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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也断断续续的看过一些本草的书，但是，昨天看到的一个帖子，讲的很有趣，鉴别点也谈的不少，颇多启发之处。现摘录其中的一些内容如下： 古人发现药物作用既不是大范围的筛查，又不是日常生活中的偶然发现。他们要先用中国人特有的“察象”的思维，进行初选。然后带有目的地在临床进行验证。 天花粉（瑞雪）润降 Vs 半夏 燥降；天花粉 补虚安中 Vs 葛根 起阴气。 地黄：壮水治火 Vs 玄参治空中氤氲之气，浮游之火 古人眼中的脏腑结构图，是心上肾下，左肝右肺。心肾是中轴是串联形式的，肝与肺并列是并联形式的。心肾侧重的是水火既济是直线的升降，肝肺侧重的是开与敛。在六气中少阴为枢，少阳也为枢。这两个枢是不是完全一样呢？在这里有个不成熟的想法：少阴枢对应于心肾的升降枢；少阳枢对应于肝肺的开合枢。这两个枢虽然都是介于阴阳之间的意思，但少阳枢更有时间节律性，典型的例子就是小柴胡汤证的往来寒热，发作有时。 阳气从肾脏开始生长壮大，到了肝木时正是青壮年的状态，力量很强盛，如果这时受到了郁阻，它会很强烈的爆发，表现为情志就是怒，循着生长壮老的规律，到达肺金的时候，阳气已经衰老了，这时再受到什么限制，它想反抗却又无能为力，只好忧愁郁闷了，若长此以往，恐怕不仅是忧，还要发展到悲了。我们中医中肝为将军之官，肺为相辅之官。将军一般都是壮年的形象，相爷一般都是老年人担任，正是机体阳气所处状态的写照。 柴胡解肝郁而怒，贝母开肺郁而忧。 贝母善于升散以治疗气机结滞的忧郁，百合善于滋阴下行以治疗气郁化热的烦。 知母就是从水之源头顺流而下，从肺到肾，一路上可以止渴除烦，通利水道，是一味金水相生的药物。
从薄荷和辣椒的口感，看辛凉与辛温的区别。 前面的博客摘录了樵翁先生的一些本草学习笔记，在论坛上又发现了一些其他的内容，觉得很不错，再次分批摘录瑞下： 目前的眩晕患者群中，颈源性眩晕占了很大比例，用古时治疗眩晕常用的泽泻汤，苓桂术甘汤往往效果不佳，而且患者也不一定有肝阳上亢的表现，不能用平肝潜阳等治疗实风的方法来治疗。其实颈源性眩晕就是虚风的一种，现代人缺乏运动，坐姿不良，时间长了就会颈项部不通畅，阳气带领阴气运行到这里时，突然遇到了障碍，没有能力带过去，就把阴气放下自己上去了，上去以后如断线的风筝在头部乱跑，病人就有了头晕的感觉，同时，阴气被甩在下面就形成了痰湿瘀的沉积，病人会感觉颈项部拘紧不适，病程长的照 X 光片，还会发现骨质增生，其实就是阴气长期沉积造成的。 治疗颈椎病常常会用一些风药，如羌活，防风，藁本等，这些药既能帮助阳气升发，同时又能化湿，把颈部沉积的湿浊祛除掉。当然治疗颈椎病远不止这些，还要用活血，补肾的药物等，我也不是内行，但我认为用风药是符合病机的，它是虚风不是实风，不能看到眩晕就不敢用升性药。这种虚风正好是风与湿分离，与感受外邪的风湿不一样，不过相同的是都可以用风药祛除。 现代人多坐少动，气机运行的都比较慢，很容易就因为阳气运行无力而产生湿，很多人述大便粘腻就是明证，这种湿用茯苓，薏米之类淡渗；党参，白术之类健脾运化也勉强可以，不过不如用风药更能针对病因病机，让气机流畅起来，湿邪自然不能存在了。我们还要看到颈椎病沉积的痰湿和缺乏运动形成的湿情况并不完全一样，前者是被“堵住”了，被动的停下来的；后者是阳气自己没劲运行了，主动的停下来的。被堵住的情况，因为有障碍，需要药力强一些，用风药比较合适；无力运行的情况，本身没有什么障碍，也用风药生拉硬拽就显得不平和，用的时间长了，虽然把湿邪化掉了，但机体的阴液也伤了，所以这种情况更适合用行气药物，陈皮，枳壳，香附等比较稳妥。 肾主藏精，补肾需要补充一些有形的东西，而不是无形的阳气，如果没有充足的肾精的话，单纯用附子之类的药物补阳是非常有害的，许多虚性疾病初期用上附子经常能很快收到效果，那只是因为附子透支了肾精，造成疾病好转的假象，过了这一阶段，病人会很快虚衰下来，甚至有暴亡的危险。因为肾以收藏为主，附子不能收藏，和肾的生理特性不符，所以补肾必须以阴精为主，肾阳虚弱的，稍用点桂附点火，而且不能使火烧得太旺，才能使生命长久。对一个阳虚的病人，我们不能仅仅看到阳气不足，还要看看阴精剩余多少，寒冷的冬天，都想把屋里烧的暖和些，把炉子点着是很简单的，困难的是能够保证有足够的煤供我们燃烧，不能仅顾今天暖和，把剩余不多的煤一次烧完。所以单纯用附子绝不能真正补阳，反而在不断的消耗阳根（阴精），加速了阳气的消亡。 中药中有许多寄生植物，如桑寄生，肉苁蓉，菟丝子等，这些植物往往都有补肾的作用。这是因为它们善于抽取宿主植物的营养，收藏能力较强，同时它们又储存了大量的阴精，供填补肾精之用。天麻和肉苁蓉，菟丝子一样，都不含叶绿素，靠吸收其它生物的养分来生存，为什么天麻不能补肾呢，因为天麻是吸收入侵者的养分，突出的是对来者的“化”，所以善于熄风；一般寄生植物是主动盗取宿主的养分，突出的是“吸”，所以善于补肾。地黄虽然不是寄生植物，但地黄的吸收能力是非常强的，同一块地不能连续两年种植地黄就说明了问题。同时地黄又富含汁液，决定了地黄也是一味补肾良药。总之，补肾是既要补其体（阴精），又要补其用（收藏能力），二者缺一不可。 草木不长有两种原因，一是其本身的生长力不足，这时可用柴胡黄芪等药物进行补充，这叫“达其木火之元”；二是它本身的生长力很足，但上面有石块压住了它，也长不起来，这时用斤斧把石块砸碎，草木就可以舒展的生长了，这叫“达其木火之壅”，射干的作用即第二种，有痰湿阻碍了木火的升达，用射干这种刀斧之金先进行开破，然后木火就得以畅通。 