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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等最为灿烂辉煌的古代文明中，中华文明不但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 ，也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明。她自远古而来，绵延不断、一脉相承直至今日。 参阅柏杨的《中国人史纲》，依据地图简述中国古文明起源的几大区域。 附不同时期中国全图。 在中华民族辽阔广袤的神奇土地上，关于天地形成、人类起源一直流传着很多古老的传说，盘古开天辟地的故事当是流传最广的吧。 传说在天地还没有开辟形成以前，宇宙就像是一个大鸡蛋一样混沌一团，里面没有光亮，没有声音。有个叫做盘古的巨人孕育其中，在这个“大鸡蛋”中一睡就是一万八千年。渐渐地，巨人苏醒了，发现周围一团漆黑，他再也无法忍受这暗无天日的生活，大吼一声，大臂一挥，抄起一把巨斧，狠狠地向四周砍去。此斧拥有开天辟地，穿越太虚（宇宙）之力，威力无穷，为传说中的上古十大神器之一。 随着天崩地裂的一声巨响，“大鸡蛋”碎了，千万年的混沌黑暗被搅动了，其中轻而清的东西慢慢上升并渐渐散开，变成了湛蓝的天空；而那些厚重混浊的东西慢慢地下降，变成了脚下的土地。 从此天地变得异常开阔，盘古站立其中，异常兴奋，然而同时巨人也很是担心天地再合拢起来变回以前的样子。于是他就日日用手撑着青天，双脚踏着大地。如此这般，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这样又过了一万八千年，天越来越高，地越来越厚，盘古挺立其中顶天立地，最终竟成为了高达九万里的巨人。 盘古凭借神力终于将天地开辟而出，然而屹立于天地之间的巨人最终还是劳累而亡。盘古临死前，他嘴中呼出的气息变成了随四季飘飞的云彩；声音变成了天空的雷霆；他的左眼变成了太阳，右眼变成了月亮；头发和胡须变成了浩瀚夜空中的繁星；他的身体变成了东、西、南、北四极和雄伟的三山五岳；血液变成了奔腾的江河；筋脉变成了宽广的道路；肌肉变成了肥沃的农田；牙齿、骨骼和骨髓变成了地下丰富的矿藏；皮肤和汗毛变成了大地上繁茂的草木，汗水变成了甘甜的雨露。 盘古神话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明的见证，是我们国家保存最原始、最完整、最古老的创世神话。巨人盘古也因为开天辟地的丰功伟绩受到了以后人们世世代代的敬仰。 盘古开天辟地之后，世界上还没有人类。那最初的人类从何而来呢？我国古代还流传着女娲捏土造人的故事。 巨人盘古死后，天高地阔，莽莽原野之上，山川草木，生机勃发。这一日，天上有位大神女娲在空旷的大地上四处游荡，面对山峦叠嶂，江河奔流，丛林茂密，草木争辉，女娲却有说不出的寂寞。她颓然坐在黄河边，，茫然对望着河水中自己的影子，看到河水中映照出自己姣好的容颜，不禁心中一动，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顺手抓起身边的黄土，照着自己的样子，几下就捏出了个栩栩如生的小泥人。女娲小心地把小泥人捧在手心上，扬起脸，轻轻地朝着小泥人吹了口仙气，于是小泥人活起来了，围着女娲又蹦又跳。女娲高兴极了，越捏越起劲。捏得双手都麻木了，但捏出的小泥人分布在广袤的世界中仍然显得非常稀少。于是她找来一条藤蔓，伸入河底的泥浆中，沾上泥浆朝着地上四处挥洒。结果点点泥浆变成了一个个小人，女娲再轻轻地吹一口气，这些小人也都在她身边欢呼雀跃了起来。 从此，茫茫荒原上有了人的身影，世界变得更加生机勃勃了。就这样，中华大地上最早的人类被大神女娲创造了出来。 在中国，盘古开天辟地和女娲造人的故事流传久远，反映出古代先民对天地形成、人类起源等问题最为原始的思考与探索。和我们中国一样，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有关于人类起源的神话，在所有人类起源的神话传说中，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圣经》中的“上地造人说”。 《圣经》上说：上帝耶和华是宇宙间唯一的神，是他创造了天地万物，使一切都欣欣向荣。接着上帝又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进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为了有生气的人，成为了这个世界上的第一个人，他的名字就是亚当。耶和华让亚当负责管理地球上的一切飞禽走兽，同时为亚当在伊甸建造了一座花园。亚当一个人住在伊甸园里，很是孤单。于是耶和华就趁着亚当熟睡的时候，取下了亚当的一根肋骨，并施展魔法将肋骨变成了一个美丽的女人，这个女人就是夏娃。亚当、夏娃繁衍后代，成为了现在人类的祖先。 千百年来，人们对这一说法深信不疑。直到19世纪中叶，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出现，“上帝创造人”的说法才受到了挑战。随着科学的发展和遍布世界各地的古人类遗址与遗迹的考古发现，“人是从古猿变来的”，成为了最为人们普遍认可的人类起源假说。但地球幅员辽阔，人类的起源地到底是在哪里呢？ 现在比较公认的观点认为，大约500万—100万年前，生活在非洲大草原的南方古猿是人类的始祖。 我们中国也是人类发源的重要地区，古人类遗址和遗迹遍布南北各地。依据古人类发展的各个阶段，按图索骥，下面选取一些祖国境内最为著名的远古人类文化遗址，一一加以介绍，从而尝试揭示中国远古先民起源的大致面貌。 北京房山周口店龙骨山——拥有古人类研究史中最为动人的发现 从北京城区出发，向西南方向车行大概 小时之后，我们可以找到一处属于北京的世界文化遗产，这就是 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博物馆。要想了解旧石器早期的人类文化遗存，来这里参观是最合适不过了。 考古学者按照人类使用工具的材质，把人类历史的最早期称为石器时代。 石器时代一般划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 旧石器时代，从距今二三百万年前开始，到距今一万年为止。这个时期，人类开始出现，并且普遍使用打制而成的粗糙石器。 在祖国辽阔广袤的土地之上，迄今为止发现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有数十处之多。从分布情况上看，北起辽宁、南及云南、西至陕西、东到安徽都有考古发现，特别是黄河、长江两大流域较为密集。其中最重要的发现有非常著名的云南元谋人、陕西蓝田人、周口店北京人等。 附《中国旧石器时代遗址分布图》 一大批猿人遗迹遗骸的发现，不仅为世人研究人类起源和中国远古人类的状况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而且说明早在200多万年以前，中国境内就有人类繁衍生息，中国历史厚重的序幕也将徐徐展开。这其中北京房山周口店龙骨山的北京猿人遗址是旧石器时代早期资料最为丰富的遗址。 附《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分布图》 北京人骨骼化石是在北京西南房山县周口店的龙骨山发现的。根据考古学家贾兰坡的研究，周口店自宋代以来就出现了“龙骨”，以后历代不断将其作为药材出售，因此此地被称为龙骨山。而龙骨也并不是什么天赐神物的骨骼，实际上就是古生物和古人类的化石。 清末以来，西方一些学者已经开始对周口店的“龙骨”有所研究，民国初年开始了小规模的挖掘。1921—1923年，考古工作者曾在这里发现了两枚猿人牙齿化石，逐步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1927年，在龙骨山正式开始了考古发掘工作，当年又发现了一枚牙齿。瑞典古生物学家将其命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简称“北京猿人”或“北京人”。1929年，中国年轻的考古学者裴文中在龙骨山一个狭小的洞穴中，发现了一个完整的头盖骨，立即轰动了整个世界考古学界。 1929年12月2日下午4点，一个注定要写入古人类学研究历史的重要时刻，裴文中发掘出了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这是一个比现代人的头盖骨要厚重得多的猿人头骨，他一直沉睡于地下，最终穿越了50万年的光阴来到了我们的面前。 附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1929年初冬时节，工作人员在发掘过程中，突然看到一个小洞，洞口的裂隙窄得只能容一人出入。裴文中和一位工人一起，腰里系着绳子、由外面洞顶的人拉住、小心翼翼地悬吊下去以探虚实。结果令人喜出望外，发现里面埋藏有大量的化石。当时已经到了11月底，天气异常寒冷，本来已经到了应该收工的时候了。但是见到这么多的化石，裴文中决定把工作再延长几天。 当时的人恐怕谁也不会想到，这段小小的裂隙延伸和裴文中的这个临时决定却带来了几天后的一个惊世发现。 关于裴文中发现第一个头盖骨的经过，著名考古学家贾兰坡先生在《中国大陆上的远古居民》一书中有过这样的描述：“12月2日下午4时，太阳已经西沉，洞里光线特别黑暗，在蜡烛的微光下进行工作，气候寒冷，虽然工作人员的锤镐声叮当作响，但是周围的空气仍然沉闷。忽然发掘技工刘义山找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这样的东西过去还从来没有见到过。经领导这一发掘工作的裴文中看了以后，喊道：‘是猿人’，这一声喊，惊动了所有工作人员，都惊讶地围绕过来。头盖骨一半埋在土中，天已经开始晚了，是今天把它挖出来，还是等到明天再挖，在裴文中头脑中不知转了几个弯，最后还是决定当天把它挖出来。一年多以后，当大家谈起那时的心情时，还说：‘谁还能捱得过那一晚呀！’” 头盖骨刚挖出来的时候很潮湿，一碰就破。裴文中便和两位技工一起夜以继日地生起炭火盆来烘烤它，烤干后用水糊上几层厚厚的绵纸，再糊上石膏麻袋片，然后再把它烤干。等到外面的石膏变得干燥坚硬以后，裹在里面、被石膏壳牢牢包裹住的化石就不会轻易被损坏了。 最后，裴文中把包藏有北京人头盖骨的石膏壳用自己的两床旧棉被再十二万分小心地包起来，最后用褥子毯子象捆行李一样地捆好。12月6日，怀抱着这包裹有稀世珍宝的特殊行李，怀抱着一份难以抑制的激动心情，一路颠簸，乘长途车亲自将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送进了北京城内的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 照片：裴文中怀抱北京人头盖骨 从开始发掘到1966年5月，周口店的考古发掘工作取得了斐然成就。“北京人”的发现揭开了人类历史的序幕，一出土就震惊了整个科学界：在一个不大的范围之内，大约有3万立方米的堆积物，分属于四十多个不同性别和年龄个体的6个头盖骨，15个下颌骨，153颗牙齿，10万余件石器，丰富的人类用火遗迹以及大量的古脊椎动物化石，代表了一个相当完整的古人类群体，堪称世界同类遗址中的奇迹。 从对已出土的40多具猿人个体化石的复原中我们可以逐步揭开北京人神秘的面纱。 附北京人头部复原像 北京人身材比较矮小，男性平均身高约1.62米，女性平均身高约1.52米，四肢与躯体基本与现代人相似，能够直立行走，只是他们的脑容量大约只等于现代人平均数的80％，而且在容貌上呈现出了一些古猿的特征：头骨低平，眉脊明显突出，象房檐一样遮盖着两眼。面部和嘴巴向前突出，下巴仅有微弱的痕迹。此外，根据对已经发现的大约属于38个猿人化石的统计，除了其中16人不能鉴定死亡时的年龄外，在其余22人中，大约有38.2％的人死亡时还不到14岁，大约13.6％的人死于15～30岁之间，另有大约13.6％的人能活到40～50岁，只有一个女人活到50多岁。 