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美平：五四运动与日本对华战略的调整（上）

作者：王美平

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2021年第1辑

由于文章篇幅较长，本公众号分上下两期发布

摘  要：五四运动既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分水岭意义的重大事件，亦在近代日美亚太竞争中具有节点意义。日本政府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国内部政争、美英煽动、共产主义思想传播与国民党乘机利用的产物，否认中国民族主义的觉醒，故而采取威逼北洋政府镇压五四爱国运动的政策，并通过出动、增派海军辅助保护日侨，威慑学生运动。上海“三罢”斗争后，日本竭力煽动“普遍排外说”，企图拉拢列强联合出兵镇压，未得美国等列强共鸣而单独增兵。在中国民族主义运动与美国等列强的压力下，日本政府调整对华战略，从一国独占改为与欧美协调。日本对五四运动的认知与干涉，深刻影响了此后的中日美关系。

关键词：五四运动 日本 北洋政府 中日关系 美日关系

五四运动既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分水岭意义的重大事件，亦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对华战略及日美的亚太竞争产生重要影响。学界关于五四运动与日本关联的探研，主要集中于以下方面。其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观，揭示出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大国分赃以及北洋政府“卖国投敌”，是促使五四运动爆发并发展为反帝反封建运动的要因。其二，通过探讨日本媒体、知识界对五四运动的报道与评论，认为日本舆论对五四运动主要持“他者煽动说”及“自发说”。其三，利用《日本外交文书》所载日本驻华使领馆人员对五四运动的观察，从经费来源、理论基础、力量支持等角度描绘五四运动在中国各地的具相，这类成果将本领域研究推上了新台阶，但对日本将共产主义与五四运动相联系的探讨较为欠缺。其四，探讨五四运动对中日关系的影响，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主张促使中日关系转变的主要原因是一战后国际局势的变动，五四运动并未影响日本对华政策与中日关系；另一种以北洋政府罢免曹汝霖等“亲日派”官员后，日本政府仍然支持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为根据，认为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开始受到中国国民意志的影响。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主要利用《日本外交文书》与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新公布的日本外务省、军部档案，结合美、英外交档案与北洋政府档案，从列强竞合尤其是日美竞争的角度，探讨学界少有涉及的日本政府对五四运动的干涉及五四运动对日本对华战略所产生的影响。

 

一、山东问题的产生与日美的对立及妥协

 

攫取德国原有“山东权益”，是日本参加一战的重要目标。1898年至1900年间，德国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获取了胶州湾租借权，胶济铁路修建、经营权以及沿线30华里内开矿权。一战期间，作为不冻港的青岛已发展为胶州湾中心，东与日本控制下的朝鲜隔海相望；南借高密至徐州路约，可威胁苏皖；西有胶济铁道，扼津浦路之腰脊，又有济南至顺德路约，可制京汉路之死命；北可利用烟潍铁路进抵烟台，与日本海军所据之旅顺基地遥相呼应，一旦有事，可直封渤海口，使“北京成死囚”。正因意识到青岛的重要战略地位，日本企图借机独占。

1914年8月，为阻止日本参战，德国向北洋政府提议举行归还胶州湾的谈判。其后，北洋政府虽与德国试行交涉，但因遭到日本的警告与恫吓未果。8月15日，为从德国手中攫取山东及南洋权益，日本以执行英日同盟协约、维护远东和平为“大义名分”，向德国驻日大使发出最后通牒，“限德意志帝国政府以将胶州湾租借地完全归还中国为目的，以1914年9月15日为限，无偿、无条件交付日本政府”。该声明既是日本对德开战的借口，亦成为此后中国要求日本归还山东的重要依据。同日，日本外相加藤高明向中国驻日公使陆宗舆声明，日本对德开战“绝无占领土地之野心”，且尊重中国的“中立”立场。

然而，日本在攻占青岛后，却突破中国划定之战区，先后占领了潍县、济南车站与胶济铁路及其沿线矿产，企图将胶州湾租借地扩大至济南。为达到战后绕开中国攫取德国在山东权益的险恶目的，1915年，日本政府逼迫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中的主要款项，并签订严重破坏中国主权的“民四条约”，其中规定：“中国政府允诺，日后日本国政府向德国政府协定之所有德国关于山东省依据条约或其他关系对中国享有一切权利利益让与等项处分，概行承认。”而且，日本并不满足于德国原有权益，而是企图进一步扩张。1915年4月26日，日本在给北京外交部的条约最后修正案中提出处理胶州湾问题的具体办法，即当日本通过战后和会获取胶州湾之自由处分权时，向中国提出如下条件：“（1）胶州湾全部开放为商港；（2）在日本指定区域设置日本专管居留地；（3）可根据列强希望，另行设置共同居留地。”以上条件均是对德国原有权益的扩大，并被写入换文之中。日本还通过“民四条约”攫取了“由烟台或龙口接连于胶济路线之铁路”的借款权。

1917年，中国政府在对德宣战时，声明依据国际公法与惯例，废止中德间所签订一切条约。在中国看来，“民四条约”中关于山东权益的条款随之失效。日本则在继续主张“民四条约”有效的同时，寻机订立新的条约以扩大在华权益。1917年二三月间，日本暗中以出征地中海对德作战为条件，要挟英、法、俄、意四国，与之达成关于将来在和会上支持日本接手德国在山东权益的密约。1918年9月24日，日本以提供段祺瑞所需借款为诱饵，与驻日公使章宗祥达成了《山东问题换文》与《济顺、高徐二铁路借款预备合同》。《山东问题换文》规定：“胶济铁路所属确定以后，归中日两国合办经营”，中国之胶济铁路巡警队“本部及枢要站点并巡警养成所内，应聘用日本国人”。虽然该协定并未得到中国国会的批准，但日本却坚持认为有效，成为其在巴黎和会上主张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的重要依据。