射干是以开破实现了木火的升达，黄元御曾经这样论述：“射干降逆开结，善利肺气，降其冲逆，使咽喉清虚，则表气不壅，表邪外解而里阴下达，停痰宿水，积湿凝寒，皆从水道注泄而下。”这里也突出了射干除了能下破以外，还能协助开达表邪。我们说内部通畅有利于外邪的解除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如《伤寒论》第28条：“服桂枝汤，或下之，仍头项强痛，翕翕发热，无汗，心下满，微痛，小便不利者，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主之”，用茯苓白术把阻滞于中焦的水去掉后，翕翕发热无汗的表证也能解除，再比如五苓散可以调三焦，利小便，但方后注却是：“多饮暖水，汗出愈。”银翘散本是解表剂，里面却有竹叶这味利尿药，这都是里通有利于表和的表现。和杨时泰说的以降令之金达木火之壅机理比较相似。 从理论上讲射干半夏都能破除痰结，就都能有利于机体木火之气的升达，但射干比半夏多了木火之性，和机体上达的气机相合更有利于外邪的祛除。如果用能战能守形容半夏的话，射干可以用能战能建来形容。半夏与射干的区别，除了温凉以外，或许还在于此。 可见半夏与夏枯草配伍治疗失眠并不是因为实现了阴阳的交替，而是因为二者都能引阳入阴。我们知道，生长收藏对应于四季。夏季阳气最旺，正对应于长的状态，在其它植物都兴高采烈地长的时候，这二味药物硬是能行收藏之令，提前归根，不正是把浮在外面的阳气引藏入阴吗？能够治疗失眠或许就因于此。所以半夏和夏枯草应该是并列关系，而不是对待关系。真正和半夏对待的是柴胡。柴胡子月开始萌动，半夏午月而收。柴胡由下而上阴中达阳，半夏由上而下引阳入阴。 半夏的应用非常广泛，仅用引阳入阴是远远概括不了的。它还能开痰散结，说明有辛散之性，辛散和引阳入阴看起来是矛盾的。我们理解，半夏的辛散不同于麻黄细辛的散而向上，它应该是一种“横散”。这是从它止呕的作用推论出的。呕吐是胃气上逆，治疗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是给它一个向下的力量把它压下去，如枇杷叶，代赭石都是这种方法，这是以力取胜，不是以巧取胜，如果上逆的力量是一斤的话，下压的力量必须大于等于一斤才能止呕。所以治疗呕吐张仲景都是用半夏，生姜。如果这两味药都是辛散向上的话，很难解释其止呕作用，如果说它们是靠下压来止呕的话，这二味明显又不是重镇降逆的药物，只有一种可能，即它们用横劲破了竖劲，是两味横散的药物。试想胃气上逆的劲虽然很大，用这两味横散的药一拨，上下的劲就被破了。半夏，生姜虽然都有横劲，但横中还有区别，生姜是横而略偏上（有发汗作用），半夏横而略偏下，这是因它能引阳入阴，有敛降的作用（《本经》记载它能下气，止汗）。而且麻黄辛温上散，令人兴奋失眠；半夏能够治疗失眠，也说明它应该是向下的。 有医家认为半夏色白味辛性降，是一种金性药。但金还应该进一步分类，既有石膏知母这样的凉降之金，还有半夏射干这样的刀斧之金。所以文献说它能开结，是劈开的意思，对于水饮呢，我们常说“哪有利剑能斩水”，对水不能用“开”字，而它又明显不同于生姜的散水，所以《本草衍义》说它能“分水”，象孙悟空，使个分水决，水向两边分开，中间出现一条路。我们再把它这种开破的劈劲换一种说法，半夏治痰湿表现出的是一种象犁耕地的“分利”作用。羌活之类的风药治湿可以理解为是用“吹风机”吹干的；茯苓猪苓治湿是向下渗泄的；半夏治湿靠的是“分”，相当于把一片湿地用犁耕一下，把它疏松开，这片地的湿气就容易祛除了。我们看二陈汤的组合为什么好，一堆痰湿粘粘糊糊的，单纯用陈皮这种风药“吹”它，用茯苓这种淡渗药“耗”它，效率都不高。用半夏这种分利药先把它耕开，其他两味药就容易起作用了。 有的药是善战不善守，有的药是善守不善战，半夏是攻守兼备的一员战将。至于到底想让半夏战还是守要看配伍，配伍黄连瓜蒌就是想让它战，配伍夏枯草是想让它守。 当然，半夏除了开破和引阳入阴这两个特性，还有一个燥性，也正因为燥性限制了半夏的应用范围，在古方中常配伍麦冬来制约其燥性，防止半夏“干劈”劈出火来。而且麦冬也是下降的，二者的作用方向一致。 地黄的黑是因为它的收藏之性太强了，而收藏恰恰又是肾的功能，从这个角度讲它是补肾的，也就是说它增强了肾的收藏能力，同时它又含有大量的阴精，为肾的收藏提供物质保障。 我们中医治心衰有个名方，即真武汤，真武汤和洋地黄正好形成对比，真武汤是壮水中元阳，洋地黄是滋火中之阴，可能是一个适用于心率较慢的心衰，一个适用于心率较快的心衰。我们都知道复脉汤可以治疗心律失常，复脉汤中生地黄用量是一斤，远大于其它药物的量，也说明生地和心脉之间关系是比较密切的。复脉汤又用来治疗肺痿，肺痿是重亡津液造成的。复脉汤中用大量生地补充肺津，既治疗了肺痿，又能起到“肺贯心脉”的作用，从而可以调整脉律。我们以前认为心衰一定是心阳不足，一定要有温性药物的观点或许有些片面了。虽然说阳主动，阳气不足导致心脏动力不足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应进一步看到，阴阳之间只有平衡才能保证心脏又足够的动力，阴和阳的过亢或过衰都能导致心功能下降。西医了不起的地方是把植物药洋地黄制成了现代剂型，使用方便而且剂量准确，但遗憾的是他们不懂阴阳互根，不会用温阳法治疗心衰，常碰到一些老年心衰病人心率还偏慢，西医就没有办法了，因为他们的强心药都是减慢心率的，这时中医就可以用附子，桂枝等热性药。