与上述猿人化石同期出土的还有大量的石器。北京人制造和使用的石器，大部分是用鹅卵石（又称砾石）打制而成的。根据形状和用途，可以分为砍砸器、尖状器和刮削器。砍砸器用来砍伐木柴和狩猎用的木棒，刮削器用于刮削木棒，尖状器用于割削兽皮等等，也可以用来挖去树木中的昆虫。周口店附近有辽阔的平原和起伏的山岭，附近松柏参天，还有高大的桦树、栎树和朴树；朴树生长着一种小球似的果实，吃起来有香味，是北京人的一种美味；在果实累累的秋天，他们常常成群结队到山涧采集，到了冬季他们就用石器挖开冻土，寻觅植物的块根。北京人能够比较顺利地获取鹿类，还能机智地利用群体的力量捕获大的野兽和飞禽。（伴你学） 同时，在北京猿人居住的洞穴中，发现有面积较大而且较厚的灰烬层，灰烬层最厚处可达6米，灰烬中还有被烧过的石头和兽骨的遗迹以及不少朴树树籽。考古学家贾兰坡在《中国大陆上的远古居民》一书中，曾这样描写了北京人用火的痕迹：“就在这一层的红、黄和黑色的泥土中，还发现了许多烧过的骨头。在黑土中还发现过一块木炭。石块也有被烧过的，由于燃烧，有的还砸开了裂纹。黑色物质经化学分析证明为草木灰无疑。经过这一年的发掘和发现，证明北京人不仅创造了石器，也已经会使用火。……北京人遗址的一个小小角落——鸽子堂，不仅是他们制造石器的场所，也是他们生活的地方。既在这里居住，又在这里烧烤食物，简直地说还得承认是他们的‘厨房’”。 北京人用火的火种是从何而来的呢？据专家推测，最大的可能性是取自自然界的野火。自然界产生火的原因很多：雷雨天电闪雷鸣可能会使林木燃起熊熊烈火；秋冬季节枯枝败叶堆积过久也可能自燃……偶然之中，北京人走进大火过后的森林，不经意间拾起葬身于森林大火中的动物残肢，用火烤过的肉，味道自然要比生肉鲜美的多。从此，北京人发现了火的好处，并开始尝试着把火种引进洞穴之中。 那么北京猿人是怎样保存火种的呢？据推断，可能是有专人不断地在火堆上添续干柴以使火堆持续燃烧，暂时不用时就用石块或泥土簇护，以使炭火不熄，等待用火之时再扇风或用口吹，使其复燃。有了火种，北京人就可以用火照明取暖、烧烤食物、抵御野兽，维持着种群的繁衍…… 总之，“北京人”化石的发现，使周口店遗址成为同时期古人类遗址中材料最丰富、最系统、最有价值的一个。由于同时期人骨化石极其稀少，周口店遗址是当之无愧的人类远古文化的瑰宝。因此，“北京人”的发现，被国外学术界誉为“古人类研究史中最为动人的发现”，是20世纪古人类学界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正因为周口店在当今世界古人类研究中享有不可动摇和取代的地位，所以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确定它为“世界文化遗产“。而在周口店遗址中，相继被挖掘而出的6个较为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无疑更是宝中之宝。 然而从1929年第一个头盖骨挖掘到今日，将近一个世纪之久，世事无常，沧桑变迁，6个完整的头盖骨，到现在就只剩下一个了，其他5个，由于战乱，在1941年神秘失踪。之后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苦苦寻觅中，依然了无踪迹。对于近代中国，这又是怎样一段令无数国人扼腕痛惜的往事呢？ 从1929年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被挖掘而出到1936年，经过考古工作者和工人们的辛勤劳动，在龙骨山遗址中，共发现5个较为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 就在周口店遗址的发掘工作不断有新发现的时候，1937年7月7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两天后，即7月9日，周口店的发掘工作被迫停止。 周口店发现的所有人类化石以及一些灵长类动物化石一直都保存在美国人开办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内。这家医学院位于北京市东单三条的胡同内，由一系列宫殿式建筑组成。当时的解剖科设在Ｂ楼，Ｂ楼的底层有一间研究室，北京人化石就收藏在这间研究室的保险柜里。 1941年由于日美关系日趋紧张，为了使“北京人”头盖骨这批稀世国宝不被毁于战乱，中美两国负责周口店发掘工作的负责人经过反复磋商，并得到当时国民政府的批准后，决定将“北京人”化石转移到美国自然博物馆暂存，等战争之后，再运回中国。 古人类学家胡承志是最后一位见到“北京人”头盖骨的中国人，他当时在协和医院新生代研究室做技工，包括“北京人”头盖骨在内的一批周口店化石都是由他亲手打包装箱的。 装箱过程很考究，先将头骨化石用擦显微镜镜头的细绵纸包好，再用一般软纸包上；然后，用洁白的医用吸水棉花裹住，再用粉莲纸包上；再用医用细纱布一层层地在外面包好，然后装进小木盒里，木盒内周围六个面都垫着数层具有弹性的黄色瓦垄纸，最后，用吸水棉花将小盒塞满。小木盒一一装进大箱后，大箱内的空隙再用木丝填充，装好的箱子最终被送到协和医学院总务长博文的办公室。之后箱子在送到总务长办公室的当天就被转移到Ｆ楼４号保险室里，过了一夜又被运走。然而谁也不会想到，这一走，5个弥足珍贵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自此却踪影全无，令无数国人痛心疾首。 据说，博文大约在11月底把它们送到了美国大使馆，准备由美国海军陆战队将它们携带到纽约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１２月５日早上５点，带有北京人化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专用列车驶离北京，沿着当时的“京山铁路”驶向秦皇岛，准备在那里把化石送上一艘由上海开到秦皇岛，然后将要驶向美国的定期航班--哈里逊总统号。这艘船原定于１２月８日到达秦皇岛，可是它却没有如期抵达目的地。它从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出航以后，还没到上海，中途就被一艘日本军舰追逐，在长江附近搁浅了。１２月８日珍珠港事件爆发的当天，侵华日军迅速占领了包括协和医学院在内的美国在北京、天津和秦皇岛等地的所有机构；装有北京人化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专列在秦皇岛被日军拦截。（可再参阅《考古谜案》） 从此，装有北京人头盖骨的箱子不翼而飞，成为了考古学界的无法弥补的损失。如同当年它的发现一样，再度震惊了世界，成为了至今难解的一大悬案。生不逢时的“北京人”化石竟然成为了战争与乱世的牺牲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军为了寻找中国猿人化石，在日本进行了广泛的搜寻，可遗憾的是一无所获。1972年，美国巨商詹纽斯悬赏重金寻找中国猿人化石，虽然有不少人前来报告线索，可结果同样令人遗憾。纽约一位老太太称她丈夫从中国带来的一箱化石中有中国猿人化石，开价50万美元，可是从她提供的照片来看，那显然不是失踪的中国猿人化石。人们费尽心机，可结果总是令人失望。中国猿人化石到底落到什么地方了呢?它又是如何失踪的呢?由于当时的战争环境和启运时的绝对保密，现在已经无法确切地考查了。有人说，它在秦皇岛被运上哈里森总统号邮船，在赴美途中与邮船一起沉没海底；也有人说，邮船被日军俘虏，化石被日军截留，后来几经易手，最终下落不明。如果是前者，那么中国猿人化石可能深埋入海底难以重见天日了；而如果是后者，它很可能是秘密藏在了日本民间。 不过，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中国人类学家周国兴经过多年的调查发现了一条新线索。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夕，一个卫兵守卫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总部和美国使馆相通的便门口，看到两个人抬了一箱东西，埋在大使馆后院里。根据士兵的说法，周国兴推测，这一箱东西很可能就是中国猿人化石。虽然周国兴已经找到了埋藏的地方，可是由于上面已经建起了高楼大厦，未能挖掘。如果埋藏的这一箱东西正是化石，那么失踪多年的中国猿人化石将会安然无恙地重新出现在世界上。人们经历了太多的失望，我们盼望着这一揭示人类童年生活状况的无价之宝能够早日失而复得。 （可再参阅《考古谜案》） 新中国成立后，周口店的挖掘工作在停顿了12年之后，又开始了进一步的挖掘工作。1966年，在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又发现了两块猿人的枕骨和耳骨，它们连同解放前出土的一块颞骨，最后被复原成为了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头骨。这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能见到的保存最好的唯一一块“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所以新中国成立之后发现的化石无论从数量上，还是科学价值上看，都是无法与解放前的发现相比的。 现在有专家认为，周口店地下仍埋葬着丰富的古人类化石资源。即使是已发现和发掘过的地点，也还有相当大的挖掘潜力。让我们期盼着，期盼“北京人”头盖骨能够有朝一日如愿归来；更期盼着新的“北京人”头盖骨能够被挖掘而出。 山西省襄汾县丁村——深埋远古人类遗存的秀美乡村 山西省襄汾县丁村，这里地处汾河之阳，良田沃野，气候温和，草木葱郁，粮茂棉丰。古代汾河的杰作——层层平展的阶地，裹盖着硕厚的优质砂层，分列在河的两岸。它距临汾市35公里，北起史村，南至柴庄，就在这长约11公里的一片片断崖沟壑中的砂砾地中，丁村人出土面世了，丁村遗址出现了。考古证明，丁村遗址作为我国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典型代表而闻名于世。 到了距今二三十万年前，进入人类学上的“古人”阶段。“古人”又称早期智人，相当于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中期。这一时期延续到距今四五万年前，其最大特点是猿人体质上遗留下来的原始特征逐渐趋于消失，石器制作方面也有较明显的进步。（朱绍侯） 古人的体质比猿人有显著进步，劳动经验和技能逐渐有了提高，活动的领域进一步扩大，他们适应各地的自然环境，继续过着以采集渔猎为主的生活。 我国境内的古人化石和遗存较为丰富，除了丁村人、特别重要的还有许家窑人、河套人。 位置见《中国旧石器时代遗址分布图》 在为数众多的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中，丁村遗址最为知名。这个村子不但因丁村人及其文化遗址蜚声中外，而且其古色古香独具特色的明清民居建筑群亦早已闻名遐迩，在这个村子里，一幢幢明代和清代的宏敞房舍或楼阁，显示了整个村庄外貌的壮丽。黄昏时分，晚霞照在汾河上，映出鲜红色的水面，衬上绿茵茵的树林，村子也就更加美丽。到过丁村的人，都不会忘记它的景色。正是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远在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长久居住了，以后这里一直没有断过人烟。那么丁村遗址是在什么时间、又是在什么情况下被发现的呢？ 1953年，我国国民经济正处于轰轰烈烈的恢复时期，基本建设工程如火如荼。当时，临汾市机场建设工程开工，襄汾县和曲沃县被确定为采砂场（当时采砂的地点丁村、柴庄还属于汾城县，后与襄陵县合并为襄汾县）。