在做好上述准备后，日本针对巴黎和会定下了直接从德国获取胶州湾之“自由处分权”的方针。1918年11月22日，原敬内阁确定参加巴黎和会的原则：“帝国政府若能从德国政府手中获取胶州湾租借地之自由处分权”，可按“民四条约”中中国政府“概行承认”日德间关于山东权益之“让与处分”的条文，将胶州湾“归还”中国，但“绝不能以将胶州湾归还中国作为德国将该地让渡于日本的条件”，且要“使列强承认该问题完全属于日中两国之间的事务”。1919年1月18日，日本内阁进一步确定媾和草案，其中，就山东问题要求德国按照条约及其他协定与惯例，将在山东省享有的对领土领海的租借、铁道与矿山等一切权利、特权与让与，及构成上述权利、利权与让与之一部分，或与之相关的位于山东省外的一切权利、特权与让与，转让于日本；德国将胶济铁道及其一切支线并属于该地该铁道所属或为其盈利而经营的一切矿山及附属于该地该铁道及矿山的一切权利、特权与财产让渡于日本。毋庸赘言，在上述方针与要求下所“归还”中国者，是徒具空壳的“主权”，胶州湾租借地、胶济铁道及其沿线矿务等将丧失殆尽。日本陆相田中义一甚至提出不惜动武的主张，即“山东铁道与日本帝国关系重大而密切”，若“不能归我所有，则意味着帝国丧失整个山东，丢掉将来继续扩张帝国威力之动脉。是故，不论采取何种手段，日本帝国都应获取之”。

巴黎和会期间，日本代表牧野伸显在1919年1月27日的“十人会”上，提出德国须将胶州湾租借地、铁路及德人在山东所有其他权利无条件让与日本。日本对山东权益的独占，与列强战后重返中国、追求对华扩张的战略相背。但英、法、意因与日本存有密约，无法支持中国。唯美国通过一战发展为世界贸易与金融大国，急寻投资场所，而支持中国。

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参会前已对中国驻美公使顾维钧表示，“将尽最大努力支持中国”。因此，起初打算按照中日成约处理山东问题的北洋政府，在美国的怂恿下，在巴黎和会开幕前夕决定提出废除“民四条约”，并就山东问题改为主张“直接向德国要求退还中国”。美国还促成有留美背景的顾维钧、王正廷，出席1月27、28日五国讨论山东问题的大会。顾维钧在28日会上提出：“中德间的条约因中德开战而失效，现在中国国民希望将胶州湾、铁道及其他利权全部归还。夺走德国所有再转于他国，可谓无理无道。山东省是孔孟诞生之地，且是军事交通要地，故中国要求归还并非无理，希望和会决定交还山东。”牧野反驳：“日本进攻胶州湾之目的，如同对德最后通牒所明记，相信日本占领该地得到了中国政府的谅解。其后，由于与中国政府进行了友好性的意见沟通，而缔结了关于交还该地及铁道的协定。”威尔逊及法国总理克里孟梭询问是否可以阅览该协定，牧野表示此为秘密协定，需经日本政府同意。顾维钧此际尚不知牧野所言秘密协定为1918年山东换文，发言称：“日本委员所需确认的1915年中日协定，实际上是中国陷于极其艰难境地时所签，在中国看来只是暂时协定，需和会确认。”牧野表示，“关于胶州湾，按照与中国的协定，由日本在和会上取得自由处分权后交还中国”。顾维钧回称，“无需经手日本，手续烦琐，请直接交还中国”。后因1918年换文的暴露，美国转而携中国主张“五大国共管山东”案，遭到日本的顽固抵制。又兼威尔逊将构筑国际联盟视为参会的最高目标，随着意大利退出和会，效仿意大利之举成为日本手中的利器，美国为实现其国际战略而转变态度。4月30日，英、美、法三国领袖会议决定，在日本发表下述声明的条件下，答应日本关于山东的要求，即“日本的政策是把山东的完全主权交还中国，仅保留原德国在山东的经济特权和在青岛设置非独占性租界的权利。至于铁路，比如胶济铁路及其延长线将使用特别警队以确保运输的安全，不用作别的目的。警队由中国人组成，但中国政府任命铁路公司董事所选的日本教官”。由此，《凡尔赛和约》写入日方要求，即第156条规定的：“德国将基于1898年3月6日与中国缔结的条约及关于山东省的所有其他协定，获得的所有权利、权源及特权，尤其是关于胶州湾、铁道、矿山及海底电线者，弃予日本。关于胶济铁道（包括其支线及各种附属财产、车站、工厂、固定物件与车辆、矿山、矿用设备及材料）的所有德国权利及其附带的所有权利、特权同时由日本取得。”和约丝毫未提及将山东主权归还中国，由此引发中国的强烈反对。

巴黎和会上，日本关于山东问题的主张虽然得逞，但中日关系与日美关系亦因之恶化，并一时形成“中美提携”一致对日的关系格局，且美国拒绝承认“民四条约”与1918年山东换文，为敦促日本撤兵山东作了铺垫。英国对日本的支持，亦以日本保障“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为前提。此后围绕山东问题的较量，成为英日同盟走向解体的重要原因。美英尤其是美国在巴黎和会上对日本的牵制，深刻影响了日本对五四运动起因的研判。

 

二、五四运动的爆发与日本的认知

日本在巴黎和会上对中国利益的侵害及中国外交的失败，激起了中国民众的强烈愤慨。从5月4日开始，北京学生纷纷罢课，组织讲演，随后天津、上海、广州等全国多地学生也给予支持，引起了日、美等列强的关注。一战之后，美、英重返亚洲，对利用一战几乎“独占”中国的日本，在借款、铁路、航运、电信、武器等各领域展开了激烈竞争与遏制。美国政府鉴于北洋政府得到日本的支持与被操控，通过投资教育、医院，并利用宗教、舆论等拉拢中国民众。

美国普遍认为中国民族主义在五四运动中觉醒，并出于对日竞争的考虑，而普遍同情、支持或者利用五四运动。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认为，学生运动是中国接受西方思想影响的产物，中国青年是为追求“民族的自由与新生而战”，判断五四运动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美国舆论界、学界以及传教士等亦对中国的反日运动持同情态度，认为中国在五四运动中开始觉醒。美国《大陆报》积极评价芜湖抵制日货运动，赞赏“女校学生在该市历史上首次参加了这种公开示威活动”。除美国官方机构因对日关系而力避公开援助学生运动外，多数在华美国人都对五四运动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侧援。