同样，心衰病人如果心率偏快，我们中医也不能只看到心衰，妄用辛温，对偏快的心率视而不见，应该借鉴西医用洋地黄的方法，用复脉汤系列来治疗。 五行相生的顺序是水→木→火。肝虽然在中焦，但它的萌芽是在下焦，柴胡要用大量沉到下焦才符合它稚阳的特性。所以治少阳病（稚阳受病）柴胡用量最大。严格说来柴胡在下焦起的作用不能叫疏泄肝木作用，因为这时的肝木含生在土中，是一种勾蜷未达之木，柴胡有一个别名叫地熏，就是说它在下焦时体现的是一种熏蒸作用。木的本位在中焦，在中焦时已经是强壮的木了，不再属于稚阳少阳了，柴胡也没必要从下焦稚阳的层次进行熏蒸，用中等量从中焦疏泄就行了，所以疏肝时柴胡用中等量。木气继续生发阳气更旺，不仅不属于少阳，有点老阳的意思了，这时用柴胡只用它的上升之性，更不用它的稚阳之性了，量小时药力在上，所以升举阳气时柴胡用小量。可见柴胡的用量是随着阳气的生长壮老来调整的。量越大，越接近少阳，量越小越接近老阳。并且随着作用部位的由下向上，柴胡的作用依次表现为熏、疏、升。所以说同一味药也会随着量的不同而变换时空。中药确实挺神奇的。 麻黄是损耗肾阳，柴胡损耗肾阴，肝肾是同源的，劫肝阴的说法，或许可以这样解释。象羌活防风之类辛散药也伤阴，但从没有用“劫”字的，说明柴胡伤阴比一般辛散药严重。因为柴胡动于子月，是从肾脏开始发陈的，它耗的是大本营的阴（地熏，从地下开始熏），其它药的起步点没有这么低，损耗的一般是中焦或上焦之阴。也就是说同样是消费，柴胡花的是固定资产，其他药花的是流动资产，显然前者的危害更大。因此说柴胡用途虽广，但也是一个“败家子”。日本人不明医理，拿小柴胡汤当保健品，结果造成肝纤维化，可见柴胡不动声色地把肝阴就“劫”了（肯定是没出现明显的伤阴表象，不然患者肯定停药了），就好像一个企业表明运行很正常，其实仓库已经被偷盗了。因此肝肾阴虚的病人要谨慎使用大量柴胡。 柴胡随着用量的由大到小，有熏、疏、升三种作用。其中以熏为柴胡的特色，因为疏肝的作用香附，青皮也可以；升阳作用升麻，黄芪也可以。所以疏和升都与少阳关系不太大，与少阳关系最密切的作用就是它可以从地下熏蒸而上，可以使病机摆乎不定的情况返还到初始状态，在源头协调阴阳，重新开始。 芩连柏三味药的功效有些相似，尤以黄芩与黄连更为相似。如《本草正义》记载：“黄芩亦大苦大寒之品，通治一切湿热，性质与黄连最近，故主治亦与黄连相辅而行。”我们有一个笼统的分法，即黄芩清上焦火，黄连清中焦火。这是没有争议的。 黄芩又名腐肠，空肠，多中空。我们知道中空的药物如木通，麻黄，大多具有通的作用。相反，黄连就生的比较结实，药房抓黄连时，一般都要把它捣碎。再看采收季节，黄芩多在春季至夏初采收（也有在秋季的），有一定的生发之气，黄连却是立冬以后采收，很明显收藏之气为主。小柴胡汤要枢转气机，用柴胡配黄芩，不配黄连，因为黄连以收藏为主，无生长之气，会“拖累”柴胡。黄芩黄连都可以治湿热痢，但配伍方向不同。黄连必配动药，如香连丸，如果没有木香恐怕就会固邪。黄芩就不同了，黄芩汤治利，配伍芍药，甘草，大枣，没有太动的药。 《本草述钩元》说：“芩与连虽俱治湿热，而黄芩治由热而化湿者，黄连则治由湿而化热者。”换句话说，黄芩治的是热为本，湿为标，黄连相反。由治病求本的原则我们就可以知道黄芩重在清热，黄连重在燥湿。热无形，当然需要黄芩有流动之性；湿重浊，就需要黄连偏静的药。 可见生津其实可以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用生地、麦冬、山药、花粉等药物，这是补充的水源，是水库等供水系统中没有水时用的方法；第二种情况也就是《本草备要》中论述的，白术健脾，脾健而津生，这其实是提供的运水的动力，好比水库中不缺水，而各个家庭中却得不到水，需要增加运水的动力；第三种情况就是水库中有充足的水源，供水动力也正常，但由于下水道不通畅，人们还是不敢放开用水。我们可以把第一种情况叫做“干渴”，后两种情况叫做“湿渴”。“湿渴”是白术的适应症。 白术是体阴而用阳。《本草述钩元》有两句话概括的最好：“白术于坤顺之体，具乾健之用”。白术可以治疗便秘，其实也不仅仅是因为它含汁液较多，在补充液体的同时还要用其健运之性，以便为肠道提供动力，而不只是向肠道注入一杯静态的水，如果那样的话，就不如用增液汤了，还用白术干什么。所以说这味药的妙处就在于它具备了乾坤二性。《本草通玄》认为：“得中宫冲和之气，故补脾胃之药，无出其右者。”白术真可谓得一“中”字。这个“中”有两个含义，一是指位置上，它补中焦脾胃，二是指阴阳属性适中，无过分的偏性。 调理中焦有两个常用的方子，一是理中丸，一是小建中汤，我们来体会这两个方的名字。建应该有建立建设的意思，所以用饴糖这样纯补的药物为君（因大小建中汤仅饴糖为共同药物），所以小建中汤应该是比较静的；理字本义是玉的纹理，但在理中丸这里显然不是这种意思，而应该是治理的意思，这种治理整理的字义在古代是有的，如“对镜理红妆”。所以理中丸相对小建中汤来说是偏动的，应该看重它调理中焦气机升降的作用，而不能简单地看中它温补中焦的功能，如果那样就叫温中丸了。彭子益先生把理中丸作为运中轴的方子是很有见地的。既然要运转，为什么却偏偏选了一些看似不太灵动的药物呢？车轮的转动有个特点：中轴转动慢，需要的力度大；外周转动快，需要的力度小（当然这里的快慢是指线速度）。理中丸要运转的是中轴，所以要选用这些力大而迟缓的药物，有些类似于牛。如果是运转外周，就会选力小而迅速的药物，类似于马。有的医家说腹胀的病人慎用白术，有可能加重腹胀，既然白术能运转为什么又加重腹胀呢？可能就因为它速度慢，救不了急。所以六君子汤有加香砂的用法。