在丁村采砂场挖砂的过程中，接二连三地发现各种动物骨骼、牙齿等大块碎片龙骨，以及黑色、有棱有角有刃的石片和石块。这是怎么回事？ 当年，挖砂队的很多农民工觉得，这些白花花的骨头应当是“龙骨”，一定很值钱，于是拿到药铺去卖。一位叫刘三刚的挖砂工人，一次就卖了30多元钱。这事很快就让总指挥郑怀礼知道了，他意识到这些骨头一定很重要，就和县文教科科长程玉树一起到丁村，召集挖砂工地负责人和丁村的干部召开会议，宣讲文物政策，说明这些龙骨的重要性。会后又把几天来发现的龙骨逐一登记、封存保护。 1953年6月，郑怀礼和丁村小学教师丁阶三将一份发现古化石的报告送到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省文物局前身）。6月13日晚，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王择义一行到达丁村，几天工夫，便收集了一对长达1.1公尺的原始牛角以及象的下颔骨，并且采集了若干犀牛和马的牙齿，还发现砂中含有一些破碎的石片和带有棱角的石球，石片不像是天然力所破碎的，石球也不像是受到河水冲磨而成，和其他的石头有着明显的区别。 于是，王择义小心地把它们带回太原。王择义当时只是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并不搞古生物研究。面对这批骨化石和石块，他并不能断定这到底是些什么东西，但他凭直觉断定，这是一批古生物化石，那些怪异的石块很可能就是旧石器。 6月25日，一份由王择义起草的《汾城县丁村、曲里一带古化石勘察报告》送到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他写道：“旧石器时代，人类和猛兽作斗争的石球，发现于丁村附近的砂砾层中。”但令人遗憾的是，王择义的这一判断，被当时的权威专家否定，“旧石器在周口店，不可能出现在别处”。 机会缘于偶然。1953年10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的周明镇（已故著名古生物学家、原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中科院院士）、贾兰坡（已故著名考古学家、原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中科院院士）、邱中郎（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和吕遵谔（现北京大学考古学院教授）等到山西省垣曲县进行古脊椎动物化石的调查。 在即将回北京的时候，王择义谈到6月份在丁村发现的化石，东西像化石，请周明镇鉴定。因而当调查结束，周先生便和他同返太原，去观察他所采集的标本。王择义等周先生考察完丁村化石之后，随即又从床下取出已沉睡了5个月的丁村化石和石器标本请他辨识。 11月9日，周先生将其带回北京，请我国旧石器考古的权威裴文中（已故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旧石器文化研究奠基人之一、北京猿人第一头盖骨发现者、中科院院士）教授、贾兰坡教授鉴定。 裴先生一看见这些标本，就连声叫好，立即问是从哪里来的。贾先生更是爱不释手，抚之又抚，激动地拍着大腿喊道：“好东西啊！”他恨不得立刻插翅飞到丁村。 这个意外的发现，使大家都非常兴奋。 他们认定，这些化石和石器绝对不同寻常，丁村发现的石器不是自然形成的，是“人打的”。 消息传到太原，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十分重视，立即做出决定，派王择义和王建先生进京跟随裴文中、贾兰坡先生学习动物化石和旧石器。 1954年9月22日，丁村聚集了我国许多大名鼎鼎的古生物、旧石器方面的考古专家，组成发掘队。 发掘队由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裴文中、贾兰坡、吴汝康、邱中郎、吕遵谔、王建等20多人组成，贾兰坡任队长。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旧石器考古学界在周口店以外地区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发掘。 到达丁村的当天下午，发掘队就开始到野外调查，首先发现了一具牛的下颌骨和几件人工打制的石片。第二天，他们以丁村为中心开始了地质观察，并选择发掘地点。前后一共发现了14个地点，其中有11处发现化石）。 9月25日，队员们开始对其中两个地点进行试掘，很快，从黄土覆盖下的沙砾层中找到了动物化石和石器。随后，他们将全队分为4个小组，分地点进行正式发掘，同时又组成了一支小分队，继续在汾河沿线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调查。 当地农民则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细致地验看沙砾，小心翼翼地用筛子过滤沙子，以防微小文物的可能流失。 转眼到了1954年10月，挖掘所得，依然是重复着以前的发现，队员们的心有些躁动。 王建先生向队长贾兰坡提出，带几个人去离丁村更远的地方新开一个发掘点。这就是后来发现丁村人化石的地点。 发现丁村人的地点，是一个被汾河水侵蚀成一个高达22公尺的峭壁，造成一个极清楚的天然剖面，从峭壁的沙砾层中就可以找到许许多多的动物化石，在交错砂层之间的砾石层中尤其丰富，时常可以找到鹿角、马骨和犀牛的牙齿。 10月15日，在这一地点，一枚门齿悄然出现在考古人员面前，“这会不会就是古人类的呢？如果是，它应该属于右上侧的门齿。” 三日后，在距这枚门齿1米远的地方，又出现了一枚右下第二臼齿。11月5日，傅子安又发现了一枚右上侧门齿。 全队上下沸腾了，大家的情绪被这接二连三的发现所鼓舞。为了庆贺这些发现，队里不仅改善了伙食，还开了文娱晚会。晚会热闹极了，裴文中先生出了个谜面：有一物，坐着比站起来高。当有人猜出是狗时，引得大家哄堂大笑。王择义先生是垣曲人，会弹三弦，他用那土腔土调，边弹边唱的晋南小曲，博得了大家阵阵掌声。艰苦的野外工作，陡然变得轻松、活跃。 这三枚牙齿的发现，让所有考古队员如获至宝，但它们究竟是不是人类的，还需进一步检测。 随即，三枚牙齿被考古学家带到了北京的实验室。紧张的测试研究很快有了结论：由三枚牙齿的大小、形状、颜色，石化情形的相似以及发现地点之近，可以确定这是同一个人的牙齿；具有该牙齿的人是个少年，年龄只有十二三岁；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地区以外第一次发现的古人类化石。 丁村人牙齿图
三枚牙齿的发现惊动了全世界！ 与此同时，在发现三枚牙齿的地点的发掘仍在一段长11公尺、宽7尺的面积内进行着。 更令人惊喜的是，10月27日，在砾石层以上约1公尺的地方，由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王建发现了一具完整的披毛犀骨架。它是背向汾河侧趴着，除一条后腿脱离身体比较远以外，其他部分几乎互相连接着。根据观察，应当属于梅氏犀。11月1日，它被装箱运至北京。 后来，这具幼年披毛犀的复原骨架，成了北京自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1954年9月至11月，考古队在北起史村（今襄汾县城）南至柴庄火车站，南北长11公里、宽5公里的范围内进行了52天的调查发掘，在汾河东岸阶地底部沙砾层中发现含有旧石器和动物化石的地点14处，发现了3枚丁村人的牙齿化石，2005件丁村人打制的石器，以及同丁村人同时生存的28种哺乳动物、5种鱼类和30种软体动物化石。 1958年，由裴文中、贾兰坡等编著的《山西襄汾县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对1954年发现的石制品、人类化石、动物化石以及丁村一带的地质地貌作了全面总结和系统研究，把丁村发现的人牙化石命名为“丁村人”，出土文化称为“丁村文化”。至此，丁村遗址作为我国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典型代表著称于世。 国务院1961年3月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有两处为旧石器时代遗址，一处是大名鼎鼎的北京周口店中国猿人遗址，另一处就是山西襄汾丁村遗址。 可是，大家只是发现了几颗人牙化石，此处会不会发掘出一个像北京猿人那样的头盖骨呢？这仍然是个谜。 1975年夏季，特大洪水漫溢了汾河河道，急流像一条失控的凶龙，吞噬着丁村人化石发现的地点，险情当头，必须迅速行动。 为避免洪水冲刷造成文物流失，经呈请国家文物局批准，1976年8月，由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临汾地区文化部门派张德光、武文杰、白玉珍、解希恭、陶富海，并邀请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吴新智参加指导，组成考古发掘队，对丁村人发现地点进行了抢险发掘。这次发掘会有什么新的发现吗？ 当时，武文杰负责工地的发掘工作，每天带领“考古短训班”的学员去工地发掘。9月14日，天空下着毛毛细雨。由于之前有塌方，清理人员清早6时多就来到了现场，全体发掘队员依然小心谨慎，每个人心中都绷着一根弦。7时40分左右，武文杰突然听到有人喊“鳖盖！”他立即走到跟前了解情况。 原来，“考古短训班”的一位女学员——刘艳转，当时是襄汾县医院护工，她挖出来一个像鳖盖的破骨片，就随手掰了几下扔了，队友说不要乱扔，让武文杰看一下再说。武文杰判断这是一块化石，并且马上封锁了现场，各自在自己的地方不动，就地寻找被掰下来的部分，用筛网仔细过滤，很快，五块骨片全对在一起了，一块长约6.5、宽约5.5、厚约0.2厘米基本完整的头骨，摆在了人们面前。 9月15日，武文杰便带着这块头骨化石回京。不久，从北京传来消息，这确确实实是一块古人类化石——一个周岁左右的幼儿个体的右顶骨。 为了更好地保护和研究丁村文化，山西省临汾地区文化局于1978年正式成立了“临汾地区丁村文化工作站”，从此，丁村遗址的保护工作以新的面貌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自1977年至1980年，丁村文化工作站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密切配合，连续数年对丁村遗址范围内的地质、文化点作了进一步的调查和发掘，又陆续发现10个新地点，并发现一批新材料，从而使丁村遗址由单一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13个地点扩展为包括旧石器时代初期、中期、晚期的27个地点，地域由汾河东岸沿宽至汾河两岸、范围长达11公里宽3公里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群。 因此，“丁村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就改为了“山西襄汾县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群”，简称丁村遗址。 除了足以惊天的人类化石，在这偌大的遗址群中，还埋藏着怎样的秘密？丁村人又是如何生活的呢？ 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古人我们可以以丁村人为例，经考古研究发现，生活在汾河流域的丁村人，使用的生产工具仍是木器和石器。他们从河谷和山沟里采集砾石，用交互打击的方法，制成各种砍砸用的石器。他们把石灰岩的厚而平的砾石，打制成大大小小的球形投掷器，以供打猎之用。丁村人所使用的大部分是石片石器，除单边刃和多边刃的砍砸器，还有尖状器、刮削器。