英国对日本利用一战独占中国亦感不满。英国驻汉口领事判断，因一战期间日本商人几乎垄断长江流域的市场，“导致英国公司被迫原地踏步”。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认为，日本支配的胶济铁道属于排他性特权铁道，并将胶济铁道视为中国贸易“生死攸关之动脉”，不能任由日本独占。为了限制日、俄、法在华特权铁道，朱尔典在1918年底便向英国外相提出“中国铁道国际统一管理”的构想，并于次年年初与美国合作在华推进，但遭到日本及北洋政府内“联日派”的抵制而未果。英国政府鉴于日英同盟的存在，对于五四运动态度暧昧，但朱尔典在向外交部发回的报告中，评价学生反日运动是“认真”而“主动”的。英国商民在上海“三罢”运动影响其利益之前，因不满于日本对自身利益的蚕食而同情学生运动。5月13日，英国的《字林西报》评论北京商会将要发动的全国商会联合抵制日货运动是一种“无声的抗议”。在芜湖的反日运动出现激化行为的情况下，《字林西报》依然报道抵制日货运动“正在悄然进行”，评价“抵制活动的效果正变得越来越明显”，更注意到各棉织品经营商已不再向日本纺织厂订货，而倾向于向西方经营的纺织厂订货。24日，《字林西报》依然称“抵制日货运动安静而稳步地进行”，赞赏中国人“不需要任何组织，因为每个人似乎都决心不买任何日本商品”。美、英对五四运动的同情、利用态度从日本的观察中亦可窥见一斑。

与美英承认中国民族主义觉醒相反，日本否认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自发、自觉行动，而持“他者煽动说”。五四运动爆发当日，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酉吉与坂西利八郎分别向外务大臣内田康哉、参谋次长福田雅二报告了北京大学生在天安门、东交民巷的示威游行活动以及火烧赵家楼等情况。日本政府不仅高度关注相关事态的进展，而且重点分析了五四运动的成因。就此，日本虽意识到其对华政策是促成五四运动爆发的因素，却更为注重下列几种他因。

（一）日本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国政客挑唆所致

五四运动爆发后，“国会与政府、直系与皖系、南方与北方，种种固有矛盾更加尖锐并公开化”，其相互之间的斗争促进了五四运动的发展。日本通过“亲日高官”等途径探听到相关内情。首先，日本认为五四运动是由研究系煽动而起。5月5日晨，小幡酉吉到同仁医院探望受伤之曹汝霖时，曹向其透露事件与“政客”即进步党主要领袖、前司法总长林长民的“暗中挑唆”密切相关。7日，京畿警备总司令段芝贵亦向日本驻天津总领事船津辰一郎表示五四运动是“由部分具有野心的政治家，即梁启超、林长民等利用报纸借山东问题极力鼓吹反日论调，同时攻击其政敌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为卖国贼，以图挽回青岛问题的失败”。8日，小幡酉吉向外相内田康哉分析了五四运动爆发的原委——4月下旬巴黎和会关于五国共管山东案出台后，由前外交总长与代理国务总理汪大燮为委员长、林长民为事务长的总统府外交委员会，拟以将山东归还中国为前提接受五国共管方案。但4月30日，外交委员会接到梁启超于24日发表的巴黎通电：“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林长民遂于5月1日通过其主导的国民外交协会向英、美、法、意四国委员发出恳电，争取四国同情中国立场，并发电陆征祥等中国代表要求拒绝签字。2日，林长民又在《晨报》发表《外交警报，敬告国民》一文，转发梁启超的上述通电，呼吁“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指出日本之依据即“二十一条”、《山东问题换文》及各铁道预备条约，或出自胁迫，或需以确定铁道所属权为前提，或为预备契约，皆属无效。3日，熊希龄、王宠惠、庄蕴宽、林长民等30位要人在国民外交协会作出如下决议：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在中央公园召开国民大会，并分电各省各团体同日举行大会；声明不承认“二十一条”及英、法、意等与日本签订的关于处分山东问题之密约；巴黎和会如不容我主张，则即请政府撤回专使；向英、美、法、意各使馆声述国民意见。由上，小幡酉吉判断五四运动显然是受到林长民等人“煽动”所致。内田康哉也接受了该观点，并向驻法大使通报了事态进展及上述分析。小幡酉吉还于5月4日建议内田发布声明，以防中国掀起抵制日货运动。当日，日本全权代表牧野伸显在巴黎发表声明，口头保证将山东半岛主权归还中国，只继承德国在青岛的经济特权等。

其次，日本认为五四运动是留美派与留日派的权力斗争所致。戊戌变法后，中国出现留学热潮。在清末新政主要取范于日本，且一战期间控制北洋政府的皖系受日本扶植的背景下，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留日派把持交通、财政、外交等部门要职，引起留美派不满。段芝贵向船津辰一郎透露：五四运动是由于“英美留学派为在政商各界营造有利地位而致力于打击当前处于优势地位的留日派。为此，他们认为必须首先排斥日本才能实现目标，故而采取一切手段极力反日”。小幡酉吉也认为五四运动是留美派学生“妄动”的结果，判断欧美同学会是制造五四运动的重要力量，即欧美同学会受到国民外交协会的刺激，吁请英美各国的同情，希望得到欧美之庇护，以在巴黎和会上对抗、压服日本，该组织与国民外交协会相呼应，于5月3、4日集会作出与国民外交协会大体相同的决议。他推测国民外交协会与欧美同学会等团体之间“保持着某种联络”，判断5月7日有300多名欧美同学会成员在石达子庙集会，选出代表访问英、美、法、意四国公使，呈递废除“二十一条”的请愿书。9日，内田进一步明确欧美同学会向四国公使提出呼吁，“在巴黎和会最终决议山东问题之前，山东应先交由五大国管理；废弃开战以后的中日条约；五大国管理应以将德国及日本享有的一切特权归还中国为前提”。12日，日本驻华公使馆武官东少将在向参谋总长上原勇作报告时，也认为五四运动与中国朝野的“欧美留学派利用山东问题夺取亲日派势力”密切相关。

