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秀芳
【摘要】 杜甫的“书贵瘦硬方通神”的观点历来有争议，很多学者把“瘦硬”理解为杜甫评判书法的唯一标准或者旧标准，衍生出杜甫评书狭隘的观点。实则不然，唐明皇、苏灵芝等人将书法发展到肥俗、重拙的地步，杜甫的“瘦硬”说是在此社会基础上提出的，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肥”是唐代艺术的重要特点，杜甫的“瘦硬”说反对的不是“肥厚”，而是“肥俗”，即过分的“肥”，对于肥厚、肥劲的审美风格是持肯定态度的。
【关键词】 唐代 杜甫 瘦硬 肥俗肥厚
《李潮八分小篆歌》[1]
……峄山之碑野火焚, 枣木传刻肥失真。苦县光和尚骨立, 书贵瘦硬方通神。惜哉李蔡不复得, 吾甥李潮下笔亲。……开元以来数八分, 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吴郡张颠夸草书, 草书非古空雄壮。……
杜甫对书法的研究是比较深刻的，并且有个人独特的见解，杜甫的关于书法的诗歌有《饮中八仙歌》、《八诗哀》、《殿中杨监示张旭草书图》、《观渊薛稷少保书画璧》、《李潮八分小篆歌》、《醉歌行》、《赠顾少府请顾八题壁》、《送顾八分适洪吉州》。其中《李潮八分小篆歌》提出“书贵瘦硬方通神”的审美标准，这对唐代当时“以肥为美”的审美倾向来说有着深刻的影响意义。
一 杜甫“书贵瘦硬方通神”观点的提出与颜真卿无关
关于杜甫的“书贵瘦硬方通神”评书标准，从宋代开始，各抒己见者皆是，诸多学者对此观点产生了不同的误解。如：范文澜先生《中国通史简编》提出的:“杜甫诗‘书贵瘦硬方通神’，这是颜书行世之前的旧标准”。[2] 范文澜先生的评价不敢苟同，杜甫“书贵瘦硬方通神”的提出在大历元年(766 年)，而杜甫卒于大历五年(770 年)，而颜真卿的名作，如《麻姑仙坛记》(771 年),《颜勤礼碑》(779 年)、《颜家庙碑》(780 年) 等多作于此后，而颜真卿前期书法代表作《多宝塔感应碑》(752 年) 又是多骨显筋的‘瘦硬”之书。在杜甫有生之年，颜真卿的书名并没有远扬。颜真卿书法见载于书论始于晚唐吕总《续书评》。可见，杜甫“瘦硬”观点的提出与颜真卿无关，是有激于当时而提出的矫正肥俗之风的标准。
二 杜甫 “瘦硬” 的观点并非与唐代社会审美风尚相左
有些学者认为，杜甫的审美趣味与唐代社会审美风尚相左, 崇尚“瘦硬”，反对 “肥厚”，不然，杜甫并不反对肥厚，实乃“肥俗”。这是由于当时唐明皇等人写字肥的很过分，到了肥俗的地步，才提出了“书贵瘦硬方通神”的观点。应该说“肥”是人们论唐代艺术风尚时爱用的一个词, 这种“肥”是对唐代艺术的肯定性判断, 并无贬义, 即如黄庭坚所说的“肥不剩肉”之“肥”。人们也常常以“肥”作为唐代书法的典型特征。其实, 这是和“瘦硬”相依承的, 它们共同体现出一种“骨”的追求。杜甫这里否定之“肥”当为肥俗, 即“失真”的“肥”，过分的“肥”。两者有本质区别。可惜后世论家误解了“瘦硬通神”的观点，从诗中孤立出来, 使人们产生杜甫论书狭隘、偏执、保守的错觉。
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杜甫这种理论的提出，还有一个特定的环境条件问题。宋人魏泰《东轩笔录》说:
唐初书家得晋、宋之风，故以劲健相尚，至褚、薛则尤极瘦硬矣。开元、天宝以后，变为肥厚，至苏灵芝辈，几乎重浊。故老杜云:‘书贵瘦硬方通神’，虽其言为篆字而发，亦似有激于当时也。[3]