从石器的种类来说，丁村人的石器有了显著的增加，制作技术也有大幅度提高。（参阅《国史概要》第5页内容。） 自丁村遗址发现后，山西境内又发现了西侯度、匼河、许家窑、峙峪、下川等一系列为代表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为建立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序列提供了丰富资料。 遗址发掘这么多年来，到丁村考察、参观的中外学者专家以及各界人士、群众为数不少，外国友人涉及数十个国家和地区。这个风景优美，古人类文化遗存丰富的村子，１９８８年国务院将其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１９８５年１１月，临汾地区在这里以丁村民居为阵地，建立了反映晋南地区汉民族风情习俗的丁村民俗博物馆；为了纪念丁村人发现３５周年，临汾市又在这里筹建了“丁村文化陈列馆”。 当年的发掘队长、我国著名古人类学家贾兰坡先生曾这样评价丁村遗址的价值：“丁村之前的那些遗址，不管哪一个，都跟外国人有关系，不是外国人搞的研究，就是花了外国人的钱。而惟有丁村，发现是中国人，搞的是中国人，花的是中国经费，一切都是中国人搞的，丁村是个很值得纪念的地方。” 但是，目前，挖砂等工程建设对丁村的破坏极大，旷野型遗址的保护仍然是个问题，仅仅修建馆室是远远不够的。 石器不是冷冰冰的石头，它是我们人类失传的记忆，它承载了人类祖祖辈辈劳作的信息，是我们人类智慧的结晶。 北京西南周口店龙骨山山顶洞——？ 1933年，我国考古学家为了继续探寻周口店北京猿人洞穴的顶部遗存，结果意外地在龙骨山顶北京猿人洞顶之上发现了新的人类文化遗存地点——山顶洞。1.8万年前，在这个洞穴中居住的远古人类，就是考古史上大名鼎鼎的“山顶洞人”。 距今5万年左右，古人进化为新人，新人又称晚期智人，考古学上属旧石器时代的晚期阶段。这时人类体质形态的原始性质完全消失，受居地环境等因素的影响，逐渐分化为各色人种，分布于新旧大陆，现代人开始形成。（朱绍侯） 新人的足迹遍布我国大地，从20世纪20年代到90年代屡有重要发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北京周口店龙骨山的山顶洞人。 位置见《中国旧石器时代遗址分布图》
1933年至1934年间，由中国地质调查所的裴文中主持，对该洞穴进行了系统发掘。从遗址中出土了分属于8个以上男女个体的头骨，上下颌骨、牙齿及体骨化石，其中头盖骨就有3个。还发现了一根骨针，一批穿孔的兽牙，小石珠、小砾石、海蚶壳、鱼骨、骨管组成的装饰品。 其重要化石及遗物均在1941年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随同北京猿人标本一起丢失而下落不明。山顶洞堆积已全部挖光，原来的洞顶已被挖掉。今后也不会再有新的发现。虽然山顶洞人化石已难于寻觅，但当时对重要的化石均制作了质量精良的模型。原始模型目前保存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科学家基本可以通过对模型的观测，研究化石提供的信息。 通过我国专家的研究证明：山顶洞人是生活在距今1.8万年前的晚期智人。头骨体骨和现代人基本相同，脑容量已达现代人水平；骨器中有一根骨针，针身光滑，微弯，针尖锋芒毕露，一端有针孔（据推测可能是用其他带尖器物挖成的），可见山顶洞人已经会缝制衣物，并能制造和使用细的纤维；装饰品丰富多彩，有穿孔的兽牙、蚶壳、石珠、小砾石、鱼的眶上骨、短的骨管和去除横突和棘突的鱼类脊椎骨，牙齿和砾石的孔是从两面对钻或挖而成，孔的周围多带红色，可能是用红色的条带串连所致，在不同材料上穿孔说明山顶洞人已掌握了相当高的钻孔技术；山顶洞人居住的洞穴分为“上室”和“下室”，上室是公共住地，下室是公共墓地。在一些尸骨身边可见简单的装饰品以及散落的赤铁矿粉末，由此可以想见当时人们简单而又原始的宗教信仰；山顶洞人获取食物的方法依然以渔猎为主，以采集作为辅助手段。他们获得食物后带回洞穴，燃起篝火，御寒并烧烤食物。 在山顶洞里发现了烧火的灰烬堆，人工取火的方法在这一时期应该已经出现。因为这一时期的人类已经初步掌握了魔钻的技术，而摩擦技术是摩擦取火的基础。燧人氏“钻燧取火，以化腥臊”的古代传说，正是这一历史阶段人工取火的反映。 燧人氏，又称“燧人”，远古人“茹毛饮血”，他钻木取火，教人熟食，是人工取火的发明者。关于他的神话反映了中国远古时代从利用自然火，进化到人工取火的情况。 在远古蛮荒时期，人们不知道有火，也不知道用火。到了黑夜，四处一片漆黑，野兽的吼叫声此起彼伏，人们蜷缩在一起，又冷又怕。由于没有火，人们只能吃生的食物，经常生病，寿命也很短。天上有个大神叫伏羲，他看到人间生活得这样艰难，心里很难过，他便想让人们知道火的用处。于是伏羲大展神通，在山林中降下一场雷雨，随着“咔”的一声，雷电劈在树木上，树木燃烧起来，很快就变成了熊熊大火。人们被雷电和大火吓着了，到处奔逃。不久，雷雨停了，夜幕降临，雨后的大地更加湿冷。逃散的人们又聚到了一起，他们惊恐地看着燃烧的树木。这时候有个年轻人发现，原来经常在周围出现的野兽的嚎叫声没有了，他想：“难道野兽也怕这个发亮的东西吗？”于是，他勇敢地走到火边，他发现身上好暖和呀。他兴奋地招呼大家：“快来呀，这火一点不可怕，它给我们带来了光明和温暖！”这时候，人们又发现不远处烧死的野兽，发出了阵阵香味。人们聚到火边，分吃烧过的野兽肉，觉得自己从没有吃过这样的美味。人们感到了火的可贵，他们拣来树枝，点燃火，保留起来。每天都有人轮流守着火种，不让它熄灭。可是有一天，值守的人睡着了，火燃尽了树枝，熄灭了。人们又重新陷入了黑暗和寒冷之中，痛苦极了。大神伏羲在天上看到了这一切，他托梦给最先发现火的用处的那个年轻人，告诉他：“在遥远的西方有个遂明国，那里有火种，你可以去那里把火种取回来。”年轻人醒了，想起梦里大神说的话，决心到遂明国去寻找火种。年轻人翻过高山，涉过大河，穿过森林，历尽艰辛，终于来到了遂明国。可是这里没有阳光，不分昼夜，四处一片黑暗，根本就不见有火种的存在。年轻人非常失望，就坐在一棵叫“遂木”的大树下休息。突然，年轻人眼前有亮光一闪，又一闪，把周围照得很明亮。年轻人立刻站起来，四处寻找光源。这时候他发现就在遂木的树干上，有几只大鸟正在用短而硬的喙啄树上的虫子。只要它们一啄，树上就闪出明亮的火花。年轻人看到这种情景，脑子里灵光一闪。他立刻折了一些遂木的树枝，用小树枝去钻大树枝，树枝上果然闪出火光，可是却着不起火来。年轻人不灰心，他找来各种树枝，耐心地用不同的树枝进行摩擦。终于，树枝上冒烟了，然后出火了。年轻人高兴地流下了眼泪。年轻人回到了家乡，为人们带来了永远不会熄灭的火种－－钻木取火的办法，从此人们再也不用生活在寒冷和恐惧中了。人们被这个年轻人的勇气和智慧折服，推举他做首领，并称他为“燧人”，也就是取火者的意思。 北京猿人、丁村人、山顶洞人，从 年延续到 年，悠远历史，从未间断。中华大地，历史悠久，我们的祖先一脉相承，代代传续，直至今日。 大约距今一万年，人类开始进入新石器时代。这个时期农业起源、畜牧业产生、磨制石器出现，随之出现了定居的村落——人类最早的聚落。进而发展到陶器的制作，家畜的饲养，半地穴式建筑、地面建筑以及纺织的出现。 现在已经发现的新石器时期的遗址总数超过7000处，已命名为考古学文化的有数十种。从大河上下到长江南北，从伊犁河畔到东南沿海和宝岛台湾，从东北边陲到青藏高原，新石器时代遗址遍及全国各地，这些遗址保存了丰富多彩的文化遗存。（朱绍侯） 附《中国境内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分布图》(《中华远古史》王玉哲) 黄河流域的遗址
1921年首次发现于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并因此而得名的仰韶文化，是中原地区分布十分广泛的新石器时代较早的一种文化。它的年代大约是公元前五千年到公元前三千年。现已发现属于这一文化的大量遗址达到1000多处，主要分布于黄河中游一带，以关中、豫西、晋南一带为中心，并延伸至附近地区。其中重点挖掘的有西安半坡村、临潼姜寨、宝鸡北首岭、河南陕县庙底沟、洛阳王湾、郑州大河村、安阳后岗…… 黄河上游以洮河（甘肃南部）流域为中心地区，发现了早于仰韶文化的大地湾文化遗址，受仰韶文化影响并具有一定地方特色的马家窑文化，时代较仰韶文化稍晚。 黄河下游的鲁中、鲁南、胶东半岛和苏北地区，分布有大汶口文化（因最早发现于山东泰安大汶口而得名）。文化面貌具有较强的地方特色，时间在6000年以前，与仰韶文化大略相同或稍晚。（朱绍侯） 半坡遗址是黄河流域一座比较完整的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是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 1952年发现，1954—1957年发掘，面积约5万平方米，已发掘出45座房屋、200多个窖穴、6座陶窑遗址、250座墓葬，出土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约1万件，还有粟、菜籽的遗存。其中房屋有圆形、方形半地穴式和地面架木构筑之分。 1957年在半坡遗址上建成西安市半坡博物馆。这是中国第一座史前遗址博物馆，博物馆位于西安市东郊浐河东岸半坡村北，1958年正式对外开放，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博物馆包括两个文物陈列馆，第一展室主要展出在半坡遗址发现的生产工具，有石器、渔具、纺轮、骨针、鱼钩、鱼叉等，可以由此了解半坡人生产活动的各种场面。第二展室展出的文物反映出了半坡人的社会生活面貌、文化艺术成就和各种发明创造。除了两个文物陈列馆，还在3000平方米的原始村落居住区盖起了具有保护性质的遗址大厅。 博物馆展出的文物中有几个亮点，首先就是人面鱼纹盆。 附“人面鱼纹盆”图
半坡人的生产工具以石器为主，而生活用具，则以陶器为主，陶器渗透到了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不可或缺的生活日用品。 半坡人的陶器种类繁多，器形多样，仍以原始的手工制作为主，基本方法是泥条盘筑法，即先将陶泥和好，用手搓成泥条，由下往上按不同器型一圈圈盘绕而成，晾干后入窑烧成。 半坡人文化艺术的最典型代表是绘画，并且是陶器上的绘画，我们把绘有彩色纹饰的陶器称作彩陶，这是仰韶文化最典型的特征，因此仰韶文化也被称作彩陶文化。 半坡人的彩陶线条简练，形式古朴，带有纯真朴实的原始性质，纹彩以红底黑花为主，他们用赤铁矿粉做绘画颜料，有着成套的绘画工具。他们绘画的对象多是自然界中的山水草木，鱼虫鸟兽。绘画内容多与他们的生产活动有关，如鱼纹、渔网纹、水波纹、鹿纹、人面鱼纹等。 人面鱼纹是半坡彩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由人面和鱼组成，圆形的人面上有清晰的眼、耳、口、鼻等五官形象。眼用直线表示，似是眯着眼，鼻子像倒立的“T”字，口大张着，嘴角各衔一条鱼，双耳和头顶也用鱼或鱼形纹代替，有的头顶上有锥形装饰，似为发髻，并横穿一个发笄之类的装饰。鱼纹盆上还画着三条鱼，似在水中循环不已地游动，张口露齿作吞食状；而另一个鱼纹盆中的鱼睁着大眼睛似在水中悠闲地邀游。所画之鱼，头、鳃、身、鳞、尾俱全，生动而具体，写实而简练，反映出高超的绘画技法。在遥远的史前时期，它究竟代表什么含义？为什么把鱼和人组合在一起？神秘莫测，令人费解！ 从整个陶盆的构图来看，一方面，人面居于主位，人、鱼地位层次清晰，人面在鱼群中悠然自得的神态，表现了人与鱼非同一般的关系，显示出此彩陶图案虽拙朴、简单，但又奇幻、怪异。这个彩陶盆之后，考古学家们又发现了十多个与之相同或相似的陶盆。件件写实而简练，又充满了艺术之美，反映出高超的绘画技法。 我们在惊叹于人面鱼纹盆完美的艺术性的同时，也不禁会问，这件彩陶上的纹饰到底蕴涵着什么含义呢？ 不过人们一直试图解开这个谜，从出土至今40余年，学者们一直在研究它，已经出现了20多种观点：有的认为反映了远古的图腾崇拜；有的认为是巫师面具；有的认为是水草鱼虫；有的认为反映了日崇拜或月崇拜；还有的认为是婴儿出生图、鱼神、外星来人等。以主持半坡遗址发掘的石兴邦先生为代表的一些学者们认为，人面鱼纹实际上正反映了远古的图腾崇拜，即在氏族的起源和发展时期，人们往往把自己的氏族祖先想像为某一种动物或半人半兽的动物，并对之顶礼膜拜，以求得保佑。在半坡时代，图腾被全体氏族成员奉为自己的血亲祖先而崇拜着。 半坡人可能正是将鱼视作了自己氏族的图腾，这与当时人们对生殖的崇拜是相吻合的，鱼的多子多产，鱼强盛的生命力，鱼给予半坡人生存上的帮助，正是半坡人崇拜它的理由。在半坡彩陶中出现最多的动物是鱼，抽象的、写实的、单体的、复合的鱼纹，贯穿于半坡类型文化的始终，最让人感叹的就是把两个不同的生命主体——人与鱼合二为一，表达一个复杂而抽象深邃的含义，这在原始绘画史上是极为罕见的。这个凝聚着半坡人思想和寄托，带给半坡人希望和安慰的意味深刻的图像，是人类对自身本源进行探索的最早的理性光辉。 另外，尖底瓶也是半坡出土的最具特点的陶器之一。它是巧妙运用重心原理的一种汲水器，具体方法是在双耳上系上绳子，由于水的浮力，瓶子一接触水面就自动倾斜，灌满水后又因为重心移动而自然竖起。 附尖底瓶图片