再次，日本推断五四运动是冯国璋与段祺瑞进行最高权力争夺的产物。五四运动爆发时，中国由徐世昌任大总统，钱能训担任内阁总理，二者实际上均受边防军督办段祺瑞的操控，国会亦由段祺瑞控制下的安福系把持。早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初，段芝贵便向船津透露“煽动”学生运动的梁启超与林长民背后有熊希龄、汪大燮，其总后台则是冯国璋。5月15日，段祺瑞向来访的小幡酉吉透露：学生运动是“在政界不得志的党派为争夺政权而借口外交问题企图打倒亲日派”。6月16日，小幡酉吉推断北京学生运动的部分经费来自冯国璋。9月15日，船津辰一郎向内田明确报告五四运动与冯国璋、段祺瑞之间的最高斗争密切相关，冯国璋归隐故乡直隶河间后，依然作为直系首领策划对抗皖系，利用山东问题暗中联络南方派以及李纯、陈光远、王占元等所谓长江三督军，唆使熊希龄、林长民等“策士”及其他直系人物，“煽动”反日风潮，以攻击现政府及皖系，扰乱中央政府，企图东山再起。故而，钱能训内阁一经瓦解，冯国璋立即暗中筹划熊希龄组阁，企图让本派人物担任直隶督军、省长、实业厅厅长、财政厅厅长。为实现该目的，冯国璋在天津支出70万元，通过反日报纸《益世报》收买各大言论机构。另外，还传闻他向南京、上海提供了百万元。船津还通过王芝祥确认了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军阀“操纵政客、煽动学生系为事实”。其后，日本还判断直系军阀吴佩孚亦利用学生从事反日运动。

（二）日本认为五四运动是由英美尤其是美国煽动而起

除认为五四运动由中国内部政争引发外，日本驻华使领、武官纷纷向外务省、军部报告，当地的反日运动系为英美尤其是美国煽动而成。日本政府从以下几个方面判断英美人煽动、参与了五四运动。

首先，英美人直接参与其中。坂西利八郎根据亲历事件的日本人中江丑吉的说法，判断有3名西方人参加了火烧赵家楼事件，其中2名特意高呼“日本人也该打”。日本驻天津军司令官命北京步兵队派遣中国人翻译，探查5月7日国耻纪念日时欧美留学生大会的情况，发现会场有4名美国人，其中一名还与中国人一起殴打了该名“日探”。小幡酉吉判断，北京的学生运动背后“必有煽动者”，英美人特别是美国人对学生运动给予极大同情，学生进行沿街反日讲演、抵制日货时，“往往有很多英美人尾随其后，特别是美国男女竟开车追随，以示鼓励，或是挥动帽子、手帕进行声援”。

其次，英、美经营的教会学校、基督教青年会在各地煽动学生的反日运动。东少将报告5月12日美国经营的清华学堂学生在进行街头讲演，散布反日檄文。日本驻济南代理领事山田友一郎向外务省报告了美国人煽动教会学校学生从事反日运动的情况：4月20日济南国民请愿大会是由英美经营的齐鲁大学、青年会及商业专门学校发起；在5月7日国耻纪念大会召开之前，英美人便屡聚齐鲁大学，与美国领事馆保持联络，极力煽动反日运动，还向日本经营的东文学校的中国学生灌输反日思想。国耻纪念大会召开当日，尽管中国警察极力禁止学生入场，但齐鲁大学的学生还是列席会场，散会后又在城内游行示威，散布反日檄文，酿成普通民众的反日情绪，“这种无视支那政府威力的行为，完全是由于获得外国人援助所致”。而且，根据谍报，国耻纪念大会演讲会上有青年会干事美国人陶德曼及齐鲁大学美国人教员列席，当晚该校的一名美籍教师还在城内中国饭店，邀请参加当天演说会的各校代表17人，煽动学生向欧美学习，积极参加政治运动，称若放任中国官界处理山东问题，则中国都将归于日本之手，宣扬学生应当成为国家中坚，鼓励学生进行救国运动。日本驻天津领事馆事务代理龟井贯一认为当地发起、参与反日运动的北洋大学、南开中学、新学书院、师范学校、成美学校均属美英系统，尤其是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曾留学美国，五四运动期间他亲自在校内讲解国耻纪念日的由来，以此鼓动学生。他推测英美在利用这一良机暗中煽动反日，甚至有人看到12日学生的游行示威队伍里有3名美国传教士。日本“遣支舰队”司令官山冈丰一在向海军大臣加藤友三郎的报告中，认为南京的反日运动由美国人经营的金陵大学主导。日本驻厦门领事馆事务代理市川也报告，有人看到美国传教士出现在当地的反日游行队伍中，他本人也目睹学生队伍中到处在挥动美国国旗，判断反日运动背后确实有英美人的策划。驻粤日领判断广东的反日运动是由美国开设的岭南学堂、培英学堂所主导。

再次，英美经营的报纸在从事反日报道。段芝贵向船津透露：五四运动是由“一部分英美人教唆而致，他们或利用英文报纸，或由其门人借用青岛问题乃至朝鲜问题，煽动反日”。天津军司令官根据当地的美国报纸判断：欧美留学生于5月10日向美、法、意公使提出废除“二十一条”、五国暂管山东等方案，是由在华美国报人威尔顿起草。龟井贯一也判断当地的英美系报纸都在刊载反日文章。

此外，美国驻华使领馆以个人身份直接从事煽动学生反日运动。东少将在向参谋总长上原勇作的报告中称，5月4日学生队伍到美国公使馆门前要求声援归还山东问题时，美国人煽动学生直接去找日本；某美国公使馆员以CM为名在《华北明星报》上发表反日文章。驻汉口日领探得驻当地美国副领事在商务会长王芹甫等人的招待会上表示：“虽然美国政府对于贵国国民的抵制日货运动不能明确表态，但余等作为个人已经在不断地给予援助，美国货物现在大部分都依赖日本轮船进入中国，今后应该直接开辟中美之间的航路。太平洋上的中美两国相互提携，是抑制日本最为有效的方策。”5月29日，美国总统威尔逊就上海美国商会向其发送的反对巴黎和会决议，通过美国驻华公使馆转达了“将尽力用心处理”之意。该电被日本探得，原敬首相与内田外相都判断该电对中国反日运动给予了“重大声援”，激化了中国的反日情绪。基于此，日本政府令驻美大使向美国国务院提出抗议。6月6日，北京英美协会决议反对巴黎和会对山东问题的处理，认为将德国原来的权益转交日本，将激化中日民族矛盾，不利于远东和平，且有悖于“门户开放”与“机会均等”原则，要求英、美政府敦促参会各国，制定并实施公正的解决方案。芮恩施向美国国务卿转呈了该决议。16日，内田康哉根据密探查得芮恩施等美国驻华公使馆人员，参与了北京英美协会发表反对巴黎和会决议的活动，向美国国务院进行了抗议。美国对此予以否认，并认为在外美国人的类似行为不在美国政府的控制范围之内。其后，青岛守备军民政长官秋山雅之介通过齐鲁大学学生发现，美国驻北京公使馆官员裴夫理士于10月19日被美国代理公使派往济南，调查中国抵制日货运动与美英侨民之合作关系。裴夫理士访问了齐鲁大学校长宝德福，称已向美国驻济南领事交付1000日元专门用于支持中国学生的反日运动。在齐鲁大学的演讲中，裴夫理士回顾了日本趁一战列强无暇东顾之机，排斥英美两国，导致欧美在华“毫无立锥之地”，宣扬中国的抵制日货运动，就是为“争回主权”，“可致日本于死地”。裴夫理士还明确表示，“现在美国驻北京公使正在更迭，但我等已奉本国之密电，加强英美中三国合作，一鼓作气排斥日本，以扑灭其野心”。

