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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睦卿 一部人类的历史，煌煌数千年（此指有文字以来的历史），其内容无比丰富，头绪无比纷繁，作史者限于观点和阅历，只能从一已或一时代的眼光出发，记录之，评判之，因此，文字记载的历史（史书）永远只是一家之言，和客观存在的历史永远都不可能完全一致。西哲有言：“一切历史（史书）皆是当代史”（克罗齐）。在历史循环论者看来。“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部历史就是一部分与合的记录。“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英雄们在主宰着分与合的趋向，在书写着历史。在高唱“阶级斗争”的年代，一位伟人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亡了，这就是历史。”在经济学家眼里，人类的历史是一部生产力发展的历史，是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着人类历史的前进。文学家们则说，人类的历史是一部文学发展史，是文学记录了人类发展的历史，正如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鲁迅语），人言人异，众说纷纭，永远不可能一致。近代白话文学大师、大学者胡适之先生（他是新安江上游徽州府人）也曾感叹：“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说的都是人类的历史（客观的历史）无法复原，后人读到的历史（史书）都是作者眼（心）中的历史，不可能（实际上也无法做到）是百分之百的客观历史。这既是人类的无奈，同时也是史学的魅力所在。正因为历史充满了悬念和迷团，人们永远无法提出唯一正确的答案，不可能有定于一尊的历史“定本”，这才诱使一代又一代的人不断地用种种方式去破解，去说明，近年来各类讲史之书蹿红讲坛、书坛，便是有力的佐证。 对于严州历史的解读，也是如此。 迄今为止，尚无一本专门的《严州通史》，对于严州历史的描述和解读散见于各类方志和历代诗文著作中。但内容大多属于文学性的描写，描写对象也大多限于地方风物，属于空间的描述而非时间的记录，缺乏“史”的动感，尽管其中不乏精辟的警句，如“据浙江之上游，当瓯歙之逵道。”（宋?钱勰《浮桥记》）“锦峰绣岭，竞秀争奇；紫绿万形，掩映衣袂；巨浸奔涛，襟江带海；清流澈底，可鉴须眉。”（明?吕昌期《万历续修府志序》）“严之所以为望郡而得名者，不以田，不以赋，不以户口，而独以云山苍苍，江水泱泱，有子陵之风在也。”（宋?方建辰《景定严州续志序》）尤其是南北朝时期的大散文家吴均对严陵山水的传神描画，一直未能引起人们的注意：“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吴均《与朱元思书》）因为人们一直将其坐实为“富阳至桐庐”而被排除在严州山水之外。其实姑不论桐庐后来成为严郡的属县，而且此处“富阳”应为“富春”之误，系建德的代称。因为富阳至桐庐是逆行，是溯流而非顺流，是无法“从流飘荡，任意东西”的。这是特别令人遗憾的。一代名臣范仲淹，以其胸襟和识见，对严州的山水和人文作出了“潇洒”二字的定义，一口气写下了十首以“潇洒”二字打头的组诗《潇洒桐庐郡十绝》。大诗人杜牧任睦州刺史时，写下了名篇《睦州四韵》，其中有“有家皆掩映，无处不潺湲”的警句。这些名篇和警句，对于认识和评价严州，无疑有着极高的价值，以致传颂千古，但终究不是写史，难以提供动态的判断。 “修志与作史异，搜罗必广，年月必书，应足备后世史臣之采择。”（清?联绶《重修严州府志序》）史与志最大的不同不仅在于纵和横之别，更在于史书必须具有鲜明的观点，不仅有记录，还有议论、褒贬和评价，以体现作者的价值观。严州自古无史。如今一个“要求以中国为中心重新评价我们的‘现实’，进而重新评价我们的历史传统”，“文化上古今中外‘平视’的时代已经到来。”