尖底瓶是仰韶文化最典型的器物之一，也是半坡人最常用的一种水器。它小口、短颈、鼓腹、尖底，腹中部有一对半环状耳穿，可以系上绳子，用手提着去打水。这种瓶的造型奇特而优美，在自然界中难以见到。它不仅美观，而且使用极为方便：当它汲水时，由于水的浮力作用，瓶的重心上移，瓶身向水面自动倾倒；水灌到一定程度时，瓶的重心下移，恢复原位，瓶身自动端正，提出水面，水不倾洒。经专家研究，这种自动汲水的现象，恰是物理学中重心原理和倾定中心法则的最早运用形式。 然而针对考古界以及科普读物中关于仰韶文化尖底瓶之流行说法，半坡博物馆的研究人员1988年对馆藏的一批半坡类型尖底瓶进行实验考古，结果发现“半坡类型绝大部分尖底瓶因盛水后重心高于瓶耳而倾覆，因此不能用来自动汲水”。1989年，他们又与北京大学力学系的专家合作，对7个尖底瓶和一个模型瓶的研究结果表明：其中有5个瓶具有“虚则倒斜、中则正、满而覆”的性能，2个瓶具有“虚则正斜、中则正、满而覆”的性能，只有一个瓶具有“满而不覆”的性能（此瓶的双耳位置明显比其他瓶的双耳高）。他们认为：“7个陶瓶是有代表性的，基本反映了半坡类型尖底瓶的特性。数值模拟表明，多数瓶入水后会自动倾倒至水平状态而进水，但由于满而覆的性质，不能达到自动汲水的功能”，他们说：“半坡人生活在浐河旁，平坦的河床大概也不需要用绳吊瓶去汲水的”、“至于为什么做成尖底而又不便安放、双耳偏下而形成‘满而覆’的形状，恐怕要作多方面的综合研究了”。 上述研究表明，半坡类型的尖底瓶绝大部分都只能盛装半瓶左右的液体（水），提携穿系双耳的绳索才不致倾倒出瓶中液体即“中则正”，而只有极少数尖底瓶才可以盛满液体。这个事实决定了尖底瓶不可能是一种生活中实用的汲水器、盛水器。 那么尖底瓶到底有什么用途？会是烧水熬汤的炊具吗？会是一种礼器，主要应用于祈雨、祭祀、庆典等礼仪活动吗？ 尽管能够自动汲水且提起不倒的尖底瓶只占极少数，但其他的尖底瓶由于造型和体积大小适中，人们使用起来还是非常得心应手，无论是大人或小孩，把它背着、抱着、提着都十分方便。注满水时尖底可插入沙土放置，系上绳子也可挂在树上；小口便于倒水不致溅洒，大腹增大了器物容积。可以说尖底瓶的一切优良特性，都来自它的造型，但半坡人究竟受何事何物的启发发明了它，至今仍是难解之谜，这也正反映了半坡人具有非凡的创造才能。 除了文物陈列室里的珍贵文物，半坡遗址保护大厅更能生动直观地反映出远古时代半坡人的生活全貌。 1953年春，在西北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中，半坡遗址被发现了。1954年秋至1957年夏季，由石兴邦先生主持，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对这里进行了五次大规模的科学发掘，这是中国考古学历史上第一次对一处大型原始聚落遗址进行的田野发掘，揭露面积达1万多平方米。1956年3月，陈毅副总理途经西安，考察了正在发掘的半坡遗址，他感慨万千，连声赞叹，回到住所后仍难抑激动的心情，还曾即兴赋诗四首。第二天，就向国务院发了电报，建议拨款30万元建立半坡博物馆。中央很快有了批复，1956年9月20日，半坡博物馆正式破土动工，1958年4月28日建成开放。 半坡村落复原图
半坡村落呈不规则圆形，以一条大围沟为界分为三个部分：围沟以内是居住区，沟外北边是墓葬区，东边是制陶区，村落中心有一条小沟穿过，将村落分成两部分。总共发现房屋遗迹46座，储藏东西的地窖200多座，饲养家畜的圈栏2座，各种墓葬250座，陶窑6座，各类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达万件之多。丰富的遗存证实这是一座距今6700—5600年间的黄河流域典型的新石器时代氏族聚落遗址，它揭示了一段没有文字记载的辉煌历史。 半坡村落布局严谨，建筑井然有序：村落中心是一座160平方米的大房子，在它的周围，密布着氏族成员居住的小房子，面积一般在十几到二十多平方米，小房子的门朝向中心大房子，体现了当时的氏族是一个团结向心的整体。小房子是氏族内成年女子的住所，她们晚上在这里接待外氏族前来走婚的男子。大房子则是老人、儿童居住的地方，也是氏族举行集体聚会、商讨事务、举行氏族议事会以及进行各种祭祖仪式的场所，相当于6000年前的“大会堂”。 半坡遗址中的房屋均为半地穴式，有圆形和方形两种，因为当时还不会筑墙，所以一半伸入地下以增加房屋空间。这类房屋的特点是从地面向下挖一个方形土坑，以坑壁作墙壁，从四壁将木椽斜伸向房中间悬壁交接，构成四面坡状的屋顶。屋内有2根立柱支撑顶部，木椽上以藤条、植物茎叶等缠绕作面层，外敷草泥土，复原以后，是一个带有防雨门棚的四面坡状的半地穴式方形房屋。防雨门棚的出现，使房屋初具后世“前堂后室”的建筑雏形。房屋中心有一个灶坑，是供房屋主人取暖照明和烧烤食物所用。居住面用泥抹得很平整，因为人们坐、卧、休息、活动全在这里。 居住区东边是制陶区，保存着中国最古老的一些陶窑遗迹，那些精美的彩陶就出自这里。半坡人的制陶区共发现6座陶窑，这些陶窑虽然较小、较简单，但它结构合理，制作巧妙，温度已达800——1050摄氏度，为后来大型先进的陶瓷窑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半坡遗址出土完整或能够复原的陶器近1000件，陶片50多万片，陶器的使用量非常大，可见制造陶器是一项十分重要和繁重的生产活动。 在居住区周围，有一圈大围沟围绕村庄一周，呈不规则圆形，长300多米，宽6—8米，深5—7米，底径1—3米，内沿高出外沿1米多。它的主要作用一是防水排水，二是防止野兽的侵袭和敌对氏族的骚扰。大围沟出土量约1100立方米，很难想像当时的半坡人用简单的石铲如何完成这样艰巨的工程。它是半坡人有效的防御设施。 在居住区和沟外的空地上，分布着各种形式的地窖，是当时人们的公共仓库。遗址中最大的地窖，口径2米，底径2.7米，高1.8米，为圆形袋状窖穴，是半坡人集体储存粮食和采集来的其他食物的公共仓库。这个地窖底部和内壁涂有草泥土，并用火烧烤过，干燥平整，是储藏食物的理想场所。这种地窖在遗址中共发现200多个，均在房屋外面，可见当时尚处于集体共有制时期，没有私有财产，人们共同拥有一切财产，物品平均分配，过着原始共产制生活。 在半坡村落居住区的北面，是半坡人的墓葬区，面积约6000平方米，发现有成人墓葬174座，墓葬排列整齐有序，很有规律，死者的头一律向西或西北，表现出了灵魂观念。当时人们普遍认为人死以后有灵魂，并且在另外一个世界继续生活，而西方就是鬼魂世界，死者头向西，便可以进入鬼魂世界。基于这种观念，他们对死者大多都有陪葬品，主要为日常生活用品，如打水的瓶子，炊煮的罐，盛物的盆、钵、碗等，数量一般为三四件，差别不大，看来死者生前地位相当，人人平等，死后也平等相待。 二次葬是半坡氏族部落时代主要的葬俗之一。其葬法是人死后将尸体先停放或埋在一个地方，待其腐烂后，将骨骼堆积在一起进行第二次埋葬。当时的人们可能认为血肉是人世间的，肉体腐烂后对骨骼进行正式埋葬，死者才能进入鬼魂世界。 在一些房子的后边，会有埋葬小孩的瓮棺。半坡人时代，对成年人和小孩采用不同的埋葬方式，成人死后埋在村庄的共同墓地，小孩死后，一般采用瓮棺葬。为什么对小孩采用这种特殊方式？这是因为他们受一种信念的支配，其一，因为当时制度的制约，末成年小孩不能进人成人墓地；其二，是因为人类自然感情的影响，当时已产生了灵魂概念，他们认为小孩太小，不会走路，期望灵魂能常和亲人在一起，因此不能丢弃在外。另外，小孩死后母亲也不忍舍弃，于是埋在亲人身边，便于照料，体现了母亲的关怀。居住区共发现瓮棺葬79座，反映了儿童的死亡率较高。瓮棺的盖上或底部多有一个孔，为人们有意识的钻孔，是原始宗教信仰的具体表现。他们认为小孩肉体虽死，但灵魂未灭，小孔是供灵魂出入的孔道。 长江流域的遗址 长江流域新石器文化遗存也非常丰富，宁绍平原——太湖流域的新石器文化是江南最具特色的一个文化系列。1973年在浙江余姚河姆渡发现的河姆渡文化，被认为绍江南地区迄今最早的、最有代表性的新石器遗存，距今大约7000年。其后发展起来的马家浜文化或草鞋山文化分布范围更广，已发掘的典型遗址有嘉兴马家浜、吴县草鞋山等。到了距今6000年左右，它们发展成为甚为发达的良渚文化。（朱绍侯） 河姆渡文化
两次考古发掘合计揭露面积2800平方米，出土了6700余件文物，发现了大量的人工栽培水稻、大片的木构建筑遗迹和丰富的动植物遗存，为研究农业、畜牧、建筑、纺织、艺术和中国文明的起源提供了及其珍贵的实物资料，被学术界命名为河姆渡文化。1982年国务院公布河姆渡遗址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河姆渡遗址是我国东南沿海极为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其文化特征具有浓郁的江南水乡地域特色,在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形成过程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主要有： 栽培水稻,从事以稻作为主的农业经济活动。在遗址中发现了丰富的稻作遗存：稻谷、稻杆、稻叶，谷壳堆积一般厚度达20—50厘米，最厚的地方超过1米。出土时稻谷色泽金黄，谷芒挺直，隆脉清晰可辨。同时出土的用水牛、鹿的肩胛骨制成的农具——骨耜，证明早在7000年前河姆渡的原始农业已进入耜耕阶段。 发明榫卯木作技术，居住木结构房子。我国南、北气候差异很大。不同的气候，使南、北方的房屋建筑形式形成了不同的特点。“巢居”和“穴居”，当是南、北方最早的居住形式。河姆渡遗址的房屋多为长方形，是由巢居发展而来的“干栏式”木结构建筑，它以竖立的木桩为底架，在木桩上铺梁搭木板，在木板上建长脊短檐的房屋，房顶覆盖有茅草。遗址发掘中 ,到处可见数量众多的木桩及木构件，据考证为“干栏式”建筑遗迹。这种既可防潮又能防止野兽侵袭的“干栏式”建筑是我国南方传统木构建筑的祖源。今天，我国南方的少数民族——傣族、壮族、高山族等的住房，仍保留干栏式建筑的遗风。河姆渡遗址房屋木构技术已相当成熟，梁柱间用榫卯接合，地板用企口板密拼而成。尤其是榫卯技术的运用，把中国榫卯技术的历史推前了2000多年,被考古学家称之为 7000年前的奇迹。 驭舟楫,开展水上活动。遗址共出土了8支木桨,这是目前所知世界上最早的水上交通工具。遗址出土的大量动植物遗存中以水生动植物为多,特别是鲨、鲸、裸顶鲷等海生鱼类骨骸的发现,证明河姆渡先民已经凭借舟揖把活动范围扩大到江河及近海地区,这在经济活动和与外界交往中有重要意义。 信奉崇尚凤鸟。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大量精美艺术品中,不少饰有鸟和太阳结合的图案,单独雕塑的鸟形象也出土数件。其中一级文物“双鸟朝阳”象牙雕刻件更是原始艺术品中的精品,形象地反映了原始农业发明以后,先民对知时的鸟和照耀万物的太阳的崇拜。