最后，日本判断美国为学生反日运动提供了经费。内田外相收到报告称，济南国民请愿大会花费的2000银元是从中西俱乐部所借，该组织由英美人及中国的英美留学派组成。东少将判断美国人的“阴谋本部”在北京兵营内，其经费来自1918年在中国募集的46万欧战伤员救济费，其中6万赠予基督教青年会，40万充当了“阴谋经费”。小幡酉吉根据曹汝霖、陆宗舆所言，判断北京学生运动的经费大部分来源于美国公使馆特别是美国传教士从京津地区募集而来的“欧战共济捐款”。但芮恩施对此进行了否认，认为这是日本进行的反美宣传。青岛守备军民政长官也判明美国驻青岛领事馆为齐鲁大学校长宝福德提供了200日元经费，用于该校学生出省串联反日运动。10月，内田外相特别指示日本驻华使领馆，要求就反日运动与英美人之间的关系进行调查。驻京公使与驻沪、汉等领事纷纷报告，在美国为学生提供资金援助方面虽有诸种传说，但难有确证。尽管如此，他们依然主张英美人都在暗中援助、利用反日运动，以扶植本国在华势力。

（三）日本认为五四运动与共产主义传播及国民党煽动密切相关

小幡酉吉认为五四运动受一战后世界思潮的影响，为“自由而过激”的氛围所感染，北京大学中有相当的教师产生“极其过激的新思想”，成为否定、攻击旧学派、旧思想的中心。故而该校师生的思想开始动摇，学生动辄集会，采取各种“过激”的决议与行动。此次因有直接、间接的各方煽动，联合纠集各校学生，于4日开始示威游行。上海罢工运动展开后，日本外相认为“暴动”的目的在于破坏秩序，这与“过激派煽动家”云集上海密切相关。日本口中的所谓“过激派”便是指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

此外，日本政府还认为上海的五四运动与国民党的“煽动”密切相关。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向内田外相报告了5月7日上海国耻纪念日的情况，他根据护军使卢永祥的讲话判断“国民党进行了煽动”，特别是孙洪伊等关系最为密切。有吉明还报告张继、戴天仇、何天炯等国民党内所谓亲日派公开“攻击日本的侵略主义，指责日本领有朝鲜、台湾，施政错误，并在返还青岛问题上大加攻击我方”。小幡酉吉通过段芝贵等人对船津的谈话，判断国民党拥护顾维钧与王正廷在巴黎和会的主张，试图利用林长民、国民外交协会以及部分国会议员达成目的，从而促成上海的学生反日运动。海军少佐白木在向海军军令部的报告中认为，孙中山虽派山田纯三郎赴日辩解反日运动与己无关，但实际上“孙文毫无疑问地与孙洪伊等人在背后策划，操纵学生”。有吉明也通过与孙中山进行过谈话的印度人夏斯特里获知，孙在1918年丢失广州，赴日求援未果后，对日本态度“逆转”，认为日本援助北方军阀是在侵略中国，主张抵制日货、拒绝对日出售原材料，扼制日本军事发展及其对北方军阀的援助，并离间日英同盟，鼓动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发动革命，以促使日本沦为“三等国”。有吉明还判断孙中山接受了德国的资金援助，正致力于建立“中德苏”三国同盟。

上述日本驻华使领、武官对五四运动的观察为日本政府的对华决策提供了依据。1919年9月9日，原敬内阁基于五四运动“他者煽动说”，作出了支持北洋政府的决议：

眼下支那最为活跃的是全国中等以上学校学生组成的所谓学生团体……他们的运动除了其自身的意志之外，还有林长民、熊希龄、汪大燮等政治家的唆使乃至英美两国的煽动，且其行动至今仍偏执于消极的反日，鉴于他们不顾及支那复兴之大旨——各项政治改革建设，故难以断定他们具有与国家命运休戚相关的抱负，作为其邻国的日本帝国，既然不能同情他们的努力，就应在获得各国认同的基础上，向其中央政府乃至总统提供公正的借款，给予其援助，这才是最好的政策。

 

总之，日本政府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国内外因素交织之结果，既包含中国政客为从日本扶植下的皖系军阀手中争夺权力而进行的挑唆，也包括美英列强为压制日本在华势力而进行的煽动，在此基础上，共产主义思想的传入与国民党的活动，促使五四运动迅速发酵扩大。

客观上讲，日本的上述观察涵盖了五四运动发生与发展的重要因素，对当今中国全面而深入地认识五四运动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然而，由于日本获取信息的渠道主要是亲日的皖系，故其对华认知存在严重的片面倾向。而且，警戒美英重返中国的强烈意识，促使日本将五四运动的起因归结于“除日本侵略外的一切”他因。又兼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认为中国人“无国家观念”、“无爱国心”，其在五四运动中亦难以摆脱固有的认知窠臼，因而否定中国青年学生与工人在五四运动中的自发性，否定中国民族主义的觉醒。这导致日本的五四运动观存在致命性错误，并对此后的对华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日本对华的曲意笼络与威逼干涉

 

五四运动中的反日宣传、抵制日货，对日本的对华扩张造成重大影响。5月下旬，日本文具、草帽等商品在北京的销量减半，甚至降低到五四运动前的1/3。上海抵制日货运动给日本在华商贸带来沉重打击，棉丝、棉布、洋纸、药类、漕运等商人同业行会受学生运动的影响，决定抵制日货，停止与日商交易，致使日本在沪商贸几乎停顿。上海的钱庄工会拒绝与日本交易，导致横滨正金银行、台湾银行的纸币无法流通。通关运输业也进行反日运动，致使日货不通，日清汽船、戴生昌及满铁等轮船会社的载货量急剧下降。

