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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征祥与《巴黎和约》的拒签 拂去历史的尘埃，当我们重新审视清末民初中国在外交史上的重要事件，审视那些具有良知的历史人物在历史漩涡中的种种辉煌和尴尬、无奈与痛苦，或许能给我们启示。我们仅以一战后对《巴黎和约》的拒签这一历史事实，重新审视时任国务总理、外交大臣陆征祥的抉择，是爱国还是卖国？ 任驻俄公使馆翻译官，亲身体会“弱国无外交”的残酷事实 陆征祥，字子欣，又字子兴，1871年6月12日出生于上海。母亲因病早逝后，陆征祥的家境更趋贫寒，仅靠父亲为伦敦教会雇为传道员，出入大街小巷以叫卖《圣经》、散发图片传单的微薄收入为生。童年时他即入私塾读书，13岁时入上海广方言馆，师从法国老师学习法文，21岁时考入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附设的同文馆。由于聪明好学，外文水平好，1893年1月，陆征祥奉清政府指派出国，到清廷驻俄公使馆任四等翻译官，后来，又逐渐升迁至参赞，接连在许景澄、杨儒领导下工作。其中，许景澄对他的影响最大。许景澄认为陆征祥是难得的外交人才，陆征祥则称许为他的恩师。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李鸿章代表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许景澄认为这是奇耻大辱，嘱陆征祥千万不要忘记。后来陆征祥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外交总长时，曾请翻译家林纾（字琴南）题写“不要忘记马关”6个大字，装裱后悬挂于总长办公室内，以志不忘。 陆征祥的第二个上司，是继许景澄之后的清廷驻俄圣彼得堡公使杨儒。1900年11月8日沙俄强迫中国签订《奉天交地暂且章程》，东三省名存实亡。此后，杨儒就交收东三省事宜与俄外相拉姆斯独夫举行了13次谈判。1901年2月5日，拉姆斯独夫催逼杨儒签字，杨拒绝后愤而离开俄外交部回馆。因天寒下雪，下马车时不慎跌倒，不省人事。2月10日，终以身殉职。陆征祥身为杨的翻译，陪同参与了“东三省交还交涉”的全过程，目睹沙俄外相骄横无礼的言行，悲愤不已。陆征祥在圣彼得堡任职13年的经历，使他深深地体会到“弱国无外交”的残酷事实，同时也磨练了他忍辱负重的坚强意志。 “巴黎和会”之前暗潮汹涌，赴会途中又遭到日本特务暗算 第一次世界大战，由于主战场一直在欧洲，所以又称为欧战。1917年2月，美国对德绝交，劝中国采取一致步骤，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北洋政府）即以德潜艇袭击中国船只为名，提出抗议，1917年3月14日，公布与德国绝交。5月，段祺瑞主持的国务会议通过对德宣战案，中国最终冲破各种阻力，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关系国。 而此时的日本，深恐中国加入协约国行列对日不利，就挑拨北京公使团向北洋政府提出中国参战不力的警告。其中有一条适为陆征祥主办的中国和梵蒂冈直接建交的问题。陆征祥认为中国和梵蒂冈天主教廷应直接往来，不用通过法国，由法国居间实行所谓“保教权”。原来法国硬把《黄埔条约》第二十二款、二十三款歪曲解释，作为法国有“保教权”的根据。陆征祥通过北洋政府国务院任命驻葡萄牙公使戴陈霖兼任驻梵蒂冈公使，教皇伯努瓦十五世也欣然同意，并任命前驻菲律宾及日本的教皇代表贝特雷里主教为驻中国大使。不料法国总理克雷芒梭竟引用“保教权”来否决这一行为，而包括日本在内的北京公使团还以此举为中国参战不力的证据（因为伯努瓦十五世偏袒德国，贝特雷里主教也有亲德的嫌疑），并谴责中国没有在事前（即对德宣战）咨询协约国。 