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民族自称华夏子孙，其“夏”在世界文明历史中得到肯定，而其“华”在中国历史中只见传说未见记述。本文真对中国北方具有典型意义的红山诸文化遗址的考证，凭借出土文物的信息来弥补古代文献之不足，纠正讹误。探求从氏族公社到奴隶制初期北方部落的社会发展；论述了部族领袖（三皇五帝）与其徽识图腾源流，陶文图案和神圣玉符与古燕国的关系；结合史料与史实案例，拟求在理论方面探索民族的起源及发展的史前史，这对于前置中华文明到五千年，具有理论意义和支持作用。
关键词：红山文化 华夏氏族 部落方国 文明起源 前置文明史 三皇五帝
从廿世纪卅年代起，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起源问题就被中外考古专家提出质疑，甚至尖锐批评。为此，多少志士仁人踏遍神州，历尽千辛万苦，探索求证。半个世纪过去，收效甚微。在红山文化发掘之前，中国文明史的地下考古可资证明，支持年代只有四千。而夏代以前的历史追溯，主要凭借人云亦云类的传说和凤毛麟角般的文献推测，自然是存疑勿论者多，以理物服人者少。所以，国际上只承认中华民族形成国家的时期，是在四千年前的夏代，这就比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的埃及文明晚了1500年，比印度文明也晚近千年。至于夏代之前的华氏民族，乃至三皇五帝的来龙去脉，均无考古佐证，就只能停留在传说阶段。诸如此类，都像谓之曰“龙的传人”一样，有其流而未见其源。
红山文化却以不争的事实证明：我华夏民族的起源与有序承传。并表明早在五千年前，北方的华夷部落集团早于夏朝在先。这不仅将中华文明之根源确切地前置了千余年，而且，在世界文明史上可与埃及的金字塔、印度的河摩亨觉达罗古文明媲美。
一，搜寻华夏之“夏”，追溯文明源头
根据大量文献载记，中国史前的上古传说时代，是以三皇五帝为主线来叙述历史。虽然记述较乱，众说纷纭，但梗概类似，尚可梳理。据考，传说中演绎成份自然较多，其情节也不是完全凭空臆造，而是当时的重大事件发生后，人们只能靠口述流传其梗概，就在这种传播的过程中，有意无意之间夹杂了感情色彩，后又被文人史官按他们的理解记载于史料文献中。当然，有些史料难免人云亦云，或有些讹传成份，这就需要考证、求真，而出土文物所带来的考古信息则最为忠实。当然，对于原始资料的理解、发掘和利用程度，就看学者的水平和世界观了
（1、1）新石器时代典型考古文化与存续年代
我国上古时代的传说，可追溯到中原地区的皇帝和夏代。在此之前的三皇时代，则更为渺茫。对于这一历史阶段的探求，顺应惯例也初步定位于北方中原地区，既是黄帝的生长之地。所谓三皇五帝与之年代接近，再结合地层信息反求证之，比对文献史料，方能大致速写出清晰轮廓。
就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的考古文化而言，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前3000年）是母系氏族公社阶段；大汶口文化（约公元前4500—前2300年）是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直到氏族解体的社会阶段；龙山文化（约公元前2800—前1800年）是父系氏族社会阶段。此外，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是以农耕文化为主要特征。如，河姆渡文化（约公元前5000—前4000年）和良渚文化（约公元前3300—前2250年）。这类文化的领袖人物——黄帝，代表了中国史前的整个社会文化综合。
与此相提并论的是北方的考古文化。红山文化则是复合形的综合文化，各历史时期和类型的文化现象相互叠压、交织。从跨越的时空来看，最早的距今近约万年；最晚的约为3500年左右。其统辖区域广阔，遗址多达数千，所涵盖的文化内容博大精深，初露端倪已令人刮目相看。尤其是在这片土地上，从旧石器时代的洞穴遗址、远古人类化石出土，到红山诸文化初期发达的农耕文化及其石制农具的大量出土，经过鼎盛时期带有宗庙性质的公共建筑，发展成为末期奴隶社会联邦制山城建筑的方国，这些都表明了中国北方史前文明与中华民族的起源密不可分。因此，苏秉琦教授撰文称之为《中华文明的新曙光》⑴，这也是学者们都把探求中华民族的源泉目标直接指向红山诸文化的主要因素。
（1、2）北方地区旧石器考古文化典型例举
自从1921年震惊世界的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发现以来，在我国的华北地区、西南地区都陆续发现有重要的人类化石及其遗物。但是，在辽阔的东北地区（红山诸文化的分布区域），是否也存在和北京（猿）人同时代的早期人类活动？对于这个问题，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早的最靠东北部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洞穴遗址——本溪庙后山，才能给予明确答案。换言之，在红山诸文化的分布区域内，存在着的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活动遗址，它们与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在客观上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也因此构成了理论基础与证据链条。