香砂可以快速清除容易清除的障碍，让人在短时间内觉得食欲增强，胀满减轻，但解决不了深层次的矛盾，中焦一些陈年的沉积，它们运转不动。除掉这些陈积还是要靠白术、干姜、人参这些王道的药物。姜朮与香砂的区别就象儒家与法家的区别，秦国重用卫鞅，韩非，李斯等法家人物，强盛很快，最终统一天下，但衰亡也快；儒家看似没有近功，却昌盛千年。 白术似乎和“中”有种不解之缘。我们看，它利的是“腰脐”间血，白术不是入脾胃吗？怎么这里有入了“腰脐”？这正是因为它和“中”有亲和力。从五脏的角度来看，脾胃是中。可是从整个躯体来看，腰脐是连接上下体的枢纽，是身体的中。所以武术家没有不重视腰的，有“静在气海，动在玉环”的说法，（玉环即是指后腰）。既然白术能入“中”，利腰脐间血也就不难理解了。提到这一作用，我们很自然地会想到肾着汤，甘姜苓朮看起来都是中焦的药，却能治腰痛，可能就是因为白术既能入中焦之“中”，又能入身体之“中”。或问：麻黄加朮汤，白术附子汤治疗周身的疾病，不能叫“中”了吧，其实这里白术是入肌肉祛湿，肌肉不还是“中”吗。 和“白术于坤顺之体，具乾健之用”相比，苍术可以说是纯阳而健，而坤土之性较少，所以它可以发汗，可以解郁。因为它更偏阳性，所以和胃更能亲和，配伍厚朴，能平胃中有余之气。古人总结为白术为健脾胃之主，苍术能行脾胃之化。如果继续用前面车轮模型来比喻的话，白术为车轴，香砂为车圈，苍术处于车轴与车圈之间的位置。 经方的应用要求严格，差一点都不行，麻杏石甘汤解表清里，清的是一种弥漫之热，找不到这个热在具体的哪一点，这是石膏的适应症。现在很多人老说感冒后走嗓子，甚至还没发烧嗓子先疼了（不知道古代是不是也这样）。有了疼痛这个症状就说明不是弥漫之热了，而郁结在了一处，可以理解为热毒，指望石膏把这个热毒清掉，显然是不合适的。 三黄全用，也是开水冲泡。兑入麻黄汤中。可以看做一种变通的辛凉解表法吧。不过力度比一般的辛凉解表剂大多了。往往能够达到“一剂知，二剂瘥”的效果。 如果是已经被西医鼓捣过一阵，胡乱用过发汗解表药，抗生素没有好转的，这种伤寒论中叫坏病。再用这种合麻黄泻心法就不一定对症了，有时可试用柴胡汤合泻心汤。 小便数有许多原因，下焦的肾阳不足是肾气丸的适应证，肾阴不足的下消病也会小便过多，一般用六味地黄丸之类的方子。上焦的肺痿病也可引起小便数，它是因为肺中冷，上虚不能制下，用甘草干姜汤温之。 正阳阳明与少阳阳明中，大便硬和小便数是互为因果的，如少阳阳明是发汗利小便已，丢失了津液，导致胃中燥烦实；正阳阳明是胃家实，迫津外出，导致小便数（正阳阳明不一定都小便数，到了津液匮乏，只有手足汗出的时候，小便也应当少了）。既然小便数与大便硬互为因果，用承气汤通去大便，破坏掉这种因果格局，疾病就会向愈。太阳阳明与它们不同，它是脾约，平时脾津就不充足，所以脾脏不能正常工作，不能为胃行其津液，脾胃都缺乏津液，导致中焦之土干裂，土干裂以后就不能涵水，造成小便数。要想解决根本问题当然是弥补这些裂缝，而不是用增液汤拼命灌水，因为本身并不缺水，只是水不能被我利用。所以增液汤能治疗便秘却不能治疗小便数。麻子仁一方面有油脂的滋润性，可以渗入土中以弥补缝隙，另一方面，通过脾功能的恢复来为胃行其津液。 一般四季常青的植物，或是禀受的阳气较足，如松树；或是禀受的阴气比较足，如天冬，麦冬。但二者又有所不同，天冬茎叶细小，根茎比较肥大，上小下大，有一定的收藏之象，其果实红色也是成熟之象，所以天冬可补肾阴；麦冬的叶子郁郁葱葱，青翠亮泽，根茎较天冬小，果实也是青色，这种种都是木象，古人说它能转春为夏，所以它基本不入肾，也就是敛藏的能力不强，而是先补足胃阴，再启胃阴上升以滋心肺。 麦冬能表现敛下作用时，一般是和半夏或五味子配伍的，如麦门冬汤，生脉散，麦味地黄丸等，没有这种配伍的方子如沙参麦冬汤主要用于滋阴，炙甘草汤用于益血通脉，都没有明显的降下作用。 麦冬虽能输阴上行，和一般的木气生发是明显不同的，因为柴胡等属木的药物升的都是阳气。我们可以把柴胡称为阳木，麦冬称为阴木。半夏当然是属金的，在方剂中半夏有时配伍阳木，如小柴胡汤；有时配伍阴木，如麦门冬汤。这种配伍能组成一种金木的升降循环。半夏是这两个方子中共有的药物，所以不在方名中显示，方子以两味木性的药物来命名。以阳木命名的方子有升性，以阴木命名的方子不但不升，还可以止逆下气。就是因为阴木升的不是阳气，是津液，津液自身就有下降的趋势。 麻黄也能泻肺，但麻黄是用于外有表邪时的情况，严格来说并不是泻肺，它的机理是：外邪入侵机体，引发肺气上逆以抗邪，表现出咳喘的症状，麻黄用辛散的特性把外邪散出，肺气不用再奋力抗邪，咳喘也就平息；桑白皮因其作用向下，才是真正的泻肺，它适合于没有外邪的肺热咳喘。很多医家都认为风寒引起的咳喘用桑白皮会固邪，导致疾病留下宿根。这种观点确实值得重视，而且桑白皮桑叶都有止血的作用，桑叶还能止汗，说明它们确实有收敛的趋势。 浮萍就不同了，它有发散作用，能够横向作用于皮肤，因此可以治疗外感风热，斑疹不透，皮肤瘙痒等等。刘潜江说：“盖禀寒水之旺气，乘风木之出机，故其生也最易，而化生也亦繁。”这样，浮萍正好是寒水之中升起的一股阳气，不恰恰对应于太阳吗？太阳又主表，所以浮萍善于透发表邪。太阳属膀胱经，浮萍对膀胱气化不利造成的小便不通也有作用，《干金方》记载：“治小便不通，利膀胱胀，水气流肿：水上浮萍，暴干，末服方寸巳，日三服。” 因浮萍毕竟在水中生出，禀寒水之气，所以它是辛寒，不同于麻黄的辛温。既然是辛寒，当然就能去除皮肤中热邪，其实它不仅仅是去热，因为它有利水的作用，更确切的说是去湿热。浮萍却象船一样，时刻能保证阳气在上，水气在下，所以它既不怕被水淹死，也不怕被太阳晒死。不怕水淹，体现在能利水上，不怕日晒，是因为它贴水生长，禀受阴液充足，体现在它能治血证、消渴上。