另外在其他方面，英、法、意三国为了鼓励日本对德作战，对日本在山东的行动表示了“谅解”。美国也于1917年11月，于华盛顿签订了承认日本在中国有特殊利益的日美《蓝辛石井协定》，拿中国的主权作了交易。总之，“巴黎和会”之前的形势对中国很不利。 1918年11月11日，德国无条件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为处理战胜国分赃问题而举行的“巴黎和会”，于1919年1月18日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开幕。对于“巴黎和会”，当时的中国人怀有一定期望，可归为4项：（一）收回战前德国在山东省内之一切权益，不由日本继承；（二）取消《二十一条》全部或一部分；（三）取消外国人在华之一切特殊权益；（四）结束德奥两战败国在华之政治、经济特权。 中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团，以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陆征祥为团长，而其他成员，亦由陆氏决定。陆氏所选的代表，完全摒除了亲日派成员，正式全权代表有驻美公使顾维钧、驻英公使施肇基、马比（比利时）公使魏宸祖、南方政府代表王正廷。以代表人选而言，不论是学识才干与人望俱臻至境。 顾、王、施、魏，皆由所任地赴巴黎，惟陆征祥自本国启程。北京政府把准备在和会上应用的重要文书，以及关于东北、山东、蒙古、西藏等问题的绝密外交文件箱一件，皆由陆征祥亲自携带，以防不测。当时，海上交通异常困难，欧亚航线班轮甚少，且因未预定，舱位一直未能解决。往日出洋，无论赴欧、赴美，均从上海启程，而这次陆征祥赴巴黎，不得不出关经东北、朝鲜到日本，然后从日本横滨登轮横渡太平洋，途经旧金山、纽约，再横渡大西洋抵巴黎。 陆征祥一行只4人：夫人培德、代表和秘书各1名。行前先由驻日公使陆宗舆向日本外务省联系，日本外务省遂拟出陆到日后的紧张的访问日程，如天皇接见、赐茶和授勋以及与外相的会谈等。一待陆征祥一行出关，日本外务省即派专车在南满铁路迎接。因陆征祥畏寒，日方特命车厢以烧煤加热取暖，热度达摄氏20多度。到半夜后，加煤工人熟睡以致煤尽火熄，温度骤降至零下5度，陆征祥身体本来就很瘦弱，自然无法抵抗这变化莫测的温度，抵沈阳后即发高烧病倒，整天昏昏沉沉，到日本后不得不谢绝天皇的接见、茶会和授勋，却还是带病勉强与日本外相作了一次简短的会谈。几经折腾之后，在日本横滨重上船时，才发现自带的那箱关于东北、山东、蒙古、西藏等问题的绝密文件不翼而飞。其实，书生气十足的陆征祥，自出关之日起，一举一动均在日方间谍的严密控制之下，日谍潜取那箱绝密文件，如囊中取物，不费吹灰之力。为此，陆征祥如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只好电告北京外交部，嘱重抄一份，然后电告代表团。以外交总长之尊，竟有如此重大失误，顿使陆征祥威信大降，同时也加剧了代表团内部因排名次的问题而起的摩擦。 “巴黎和会”共有27国的70名代表参加。出席和会分为4类：第一类为“享有整体利益的交战国”（即美、英、法、意、日）；第二类为“享有局部利益的交战国”（如中国），只能出席有关该国问题的会议；第三类是对德绝交的国家，只能在讨论问题涉及这类国家时才能出席；第四类为中立国，必须由上述五大国中之一提出邀请，才能出席有关的会议。第一类交战国可各派代表5人，第二类可派代表3人，其他类国家仅能各派代表1人。中国是第二类交战国，只能派代表3人，但代表团内部仍可有5人。 陆征祥在就代表团人员名次问题请示徐世昌时，建议把王正廷排在自己后面，以示南北对外统一；其后是驻英公使施肇基，驻美公使顾维钧，驻比公使魏宸祖。但当时总统府外交委员会认为顾维钧才华超众，特别是关于《二十一条》的政府声明措辞颇为得体，应名列第二，依次才是王、施、魏。