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心想
重要节日长假应不应该放、该如何放,曾为社会各方讨论。我们不妨先看看斯大林时期苏联的做法,苏联曾经有过取消公共假期使用串休或者说轮休的试验。
1929年的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为了最大程度地增加生产,让机器永不停转,制定了“红色日历”。在这个日历上,五天为一周,而不是七天一周,每天有百分之二十的人串休,其他人做工。全国没有公休假期,全部是串休,也可以说是轮休。这样,问题就出来了,家人朋友想聚会,必须这些要聚会的人都在同一天串休,协调起来很困难。结果大约只有百分之二十的人能够协调出都合适的串休时间。这个时间安排制度只存在两年便宣告结束。很大的原因在于,工人们太恨它了。连当时苏联官方《真理报》都发出了抱怨的声音:“如果我们的妻子在工厂里,孩子在学校里,没有人来访……那么,我们在家又能干什么呢?如果你必须独自在家,就等于没有假期。”
造成这样的情况,其根源在于时间不是单个分割存在的,而是社会性网络物品。时间不仅仅是数量的多少,几天、几个小时、几分、几秒,而且还有网络性质。社会活动大多数都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而是多人的事情,即使是情人的幽会,也至少是两个人,必须两个人都可以在同时共享时间。如果你要看父母,他们在工作,你串休了,他们也要在相同的时间串休,才能达到团聚的条件。像春节、中秋节及西方的圣诞节和感恩节等这类节日,都比较讲求家人的团聚,如果有人因为工作不能到场,就会降低团聚的欢乐成分。这时候,公假,而且为了赶远程的长假就必要了。
说时间的网络性质,可以拿最常见的电话做个比方。在上世纪初期,拥有电话的人很少,有电话的价值就低；当电话普及后,有电话的价值就高了。因为别人都没有电话,你有电话派不上用场；大家都有了,你可以通过电话与大家联系。现在的电子邮件也是这个道理。回到公假来看,因为大家都可以利用这个公共假期探亲访友、进行社会交往,这样对个人而言,休假的价值才体现出来。
有人会说,一个人休假,在家歇着也不错。对有些人来说,没有人玩,自个儿可能玩得挺好。但人是群体性动物,没有人玩,比如找个陪聊的也找不到,会很不快乐、很郁闷。克里斯托巴·扬格及其同事最近的研究发现,失业人员在周末时的快乐与就业人员没有差别,但是在工作日就明显下降。原因就在于工作日人家都在上班,失业人员找不到人一起活动；周末的时候,失业人员可以和家人朋友一起喝点酒、吃个烧烤,自然就快乐了。也因为时间的社会网络性,真正的闲暇放松,还是要有人陪的。研究精神健康的学者们研究时通常会用情感支持网来分析朋友多少、家人关系对精神健康的影响。从快乐角度来说,个人的快乐也很大程度上受到周围人的影响。周围家人朋友都是快乐的,你也更快乐。
在现代社会,尤其是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时间饥荒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大家总觉得时间不够用。上班的人,要照顾家庭,要陪孩子,协调工作和家庭的关系是许多学者研究的热门领域。如果我们了解了时间的网络性,就知道时间不仅仅是数量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日程的协调搭配问题。
苏联在斯大林时期曾经试验过的串休制度,历史实践已经证明其无效性。公假是必需的。当然,即使是公假,也还是要有人在服务的,不然人口流动都有问题,没有出租车,没有公交,没有火车,没有飞机,都放假了,整个交通都停止了。所以,公假也不是绝对的。虽然公假会有些损失,尤其是长公假,比如有些大学生不愿意去旅游,也不回家,就在学校呆着,但是课时因长假而少了,学习的机会少了。另一个代价就是公假时的交通拥堵问题。但是只用串休,像苏联曾经的“红色日历”,代价更大。最好的办法就是两者之间取一个“黄金分割值”。保持一定的公共长假,比如“五一”和春节,一年两次,搭配适当的带薪串休。这样,既保证了大家远程亲友团聚的机会,也给大家一定的灵活机动的休假自由。
(本文作者为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博士,现供职于美国密西西比州立大学国家战略规划与分析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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