在红山诸文化的分布区域内，现已发掘的旧石器时代重要遗址有：北京周口店、喀左鸽子洞、营口金牛山、海城小孤山、本溪庙后山等等。除此之外，在红山诸文化的中心地区——建平县，也曾经发现过远古人类化石出土的信息⑵。这说明了北方文明包括红山诸文化在内，亘古以来，就是先民的生息之地，也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①周口店北京（猿）人：（Homo erectus pekinensis{Sinanthropus pekinensis}）经古地磁法测定：绝对年代不少于69万年，地质年代属于更新世中期。第一个头盖骨于1929年发现，此后又发现了40个以上个体。其形体具备现代人的形式，群居洞穴，以狩猎为生，使用的工具是石器和骨器，已知用火。是目前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最原始的人类遗骨之一。
②喀左鸽子洞：位于辽宁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水泉乡西地村，紧靠大凌河西岸的西汤山峭壁上。该洞是地下水溶蚀作用而形成的天然溶洞，分上中下三个。主洞18㎡，进深15M，居高临水，宽敞向阳，遮风蔽雨，温暖防风。洞内出土了四件人骨化石及300多件旧石器，分砍砸器、刮削器、尖端器，多为石英和燧石打成。该洞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距今约十万年，被联合国科教文卫组织列为科研四号，已经编入中国历史教科书。
③营口金牛山：位于辽宁省营口县西南8公里的永安乡西部金牛山。1984年发掘，是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洞穴遗址，出土罕见的远古人类化石50余块，集中分布在1.6㎡的范围内，系一男性的“金牛山人”，测定距今年代为28万年左右。“金牛山人”的价值在于：对于研究和解决直立人（猿人），向早期智人转变——人类进化的关键例证，填补了人类学发展系列的缺环。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高度重视，其发现被誉为“世界十大科技进展之一”。⑶
④本溪庙后山：位于辽宁省本溪县山城子乡山城子村的庙后山南坡，是一个天然的洞穴。1978年发现，1980年试掘，1982年完成。本溪庙后山的科研成果证明：早在中更新世的晚期，人类已经分布到了辽东地区。其旧石器制造技术，是采用锤击法生产石片后，修理台面。刮削器制造较精美，少见刃缘呈锯齿状。打制骨器简单。其人类化石较少而动物化石较多，据测定：人类化石距今年代约为24—14万年左右，是已知东北地区人类化石中年代最早的。本溪庙后山的发掘表明：旧石器时代中期，人类已经掌握了各种石性，并按其不同的石性加工成石器。其中，修理成带有把柄的砍斫器是其特色石器之一。⑷
二、华夏之“夏”，与各部族集团的形成
（2、1）北方地区史前考古文化的重大发现——红山诸文化
中国北方新石器考古文化首当“红山文化”。红山，位于内蒙古东部赤峰市郊，按考古学习惯以其初发地命名的原则，此类文化因首次发现于赤峰的红山后遗址而称之。赤峰在历史上曾隶属于热河省、辽宁省管辖。按地质学解释：赤峰（红山）系燕山运动迫使钾长石、石英、黑云母等花岗岩中的钾含量过半，故山峰红似火，闻名于世。目前，所谓红山文化的概念已经外延，因为，随后发掘的各个同类型的文化相互传承，叠压，影响。所以，严格地说：红山文化应该称为“红山诸文化”，既是中国北方独具特征的复合型新石器考古文化。
在此红山先民的活动范围内，有旧石器时代猿人向早期智人转变的古人类化石标本出土地——营口金牛山；有能够加工精美实用旧石器的原始人类洞穴遗址——本溪庙后山；有旧石器时代原始人类居住的石屋——喀左鸽子洞；也有大量沿着河流遍布的原始艺术杰作——岩画群；加之沿老哈河流域及上游英金河、阴河地区，密布几十座具有防御性的石城遗址，不仅表明红山文化末期——夏家店下层文化，早在四千年前就已经开始建造称之为“长城原型”的古城，而且也证明了彼时该地域已经进入了城邦式的奴隶制地方国家阶段。
就其意识形态而言，其文化核心位于辽西地区的东山嘴和牛河梁，及近在咫尺的内蒙古敖汉旗，以此向外围辐射，四面八方均有重大遗址发现。简单地说：红山诸文化的分布相当于热河全省，是以西辽河流域、大凌河流域及上游最为密集。其主要遗址有：东山嘴（喀左县）、四家子（内蒙古敖汉旗）、沙锅屯（锦西县）、五十家子（建平县）、红山后（内蒙古赤峰市）、东寨⑸（河北省迁西县）、盘锦市郊（盘锦市）、胡头沟（阜新县）、下伙房（河北省围场县）、三星他拉（内蒙古翁牛特旗）、那日斯台（内蒙古巴林右旗）、坤都岭（内蒙古开鲁县）、尖山子（内蒙古巴林左旗）、康平县郊（沈阳市）、上宅⑹（北京市平谷县）、新艾力（内蒙古科左中旗）、庙子沟⑺（内蒙古察右前旗）……。