徐世昌采纳了这一建议。复电到法后，王正廷、施肇基大为不满。陆征祥既因文件箱失窃而非常烦恼，又因内部的名次纠纷无法解决，索性往瑞士他自置的别墅暂避，缓和一下矛盾，因而临时决定出席会议时由王正廷负责，并由顾维钧为发言人。 “巴黎和会”极少开会，亦无权力，仅由美国总统威尔逊（大会主席）、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克里蒙梭、意大利总理奥尔兰多等4国首脑，组成“四人会”主宰一切。“四人会”在极端秘密之下进行，各国外长只能在旁边屋子里听候咨询，连美国国务卿蓝辛都称之为“秘密外交”。 在和会的预备阶段，中日双方早已开始角力。日方凭借卑鄙手段窃取了中方的那箱“绝密文档”，使日方在角力中处处得手，中方只能疲于应付。和会开幕前，中国代表团曾遭遇日方精心准备的暗算。日本极力想排斥中国，在一次预备大会上声言：“中国未出一兵，宣而不战，应不下请帖，不为其设座。”陆征祥闻言，拍案而起，当即以中国外交总长身份极力反驳：“于外长任内，准法使康悌照会，批准惠民公司华工出洋，欧战时在战线中之华工20万人，掘战壕、搬炸弹、制枪子。无论在后方、前线，华工都奋勇当先，中国何负协约？” 陆征祥用流利的法语侃侃而谈，令与会各国代表颇为动容，各国代表一致通过“给中国下请帖、设座位”的决定，日本的阴谋才未能得逞。 列强联手制华，日本借“山东问题”强占胶州湾阴谋得逞 在1919年1月27日、28日的“十人会”上，“山东问题”浮出台面（“山东问题”即1898年，当时德国从清政府“租借”山东省的胶州湾作为海军基地，租期为9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中国是中立国，而日本加入了协约国，并将德国驱逐出胶州湾；随后，日本占领了山东大部分地区。为了使占领合法化，日本妄图将这一项包含在确认其山东地位的《二十一条》条款中）。中、日代表团因“山东问题”产生激烈辩论，唇枪舌剑，各不相让，进而引起1919年2月2日在北京发生的日本驻华公使小幡西吉恫吓事件。骄横的小幡西吉不但以严厉的口吻要求北洋政府约束中国代表团在巴黎的言行，还扬言“目的不达即用武力解决”。小幡的举动，反映出中国代表团在和会前的过程中据理力争中国利益的确已刺到了日方的要害。1月27日，“巴黎和会”讨论国际联盟问题，陆征祥再次用娴熟的法语在大会上发了言。他说，中国赞成成立“国联”，并愿扶助西方诸国共同铲除战祸……陆征祥的发言，虽寥寥数语，但精辟异常，在欧洲各国舆论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1月28日，顾维钧再次在会上发言，虽然演说同样很精彩，很有说服力，但对事情却丝毫无助。原来，让人始料未及的对“山东问题”有致命一击的是：1918年9月，北洋政府与日本政府之间进行了一项秘密协议，日本给中国北洋政府2000万日元的贷款，以获取在山东修建两条铁路、在各要塞驻军及训练指挥中国路警的权利。在北洋政府的指示下，中国驻日本公使章宗祥“欣然同意”这些条款，而远在彼洋正在召开的“巴黎和会”上的中国代表却还蒙在鼓里，此后，日本代表平静地公开了1918年的秘密协议，指出中国参战后早已“欣然同意”对“山东问题”的处置，并有“条款”在手。其气焰嚣张至极，让在场的所有中国代表忍无可忍。大会对山东问题的讨论迁延多时，一直未有解决方法。于是美、英、法举行三国会议，在没有中国代表参加的情况下，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全部权益“让与日本”，并将有关条款列为对德《凡尔赛和约》的第156、157、158条等3条。 帝国主义列强在召开秘密分赃会议后，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召见中国代表施肇基、顾维钧，正式通告“巴黎会议”对山东问题的决定。