为应对上述情况，日本政府对北洋政府软硬兼施。一方面，为维护本国在华利益，威逼中国政府严厉取缔反日运动；另一方面，基于五四运动因美英离间而起的认知，又对中国曲意拉拢，缓解反日情绪。

（一）向中国政府施压并武力恫吓

5月6日，北洋政府已经颁布禁止北京学生爱国运动的大总统令，决定“不服弹压者，著即依法逮捕惩办”。但是，日本政府认为大总统令将责任仅归咎于警察放任不管，毫不谴责学生行动，颇成问题。7日，小幡酉吉先令船津敦促段芝贵注意加强取缔反日风潮，但反日运动却迅速波及全国。日本认为除张作霖控制的奉天等个别省份外，其他各省对学生运动取缔不严，导致学生在各地街头进行反日演说，散布抵制日货檄文，“胁迫”贩卖日货的华商。5月10日，内田外相接到日本驻南京领事清野长太郎的报告，称南京的督军、省长于5月7日晚召开文武官员会议，决定对南京的学生运动采取“与其镇压莫如疏导”的政策，虽禁止学生进行露天演说，但准其到督军署、省长署游行请愿，南京也接到“对于学生示威游行运动即便出现暴行，也绝不许开枪”的大总统令。5月12日，天津日领向内田外相、小幡公使通报当地官员在表面上取缔学生运动，实际上却担忧引起公愤，故只要不发生治安混乱，就对学生集会放任不管。13日，北洋政府在遭到日方抗议后，由外交部向小幡公使表示明日将召开国务会议，商讨如何更为有效地取缔反日运动。17日，厦门日领认为当地道尹、知事虽在表面上答应张贴告示禁止反日运动，但实际上并不采取任何取缔措施。知府甚至亲自参加各校代表集会，却不采取任何制止手段。当日，小幡酉吉也注意到京津两地随处可见共产主义传单，以学生运动给“过激思想”即共产主义的传播提供了机会为由，要求国务总理钱能训取缔反日运动。

5月20日，小幡酉吉向中国外交部提出了一份措辞强硬的抗议书，在坚持“二十一条”与《山东问题换文》有效的前提下，谴责中国政府任由国民进行反日运动，将对两国外交“酿成不妙事态”，要求中国政府立即严加取缔。

由于财政拮据，北洋政府难以支付公务官员以及军队的薪资，面临兵变危局，海军部已于4月下旬以大沽造船厂为抵押向日本提出借款要求。5月3日，财政部又以棉花工厂的实业借款为名要求日本提供借款。由于当时其他列强尚无余力与决心给中国提供借款，故日本政府可谓抓住了北洋政府的软肋。又兼，此时北洋政府内部因美国在巴黎和会最终牺牲中国而“联日路线”再次抬头，故北洋政府在日本的压力下加紧镇压学生运动。

5月21日，教育部令江苏省教育厅严防学生运动，“当保持秩序，共矢真诚，举动文明，以资倡率，万不可有妨碍邦交，排斥外人之激烈言动，致国际上多所窒碍”。当日，北京大中学生仍在多处进行反日讲演，散发传单，抵制日货，遭到京师警察厅的劝解离散。22日，内务部转饬教育部及各省长官督同教育厅长，向各校下达了严禁学生进行反日讲演、传播相关印刷品等行为。同日，日本驻天津总领事馆警察署北京派出所波多野龟太郎访问了京师警察厅，要求取缔北京学生的反日运动与抵制日货行为。中方表示将专门开会商讨镇压学生运动，若今后市内依然出现反日行为，则“从明日起必将严加逮捕”。23日，内务部通令各省督军、都统、护军使等对于“有碍邦交”的学生反日运动“用特掬诚相告，俾期弭患无形”。

5月25日，北洋政府以大总统名义，向北京地方及各省官员下达严厉镇压反日爱国运动的命令：“近日京师及外省各处，辄有聚众游行、演说、散布传单情事。始因青岛问题，发为激切言论。继则群言泛滥，多轶范围。而不逞之徒，复借端构煽，淆惑人心。……著责成京外该管文武长官剀切晓谕，严密稽察。如再有前项情事，务当悉力制止。其不服制止者，应即依法逮办，以遏乱萌。京师为首善之区，尤应注重。前已令饬该管长官等认真防弭，著即恪遵办理。倘奉行不力，或有疏虞，职责攸归，不能曲为宽假也。”同日，北洋政府教育部下令各校校长会同教职员于3日内“督率”学生一律上课。此后，军警对学生运动的镇压变本加厉。荷枪实弹的步兵、马队在北京的各街道上，来往穿梭；学生讲演团的旗帜被夺去，传单被撕毁，听众被驱散。学生们的讲演活动不能进行，转而将活动主要放在贩卖国货上。上述措施实行后，5月26日后京津地区几乎不见反日学生队伍的身影以及反日传单的发放。27日，由于日本的警告以及芜湖爆发激化的反日事件，北洋政府更为严格地镇压学生运动，北京的警察厅及京畿警备司令部均发布治安告示，在日本人居住区增派巡警，加强了警备，日侨人心渐稳。