黄柏，我们只说它能坚阴，不说它能补肾，因为黄柏是苦寒，骨碎补是苦温。苦寒是只有打击，让对方回缩自我保护，并不能使对方积极向上。骨碎补在用苦味坚肾的同时，又用自己的生气对肾气进行鼓励，这是苦温和苦寒的区别。 麻黄也是苦温，为什么不补肾呢，因为麻黄质地干枯，没有补益的本钱，不象骨碎补根茎肉质肥厚，并且好生阴处，秉受阴气充足，邹澍说它“处处折之，处处有汁”，含有丰富的阴津，所以能够补肾。 《开宝本草》记载它：“主破血，止血，补伤折。”既能破血，又能止血，破血是因为它生气旺盛，性温，自然能够使结滞者流通；能止血是因为它味苦能坚，靠苦味的打击让气血收敛，达到止血的目的。补伤折是说它能接骨续筋，这也是它和地黄补肾的区别，地黄补肾是补充本钱然后储存起来，骨碎补是补充以后还要应用，不是存着不花。它富含阴津，能够补肾精，但进一步还要把这些肾精输送到筋骨中去。它为什么和筋骨有亲和力呢?骨碎补并不是生活在土地上，而是附生在岩石或树干上，中医学常拿自然界和人体类比，岩石和土地相比的话，岩石坚硬，相当于大地的骨干，类似于人体的骨骼，土地当然就是肉，那么树木呢，质地坚韧，能够生长，在五行中自然属木，对应于人体的筋。骨碎补喜欢生长在树上和岩石上，就说明它对质地坚硬的和质地坚韧的东西有亲和力，到了人体内它的本能还是要找这两种特性的东西，那自然就会跑到筋骨上，能够接骨续筋，补骨生髓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骨碎补还是治疗牙疼、耳鸣、耳聋的特效药，因为牙和耳都属肾所管，一般的补肾药怎么没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这正象前面说的，骨碎补补肾不是呆补，它补完之后还要应用，把补充的肾精进一步输送到肾脏所管辖的地方，所以说骨碎补不是一味单纯的补药。《本草汇言》治肾虚耳鸣耳聋，并齿牙浮动，疼痛难忍，用骨碎补又加上六味地黄丸去山药，可能也是因为骨碎补补性不专，加上地黄等药物给它增加实力。 后来在读《本经疏证》的时候发现邹润安先生用一句话概括出了当归的本质，他认为对当归一言以蔽之：“治阳气踬于血分”。踬的意思就是被绊倒。既阳气在血分的运行受到了阻碍，并且他认为，当归能“治羁留之风，不能治鼓荡之风”。意思是风没有入到血分，还在血外游荡的情况，当归是无能为力的。可见当归只在血分巡逻，阳气在血分运行时，可能会被一些邪气绊住而滞留下来，就象是人质被土匪扣留了一样，这时要解救人质，用防风，白芷等气分药肯定是不行的，因为它们不能进入血分，也就不能和人质接触，只能用当归这样的在血分运行的药物，当归既然能“治阳气踬于血分”，就把阳气从邪气的羁绊中解救出来，但事情还没有结束，邹润安先生进一步指出：“亦止籍其托出血分，即继以他药推送使解”，就好象当归常年生活在深山里，深山里有伙强盗劫持了人质，当归把人质解救出来，往山外送，但当归又出不了山，就在山下把人质交给警察，由警察把人质安全护送走，警察就相等于气分的药物，可见各有各的分工。当归为什么出不了山呢，邹润安是这样解释的：“当归体滑润，故不能升，气厚为阳，味薄为阴中之阳，阴足以挠阳，用不能违体，故遂展转牵率，只能上至于肺，外达于皮毛矣。”当归确实不能象川芎一样上达头部，可能就是因为它体降用升，所以它的升不能全升，而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我们看《本经》首先记载了它“主咳逆上气，温疟、寒热洗洗在皮肤中”，也证明了它“只能上至于肺，外达于皮毛”。《本经》还记载了当归治“诸恶疮疡、金创”。疮疡也是血分病，也可以用“治阳气踬于血分”来解释，但邹润安进一步指出，张仲景治疮痈的常见方子如葶苈大枣泻肺汤，桔梗汤，苇茎汤，薏苡附子败酱散，大黄牡丹汤等都没有用当归，他是这样解释的：“当归于阳留血分，未与血相得者，能治之；已于血相得，而成脓者，非其所司也”。意思是说，人质刚被绑架时，适合当归去解救，时间长了土匪已经撕票了，“成脓了”，当归也没有办法了。 川芎也是行气活血的药物，辛苦温，和当归很相似，只是当归尝着有明显的甜味，川芎基本没什么甜味，说明川芎比当归要燥烈一些，所以川芎能上头部，是治疗头痛的重要药物，《本经》中川芎“主中风入脑，头痛”。因为它善于上行，所以刘潜江认为川芎治疗的是“阳陷于阴中及阳不能畅阴之证”；这就和当归“治阳气踬于血分”有所不同，邹润安认为当归是“横散”；川芎是“升发”。换句话说，当归的治证是，阳气本来有力运动，但被东西绊住而走不了；川芎的治证是，阳气自身都无力运行了，自己就往下陷。这也看出川芎的运行动力确实要比当归强一些。当归解除阳气的羁绊以后，还需要其它风药进行二次接力，川芎就不需要了，它直接“主中风入脑”，能够把风排出。当归因为质润，往往忌用于一些湿重腹泻的疾病，川芎就没有这种忌讳。李时珍治疗湿泻，常加麦曲，川芎二味药物，认为“其应如响”。当归和川芎一个是腹泻忌用，一个是能够治疗腹泻，就看出了二者的区别。 古人认为四物汤对应于四季，在应用时倍当归以迎春气，倍川芎以迎夏气，倍芍药以迎秋，倍地黄以迎冬，用当归以生一阳，用芍药以生一阴。柴胡当归都可对应春季，一主气，一主血；升麻川芎都可对应于夏季，也是一气一血。 提到疏肝药物，我们自然就想到柴胡，而不会重视当归，其实肝是血脏，用入血分的当归或许比柴胡更合适，柴胡质硬，不象当归有柔韧性，在急性病需要疏肝时用它比较有力，在现代社会，中医治疗慢性病比古代要多，而且现在人的体质不如古人结实，就更适合用当归这些柔韧的药物来调肝，柴胡就象疾风骤雨，当归是和风细雨，疾风骤雨虽然猛烈，可是没有渗透力，水都在地皮上，地下仍然是干燥的；只有当归这样的和风细雨才能把地湿透，解决比较深的矛盾。总之慢性病疏肝要选当归，白芍，枳壳，陈皮等气柔和的药物，而古代疏肝的经典药物，象柴胡，桂枝等药物过于刚燥，只能短期应用。
