎奇政治隐秘高妙。
在书中俯拾皆是的小人物中，女仆布兰迪娜最让人难忘。小说中的“我”父母皆忙，被女佣照看。在他心中，布兰迪娜是最好的女佣。在此之前的女佣，要么因“关心自身打扮超过地板清洁”被开除，要么因“吃面包涂太多果酱”被送走，要么是一切都好最后卷着女主人的高跟鞋和热水壶逃跑。
来自村庄的布兰迪娜吃的不多，会按颜色整理衣橱，把地板打扫得过于光滑，还给孩子讲故事。她讲的是一场战争：游击队来到她的村庄，鸣枪威胁索要食物，枪毙拒不交出食物的叛徒。村庄的年轻女孩会到山区为游击队洗衣做饭，并陪他们睡觉。
“我”一家对布兰迪娜非常满意，直到她开始谈恋爱。布兰迪娜在乔治的情书、礼物和蜜语甜言中沦陷，开始频繁请假，最终与其私奔。几个月后，布兰迪娜怀着身孕回来了。她向雇主哭诉，乔治已和另外的女孩结婚，自己怀有身孕。因为乔治不能和不是处女的女孩结婚。布兰迪娜说，乔治一直都知道她曾在山区劳军之事，“可那不是我的过错呀，是别人让我们这么做的”。“我”母亲甚为同情，但拒绝她回来工作，只能给些钱让她回老家去，布兰迪娜却说没法面对自己父母。三周后，警察找上门来，河中发现一具女尸，是布兰迪娜。
这是女佣布兰迪娜的故事，从中我们能看见津巴布韦隐绰藏身其间：战争带来贫穷，少女为游击队提供性服务，而男人仍旧执迷于处女情结。这种人的悲剧与社会背景巧妙融合在一起。读者为布兰迪娜心伤，也为她的祖国悲愤。小说里，布兰迪娜不是为控诉社会和祖国出现的符号，而是真正的人。
这只是津巴布韦底层女性的悲惨命运的一角。由于一夫多妻制，妻子等待丈夫从偏房家中归来，细数带出的避孕套有没有少——她们希望少了，这样自己感染艾滋病的机率就降低了，而在偏房中等待的女人则希望原配早日死掉。
作者佩蒂纳·加帕像是她小说中女人的对立面。她自幼家境优渥，父母供她读完大学并到英国留学。直到她在世贸组织找到工作。虽然佩蒂纳·加帕一直渴望写小说，但律师才是她的正式职业。现在她在日内瓦工作，每日穿着套装进出于冷气十足的大厦。等她有空时，才会想起炎热而焦灼的祖国，并写下它的故事。她说自己从未想过辞职专心写作。或许，这样对她才最安全。
（责任编辑：杨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