在此辽阔的区域之内，各部落以部族为领袖，最终形成了联邦式的奴隶制北方强国，由此而来也开始了与中原地区各王朝之间的碰撞、融合的漫长岁月。这一在北方历史中，以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因领地意识而表现最为突出的矛盾，直到女真人统一北方各部，于盛京（沈阳）称帝，入主中原后的清代王朝为止，才使得冲突地区（红山文化中心地带）矛盾缓解。由于该地域特殊的地理位置与背景，在文化方面，相互促进，对立统一，构成了中华民族的主流部分。
（2、2）中国史前北方主流文化体系
考古发掘至今卅多年来的成果证明：中国史前存着在两大文化区系，即中原古文化（黄帝及其夏氏朝代）和北方古文化（昊帝伏羲及其华夷集团）；而北方古文化又是由红山诸文化和河套文化组成的。红山诸文化的端倪，在《中国考古学年鉴》里称之为“小河西文化”，（千斤营子类型）距今约近万年，是东北地区最早的集渔猎、畜牧、采集和农耕为一体的原始文化⑻，该部族后来的领袖就是集农耕技术与智慧为一体的神化人物——炎帝神农氏；其末尾（小河沿类型）距今4500年左右，可表明西辽河、大凌河流域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⑼，其领袖人物——昊帝伏羲，及其所在地的部族——太阳部落、凤鸟部落、夔螭部落等，其部落联盟构成了当时强大的北方部族国家——华夷集团。
从原始社会末期到奴隶制初期，华夷集团的进步与强盛是有案可考的，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孤竹国（其前身是华夷集团的部落王国之一），孤竹国国都的重镇——今喀左，就出土了87件大型青铜文物，足以说明史书中称之为“蚩尤”部族是一群“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的凶悍部落（孔子《三朝记》），也正如《管子》所言：“蚩尤受庐山之金而作五兵。”此孤竹国的领地，包括今八百里旱海的翁牛特旗一带的沙漠；在孤竹国并入燕国领地之前，经历了由强盛到衰败的过程。当然，有的部族（如农耕部族）南下迁徙之后留守中原，成为后来华夏民族的一部分；也有的中原部族移民（如东胡族）北上迁徙，融汇于游牧民族之中，成为后来北方主要民族之一。
红山文化中间的阶段（红山后类型和东山嘴类型）距今约6500—5000年左右，则正是红山文化发展高峰期，其中的太阳部落，就与昊帝伏羲氏有关，其部族后裔仍然活跃在北方草原上。纵览整个红山诸文化，始见于万年左右，以“兴隆洼”文化为特征；其结尾分流为：以“小河沿”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为代表，分别具有两种不同特征的文化现象。值得注意的是：以敖汉旗为核心地区出土大批反映“燕”、“鸟”（凤）造型与题材的各种文物，其去向都与“古燕国”的文化现象密不可分，尤其是具有语言意义的七个陶文符号⑽，其中的“卍”符和象形文字“燕”的描写，都与光明的涵义和燕鸟的寓意密不可分，或许是“古燕国”前期文化的主要成份，用形象思维能力，通过象征性手段，以陶器为载体来传达表述其族徽的意义。而这一带被华夷集团所统辖的各领地，就分别是太阳部落和凤鸟部落，而贯穿始终的族徽——龙，就是夔螭部落留给我们的玉神之器。
红山文化的末尾，当时的年代与中原文化年代比较而言，相当于商代的早期——西周中期。遗憾的是：北方游牧民族注重现实生活的质量，而不善于舞文弄墨记录历史，所以说，红山诸文化的考究只能靠地层关系和民族习俗的溯源，而符号及文字的考绩正是其软肋弱项所在，何况是彼时正处于文字的初创阶段。总之，红山文化前后上下持续的时间较长，后因交融、汇合了其他文化的影响而异化，而自身的文化现象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另外两种新的文化表象，并以游牧民族文化和农耕民族文化的对立统一而分割自治的复合型文化现象，进而过渡形成整个北方的综合文化。
小结：红山诸文化中所呈现的宏伟建筑的女神庙、金字塔式祭坛、唯玉是葬的积石冢群，以及红山诸文化末期建造的众多的山城遗址，出土那些体现该地域发达的农耕和牧猎文明先进的信息，均所无疑地证明：红山诸文化的后期阶段已经发展并成为联邦式的奴隶制北方强国，很有可能这个先于夏朝的“华夷方国”——联盟部落，就是华夏民族中的“华”。当然，在此之前可能是由一些较为松散的联邦部落，后逐渐过渡成为并称其为“华夷集团”的部落联盟式地方国家。由此对应其传说中当时的三皇五帝，可以臆测：在中原黄帝统一各个部族之前的其他部落的领袖人物，就可能是红山诸文化中主要部落的首领，而炎帝神农氏和昊帝伏羲氏等著名的酋长，就是被称之为“华”、“夷”、“蛮”、“戎”等北方少数民族部落集团中被神化的领袖人物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