（曹锦清《哲学必须承担的责任》2008年12月19日《文汇读书周报》）我们可以也应该对严州的历史进行回顾与总结，以利前行。好在如今史书的模式早已被打破，每个人尽可以按照自己的眼光、兴趣为之，甚至戏说一番也无妨。故而试从另类的角度叙述我们严州的历史，错对与否，尚请博雅君子及读者诸公赐教焉。 一、严州的空间区位和历史沿革 空间区位即地理位置，是空间维度的严州；历史沿革是行政区划的发展变迁，是时间维度的严州。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把握，才能凸现出一个立体的严州来。 严州位于浙江省的西部，“据浙江之上游，当瓯歙之逵道。”瓯，浙南之温州；歙，皖南之徽州，即今之黄山市。逵，四通八达的的道路。可知严州乃浙中腹地通往浙南和邻省安徽的门户枢纽。严州是浙江省十一个传统州府之一。这十一个州府以钱塘江的区段为界；上游八府，下游三府，俗称“上八府，下三府”。下三府是杭、嘉、湖，上八府是宁、绍、台、金、衢、严、温、处。钱塘江全长605公里，流域面积4.88万平方公里，其中浙江省境内长360.68公里，流域面积4.2万平方公里，约占全省陆域面积（10.18万平方公里）的2/5。钱塘江的干流是新安江，新安江在严州州城梅城与最大的支流兰江汇合，以下称富春江、钱塘江。古时新安江和富春江之间（梅城至桐庐县城）还有睦江、严江、桐江、建德江、七里泷等名称。严州跨越新安江、富春江和兰江三江流域，总面积约8430平方公里，约占全省陆域总面积的1/12，在浙江省十一个州府中排名第七。位于三江交汇之处的梅城古镇，控制着上游新安江和兰江两江流域，包括金、衢、徽三府的全部和处州（今丽水市）、严州的部分，流域面积达3.8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整个钱塘江面积的3/4，有着丰富的农、林、矿产资源。在以水运为主要交通形式的时代，人流、物流穿梭往返，严州为必经之地，有着极其重要的经济地位和军事地位。 严州是皖南山区向浙东北水乡平原过渡的地带，地势由高渐低，多山地、丘陵，千里岗、龙门山和昱岭山三条山系汇合于三江口两岸，气势十分雄伟，森林覆盖面高达74%，被称为“锦峰绣岭，山水之乡”。 严州是浙江西部的门户，与安徽接壤，东面是金华，南面是衢州，北面是杭州，是千里钱江干流中间唯一的一个州府。是钱塘江中游的交通枢纽和军事重镇，有“严州不守，临安必危”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严州）之说。 严州的前身是睦州，建置于隋文帝仁寿二年（603），下辖新安（淳安）、遂安二县，州治设在新安县城，后又划入桐庐县（含建德）。由于州城地势狭隘，“崎岖不平，展拓无地”（唐?沈成福《议移州治疏略》），许多衙门只能设在江边的临时建筑中。加之地处偏远，滩多水急，舟楫难行，不断有上任的官员船覆人亡，“言之可痛，闻者伤心”。（同上引）建州后的49年，也就是唐高宗永徽三年（652），知州沈成福就向朝廷提出要迁移州治，建议迁到“地形高爽，当三江之口，五县之中”的建德。奏章上报后的第二年，雉山（新安县于隋大业三年（607）改名雉山）爆发了陈硕真起义，虽然很快被镇压下去，但移州之事也因此被搁置，这一拖就是45年，直到唐高宗死，武则天称帝12年后的神功元年（697），才付诸实施。从此建德成为严州首县，梅城是为府治，一千多年间一直未变。 五代十国时期，睦州是吴越国十四个军州之一。 北宋时，睦州属两浙路。宋徽宗宣和二年（1120）八月，睦州青溪县（雉山县后改名青溪）爆发了方腊起义。方腊自称圣公，建元“永乐”，提出了“是法平等，无有高下”的口号，得到了贫苦百姓的响应，很快打下了县城和州城，席卷江南六州五十二县。次年四月 ，在朝廷重兵夹击下，起义失败，方腊被俘。八月，方腊在东京（河南开封）就义。同年，宋徽宗下令，改青溪县为淳化县，睦州为严州，歙州为徽州。从此，直至民国改元，严州的名称和区划、治所都稳定未变。 需要说明的是，严州之名并不始于宣和三年，早在唐初高祖武德四年（624）.就曾在桐庐设过严州，但时间很短，三年后就撤销了。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统治被推翻，结束了中国二千多年的皇朝专制制度，各地州府称军政分府，严州称“严州军政分府”。