用骨、角、兽牙和玉石材料制成的,是河姆渡先民精神、文化生活的又一体现。玉玦、玉璜的出现,证明了河姆渡文化也是中华民族崇尚玉器传统的源头之一。 河姆渡遗址出土文物还表明,河姆渡先民已开始纺纱织布,掌握髹漆,挖凿水井,这一切大大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有力地支持了中华民族文化起源是多元的见识,证明了长江、黄河流域都是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摇篮，河姆渡遗址因此而被称为二十世纪中国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 如今，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已在遗址现场建成，再现了7000年前先民们的村庄——干栏式建筑及生活、劳作的场景。这一再现远古场景的博物馆已于1999年6月25日正式对外开放。 良渚文化 江南水乡的太湖流域，距今约4000—5000年前，曾经广泛分布着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这种文化以数量众多、并能制作精美的玉器为其最典型的特征，这种文化就是闻名遐迩的良渚文化。 1936年，在浙江省余杭县（今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以后，同类文化内涵的遗址在环太湖流域屡有发现。1959年，著名考古学家夏鼐正式提出了“良渚文化”的名称，很快为人们所接受并沿用至今。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一举世瞩目的史前“大文化”，竟是由一位当时年仅24岁、学历只有初中文化程度，在考古学界毫无名气的“小人物”——施昕更（1912—1939年）首先发现的。 1936年初，杭州市在西湖西北的古荡老和山下（在今浙大玉泉校区内）建造第一公墓时，曾陆续出土了一些石器和陶器。这些发现立即引起了西湖博物馆的重视，并于5月31日对这一处古遗址进行了尝试性挖掘，当时在西湖博物馆工作的施昕更先生也参加了这次发掘。这次挖掘的收获并不丰富，但却激发了醉心于考古事业的施昕更的热情，发现良渚遗址的契机在不经意间到来了。 在整理出土器物的过程中，一件有孔石斧引起了施昕更的注意。这种石斧在他的家乡良渚一带常有发现，当地村民称作石铲。清末民初之际，良渚出土或传世的古玉就已经远近闻名，争相收藏者不计其数。当地农民见有利可图，于是盗挖古玉之风盛行，盗坑附近就常散落一些石器及陶片。施昕更从小对当地的“掘玉”耳濡目染，印象深刻。这两地的石斧有没有什么联系呢？良渚为什么也有这种石斧出土呢？这些疑问诱发了施昕更先生回良渚调查的想法。 同年6月，他回良渚作了一次深入调查，但毫无收获。施昕更并不气馁，一个月后再次回良渚。在采集到了几件石器之后，为了有更多的研究资料，他一有空就往良渚跑，穿行于田野之中。有天傍晚，他从安溪的岳母家回良渚，路经朱村兜的一个干涸的池塘，意外地捡到一些碎陶片。经查看是一些产自瓶窑的黑瓷碎片，里面还夹杂着几片从没见过的陶片，引发了他莫大的兴趣。第二天再次到池塘边观察。凭着他在地质方面的知识和悟性，意识到这可能是一处史前文化遗址。他继续进行实地调查，终于在1936年的11月3日下午，在朱村兜附近的棋盘坟一个狭长形的干涸池底，发现了几片“黑色有光的陶片”。陶片带回博物馆后，交给馆长董聿茂先生（建国后任杭州大学生物系教授），馆长也认为很有研究价值而引起重视。依据当时的《中华民国古物保存法》，西湖博物馆出面报请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批准，决定在良渚一带进行考古发掘，施昕更得知消息后心喜若狂！ 11月初，他再赴良渚，在棋盘坟进行第一次发掘，出土大批陶器。同年12月和次年3月，又进行第二次及第三次发掘，把发掘范围由良渚扩及到周围的10余个村，发掘点达12处之多。采集或发掘出土的文物多为良渚文化陶器、石器及玉器。施昕更对3次发掘的出土文物进行研究整理，在馆长董聿茂和同事钟国仪等协助下，于1937年春写就6万余字的书稿《良渚》(又称《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的初步报告》)，制图百余幅，委托杭州印刷厂印刷。然而在印刷之际，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全面侵华战争。由于战争原因，几经周折，1938年秋，《良渚》一书才终于问世，详细介绍发掘经过和收获，这是关于良渚文化第一部科学的考古报告，立即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瞩目。 由于抗日战争爆发，研究和发掘工作被迫中断。 二十世纪50年代以后，考古工作者继承了施昕更先生未竟的事业，在环太湖地区进行了初期的考古发掘，取得了可喜的收获。 太湖流域是良渚文化的中心，但周围许多地区都受到了良渚文化的影响。良渚文化有许多著名的遗址，如江苏吴县张陵山、草鞋山、武进寺墩，上海青浦福泉山，浙江余杭反山、瑶山、莫角山等等。 附《良渚文化重要遗址分布图》
1987年，在反山东北约5公里的安溪瑶山又清理发掘了12座良渚墓葬，还有一座祭坛，这是首次发现了墓葬与祭坛复合的遗迹，面积达400平方米，出土玉器达700余件（组）。 反山和瑶山两地出土的玉器数量超过了以往良渚文化出土玉器的总和。在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的原始社会，出土如此数量众多的玉器十分惊人。（附良渚玉器主要器型图） 在发现的众多的良渚文化玉器中，许多上面都雕刻有神人兽面像，（附图）它双目圆睁，阔鼻大嘴，牙齿外露，给人以狰狞之感，它们似人非人、似兽非兽，将神人与狰狞的兽面和谐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堪称是无与伦比的绝妙的艺术杰作。它似乎笼罩在一片厚厚的迷雾之中，让人感受到那种别样的远古神秘。 此外，距反山约3公里，在汇观山东曾发现一座完整的祭坛和四座大墓。大墓中发现大量玉器，有意思的是，一般有玉钺随葬的，通常也有玉琮随葬。 在种类繁多的良渚文化玉器中，琮是体形最大的一种，出土的数量也特别多。琮是古人的玉质礼器，是一种外方内圆的柱状玉器。凡是发掘出土的良渚文化玉琮，几乎都雕刻着繁简不一的神人兽面像，只有掌握宗教权力的巫师才能持有；钺是古代一种兵器，是军事力量的象征，持钺者应是军事首领；琮、钺合葬，说明墓主既是军事首领——王，又是宗教首领——巫。 很多人问，葬在反山、瑶山、汇观山的这些权贵人物，生前生活在哪里呢？不久，在良渚遗址群的中心地带，发现了莫角山遗址，解决了这个疑问。 1992年至1993年，莫角山遗址被挖掘而出，这是一处良渚文化大型建筑遗址，为人工堆筑的大型土台，土台东西长650米、南北宽450米、高出地面10米左右，总面积达30多万平方米。大土台上又加筑了3座较小的土台，即大莫角山、小莫角山、乌龟山3个人工堆筑的土墩，呈三足鼎立之势。被考古界誉为是“东方的金字塔”。莫角山遗址的发掘被评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考古专家认为，在莫角山这个长方形土台上，有精心夯筑的地基，成排的柱洞，有用大方木构建的梁柱和用土坯建造的墙体，一定有成组的大型房屋建筑。当时，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据此推测：这里很有可能有宏伟的宫殿。 莫角山遗址的周围则是反山、瑶山、汇观山等大墓和祭坛，这种格局表明莫角山遗址在良渚遗址群的中心地位。 这处罕见的良渚文化建筑群遗址，从位置、布局和构造来看，有“中心祭坛”和“中心神庙”的性质，不少人认为良渚时期的中心就在这里，上有宫殿，生活着王和贵族。 既然有王，有统治者，那是否当时已形成一个国家？“国”字外围有个框，说明能称为“国”的，外围都有城墙。城墙，是原始社会和文明社会区别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良渚文化中心区， 2007年又有了考古界的一大惊人发现。竟意外地让人们找到了围绕着莫角山的城墙。 2007年11月29日，浙江省文物局和杭州市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对外宣布一个重大考古新发现：在余杭区瓶窑镇莫角山四周发现了一座距今约5000年的完整良渚文化古城的城墙基址，其平面范围略呈圆角长方形，为正南北方向，东西城墙基址长约1500—1700米，南北长约1800—1900米，面积达290多万平方米。面积折算下来比４００个现代足球场还大， 前文提到，1993年，良渚发现了莫角山遗址，考古学家推测是宫殿式建筑。此前，曾发现反山、瑶山等贵族墓葬，出土了大批玉琮、玉璧等礼器，加上刚发现的完整的古城墙基址，一个“古国都城”呼之欲出。 良渚古城是如何发现的？ ２００６年，为配合良渚遗址重点保护区域农民住宅外迁安置，当地政府打算在余杭瓶窑镇葡萄畈村遗址高地西侧建农民房。因为良渚遗址的特殊重要性，在建房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先进场试掘，孰料这一挖就发现了一条良渚时期的南北向河沟。 “先是在一片稻田下发现一条南北向沟渠，宽40多米，沟里有不少碎陶片，是良渚晚期的东西。”浙江省考古所良渚工作站站长刘斌回忆说。 接着考古人员在沟渠东侧挖了个坑，结果发现整块土地其实都是人工夯筑而成——土质为黄土，不同于良渚一带灰黑色淤泥，明显是人工从外面搬运而来。在黄土下面，铺着一层石块，石块比较圆滑，应该是从周边现成捡来的。 考古人员第一想法是，可能是河堤之类的水利工程；但也有人说，可能是城墙，因为在东侧200米处，就是良渚文化中心的莫角山遗址——之后的挖掘证明了这个猜想，这大堆的黄土就是良渚古城的西城墙，稻田下的那条沟渠是护城河。 西城墙全长约1000米，宽约40-60米(我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明朝洪武年间建造的西安古城墙，底宽18米，顶宽15米)，接下来，南城墙、北城墙和东城墙依次被发现，同样是底部铺垫石头、大量黄土夯筑；城墙环绕着中间的莫角山遗址。 与西城墙相比，其他三面城墙相对更考究：铺垫的石头尖锐很多，明显是人工开凿；城墙外侧石头相对大点，越往里越小；堆筑的黄土层中，有时会掺一层黑色的黏土层，增加了城墙防水能力。 考古人员推测，这些痕迹说明古人最先造的是西城墙，等到建其他三面城墙，经验更丰富了。 据了解，良渚古城是长江下游地区首次发现的良渚文化时期的城址，良渚文化距今5300-4000年，这个时代，目前中国大地上发现的古城约有60多座，小的只有10多平方米，大的为280万平方米，面积达290万平方米的良渚古城，是最大的。所以良渚古城也是目前所发现的同时代中国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古城遗址，堪称“中华第一城”。同时，也是继殷墟之后，中国考古学界又一石破天惊的重大发现。 然而从事历史学研究多年的资深学者、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林华东所长和罗以民研究员相继在《观察与思考》上了发表《良渚发现的并非古城》和《证伪"良渚古城"》，对"良渚古城"一说提出质疑。林华东所长在文中首次指出良渚古城判断城墙年代的证据并不充分；古城墙四面城墙基石的建造时间是否一致，它们能否连成一体；城墙选址欠佳，护城河未能环城一周；城墙设置有悖常理，城外有山不利防守；城墙底部为何要铺垫人工开采石块；城墙宽大，工程何需如此浩大；为何地面上全无踪迹可寻；城内未见祭坛、手工业作坊及房屋遗址等八大疑点。罗以民研究员也抛出几大疑问，从考古学和史籍文献记载各角度论证了古城构造的诸多不合理，并判定："良渚古城"根本不能成立，因为它不是"良渚文化"遗存，甚至不是其他时期修建的城墙。