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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建筑是我们中国人历史和文化的传承，这个道理谁都懂，谁也不会主动破坏它们。但现实是小到家族祠堂，大到万里长城，几乎所有的中国古建筑都笼罩在“破坏性保护”的阴影里，搞不好哪天就被“保护”坏了。也许还有一些明目张胆的拆迁，一拆了之更是没了。很古建筑现在基本是花钱的对象，需要国家补助或捐助来维护修缮更是问题，要么就是有钱的地方大力保护，新旧不分贻笑大方。要么就是无人问津，实在不行了才象征性的搞一下或是粗陋暴力维护一下。 主要问题其实就是没有人担责，就说最大的问题吧，现在有专业的人做不到，专业技术不合格的瞎折腾，一个招标就基本排除了很多专业人士：古建筑保护不能靠招标，按照我国相关法律，古建筑的修复工程，必须根据政府招投标的要求走程序。通过招投标方式获得维修资格的工程队，和最后进到施工现场维修的工程队不是一码事。政府采购比的是谁最便宜，但在文物修复中，这种方式并不科学。出价低的施工队，往往会在工人、物料等方面尽力减少成本，出现不懂行的人用不合适的材料维修，造成越修越差的结果，就再正常不过了。 让合适的人干适合的事，这是现代企业管理最基础的一个道理。于是在建筑、装修方面，人们想出了招标这个办法，通过招标找到最合适的施工方，由他们来完成工程。这样的方式在大多数工程上都是合适的，但在古建筑上，往往会出问题。 中国的古建筑维修，参考的是日本唐招提寺的修缮过程。“把大殿分解后，各个部件都拆下来全部编号，一一修复”，哪怕一个外行看到这些修缮过程的文字，都能猜想到这是一个需要非常细心且专业性极高的工作，不是随便一个装修队就能做的，也不是设定完工日期加班加点能赶出来的。因此，工程招标常用的那种设定预算、工期的方法，在维修古建筑上是不合适的。 经济收益不划算：“值不值”是个大问题 古建筑保护讲究“修旧如旧，与古为新”。如果修完之后更坚固、寿命更长，但看起来像没修过一样，这才是至高的境界。但问题就在与“旧”比“新”更费钱。 真正做到“修旧如旧”，要细致到什么程度？我们查过一次资料，看到故宫中一个不起眼的倦勤殿是这样修的：“地面上铺的竹黄，是文人做笔筒用的材料，地上的金砖必须是苏州造的，墙上的通景画，用的材料中有一种植物只有安徽山里面才有，于是工作人员就去千里以外寻找并运回来。”作为中国人的脸面且有钱有人也必须这样做的底线，故宫的修缮做到这种精细程度无疑是应该的，甚至是必须的。然而能不能推而广之，就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盖新房子工期短，盖完能卖钱；维修古建筑并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而且维修完也并不能增值。因此，有政府拨款、门票收入以亿计的故宫可以不计成本地修复每一个细节，但没法用这种标准要求每一处古迹。很多没能争取到“文物保护单位”名分的古迹，不要说维修经费，连基本的运营经费都不一定够。经济这本账，是国内大部分文保单位最在乎的。 真正能促使文保单位投钱修缮的，恰恰也是经济利益。世界文化遗产、国家级文保单位等，这些名头对文保单位的主管部门来讲都是摇钱树，有了这些名头就可以干很多盈利的事。为了争取这些名分，先期投资修缮古迹就是一门有利可图的买卖。 地方领导：受政绩观驱使对古建筑不上心 文物古迹方面，唯一看得见的政绩就是使古迹“升级”，从省级文保单位升级到全国级，或从全国文保单位升级为世界文化遗产，这都能够成为一些主管官员的政绩。除此之外，文物方面的事不会引起官员的过多关注。另外，文化局、文物局等单位都是同级别单位中最弱势的，到这类部门任职的官员通常会被视为仕途受挫，如果岁数大一点，则更被视为仕途的终结、养老的闲职。这种时候他们还有没有心思好好拯救文物，就不得而知了。另外，主管文物的领导未必懂文物，造成外行指导内行的情况，也是“破坏性保护”常见的一种成因。山东莱芜现存一段春秋战国时期的古长城，因年代久远，外观看上去很破败，但单论史料价值，要高于明长城。主管领导想修缮一下，但又觉得光秃秃的不好看，没法参观。于是下令把那段古长城拆了，用钢筋水泥造了一段像八达岭那样的长城。修过的长城的确比以前结实了，也有游人愿意参观了，甚至可以当做政绩工程宣传一下了。唯一的遗憾是，存续两千多年的文物没了。 不管是千百年来的自然损毁，还是近些年来的人为破坏，每一段长城的消失，都是对“万里”的消解。当有一天，万里长城在我们这代人手里变成千里、百里，我们对得起谁？ 修缮及保护，更重要的是预先预防，这个更是考验我们，如何保护好，确实需要很多的改革，不然我们会越来越错开历史，留下的只是一堆堆钢架混凝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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