第二年，撤销各地军政分府，各县直辖省政府，从此，严州作为行政区划的名称成为历史。虽然民国年间和建国后都曾在建德设过专署（行政督察区），但已不再沿用严州的名称。1958年，原严郡六县合并成建德、淳安、桐庐三县。1963年，三县划属杭州市，原严州的行政区划并入杭州。从此，严州的名称日渐淡化，被人们遗忘了。 1992年建德撤县设市，本来是一个恢复严州名称的好机会，省市地名部门也提出过改名严州市的建议，但被当事者所拒绝。从此，严州这一名称似乎被正式封存进了历史博物馆，很难再见天日了。 二、“稀逢贤太守，多是滴宦来”———放逐之地的严州 严州已经成为历史，但它承载着的丰富内涵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我们应该加以梳理和总结，进行发掘和研究，探索其发展规律，使之成为文化创新的精神财富。 纵观严州一千多年的历史，经历了一个由低到高再往低，然后再攀上一个新高度的M形轨迹过程。本文试从“放逐之地”演变到“放松之乡”这一角度来勾画严州一千多年发展变化的轨迹。 隋唐时期睦州建立之初，基本上是一个“放逐之地”。“稀逢贤太守，多是谪宦来。”（宋?范仲淹《新定感兴五首》）唐代名臣宋王景 和刘幽求，著名诗人刘长卿、许浑、杜牧，都曾贬任睦州地方官。当时的睦州，“万山环合，才千余家，夜有哭乌，昼有毒雾；病无与医，饥不兼食。”（杜牧《祭周相公文》）一派闭塞落后、萧条贫穷之状，被人视为畏途。“长安万里传双泪，建德千峰寄一身”（刘长卿《送耿拾遗归上都》）正是这些贬臣失意心态的写照，连来此游历的大诗人孟浩然也发出了，“建德非吾土，维扬忆旧游”（孟浩然《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的慨叹。 如果稍往上溯，更可以看出严州作为“放逐之地”的景况。三国时，东吴孙峻贬废太子孙和于始新（今淳安），后又被赐死，“妃张亦自杀，举邦伤焉”。（《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范仲淹贬职睦州时，这里仍然是一个“风物虽堪喜，民灵实可哀”（范仲淹《新定感兴五首》）的穷乡僻壤。在这里，他还真的碰到了一位由京城充军来此的一位守门老卒。这位老卒原是在皇帝身边“琼林苑”种花的“待诏”，也曾得到过皇帝的宠幸，但“一朝得罪，”贬来睦州，引起了同为放逐之身的范仲淹的强烈共鸣，挥笔写下了有“宋代琵琶行”之称的长诗《接花歌》。 南宋定都杭州，政治中心南移，严州成为近畿之地，从一个偏远州军一跃而成为京师门户、战略要地。“千车辚辚，百帆隐隐，日过其前”。《富春驿记》）朝廷官员、军队商贾、旅人物资，日夜往返上下，严州为必经之地。杨万里为严州教授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作序，就是在往河北临漳赴任途中经过严州而作；南宋初年的中兴四大将中的刘（光世）、岳（飞）、张（俊）三人曾在七里泷乌石滩下停船驻马，游览乌石寺题辞留念。这些历史故事，都说明南宋时期严州之繁忙与重要。送往迎来，苦了地方官吏，担任严州知州的大诗人陆游曾诉苦说：“桐庐朝暮苦匆匆，潇洒焉能与昔同。” （陆游《读范文正<潇洒桐庐郡十绝>戏作》）羡慕北宋时清闲的政务和潇洒的宦游生涯。 当时的南宋首都临安，“参差十万人家”，几十万军民官吏日用之物，除了粮食丝绸大多取自杭嘉湖以外，其余物资如柴炭茶漆、竹木石材，无不产自上游，由严州输入。编刻于南宋第二代皇帝宋孝宗淳熙年间的《严州图经》中就说，严州“惟蚕桑是务，更蒸茶割漆，以要商贾懋迁之利。”漆和茶是严州的两大特产，历来为朝廷贡品。所谓“涧水仙居共，窗风漆树寒。”（唐?贯休《寄乌龙山贾泰处士》）所谓“轻雷何好事，惊起雨前茶。”（宋?范仲淹《潇洒桐庐郡十绝》），对严人“蒸茶割漆”生产有着如实的描写。 酿酒是南宋时发展起来的行业，州府有酒务司专门掌管酿酒行业，收取税利；府衙中甚至辟有专门用于酿酒的酿泉。“人到严州不识田”“家家酒肆向江开”。（宋?杨万里《乌祈酒二首》）所产名酒潇洒泉被列为朝廷贡品。 大量的过往商船带来了丰厚的税收，为严州的繁荣兴旺奠定了经济基础。