贝尔福若无其事地说，“山东问题”不外乎两个解决办法，即“政治权交还中国，经济权给予日本”，其具体方案是，日本获得山东胶州租借地和《中德条约》所规定的全部权利，然后再由日本把租借地归还中国，但归还后日本仍享有包括胶济铁路在内的全部经济权利。 1919年3月初，陆征祥作为中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团团长，虽具有最后裁决的权力，但并不能平息代表团内部的分崩离析。而和会形势日益不利，代表团人员纷纷返回原驻任所。此时，陆征祥又因病住进圣克卢医院，只有顾维钧一人不辞劳瘁，主持起草了有关文件和对外活动。当时，陆征祥还在医院里，看到“对德和约”全部文本草案后，愤怒异常，立即提出强烈抗议。 1919年5月6日，和会全体会议开会，陆征祥出席并发表声明指出：“中国代表团对于‘巴黎会议’所拟‘关于胶州及山东问题’之办法，不得不表示其深切之失望之情。我个人深以为遗憾，此种失望，全国人民亦所同感……中国全权坚持至今，其理由已向三国会议正式提出抗议，希其修正。倘不负我之切望，中国全权对于该项条款不得不声明有保留之义务，并请将本全权之上述声明记入议事录中。”中国代表正式提出对“山东条款”的保留意见。不过，陆征祥的严词拒绝对“山东问题”还是无济于事。 4月15日，美国总统威尔逊让其国务卿蓝辛在“五人会”（即由美、英、法、意、日五国外长组成）上提出解决山东问题的一揽子方案，即首先命令德国放弃一切的殖民地，在未作最后处理之前，由协约参战国共同管理。日本代表以山东情况特殊为理由，予以拒绝。第二天（4月16日），威尔逊改为由五国共管，日本还是坚决拒绝。第三天（4月17日），威尔逊彻底妥协了，同意日本向“五人会”提出处理山东问题的“特殊条款”草案并予以讨论，而中国则完全被撇在一边。之后，这一草案同时交付德国代表，允许德国方面于15日内可对草约内容提出异议。对此，陆征祥致电北洋政府气愤地说：“此次和会，种种情形，实堪愤懑。”他同时指出，涉及西方列强各国，尚有15天限期，准许质疑发问；而涉及中国的内容，定稿前秘而不宣，定稿后也不可以讨论，实在欺人太甚。 拒签“和约”，维护中国尊严引发“五四”爱国运动 此后，中国代表团即循“无保留、不签字”的方针，四处奔走，争取国内的支持和国外的同情。这时留法的学生亦每日成群结队地在中国代表团总部，要求明确保证，如不允保留，则拒绝签字。在国内，则引发了声势浩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北京的学生首先起来用行动表示人民群众对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亲日的北洋政府的愤慨。怒不可遏的学生和群众，将矛头直指签订丧权辱国《二十一条》的外交代表曹汝霖，痛殴了正在曹宅的章宗祥，并放火烧了曹宅。 “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使北洋政府举棋不定，内阁大员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当北洋政府收到陆征祥发来的请示拒签电报后，外交委员会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商议对策，后复电陆征祥“不在和约上签字”。总统徐世昌在审阅完发给中国驻巴黎代表团的拒签电文后，随后便命国务院拍发。但徐世昌的决定被总理段祺瑞否决了。 原来，北洋政府的大总统虽是徐世昌，实际掌握权力的却是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段祺瑞。段在1918年10月起不担任国务总理，而任“参战督办”，统率着用日本所贷的2000万日元喂养的所谓“参战军”。段祺瑞深知，一旦拒签和约，将激怒日本，日本对北洋政府的各种援助和贷款也有可能取消。段祺瑞当初扶持徐世昌作总统，就是看中他是个文人，容易操纵。