那这个所谓“良渚古城”究竟是什么？笔者认为是宋代以后的水坝，某一部分可能是圩田的水坝，某一部分也可能是苕溪“备塘”或“格堤”的水坝。 而杭州市余杭区政府、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面对罗以民《证伪"良渚古城"》提出的质疑，也于3月9日做出了正面回应：发布良渚古城发现的消息，在学术上是十分慎重和严肃的。良渚古城的年代确凿无疑，良渚古城下限年代早于良渚晚期，也就是距今4300年左右。声明说，考古人员从2006年6月起已获得大量第一手的地层资料和遗物资料，其中有可明确良渚古城年代的最直接证据。考古发掘期间，包括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专家张忠培、严文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赵辉等中国考古界最权威专家也纷纷莅临现场检查、论证。最后，综合考古发现的各项情况，才决定把这个重大发现公布于众。 同时，良渚遗址管委会也承认，良渚古城的许多细节问题还有待更为细致、严谨的考古发掘、调查和研究。 期待着，古老而又神秘的良渚文化遗址能有更多的考古发现，有朝一日，良渚古城有了盖棺定论之时，也许我们真的就能见到一个完整而又清晰的良渚古国，到那时，中国文明史必将更加向前推进一步。 其他地区的文化遗存 我国北部的新疆、宁夏、内蒙、东北的有些地方分布着不少细石器文化的遗址。这一文化的特征是陶器较少，而且制陶技术较差，陶器上常压印有篦纹。石器是用燧石、玛瑙等坚硬石料打制成细小、精致的刮削器、刀、钻等。磨制石器较少。骨质工具有鱼叉、鱼钩，出土的兽骨、鱼骨较多。显然，渔猎和畜牧在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翦伯赞） 在东北的辽河上游，有颇为发达的红山文化和富河文化。已挖掘出一批遗址，出土的石器以打制为主，有一定数量的细石器，地方特色明显，年代稍晚于仰韶文化。近些年来，在辽宁西部山区发现距今5000多年的大型石砌祭坛遗址、“女神庙”和几十处积石冢群址，以及一座面积约4万平方米的石围墙遗址，发现较多的陶塑人像残片，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朱绍侯） 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因1935年最早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郊的红山后遗址而得名。红山文化以辽河流域中辽河支流西拉木伦河、老哈河、大凌河为中心，包括内蒙古、辽宁、河北三省区交界一带的广大地区，分布面积达20万平方公里，距今五、六千年左右，延续时间达两千年之久。 从出土的陶器和石器的特点来分析，红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很可能是和仰韶文化相互影响之后所发生的新的文化遗存，文化内涵十分丰富，手工业达到了很高的阶段，最具特色的是陶器装饰艺术和制玉工艺。 现已发现的红山文化遗址有一百多处，其中以东山嘴和牛河梁遗址最为重要和典型。 附东山嘴遗址全景照片
1979年，辽宁喀左县东山嘴遗址正式开始挖掘。东山嘴遗址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距今5000多年，是第一个发现与女性崇拜有关的遗迹遗物的遗址。遗址面积15000余平方米。该遗址坐落在山梁顶部中心，为一处用大石块砌筑的成组建筑遗址，呈南圆北方、中心两侧对称的形制。遗址内出土了成批的磨制动物形玉饰、石饰，其中龙形玉饰尤其引人瞩目。另外还有大量供祭祀用的陶器，如镂空花纹熏炉盖及胎厚1.3厘米、堪称“彩陶王”的彩陶残片等。这些遗物显然不是日常生活用具，应该是神圣的祭祀品。东山嘴遗址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我国最早的一处宗教祭祀遗址，两件小型雕像也是中国首次发现的史前人形圆雕。雕像都是孕妇形象，裸体，身体肥硕圆润，左臂屈于胸前，小腹圆鼓，臀部肥大凸起。（考古谜案） 附牛河梁遗址全景照片
红山文化另一处重要遗址牛河梁遗址位于辽宁省朝阳市境内凌源、建平交，方圆12公里，为距今约5000多年。遗址中有供奉、祭祀女神的神庙，处于整个遗址的中心位置，十余处石冢、祭坛环绕四周，与远处的猪头山峰遥相呼应，形成为一个完整的祭祀建筑群。 女神庙位于牛河梁多道山梁的主梁顶部，是整个遗址群的中心位置，是一半地穴式的建筑遗存，全长约22米，宽2—9米，主体建筑长18.4米。 神庙主体建筑在北，由一主室和若干侧室、前后室组成；附属建筑在南，为单室建筑。庙的顶盖和墙体采用木架草筋，内外敷泥，表面压光或施用彩绘。主体建筑已形成有中心、多单元、有变化的殿堂雏形。该处是中国已知最早的神庙址，也可称为是东方建筑的始祖。神庙是当时极为重要的场所，是红山文化先民们所共有的祭祀活动中心。神庙周围的十余处极为重要的场所，更突出了神庙的崇高地位。 在遗址出土的文物中，以神庙中供奉的女神头像最为珍贵。这尊头像是典型的蒙古利亚人种，与现代华北人的脸型近似，与真人头部大小相当。方圆形脸孔、平鼻、阔嘴发髻平直，鬓角齐整，颧骨高耸。五官比例和谐，头顶有发饰，眼珠是用晶莹碧绿的圆玉球镶嵌而成，5000年后的今天看起来依旧炯炯有神。 附女神像照片
而这一神秘女神像的出土，却是非常之偶然。1983年，辽宁省的考古专家在牛河梁上清理发掘之前发现的积石冢。秋季的一个黄昏，一名考古队员在沟边小便，突然之间，脚下的一件似石头又像陶片的物件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弯腰捡起，注目观看，不由得大吃一惊！拿在手里的不是一个人像雕塑的鼻子吗？考古人员依据这一线索开始试掘，竟发现了在牛河梁南侧的这座女神庙，以及多处积石大冢群，还有4万多平方米的类似城堡或者方形广场的石砌围墙遗址。1984年10月底的一个上午，在正式挖掘出土的女神头像上正好缺少一个鼻子，把最初发现的那个鼻子安放上去，不偏不倚，这个鼻子就是属于这张面孔的。女神头像用黄黏土掺草合塑而成，外表打磨光滑，当初发现时，女神像的嘴唇处还带着红彩。采用高度写实和艺术夸张的手法，女神目光深邃，端庄而高贵，神秘莫测。女神头像缺了半边耳朵，整个面部表情却依然生动。 和女神头像同时出土的还有6个大小不同的残体泥塑女性裸体群像。牛河梁女神庙出土的这些彩塑女神像，被考古专家们誉为“东方的维纳斯”。 除了牛河梁遗址，在红山文化的其他遗址中，也较多地发现了女神像的身影。这些女神像究竟代表了古人怎样的神灵观念呢？专家们的见解各不相同。有人认为裸体的孕妇形象显然与祈求生育有关联，也有人认为女神像是祖先崇拜的偶像、是大地母神或是土地神的形象，更有人认为与母系社会的母权有关，甚至有人说女神像就是传说中的女娲娘娘。 在牛河梁遗址中，除了女神像的发现，大量的随葬玉器也是十分令人瞩目的重要考古发现。红山文化的墓葬有一独特之处，就是只随葬玉器。在出土的为数众多的精美玉器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当属玉雕猪龙了。它猪首龙身，弯曲如环，光润碧透，古朴精美。 附玉雕猪龙图片
为已知红山文化同类玉猪龙中形体较大、形制最为规整的一件。白色设纹叶岩。头部甚大，短肥耳，圆睛，口部有獠牙的表现，头尾之间缺口未完全断开。刻划线条极为均匀流畅。此类玉猪龙首部形象以前被定为猪首，现亦有认为是熊首。 淡绿色软玉，质地坚硬，首部较前件为小，环体也较细，首尾缺口已完全断开。圆睛微突，吻部有皱纹多道。 说到红山文化中的玉龙，最为知名的当属“中华第一龙”了。 附中华第一龙图片 1971年8月的一天下午，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农民张凤祥在村子后面的果林里修梯田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好像是人工砌成的石洞。在石洞的底部，他摸出一块像钩子一样的东西，质地坚硬，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张凤祥以为是一块废铁，收工时顺便把它拿回了家。他的弟弟张凤良当时才六七岁，看到哥哥扔在地下的像“铁钩子”一样的东西，就找了一根绳子把它绑紧，开始拖着“铁钩子”和小伙伴们在村子里玩耍起来，过了七八天，竟然拖出光泽来了，太阳再一晒，就能看出这是玉。当张凤祥发现这是一件玉器以后，就带着它来到翁牛特旗文化馆。文化馆里一位叫王志富的干部用30元钱征集了这件文物，但他并没有在意，办完入库登记手续之后，把它当成一件普通的文物锁到了箱子里。 1984年，红山文化的发现有了重大突破。在辽宁省凌源县和建平县交界处的牛河梁，考古队员挖开了一座5000年以前的、陪葬有玉器的古墓，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古墓主人的胸部，摆放着两个精美的玉器。考古人员经过仔细辨认和研究后，认为它们是属于红山文化时期的玉猪龙。牛河梁发现5000年前的玉猪龙的消息传到翁牛特旗，文化馆负责人贾鸿恩突然想起1971年征集的三星他拉出土的那件玉器。他意识到，那件被他们锁在箱子里的玉器，极有可能是与牛河梁玉猪龙一样珍贵的文物。他立即把三星他拉的玉器装进挎包，坐火车赶到北京，请苏秉琦先生鉴定。苏秉琦是中国著名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对红山的考古发现曾经给予特别关注。根据贾鸿恩回忆，当时苏秉琦先生用手轻轻地抚摸着这件玉器，他一面仔细鉴定，一面向他了解这件玉器的出土地点和征集的过程。苏秉琦告诉贾鸿恩：这也是一件珍贵的玉龙，是一件重要的红山文化遗物。 1971年在三星他拉发现的玉龙，终于在被忽视了十多年以后得到正式确认：这是一件可以上溯到5000年以前，由当时的红山人精心制作的、是国内首次发现的“中华第一玉雕龙”。 玉雕龙为碧绿色，高26厘米，重1000克，身体呈英文字母Ｃ的形状，因此被命名为Ｃ形玉雕龙。人们常见的龙有着兽类的四脚、鸟的毛、鬣兽的尾、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而红山出土的这件Ｃ形玉雕龙无足、无爪、无角、无鳞、无鳍，它代表了早期中国龙的形象。为已知红山文化动物形玉器中最大一件。墨绿色软玉，吻前伸上扬，梭形细目，长鬃飘举，细体内弯，卷尾有力，极富动感。目前，这类龙只见于红山文化分布北区的内蒙古赤峰地区，牛河梁地区尚未见，是否有区域和文化间差别，有待进一步论证。 红山文化的祭坛、女神庙、大型方台、特点鲜明的积石冢群以及精美神秘的玉质礼器，这一切都似乎说明，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或许已经成熟到了早期国家的形态。据此专家们对于中华文明的起源不禁进行了新的思考：有了红山文化，中华文明的起源，能否从黄河流域推广至燕山以北的西辽河流域呢？ 过去，一直认为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是华夏历史的源头，红山文化只是一个分支或者是一种长城南北“混合文化”。可是随着红山玉器的进一步考定，红山文化遗址的大量发现，特别是东山嘴、牛河梁遗址的发现，考古界对红山文化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把史前文化研究重点由黄河流域向北转移，认为红山文化在我国文明史上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它具有中华5000年文明发源的性质。 在女神庙周围千余米范围内的山梁上分布有大型积石冢群，冢群中心是大墓，周围有许多陪葬的小墓，墓内随葬有大件精美玉器，其中玉雕猪龙、玉雕鹄鸟等，造型古朴，令人叹为观止。 