到南宋末年，严州已是“隔江三千家，一抹烟霭间”（方回《八月十五日二十日两至南山饮潇洒亭》）的“江左繁雄郡”了。 元代定都大都（今北京市），政治中心北移，严州的政治地位急遽下降。但是由于生产技术的提高，尤其是新的粮食品种如番薯、马铃薯、玉米等山地作物的传入，江南山区的开发加快，人口迅速增长，经济加速发展，物产涌流，作为钱塘江咽喉要地的严州，其地位和作用也随之提高。因此，有元一代，严州（元朝改天下州府为路，严州改称建德路）在江浙行省诸路中已跃至第四位，紧随杭嘉湖之后。 元朝末年，朱元璋兴兵淮甸，由皖南入浙，皖浙交界处的严州成为入浙门户。朱元璋派外甥率大将邓愈、胡大海攻取严州，并以此为大本营，经略两浙，在严州设浙江行省，任命李文忠为行省左丞，严州成为控制两浙的军事、政治中心。在明太祖平定东南的战略中，严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李文忠因功被封为曹国公，在开国功臣中名列第三，仅次于大元帅徐达和常遇春。严州也因此获得了建造半朵梅花城的殊荣，与南北二京仅差“半朵”，成为几百年来严州父老们津津乐道的吹牛资本。 明成祖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夺取政权后，迁都北京，但故都南京仍保留一套完整的中央机构，虽无实权，但也是“影子内阁”，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特有的“两京制”。由于严州距南京较近，有着特殊的军事地位和经济地位，加之明代徽商的崛起，带动了严州的发展，因此，有明一代，严州在浙江的排名始终位居第二，仅次于省会杭州。 清代前期，严州尚能保持全省第四的位置。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封闭的国门被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海禁不复存在，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科学技术被带入古老的中华帝国，沿海地区的发展明显加快。在近代资本主义理念的冲击下，固守儒家文化的徽商急遽衰落，严州的地位也迅速坠落，先降至第六位，后又降至第九位。 近代以来，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生产力发展十分迅猛，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沿海地区的优势进一步提高，山区严州愈显闭塞，尤其是公路、铁路等现代化交通形式的迅速发展，水运优势不复存在，凭借水运而兴的严州，地位一落千仗。最鲜明的对照就是，上世纪50年代，定海、岱山、普陀（嵊泗为1953年划入）几个原本归宁波下辖的小岛，上升为一个地级市———舟山市（这其中有当时台海局势的因素），而千年名郡严州，则被取消了行政建制，并入杭州市，浙江省仍为十一个地市。真如一句“沉东京，涨绍兴。”的老话所言，现在是“去严州，升舟山”了。随着1960年县治迁往白沙，州府和专署所在地的梅城古镇，从地区、州府降格为一个普通的乡镇，连降了三级。20世纪90年代，严州的水上客运完全停航（千岛湖水域稍迟了几年），货运也寥寥无几。由于两座水电站大坝的“封锁”，曾经给严州带来繁荣兴旺的黄金水道被彻底边缘化，如果不是日常生活、生产的需要，人们几乎忘记了它的存在。 三、从放逐之地到放松之乡的转化 “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在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红楼梦?好了歌》）放逐之地与放松之乡是一件事物的两个方面，在一定的条件下，放逐之地是可以转化为放松之乡的。 古代的放逐之地一般都是相对闭塞落后的地方，因为发展缓慢，现代化程度较低，从工业化的角度看，是落后地区，但从生态环境的角度看，因为未遭大的污染，生态资源保持良好，是开发绿色产业的好地方，又是一个“先进地区”了，可以说是“因祸得福”，为今天发展休闲养生业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另外，从文化积累的角度看，放逐现象带来的后果和影响也是两方面的。