上焦的心肺是血的加工厂，肺提供阴，心提供阳。只有两者都正常工作并且协调配合才能加工成血，如果由某种原因引起阴阳不平衡，阳气过强甚至生成火了，肯定造血功能减退而形成血虚。治疗当然是抑阳补阴甚至清火。具体用什么方法要看阳亢到什么程度，如果已经到了上火的程度，那肯定是栀子，黄芩，石膏等清热药，但有时只是阴虚，火热不明显的时候就不适合用清热药，因为投鼠忌器，用清热药有时是破坏性的，就象失火时屋里屋外已经都燃烧了，这时不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也要拼命拿水浇；如果只是屋里太热了，或者只是烧了一点东西，这时也从屋外拼命浇水就得不偿失了。不如把水运到屋里去降温或灭火。这时就用到了阿胶，阿胶可以潜入到内部去养阴，它善于潜行。 阿胶可以潜入上焦心肺以滋阴，对上焦阴虚阳盛造成的生血不足也就起到了治疗作用。所以阿胶是从源头生血，生成的血可能首先存储在心包络里，心包络再向下流到肝，因为二者都属厥阴，肝又为藏血之脏。可见，说阿胶补血没有错，但并不是适用于所有血虚，只有阴气不足的血虚才适合用它，如果是阳气不足的血虚肯定要用补气药。用每一味中药都要有中医理论的支持，中药西用是没有前途的。其实，确切的说，把阿胶归结为补上焦心肺之阴比较合适，它补血只是结果，不是原因。《小儿药证直诀》中有补肺阿胶汤，以阿胶作为君药，用来养阴补肺，清热止血，也证明了阿胶和肺阴的关系。王好古说：“肺虚损极，咳唾脓血，非阿胶不能补。”因为肺与大肠的表里关系，阿胶又成了大肠疾病的要药。如老人虚秘，用阿胶，葱白为方，即是以阿胶益阴，葱白达阳气。同时它又能治疗痢疾滯下，这里当然不是痢疾初起，肯定是长期痢疾造成的阴液耗伤，如果湿热未尽还应该配伍清热利湿药物，如驻车丸里面就有黄连。总之，益阴药物很多，但阴性亲下，造成补阴药多集中在下焦，如地黄，玄参，龟板等，上焦滋阴的也有，如天麦冬，沙参等，但不善于潜入阳中以滋阴，就象救火时在建筑外面喷水，而不是把水运到建筑里面，所以使用时多少会有些伤阳（这时阳是外壳，相等于建筑）的顾虑，唯有阿胶取质重之水熬乌驴之皮（由皮做成所以补肺），可以潜入阳中补离中之阴（离中之阴也就是肺阴，因为肺贯心脉），滋阴而不伤阳，这或许是它的可贵之处。 陶弘景认为：“葱亦有寒热，白冷青热，伤寒汤不得令有青也”。邹澍解释说：“既出为叶则温，未出内含则平……盖内苞者为阳涵于阴，既已透达则纯乎阳……葱茎中饱具从阴达阳之叶，直至根底，其数难稽，跃跃欲透而仍未透，乃复中含稠涎，外包紧束，是其发表也，能使阳不离于阴，则与他物之发散异矣。”这里的中心意思是葱白能够通阳，但同时又与阴不相离，阳气上升的时候带着阴气一块上升。
太阳病篇的葛根芩连汤证，该证为桂枝汤证过早的用了下法，导致热邪入里的协热利，白通汤证虽然没有用下法，但它是阳虚阴盛，可以看做是协寒利，协热利用了黄连、黄芩来清热，协寒利就用了附子、干姜来温阳。那么剩下的葛根与葱白的作用应该是对等的，葛根性凉，同时能够起阴液上行，葱白是性温，在通阳的同时也能带着阴液上行以止利（阳不离阴）。所以葛根和葱白都能升提津液，只是由于性凉性温的不同分别应用于阳证和阴证。这里还可以看出葱白与肉桂的区别，肉桂也能通阳气，常在阴盛格阳时用来引火归元，但肉桂的通阳气显得非常干燥，不象葱白是阴阳不相分离的。所以人吃肉桂多了很容易上火，家常菜中有一个葱爆肉，一顿吃那么多的葱也不会有什么不适。
葱白为阳气出阴而又未离于阴，肝脏也是阴中出阳，由此我们就想到了《金匮要略》中的肝著汤：“肝著，其人常欲蹈其胸上，先未苦时，但欲饮热”。“欲蹈其胸上”，“但欲饮热”都反映了阳气蓄于阴中不得通达，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是肝用不足，因此叫做肝著。葱白能够温通阳气，正好合于肝用，故在这里用到它，邹澍说：“旋覆花去其在内坚韧之阴，葱白通其在内敝疲之阳。”
李时珍说：“服之则走三阴而逐一切寒湿，转肃杀之气为融和”。很明显是一味温阳逐寒的药物。那和附子有区别吗，我们知道庖丁解牛是“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艾叶也类似于庖丁解牛，它不是硬碰硬，而是善于游击作战，所以才“火气虽微，内攻有力”，钻入到内部起作用；附子是用重型武器作战，狂轰滥炸，虽然很猛烈，但破坏性过大。对于陈寒痼冷比较适合，如果是血分中有寒，用附子来逐寒的话有可能伤及阴血。妇科方子中用附子的少，用艾叶的多。就是因为艾叶能游刃有余的进入到阴血内部去驱寒。
古人常把阿胶与艾叶放在一起，因为这二者一味滋阴，一味温阳。可以阴阳搭配，但这不是什么高明之处，最巧妙的是阿胶在上焦潜入到阳气内部去滋阴；艾叶在下焦钻入到阴血内部去温阳。这样药虽只有两味，却有很丰富的内涵，
《金匮要略》中的胶艾汤就是这两味药加上四物汤和甘草。我们知道四物汤对应于血分的春夏秋冬四季，再加上胶艾阳中生阴，阴中生阳，最后用甘草稳定中土，药虽只有七味，用来调理妇人病，血分病却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模式。说是巧夺天工也不为过分。当然具体应用中，可以根据患者的寒热虚实情况，对这个模式或增或减，病机偏阳虚多加艾叶；偏阴虚多加地黄、阿胶；气机不升为主加重归、芎；不降加重芍、地，等等。如果仅仅调整药量还嫌不足，那就加入其它药味或减去某味进行配合。我们说原方这种四平八稳的模式是体，治病靠的不是体而是用。体是正的，用是奇的。只知道正，不知道出奇就会很呆板。