牛河梁女神庙遗址已被列为全国五大考古发现之一，国内考古权威称它为“海内孤本”，现已定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遗址中出土的玉雕值猪龙、玉雕鹄鸟（猫头鹰）等，造型古朴神似，令人叹为观止。 红山文化——东方文明的新曙光 在101国道旁，辽宁凌源与建平交界处有一处人类文化遗迹，这就是著名的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红山文化是指新石器时代晚期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和辽宁省西部广阔地域内的先民们创造的一种农耕文化，距今约五、六千年前。因1935年首先发现于内蒙古赤峰市东北郊区有一座山叫红山，山体为暗红色花岗岩，赤峰由此而得名，红山文化最早在红山山后发掘，后来就称这种考古文化为红山文化。它的中心区域在朝阳市牛河梁。80年代初，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群的发现，充分证实了5500多年前那里曾存在着一个具有国家雏形的原始社会。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群被评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它的发现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和意义，它在国内外产生重大的社会影响，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经过多年的调查，红山文化的分布范围基本明确。其北界越过西拉木伦河，并有继续向内蒙古草原深入趋势；东界越过医巫闾山，到达下辽河西岸；南界东段可达渤海沿岸，西段越燕山山脉到达华北平原；西界目前可确定在河北张家口地区桑干河上游。从现在地域行政划分讲，内蒙古赤峰和辽宁朝阳两市区域内最为集中。 1983年，考古专家们在牛河梁清理发掘时，发现了一个馒头状的红烧陶物。经过挖掘，发现牛河梁南侧竟有一座女神庙，数处积石大冢群，以及面积约为四万平方米的类似城堡或方形广场的石砌围墙遗址，还有如下珍贵文物：女神头像、玉佩饰、石饰和大量供祭祀用的具有红山文化特征的陶器。 红山文化的基本内涵和特征是：第一，从生产工具看经济城状况。那时，磨制石器、打制石器和细石器三者共存。石器以大型石器如石斧、石锛、石耜为主，它们与砍伐、起土、垦荒有关，说明农业耕广而粗放。打制石器、细石器与切割皮肉有关。红山文化遗址发现牛、羊、猪等家畜骨骼和野生鹿、獐等动物骨骼，说明狩猎、畜牧占很大比重。遗址分布区正处于草原森林向平原过渡的中间地带，经济类型属于综合性的。第二，从居住地址看生活状况。居住遗址分布稀疏，位置在较高的山岗上，多在南坡，高出河床10—40米，文化堆积层薄，反映居住不够稳定。有的遗址群已有等级之分，小遗址群（4—5千平方米）围绕大遗址群（3—10万平方米）。大遗址群出土玉器等高级品，附近分布积石冢、陶窑区和玉器作坊，说明已产生中心聚落。房址多为方型半地穴式，并出土成套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说明独立性的社会单元已存在。第三，从陶器特点看文化联系。红山文化的夹沙灰陶，多为圆筒器，形制简单，压印之字纹。我国整个东北地区以至亚洲东北部都有这种陶器，可见它的共性。红山文化的泥质红陶多为钵碗盆类、瓮罐类，彩陶以黑彩为主，与我国黄河仰韶陶器相近，都加饰压印之字纹，表现了红山文化和仰韶文化相互融合程度比较深。 但我们光从城的角度来看良渚古城的意义，是不够的，要放开眼光，从整个良渚文化的布局来看。 良渚文化的分布主要在太湖流域，包括余杭良渚这里，还有嘉兴南、上海东、苏州、常州、南京一带；再往外，还有扩张区，西到安徽、江西，往北一直到江苏北部，接近山东，良渚人为了占领这里，还曾经打了一仗；再往外，还有影响区，一直到山西南部地带。 可以看出，当时“良渚”势力占据了半个中国，如果没有较高的经济文化水平，是不可能做到的。 所有这些势力，源头在余杭的莫角山，这里住着统治整个良渚时期的“王”；而现在，我们又发现了外面的古城，相当于良渚时的首都，你说，这个发现有多重要！ 仰韶文化史目前所知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较早的一种文化。它的年代大约是公元前五千年到公元前三千年。 仰韶文化因1921年首次发现于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 仰韶文化包括陕西的关中、山西南部和河南大部分地区， 西安郊区的半坡遗址，是公元前4800至公元前4200年间的仰韶文化的典型。 七八千年前的人类聚落在各大文化区都有所发现，它们同中有异，显示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化。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因而分布在这里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最为引人注目。 总结（参见《国史概要》） 新石器时代，不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也布满了文明起源的遗迹。 以上我们了解了石器时代祖国境内一些丰富的文化遗存。 在石器时代，有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这个时期被称为氏族公社时期。时间大约从5万年前（旧石器时代晚期）至四五千年前？。 氏族是以相同的血缘关系结合的人类社会群体。其成员有一共同祖先或有一想象的共同祖先，他们往往用一种动物或植物作为本氏族的图腾标记。在氏族中，婚姻有一定的规定，禁止长辈与晚辈之间的通婚，也排斥兄弟姐妹之间的婚配，甚至禁止与母方最远的旁系亲属婚配。 然而人类最初是没有婚姻和家庭观念的。在原始群团里，盛行原始、杂乱的两性关系。后来，人们渐渐发现直系血缘通婚严重影响后代的发育，便慢慢禁止了祖辈与少辈之间、双亲与子女之间的结合，只允许年岁相仿的同辈男女通婚，同一辈的男女既是兄弟姐妹，又互为夫妻，从而进入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血缘家族时期，这是人类社会的第一个家庭形式，这也是第一个社会组织形式。这种血缘群婚在人类发展史上经历了以百万年计的漫长岁月，我们熟知的云南元谋人、陕西蓝田人和北京猿人都生活在血缘家族时期。血缘家族曾广泛地存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个古老民族的早期阶段，世代流传的兄妹为婚的传说正是这一反映。 中国古代有“三皇五帝”的传说，伏羲和女娲都是“三皇”之一。 史传伏羲曾经画过八卦，用各种符号来代表天、地、水、火、山、雷、风、泽。当时的古人就用这些符号来记载生活里发生的各种事情。传说人工取火、结网打鱼都是伏羲的发明。女娲是人类的始祖，是古代治理天地的女神，她也是伏羲的妹妹。在中国古代传说中，还流传着伏羲女娲兄妹通婚的故事。故事中说，伏羲和女娲是兄妹关系，天降洪水，兄妹俩爬进一个大葫芦里，躲过了劫难，然后兄妹结婚，繁衍了人类。在唐末李元的《独异志》中记载最详：“昔宇宙初开之时，只有娲兄妹二人在昆仑山，咒曰：‘天若遣我兄妹二人为夫妻，而烟悉合，若不，使烟散。’于烟即合。其妹即来就兄。”在河南唐河出土的汉画石上，有一幅伏羲女娲图，其前均有两朵烟，即象征着夫妻可以结合。 古人阶段，就是人类学中的旧石器时代中期。血缘家族有了进一步发展，逐渐地排斥了同一家族内同胞兄弟姐妹之间的结合，进而又逐渐地排除了由近及远的旁系亲属间的婚姻关系。由于血缘家族的繁衍分裂，形成新的血缘家族，这就为同一家族的一群兄弟与另一家族的一群姐妹之间的群婚创造了条件。这种新的更高级的群婚形式，即后代一度盛行的族外婚。人类排斥了血亲婚配，从而大大地加快了人类自身体质向更健康、更完善的方向发展。这是人类家庭婚姻史上又一次重大进步，氏族制度在这一时期就逐渐萌芽了。（朱绍侯） 氏族公社可分为母系和父系两个互相衔接的阶段，母系氏族确立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了距今1万年前后（即新石器时代早期），我国母系氏族社会开始呈现出一幅繁荣的图景。在我国，母系氏族文化遗存遍布各地，上文提到的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都是母系氏族社会的典型代表。此外。。。。。（参见朱绍侯） 到母系氏族公社时，开始实行“族外婚”。男子参加本氏族的生产劳动，死后要葬到本氏族的墓地。但婚配都要到外氏族去，一个氏族的一群兄弟和另一个氏族的一群姊妹相互群婚。在这婚姻形式之下，一个女子可能会和很多男子产生关系。生的孩子，无法确定谁是他的父亲，但母亲是确定的。古书上关于人们“但知其母，不知其父”的记载，正是对这一情况的描述。 此外在半坡遗址中，发现有合葬墓有两座，一座为两个男性，年龄为30—40岁，可能是俩兄弟；一座为4个女性合葬，年龄为15—25岁，可能是4个姐妹。半坡氏族处于母系氏族的全盛时期，在半坡遗址中没有发现成年男女即夫妻合葬墓，直接说明了母系氏族的婚姻状况。本氏族人间禁止通婚，实行男子到女子家走婚的“族外婚”。 因为在氏族内没有婚姻关系，所以氏族成员除了母亲，就是兄弟姐妹，再就是姊妹们的孩子。血缘和世系关系只能从母亲方面确认。人们就完全集结在作为母亲的妇女周围。 当时男子主要从事打猎和捕鱼，到处奔波，有时很长时间不能回家。妇女们主要在住地附近采集天然食物并抚育子女，照管“家务”，对于维系氏族集团起着最重要的作用，自然地成为了整个氏族的中心。后来，妇女们在长期的采集劳动中，把采来的天然植物种子种到地里，开创出了原始农业。由于她们从事的劳动有着比较稳定的性质，对生活比较有保障，因为威望更高了。这种母系血缘关系的纽带和妇女们享有的崇高威望，把氏族成员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所以，我们把这个时期叫做母系氏族社会。 古史传说中有很多故事都突出了女性对人类的作用与贡献，正是母系氏族时期女性崇高地位的反映。流传最广最为人们所熟知的当是“女娲补天”的故事了。 传说在远古的时候，有一天支撑着天穹的四根大柱子突然折断了，半边天空坍塌下来，蔚蓝色的天幕上露出个黑洞洞的大窟窿；大地也忽然裂开，支离破碎了。天不能完全覆盖住大地，地也不能完全负载万物了。洪水在四处泛滥，大火在各处燃烧。女娲看到人们面临着如此的灭顶之灾，心里非常难过，决心把坍塌下来的半边天补上，把天下儿女们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于是她来到昆仑山上，亲手熔炼了五色石子，把苍天修补好，天空又变得和先前一样美好；她又砍下大乌龟的四只脚，用来代替天柱，树立在大地的四方，将天空支撑起来；她还把那兴风作浪的黑龙杀死，使得中原的百姓得以安生；然后，她又把芦苇烧成灰烬，堆积起来，用它阻挡住了滔滔的洪水。 经过女娲一番辛苦的劳作，破损的苍天终于补好了，四极稳住了，洪水也退下去了，恶禽猛兽被诛杀了，中原一带灾难平息了，善良的人民得到拯救，又过上了无忧无虑的生活。 古史传说中记载，中国的西北方向有一个遥远的神仙国度，名字叫做“华胥国”，在今天西安蓝田附近。 古往今来，上百种中华典籍中均记载着一个叫华胥氏的氏族女首领的故事。传说她有一次到东方一个名字叫“雷泽”的地方去玩，走着走着在原野中发现了一个巨大的脚印，觉得新奇有趣，就一脚踏了上去。之后便感觉身体发生了些微妙的变化，回来后不久竟怀孕了，之后生下的儿子就是伏羲。 原创禁止商业用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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