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真文物建假古董是典型化的政绩病

湖南永州东安县有两座塔很有名气，一座叫吴公塔，一座叫新吴公塔。前者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后者是当地政府花费百余万在新城区修建，为此画家陈漫天提出质疑,政府无钱维护、修复吴公塔,却有钱建新吴公塔。（7月25日《法制周报》）

一边是真迹破坏而无钱维护，一边又是花费百余万建设假古董。堂堂省级文物在“无钱保护”之下不断衰败，真文物无人问津；而假古董却高价而建，宁可仿建也不保护，这一切都是政绩病灶惹的祸。对于地方主政者来说，花钱保护真古迹无疑属于“费力不讨好”的事，既要花费必要的成本，还无法获得相应的经济利益回报，而新建可以让GDP数据有所增长，还可以作为显性的政绩进行展示。

在一切围绕数据转的政绩观里，短平快的方式往往受到地方官员的强烈崇拜，并不断上演着拆旧建新的游戏。一拆一建可以实现经济数据的双倍“飘红”，换来的也是真文物的不断被毁坏与破坏。据专家统计，在全国100多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有将近20个没有历史文化街区，将近一半的历史文化街区不合格。如果不刹住这股破坏之风，“千城一面”的格局将难以幸免，后人所看到的遗迹也多是仿制品。文化遗产是历史的吉光片羽，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如不加强保护，后人恐怕将会无物可看。故而，加强对破坏行为的干预，从根源上制止拆旧仿古行为就成了当务之急。

尽管强化保护的社会呼声也日高涨，然而，在社会的高度关注以及专家的呼吁之下，“拆旧建新”的这股歪风不仅没有被刹住，反倒产生了“破窗效应”，由一地之举变成了多地跟风，且力度一个比一个大，手法一个比一个新。在“经营城市”和“保护性开发“的名义下，大建特建，大兴土木，无所不用其极。对此，湖南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柳肃一针见血的指出，“城市决策者对老街区热衷于推倒重来，背后动力就是卖土地。征收老街区土地成本并不高，但是一卖给开发商那就要翻很多倍了，GDP数字很快就涨上去。”

从国外已经有经验来看，保护文物古迹不仅有明确的要求，并且通过立法使之获得兜底保护。埃及新的古迹保护法案规定，对破坏神庙、古雕像等古迹以及在古迹周围建造房屋者，可根据情节轻重，施以不同额度的罚款，最高可达10万美元，并判处无期徒刑等。意大利规定，百岁建筑不得拆改，旧市区除非经特批，原则上不再增加新建筑。俄罗斯规定，被列入文化遗产名录的建筑，其修缮、装修、改建、拆除必须得到市政部门的批准。

如何防止类似现象的发生，遏制愈演愈烈的拆旧建新，或者废旧建新的行为，就必须实现标本兼治，多方发力。一方面是要实施科学的政绩考核和评价体系，将文物保护作为重要的政绩评价内容；另一方面，则要对文物保护不力，拆旧建新的行为进行干预，对于造成事实上的破坏行为，应当给予严格问责；三是拆旧建新以及文物保护等公共决策的作出，必须做到信息透明而公开，不仅要具有应有的行政审批把关，还应接受民意的检验，必要时应通过公开听证，让全社会参与监督与促进。更重要的是，文物保护要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做到依法管理才能给文物提供可靠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