5月中旬以后，芜湖、厦门、漳州、汕头、长沙、重庆等地先后发生反日运动，部分地区出现殴打日侨的过激行动，日本驻各地领事与武官纷纷提出强硬要求，并采取巡航示威政策。5月17日，芜湖爆发反日运动，其间出现破坏房产、攻击日侨等情况。芜湖日侨通过日本驻宁代理领事向安徽省政府提出如下要求：官方道歉、重金赔偿；在芜湖向日本提供租借地以设置日本专管租界；芜湖警察厅需雇用日人做警务顾问，以保护日侨；在尚未设置领事馆之前，先允许日本帝国军舰停泊。日本海军分别从南京、汉口调遣“遣支舰队”的嵯峨、隅田舰分赴芜湖、九江巡航示威。5月20日，湘潭发生反日运动，日本商店招牌遭到破坏，仁丹广告被摘下，反日风潮日益高涨，日本驻长沙领事要求当地政府进行弹压。21日，常州发生数千民众围攻日本药商雇用船事件，当地知事出动军警进行镇压。驻苏州日领大和久义郎虽对中国军警的表现感到满意，但仍要求当地镇守使、道尹以及交涉员严加取缔反日运动，并严惩肇事人员。同日，“遣支舰队”司令官山冈丰一奉海军省之命训令各舰长：“对于长江一带发生的反日运动，要全力以赴地完成任务。”25日，“遣支舰队”仅留旗舰须磨号在上海，由沪调遣伏见号到南京戒备。26日，常德爆发袭击日本人商店事件，有三家日本商店遭到破坏，虽未出现人身伤害，但驻汉口日领认为“形势险恶”，直接电邀“遣支舰队”。日本鉴于厦门抵制日货运动影响重大，由印度洋、太平洋战场撤回的第一特务舰队于5月23日抵达当地，其司令官于当日及26日先后两次向中国道尹表示：只要中国提出要求，日本军舰可随时“帮助”镇压反日运动。日本驻厦门领事也向中国道尹、知事要求警戒商会与钱庄抵制日货，迫使当地道尹、警察长官发布第三次禁止反日运动的告示。纵使如此，日领仍感不满，于5月29日会同第一特务舰队司令官再度访问厦门道尹，交付如下公文：（1）25日大总统令实施到何种程度。（2）有哪些学校煽动反日运动。（3）煽动祸首是谁。（4）对与台湾银行及日商有交易的钱铺施加了何种强迫。（5）如何处置反日团体。（6）中国警察保证严加取缔散布檄文、“胁迫”与日商交易者。对于上述问题，日领要求明确回答，并威胁将视中方回答进一步与舰队商量应对办法。

鉴于上述情况，5月28日，小幡酉吉会见了中国代理外长陈箓，针对芜湖、常德、沙市、饶州等地发生的“过激”反日事件，要求中国进一步严加取缔反日运动。陈箓表示：“中央政府已向各省地方军民长官训令严加取缔此种风潮，但依然出现此种纠纷，中国政府颇感遗憾，我将在明早召开的国务会议上进行报告，要求上述地方长官今后更为严厉地取缔此类事件。” 5月29日，国务会议讨论了陈箓的报告，决定向各省军民长官训令进一步取缔反日运动。次日，外交部致函内务部，转呈了日使的照会，要求“从严取缔，俾免外借口之处”。

然而，5月30日广东爆发反日游行，导致数名日侨受伤。驻粤日领太田要求中国督军及警察紧急派兵保护。次日，日领借口三次提出书面要求而不见效，向督军莫荣新提出如下要求：（1）督军省长联名发布维持治安布告；（2）即日实施戒严令；（3）严禁煽动反日及抵制日货的行为；（4）特派巡警充分保护日人店铺与住宅；（5）严禁破坏日货，并充分保护与日商进行交易的华商；（6）电讯全省地方官保护日侨；（7）严格检举首谋者。莫荣新表示，禁止反日及抵制日货的布告反将刺激民心，招致祸端。几日后，海军次官栃内曾次郎要求外务次官币原喜重郎同意从“遣支舰队”中向广东派遣炮舰1艘。5月31日，福州的抵制日货运动如火如荼，驻福州领事向督军李厚基要求取缔反日运动。日本驻台湾陆军参谋长曾田派遣小见山大尉向当地督军转达了如下告诫：（1）“远亲不如近邻”，“日支亲善”应比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更为重要，反日运动则完全与此背道而驰；（2）在华南，督军统治下的厦门及福州的反日运动最为激烈，这需督军反省；（3）学生干政，极不利于福建的统治，若不认真压制，恐将导致官宪失威，威胁到督军的立场。6月1日，驻上海日领有吉明一改静观其变的态度，认为“不逞之徒”趁着学生鼓吹反日运动混入其中，采用胁迫手段强制良民不得与日商进行各种交易，以致日商蒙受重大损失，建议小幡酉吉向北洋政府要求严格取缔妨碍日清汽船会社等日商的“暴徒”。

为此，6月1日，北京政府以大总统名义接连发布两则命令。一则是为曹、章、陆等“亲日派”辩解“挽留”。另一则是取缔爱国活动，要求学生立即复课，称“在京著责成教育部，在外著责成省长及教育厅，警饬各校职员，约束诸生。即日一律上课，毋得借端旷废，致荒本业。其联合会、义勇队等项名目，尤应切实查禁。纠众滋事，扰及公安者，仍依前令办理”。

（二）拉拢抚慰中国民心

日本为应对美英“离间计”，除了慰问在运动中挨打受伤之“亲日”高官外，还对中国采取下列拉拢抚慰政策。

首先，承诺将山东主权归还中国。5月5日，小幡酉吉向内田外相报告了中国各大报纸对巴黎和会山东问题决议的不满评论，抨击中国的报道是“故意歪曲，煽动对日恶感”，但“鉴于其势日炽”，向内田建议由日本专使发表关于山东问题的“明确宣言”，以防止中国“民心动摇”。当日，日本巴黎专使发表声明，称日本“恢复青岛地区的中国主权，且将来也将永远尊重中国主权，同时恪守机会均等、门户开放主义”，希望中国国民一扫对日“误会”，相信日本的“诚意与公正”。但日本在巴黎发布的宣言，并未能缓解中国的反日运动。13日，北洋政府通过外交部向小幡酉吉表示：“中国的反日运动，是由于中国民众与知识分子担忧一旦日本取得青岛就不归还所致。”有鉴于此，小幡向内田建议，以日本政府名义向国际社会声明“归还山东”，以印证牧野伸显在巴黎和会上的承诺。17日，日本政府接受小幡的建议，由内田通过驻欧美使馆及路透社向世界重申了“将山东半岛及其完全主权归还中国”的方针。内田还训令驻华公使及各地领事特向当地以适当方式公布声明。但其声明并未指明各项权益的具体处理，故而未能缓减中国的反日运动，亦未降低在华英美人的猜疑，《北京导报》《北京日报》都评价“吾人此时希望日本的并非声明，而是实际行动”。