大家都知道打人是用拳头打，而不是把身体固定成一个间架去撞人。伸出拳头就是形体破出一个尖，这个尖就是用。方子治病时也是要突出一个方面，破出一个尖。如果不出尖，拿原方整体的去碰撞，显得太笨拙。另一方面，打出前面拳头的时候，后拳就要往后收，才能维持机体的平衡。如果是只出前拳不收后拳，这种打法当然要比拿整体去撞击先进多了，但前拳的力度明显不足，而且身体不容易平衡，大家一试便知。所以仲景方往往都是加药的同时就减药，和我们目前只知道加不知道减有明显不同。中医界有“经方以不加减为贵”的观点，对这种观点要灵活的看待，经方中的原配比量肯定是针对大多数人最合适的，这时确实以不加减为贵，但这种配比并不代表对所有人都合适，现在连西医都提出个体化治疗的观点了，我们还抱定“以不加减为贵”，有时明明看出原药量配比与病机不吻合，还不敢稍微变通一下，那就太死板了。那是日本人的风格，不是我们中国中医的本来面目。中国人以灵活巧妙著称，现在却有很多人放弃自己的优势，模仿日本人的古板，真是不可思议。 《本经》记载薏苡仁：“主筋急，拘挛，不可屈伸，久风湿痹，下气”。这里突出了它的缓急作用，对肌肉的痉挛有疗效。 用薏苡仁迫使这些细胞恢复秩序从而变缓。其实我们也没见过薏米的生长过程，不知道它成熟的顺序是否就非常规律，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薏米从结实到收获这一段时间比较长，这里面的基本信息就是：它结实很容易，但要真正成熟却又须费一番周折。 因此薏苡仁的本能就是使事物变得不慌乱，有条不紊。肺在体内属相傅之官，也是负责调理气机的次序的，所以薏苡仁和肺关系密切，再联系到它色白，收于秋后，也是秋金之象。治疗肺部疾患的方子常用到它，如苇茎汤。 很多清热利湿的药物并没有治疗筋急拘挛的作用，而薏苡仁好象是一味治疗拘挛的专药，如《黄河医话》中王新午先生有一则医案：“1945年秋，孙君之妻，产后4日，无寒热，四肢皆向外反折拘曲，壮妇4人按之不能直，稍定，诸如常人，移时复作，痛极啼号。注射西药镇静剂数日，迄无效，举室惶惶。余诊其无他病，嘱以薏苡仁五两煎汤滋饮，饮后即止。乃复疏补气益血方，加薏苡仁五两，服之再未复作，余于大筋拘挛症，予以薏苡仁无不获效。”这里没有提出湿热的征象，说是“无他病”，只有大筋拘挛，可见薏苡仁对筋急有专工，所以《本经》把它记在首位，而不是现在常用的健脾利湿。 张锡纯喜用黄芪配知母治疗虚热。曾论：“凡遇阴虚有热之证，其稍有根柢可挽回者，于方中重用黄芪、知母，莫不随手奏效。黄芪温升补气，乃将雨时上升之阳气也；知母寒润滋阴，乃将雨时四合之阴气也，二药并用，大具阳升阴应，云行雨施之妙，膏泽优渥烦热自退，此不治之治也。”现代医家治疗消渴经常用到黄芪知母两味药，正为张氏注脚。 从这段论述我们可以看出，黄芪配伍知母似乎是简化的大青龙汤法，黄芪类似于麻桂杏甘姜枣，知母类似于石膏，因无发表作用，可以说适合治疗“内伤的大青龙汤证”。 栀子豉汤是水火的升降；大青龙汤是金木的升降。水火升降类似于北京上海各发一辆车对开；金木升降类似于从上海发一辆车，到北京拐个弯回上海。再比如说我们打出右拳时，左拳一般回收，这是水火升降的例子，这种升降注重维持平衡；而打出一个拳头，这个拳头不停顿的收回，这是金木升降的例子，它注重的是一个顺利的转折。所以中医里一般水与火配对；金与木配对。在古方中如栀子豉汤、交泰丸等是调整水火的，周慎斋常用补中益气汤加麦味，无疑是调整金木的。 大青龙汤证，体内本没有水饮，通过大青龙汤的一升一降，竟然形成了“降雨”，是龙的一个完整“作业”过程，因此叫“大”；小青龙汤本有水饮，通过小青龙汤的散，将水饮除掉，只是半个“作业”过程，因此叫“小”。这种解释不太严密，聊备一说吧，主要是为了说明大青龙汤的这种“机势”，古方特别是经方，不象现代医家的方子，它不斤斤计较于每味药对机体的具体作用，而是更注重药物组成的“阵法”，组成这种阵法之后会在体内产生什么样的作用趋势。
首先在经方系统我们看桔梗的应用，好像有两大主要方面。一是治疗咽喉疼痛，一是排脓。治咽喉疾病当然药力要上行，排脓说明桔梗有两个作用，即开破和药力向上向外。所以在经方中可以看到桔梗的上行趋势。在时方中又为桔梗加上了解表的作用，其药性上达更是不言而喻。黄芪也有上升的能力，却没有人认为它能“俾清气既得上升，则浊气自克下降”，两者有什么区别呢，黄芪是升而补，桔梗是升而破，所以解表不用黄芪而用桔梗；同是胸闷气短，宗气不足的用黄芪，胸中有水痰淤等实邪的用桔梗。胸中有一些污浊阻塞，妨碍了气机的正常运行，就好像下水道被堵住一样，我们疏通下水道一般是从上面往下捅，也能疏通开，但有些费劲，如果有条件从下面往上捅开，就疏通的比较容易，有事半功倍的效果。桔梗上行，正好是从下往上疏通，捅开以后用枳壳从上往下冲刷，污浊还不被祛除了吗。我们常笼统的讲桔梗配枳壳，一上一下调理气机，更应该注意到它们善于通有形的实邪,和无形之邪相比，有形之邪可以在重力作用下自行向下排，只要用桔梗从下面给它松动开，污浊就可以流下去，加枳壳能够起到一个协助作用，不是绝对离不开，本草文献说桔梗能够下气，就说明了这一点。黄芪是升而补，升的是无形之气，气不可能自行往下走，所有的文献也没有黄芪能够下气的记载，以前曾经论述过张锡纯用黄芪配伍知母，它必须有知母的作用，才能云升雨降，让气机转而向下。因此，黄芪与桔梗虽然都能升，具体作用却是完全不同的。