遭遇放逐固然是人生失意之事，但沉入基层，深入民间，可以看到社会底层的真实情况，经历人生的磨练，又何尝不是一件好事，一种收获。历史早已证明，苦难可以提高洞察历史、体悟人生的能力。“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一部文学史乃至文化史，多少精品佳作出自放逐人之手。可以说，严州之所以有这么丰厚的文化积淀、文化遗产，还要感谢历代的贬逐之臣。放逐文化实在是严州的一大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很好地去研究和发掘。 另一方面，避难、隐居是广义的放逐。避难、隐居之人看中的正是这里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人文氛围。严州之得名即由大隐土严光而来。至于流传至今的伍子胥、朱买臣的逃难故事乃至纪念他们的地名，以及在此生根落脚者如诸葛亮、范仲淹等名人后裔，更能说明严州实乃一上佳的放松之乡也。 四、建设放松之乡的机遇和可能性 当然，古代的隐居、避难之地并非就是现代意义上的放松之乡。现代意义的放松之乡不仅必须拥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基础，还必须拥有快捷的交通和良好的服务等现代化的物质和文化基础。更重要的是必须具有现代意义的休闲观念。山水之乡严州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用现代的眼光和要求来看，严州成为放松之乡的条件已日益成熟。单从建国后60年间的历史变迁看，严州地区在向放松之乡的转化过程中，至少经历了四次大的机遇。 （一）、1955年全国最大的水电站新安江水电站在建德动工兴建，并相应恢复建德专署，“新安江”成为新时期的严州品牌，响彻大江南北，甚至名播海外，这是重振严州雄风的第一次历史机遇。 （二）、1963年原严郡六县并入省会杭州，从形式上看，严州的建制彻底消亡，但融入省会无疑极大地提升了三县的地位，使得三县有成为“杭州后花园”的可能。 （三）、1982年，大部分在原严州境内的首批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新安江———富春江”风景区的设立，使得严州三县再次成为全国关注之处。随着“两江一湖”品牌的打响，也为建设“放松之乡”拿到了“入场卷”。 （四）、2003年杭千（杭新景）高速公路的建成通车，使得严州地区全部纳入杭州市1小时公路圈内。对加速开发山区资源、融入中国最发达的“长三角”现代都市群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为外界进入“放松之乡”提供了快捷的通道。 近日报载，杭（州）黄（山）高（速）铁（路）即将投建，届时，杭州到黄山只需一个小时的车程，杭黄高铁将黄山、“两江”和西湖三个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连在了一起，这对于实现“放松之乡”的梦想无疑是强大的动力。 在全球自然资源日益衰竭、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今天，如何保护和发掘文化资源，发展新型的、可持续发展的、拥有民族特色和地域优势的文化创意产业，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而文化创意只有也必须在传统的文化基础上进行。我们必须用创新的眼光观察世界，看待家乡，思考问题，评价资源。将“潇洒溪山”“锦峰绣岭”建设成放松之乡、休闲之地、人间仙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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