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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钟楼”的“小错误”
7月中旬，我在这里发了篇博文《我儿时的唐家巷》。
有位“别来无恙”博友当天就留下了如下评论——
文章很好，但有一处小错误：文星阁在现在的苏州并不被称为“钟楼”，“钟楼”是另一处老东吴大学旧址中最经典的西式建筑，文星阁被称为“方塔”。
我便当即作了如下回复——
谢谢“别来无恙”博友！欢迎您的光临和交流。但对于“钟楼”之称呼，非但不是我的“小错误”，而恰恰是您的“小误解”。
现屹立于苏大本部北端的文星阁，建于明嘉靖二十年（1541年）。当时是否置钟，尚无从考证。而有记载的是明崇祯六年（1633）年文星阁重修后，楼内置洪钟一口。此后，苏州百姓就一直都称其为“钟楼”。
而东吴大学内被称作“钟楼”的建筑，是早年名为“林堂”的东吴大学时代最古老的教学主楼。这座由英国设计师设计的西式楼宇上层的钟塔置有报时大钟，位于校区的中轴线上。因当时是教会学校，东吴大学早期设有神学课程，师生的祈祷、布道活动多于此处进行。应该说，无论在建校当时还是百十年后的今天，钟楼都是整个学校的标志性建筑。
上世纪50年代文星阁纳入江苏师院校园后，江苏师院校园内便有了两座“钟楼”：一座是被苏州人叫了300多年的文星阁“钟楼”，一座是被“东吴人”（后来的“师院人”）叫了50多年的林堂“钟楼”。“师院人”（后来又是“苏大人”）为了便于区分，逐渐地就约定俗成将林堂的钟楼仍称为钟楼，而将文星阁称为方塔。我也是后来在苏大读过两年研究生课程时，才知道这一约定俗成，但一直不能适应。
文星阁钟楼对周边的影响直至当下依旧是很大的。在我儿时，我们苏州人都是称文星阁为“钟楼”的，当时大部分苏州百姓甚至都不知道江苏师院校园内还有另一座“钟楼”。如我文中所叙，当时唐家巷前面的那片坡地就叫“钟楼头”，在它南边还有个钟楼小学。它们都是因了那个文星阁“钟楼”而得名的。而后，那片土地于上世纪80年代改造建成钟楼新村，其名一直沿用至今呢！
我写“我儿时的唐家巷”，肯定是以我们当时都把它称作“钟楼”来写的，这其中还有我从小生活的那个“钟楼头”氛围。让我写到这里时非要改称“方塔”，既不是当时的情况，也不符合我对儿时环境的认知。
所以，这并非我的“小错误”，而只是博友的“小误解”。
近日，我又翻出曾在7年多前写的一篇散文《钟楼记忆》（曾于当年发在《苏州日报》我的《旧踪品读》专栏，并被我与那篇《我儿时的唐家巷》一起收入2007年出版的我的散文集《旧踪品读》中）。文中除了我回复“别来无恙”博友中的内容外，特别写到了明代万历年间，文星阁建成后与双塔对峙于长洲县学之前，喻作如墨如笔（钟楼为墨，双塔为笔）。我要说：无论那所高等学府里为了有所区别而如何称呼，这座置有洪钟近400年的文星阁，是苏州人心中永远的钟楼！
我这篇《钟楼记忆》最后是如此结尾的：“在这样一个喧嚣的年代，钟楼何为？回答是：要么，跟着浮躁；要么，也注定寂寞！”我没想到，在这样一个喧嚣的年代，这座历经数个世纪的钟楼，竟然要“注定寂寞”到被迫改名！？
将那篇《钟楼记忆》附后：
钟 楼 记 忆
说我是在钟楼的注目下长大的，一点也不夸张。儿时，住在唐家巷的我，经常去那片叫作“钟楼头”的旷野空地。阳春，我们放鹞子；盛夏，我们捉萤火虫。到了初秋，则去相门城头上掰赚绩。那些个时光里，钟楼总是从不同的方向默默地注视着我的稚气和童趣。尤其是北风乍起的深秋，我们坐在江苏师院后门口的昙花湖畔钓虾子，巍峨的钟楼就那么昂昂地在湖面的涟漪里点着头。我猛地提起手中的竿子，一只活蹦乱跳的虾儿便从那微微晃荡着的、带着弧形的钟楼窗洞里被拎了出来。
钟楼，其实是它的俗称。它本有个很好听的大名，叫文星阁。明嘉靖二十年（1541），苏州府长洲县学迁到城东福宁寺故址，也就是现在平江实验学校大成殿之所在。明崇祯六年（1633）文星阁重修后，明万历十七年（1589）至二十五年间，在长洲县学东南的东禅寺中阁故址建造了附属于县学的文星阁。它与早已矗立在西南方向的双塔左右对峙，喻作如墨如笔，“以补形胜之不足，并壮学宫之声威”。万历四十年（1612）重建时，它又被稍稍南移到现址。“阁之中为洪钟，一响可闻千万户”。
清康乾年间，葑门彭氏家族因彭定求、彭启丰祖孙先后考中状元，认为是“文星钟灵之验，”曾两度出资重修文星阁，并在阁旁建造了桂香殿、朝元阁、时习堂和三贤堂等建筑。一时，这里成为里中名儒文士讲学会文之所。太平军占领苏州期间，这座作为“学宫形胜”的文星阁，曾被用作望楼，相传忠王李秀成也曾登楼了望过敌情。那场兵火中，钟楼虽躲过一劫，但阁旁的殿堂建筑却都未能逃过毁坍的厄运。现在仅存的桂香殿，也是劫后的清同治十一年（1873）重建的。
钟楼，后来从县学走进了大学。清王朝覆灭后，长洲县学自然完成了历史使命而寿终正寝。钟楼孤独地在城东护城河畔守望了近半个世纪，终于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归入江苏师院校园，成为这所高等学府内中西合璧的“学宫形胜”。而今的钟楼内，还有着一口清代铁钟。钟楼第三层与第四层之间本无楼板相隔，四周沿墙构回廊，中间形成四方空井，横梁上便悬挂着那口铁钟，钟上铸有“文星宝阁”的铭文。
吾生晚矣，一些属于钟楼的久远记忆，大都不可能亲历。但在我的记忆中，却也曾目睹过一次这座“学宫形胜”被用作军事设施。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文革”开始后，苏州两派的武斗逐步形成了以古城护城河为界的对峙态势。当时的江苏师院，便成了“兵家必争之地”。那时，我还是个十岁出头的少年，在白天没有枪声的时候，就会偷偷地到“钟楼头”旷野里，远远地观望那插着“战旗”、响着高音喇叭的钟楼。在一个枪声响了一夜而骤停的早晨，突然发现钟楼上已经易帜，便知道“战事”发生了转折。在钟楼的记忆中，恐怕自己被用以军事之途的，也就是那相隔一百余年的两次。而其中的一次却为我所亲历，并永远植入我的记忆之中。幸哉？哀哉！
如今，钟楼下的校园，早已是另一番景致；钟楼下的学子，也已更替了一茬又一茬。而钟楼自己，更已不再显得那么巍峨。日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又来到这曾经熟悉的校园。站在钟楼之下，我想起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曾经有过这样的发问：在一个贫乏的年代，诗人何为？答曰：诗人注定寂寞。那么，我也不禁发问：在这样一个喧嚣的年代，钟楼何为？回答是：要么，跟着浮躁；要么，也注定寂寞！
2005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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