其次，日本对本国驻华各领事与武官的强硬行动采取了一定程度的约束。6月2日，内田向驻华公使及各地领事发出训令，认为中国的反日运动除煽动因素外，也有“日本向来的对支政策与行动让支那官民形成日本武力侵略的印象”、“日本国民态度傲慢刺激支那人”等因素，主张“改善日支关系是当务之急”，具体对策为：对于山东问题，应等巴黎和约生效后立即与中国政府就归还青岛及其他附带事宜进行直接谈判；对于中国朝野之“正当希望”，日本政府“始终将以公正无私之精神加以援助”。对于当地的反日风潮，在向中国当局要求进一步取缔的同时，“切勿对支那官民采取压迫态度而招致反感”，而“应冷静地观察事态发展，与支那官宪保持良好关系，使之了解帝国政府的上述诚意”；“指导日本国民服从上述方针”，一旦发生“日支国民之间的冲突事件”，需“进行迅速而公平的处理”。6月4日，内田康哉基于“出兵干涉反将连累大局”的判断，要求海军大臣加藤友三郎指示驻华舰队指挥官及驻华武官等“需谨慎应对”，并向驻美大使石井菊次郎通告了上述事宜。为约束陆军的行动与态度，内田又于6月6日向陆相田中义一转达了上述意见。数日后，日本陆军次官电告青岛守备军参谋长及民政长官、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华中派遣队司令官，称中国的反日运动已经影响到日本驻华各股部队的经费问题，训令各司令官命令下属务必“谨言慎行”，切勿在调配物资、征集劳力、实施工程的过程中引起中国反感。在此种方针之下，驻粤日领太田鉴于当地中国军警全力保护日侨并禁止反日运动，担忧派遣军舰可能引起反弹，而向内田一度请示不再申请派遣军舰。

（三）诱使中国政府在巴黎和会上与日合作

北洋政府一度受美国影响采取“联美制日”政策，但当巴黎和会美国最终牺牲中国后，政府内部对美评价下降，联美路线动摇，段祺瑞的联日路线再度抬头，徐世昌的态度亦随之改变。5月14日，北洋政府召开总统府特别会议，各部总长、两院议长、段祺瑞、徐树铮、段芝贵等亦列席，商讨山东问题。段祺瑞诘难政府违背与日本单独处理山东问题的方针，仰仗英美处理导致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主张今后关于山东问题还应直接与日协商。徐世昌也完全赞同段的意见。参众两院议长则提议，保留山东问题并行抗议后再行签约。15日夜，北洋政府电训巴黎专使在保留山东条款后签约。20日，徐世昌通过陆宗舆向小幡酉吉提出，此际可按日本意向就山东问题由中日两国直接协商，并就协商的时间、地点等问题征询日方意见。小幡鉴于山东问题引起中国的反日风潮，认为山东问题不解决，反日运动亦难平息，故建议内田应积极回应中方要求。

29日，内田电告小幡：既然日本是根据对德和约从德国获得胶州湾租借权，日本政府就会遵循历次声明及中日两国间的协定，将青岛归还中国政府，中国政府若无异议，则应签署巴黎和约，等待其对中日两国及德国生效后，立即由中日两国就交还胶州湾租借地问题商讨具体细目；中国似乎要保留青岛问题签约，虽不明其所谓保留为何意，但若是不服日本从德国继承山东权利，中国当然不能与日本协商山东问题。故中国政府若想开始商讨交还山东问题，就应先撤回上述保留。

6月2日，日本驻法大使向内田汇报，中国巴黎和会代表于5月26日向和会议长提出中国签约需在保留山东条款的前提下进行。小幡酉吉派人向陆宗舆探查徐世昌的真意。6月4日，陆宗舆向小幡转述了徐世昌所谈原委。即5月21日中国政府电训陆征祥，既然在签署和约之际，主张保留山东问题无法带来任何实际利益，就不应再固执于保留，而应无条件签约。若王正廷、顾维钧拒绝连署，则可让施肇基署名。原本极力主张保留山东问题的是王正廷，顾维钧最近也稍有软化的倾向。王正廷当时正在要求威尔逊就该问题支持中国，威尔逊表示定当支持，但不能保证成功。故当陆征祥报告这一问题并请示今后对策时，徐世昌令其按照5月21日电训办理。小幡判断陆宗舆所言应当属实。

6月5日，小幡派人向陆宗舆递交了内田的训令，表示若中方无异议，将正式向外交部提交，并要求中国应撤回保留山东问题的主张。陆宗舆将日本提出的备忘录交予国务总理及代理外长，表示中国不妨接受备忘录，但鉴于关于山东问题的舆论沸腾，尚不便回答。小幡指责中国政府指令向巴黎提出保留签约存在玩弄两面手法之嫌。6月10日，陆宗舆访问小幡，转告徐世昌无保留签约的决心毫无动摇，并表示现在政局险恶的原因在于山东问题，此际徐总统主张无条件签约，对于国民无疑将立于更为艰难的境地，即便如此，大总统仍为不失信于日本，采取该政策，将于一两日内通电全国，万一得不到各地督军、地方官及国民的认可，则只有辞职一途。

次日，北洋政府通过国务院电令中国和会代表，表示不论山东问题是否保留，都应签署和约。国务总理钱能训引咎辞职。12日，总统徐世昌咨行国会，为南北议和失败及巴黎和会违背民意签约而辞职。各省督军省长则陆续表示签署巴黎和约实属无奈，挽留徐世昌，徐得以留任。6月16日，代理外长陈箓向小幡酉吉表示，中国政府已电令巴黎代表无须保留签字，不久将应撤回通告。19日，国务院、外交部电训陆征祥，签约不必保留山东条款。然而，随着国内拒约运动的高涨，24日以后，北洋政府为推脱责任，电告代表团：国内局势紧张，人民要求拒签，政府压力极大，签字一事请陆自行决定。27日，巴黎首脑会议决定拒绝中国保留签约的要求，陆征祥再次电请北京给予特别训令，北洋政府含糊其词地表示拒签，但电令在和会结束后才抵达。28日，中国专使在广大民意的支持下终未签约。日本驻法大使认为这是中国和会代表不顾政府决定采取的擅自行动。

由上可见，五四运动爆发后，日本一方面两次向世界声明“归还山东主权”，以图缓和中国的反日运动，一方面向北洋政府提出了严厉镇压学生运动的要求，北洋政府在日本的施压下作出了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决策与行动。随着各地反日运动的激化，日本驻华各地领事向当地政府提出了严加镇压学生运动、保护日侨等要求，还向中国部分地区派遣了军舰，同时迫使北洋政府于6月1日再次向全国发布更为严厉的镇压学生运动的“大总统令”。日本政府鉴于太过强硬的要求与出兵政策有可能影响中日关系之大局，落入美英离间中日关系的“圈套”，而对驻华使领与舰队、武官有所约束，但并未根本改变攫取山东权益的既定方针，数次要求北洋政府无条件签署巴黎和约并取消保留手续，但未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