果然，徐世昌看到段祺瑞决心已下，便于6月24日，指示国务院密电代表团在和约上签字。 北洋政府决定签约，国内再次掀起拒签高潮，政局也更为动荡。继曹汝霖等3人被罢免后，徐世昌的亲日内阁也摇摇欲坠，在和约签字日期快到时，竟给中国代表团发来一份电报：“电饬巴黎各委员会，对于和约签字问题，令其审度情形自酌办理。” 6月27日晚，留法学生包围了陆征祥所住的圣克卢医院，经顾维钧出面保证“不允保留，决不签字”后，学生们才散去。1919年6月28日午后3时，协约国代表全部礼服礼帽，齐集明镜殿。经过半年会议的和约将由27国代表正式签字，而中国代表却在陆征祥主持下，拒绝前往凡尔赛宫签约，并致书和会，声明中国对“德国和约”有最后决定权。声明指出：“和会对山东问题与中国以不公正之判断。此即强迫中国签字和约。盖中国代表签字和约，则自失其公正、正直、爱国之心也。故中国代表将此问题申诉世界，听其不偏不倚之判断。”中国代表在万般困难中扭转了“弱国无外交”的命运，确立了中国的尊严。 同日，陆征祥与王正廷、顾维钧、魏宸祖四代表联合电告北洋政府并引咎辞职。此后，拒签和约一事，北洋政府方面不仅没有“交付惩戒”，连准予辞职也不敢允准。这是因为当时全国反日情绪极为激烈所致。 从巴黎归国，代表团抵达上海时群众结队欢迎 1919年末，“巴黎和会”落下帷幕，陆征祥由巴黎经意大利回国。船到吴淞口，岸上有自发聚集的几千群众，张着大旗，上书“不签字”，手持小旗，上书“欢迎不签字代表”。当群众听说船不停靠吴淞口后，就赶回上海。轮船抵达上海时，欢迎的群众人山人海，摇旗高呼“欢迎不签字代表”。当晚，陆征祥一行乘专车北上，沿途各站都有群众自发的结队欢迎，这些都足以证明中国代表团拒签《巴黎和约》的行动，真实地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意愿。 而时任美国总统的威尔逊，为了拉拢日本参加国际联盟，公然牺牲了中国的利益。然而他却不能使自己的国家加入到这个国际组织中，更为讽刺的是，1933年第一批退出国际联盟的国家中，日本位居其一。至于中国，虽然拒绝了“对德和约”，但却和奥地利签定了条约，因此，自动成为国际联盟的一员。在“巴黎和会”上，日本终究未能在“山东问题”上取得合法权利，而“山东问题”也成为悬案，直到1922年，“华盛顿会议”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才得到有利于中国的最后解决。陆征祥在回国后心情难以平静，之前手签《二十一条》时，已饱尝了强邻日本的欺负，满以为可以在“巴黎和会”上伸张正义，不料诸大国欺弱媚强，使他遭受更深的刺激。叹息国际正义竟无伸张之日。再看国内，军阀内战方兴未艾，他深深感到：尽管在外交上无时无刻都需要顶住大国的压力，但始终缺乏强有力的政府支持，更无复兴民族的国策以为后盾，徒然留在外交岗位上，将何以对待历史，对待祖国！ 1920年8月，陆征祥毅然辞去外交总长的职位，退出政界，任赈灾督办之职，以期为救济事业稍尽微薄之力。此后，陆征祥本想从此放弃政治生涯，但由于夫人培德患病需往瑞士疗养，可当时他手头拮据，无法成行，只好重新到外交部任职。北洋政府原拟任他为驻法公使，他坚辞不就。适逢原驻瑞士公使汪大燮调任驻日公使，于是陆征祥遂任驻瑞士公使。 1926年4月16日，陆征祥夫人去世，陆征祥随即辞去了公使职务。同年6月，他进了本笃会的圣安德鲁修道院，10月正式被批准入院过上隐修生活。二战期间，他帮助受纳粹迫害的他国地方群众，并曾推动当地的抵制日货运动，为中国与盟国战胜而祈祷。1945年二战结束，陆征祥被罗马教廷封为圣安德鲁修道院名誉院长。1949年1月15日，陆征祥逝世于比利时布鲁日圣芳济修女医院，享年78岁。 原文地址：http://www./1/view-4241631.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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