黄连有清热作用是大家公认的，可是黄连用的时间长了，可能会有病人反映上火，我们一般用苦寒伤阴来解释，其实苦寒伤阴的解释有点笼统，具体来说应该是，苦（火）味伤阴，寒（水）性一般是不会伤阴的。药物一般都是气先行，味滞后，所以黄连用的时间短，主要体现出气的作用，表现为寒性；时间一长，味的作用就表现出来，表现为火热了。现在有些糖尿病人喜欢吃苦瓜，认为可以降糖，这种行为是否值得商榷呢？或许经过检测苦瓜确实有降糖的作用，但如果长期服用，等苦味的作用上来以后是否还有这种作用呢，就不一定了，可能会伤阴了。 善于用药者往往是或用其性，或用其味，而不是稀里糊涂的将性味混而为一。比如黄连有止利的作用，这种作用肯定是用的其苦味，不是利用其寒性，如果需要用黄连止利的话，大概需要久煎，用泻心汤那种冲服方法恐怕就不行了，这就是注意了性与味的分离。再比如半夏泻心汤与黄连汤的药物组成只差一味，但黄连汤证是寒热分处上下，所以只煮一次，不用去渣再煎，是取其轻清的寒热之气以分定上下，而半夏泻心汤是去渣再煎，取其重浊的苦辛之味以开泄痞满，可见虽然二方的组成差不多，但作用方向却差别很大。如果是性与味的方向一致，使用起来相对来说简单一些，如果方向不一致，就要设法通过服法或配伍来进行取舍。 临床也必考虑性味相合。如苍术辛、苦，温。辛能散，苦能燥，温除寒。合之性味，苍术多用于燥湿健脾，祛风散寒于。黄连苦，寒。苦能燥，寒能清，合之性味，清热燥湿，泻火解毒为其之长。合之性味为临床之常。性味分离为临床之鲜。药物配伍时可灵活运用。
太极拳家陈鑫曾经说过：“出奇在转关”，就是说直趟的运动是很平常的，只有转关处理的好，才能显示出拳术的“奇”。转关虽然很玄，我们还是要进行适当的分析。其实这种转折可以分为两种形式：第一种是运动速度逐渐减慢，以至于停止，然后逐渐向相反的方向重新启动，这样把方向转过来；第二种的模式有点象操场中的四百米跑道，直线跑到尽头后，顺接一段弧形，然后顺着弧形把方向转过来。很显然第一种方法中间有个停顿，第二种方法是连贯的，我个人认为人体中的气机转换应该是属于第二种的，第一种转换是属于病理性的情况——不能顺接，因为它中间有一个静止的阶段，这个阶段再短，它也是停了，一停顿就是二，而不是一了。 《伤寒论》中说：“阴阳气不相顺接，便为厥”，这里并没有说阴阳经不相顺接，所以不能简单的理解为手足末端的阴阳经脉不相顺接，而应理解为机体整体的气机不相顺接，即气机的升而不能顺降，或降而不能顺升，也可以说是由夏转秋，或由冬转春的环节不顺利，都能造成厥。我们看四逆汤证的厥是阳气力量不足，冬季不能转春，不能顺升，用附子是促其升，把气机接上；相反热厥是由夏到秋的转换出现了问题，气机升而不降，虽然实质是热证，但既然是阴阳气不行顺接了，外在就表现为厥冷，治疗当然是白虎汤，通过一清降，把气机接上，厥证自愈。其实“有余”除了白虎汤证的情况，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即四逆散证，我们一般把四逆散当作一个理气的方子，但如果从升降的角度来看，它是由柴胡的升和枳实、芍药的降组成的，寓有欲升先降，欲降先升的道理。四逆汤治疗的是“不足”引起的阴阳气不相顺接；四逆散和白虎汤治疗的都是“有余”引起的阴阳不接。 手足逆冷只是厥的表现之一，是狭义的厥，广义的厥应包括所有的阴阳气不相顺接的证，比如昏不知人的厥，也是阴阳气不相顺接造成的，大怒时气机过升，不能顺利的转折向下，就会造成昏厥；同样人突遇大悲大恐之事，气机过于下沉，不能顺利的转折向上，也常造成昏厥。再比如前面提到的四逆散，其原治症里有“泄利下重”，大家知道泄利下重是金木交争引起的，金木一争就会导致气机欲升不升，欲降不降，象两个拳击运动员搂抱在一起，僵滞在台上，不能顺利地你来我往的打拳，也表现出了“厥”象，这时需要四逆散这个裁判把他们叫开，所以泄利下重也是阴阳气不相顺接，可以归于广义的厥证。 人体的气机变化有量变和质变，量变时气机运行近乎直线，质变才是气机变化的关键，但质变又有生理性与病理性两种类型，生理性的质变，运行近似于圆弧，中间没有停顿，病理性的质变要经历一个停顿的过程，即阴阳气不相顺接，可以产生厥证。并且我们还可以知道，所谓的圆运动并不是一个圆，而是类似于四百米跑道的形状，夏冬两季是跑道的直线部分，春秋两季是跑道的圆弧部分。春夏同为阳，秋冬同为阴，即由春入夏同为升，由秋入冬同为降，不存在不相顺接的问题，不会出现厥，厥都是在转折点出现的。肯定是由夏到秋或由冬到春不能顺接，也既是由升转降或由降转升出了毛病，才能叫做是阴阳气不相顺接。
黄师说中医有两套理论，其实，说理的那套不一定是为了给病人信心... 在华夏论坛上跟踪樵翁先生的帖子，摘录更多的内容如下，里面珠玉散落，达者自识。 我们知道逻辑学可以分为演绎与归纳，对于演绎逻辑，我们最熟悉的例子就是中学时常做的几何证明题，即结论为真完全由前提为真来保证，演绎保证我们结论至少是与前提同样可靠的，对于一则演绎论证我们可以判断其为有效的或无效的，而对于归纳论证，我们只能判断其强弱，不能把归纳论证说成是有效或无效，通过归纳得出的结论永远是或然的，不是必然的。因为归纳论证是由若干个别的事例出发，进行概括。我们中医辨证和刑事破案是一个道理，都是归纳论证，其结论不能说完全有效会无效，只能说是强或弱。所以从接触中医的第一天起，老师就告诫我们不要给病人把话说满，要给自己留有后路。就是因为我们是归纳论证，不可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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