但自唐玄宗开元、天宝以后，书界发生了极大变化，由瘦硬渐渐转向肥厚，甚至重浊如墨猪，杜甫特别提出瘦硬的主张，乃是对当时书界风气而下的针眨。唐人作隶, 笔调肥俗, 结构僵化,恰恰失去了硬拙与天机, 故“瘦硬通神”的提出很有针对性。李斯有名的《峄山碑》就是瘦硬的，只是后来被野火烧毁。传世的《峄山碑》变得丰盈，乃是因为枣木传刻失真所致。杜甫“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杜甫只是借峄山碑翻刻失真的例子提出这种观点而已。
在子美所处时代，社会风尚使然，书风“皆趋于肥”，异于初唐书风的爽健瘦劲，歌舞升平的盛唐时期，书坛乃至整个社会审美风尚都弥散着以丰润肥腴为美的气息，又据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四：
“唐初字书得晋宋之风，故以劲健相尚，至褚（遂良）、薛（稷），则尤瘦硬矣，开元、天宝以后，变为肥厚，至苏灵芝辈，几于重浊。”[4]
对于杜甫所谓“瘦硬通神”, 米芾也十分赞成，米芾《海岳名言》：
“开元以来，缘明皇字体肥俗，”“经生字亦自此肥，开元以前古气，无复有矣。 ”[5]
再如康有为指出：
“开元御宇，天下平乐，明皇（书）极丰肥，故李北海、颜平原、苏灵芝辈，并趋时主之好，皆宗肥厚。”[6]
唐明皇善隶书章草，传世刻石有隶书《纪泰山铭》、碑刻有：《王仁皎碑》、《凉国长公主碑》、《郧国长公主碑》、《赐益州畏史张敬忠敕》、《庆唐观记塑铭》、《石台孝经》。唐苏灵芝书《田公德政碑》， 从唐明皇传世的《凉国长公主碑》、《石台孝经》等书迹来看，其字的确“笔实体肥”，骨力不够，清杨守敬《学书迩言》：“明皇碑版已开圆熟之派。”皇帝的倡导必然引起朝野书法审美趣味的变化。
可是，杜子美没有跟随此肥俗之风，“众宾皆醉我独醒”。积极地看，他正是担心书风在一片肥美颂歌中渐趋柔靡而骨力不振，才自觉提出“瘦硬”观点来警示那些迷途之人。王龛州云:
“韩择木书, 于汉法虽大变, 然犹屈强有骨, 明皇酷嬖太真, 无所不似, 分隶都作丰容艳肌之状。老杜诗云‘书贵瘦硬方通神’, 概有感也。”[7]
宋人胡元任论杜谈及唐代书风演变时，曾说杜甫论书标榜瘦硬美乃是“有激于当时”，看来理解杜甫苦心的还是大有人在。书法艺术如果一直在“肥”的路上向下发展，必然会走进死胡同，这些唐代的实践者最清楚。所以元和以后，书坛自柳公权出，又转向“专尚清劲”以“矫肥厚之病”。
唐代书法理论家张怀瓘有感于“今之时，人或得肉多筋少之法”，曾借相马品评书法，其曰：“夫马筋多肉少为上，肉多筋少为下，书亦如之。” “若筋骨不任其脂肉，在马为驽骀，在人为肉疾，在书为墨猪。”[8] 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张怀瓘的书学思想是反对肥俗的。杜、张二人有无来往不得知，但他们在世风趋肥的书坛潮流中都能看到并且大胆的提出的反对观点，是很有闪光价值的，当时的肥俗书家都感觉犹如当头棒喝，从整个书法史的发展来看都是很有积极意义的。
三 杜甫的“瘦硬”观点非唯一审美标准
但这不等于说瘦硬是杜甫评判书法的唯一标准。杜甫也没有把瘦硬作为唯一的标准，也不是所谓的旧标准，因为当时社会整体的审美趋势是肥美，以“肥”为美是当时社会的审美标准。事实上杜甫提出 “书贵瘦硬方通神”的观点，并没有否定“瘦硬”之外的一切审美标准。例如张旭书法并不具备瘦硬特点, 但杜甫是很推崇拜张旭的，他在《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 序》[9] 中写道:
“昔吴人张旭, 善草书书帖, 数尝于邺县见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 自此草书长进, 豪荡感激, 即公孙可知矣。”
杜甫很推崇张旭的草书, 在同是大历初年客居夔州时作的《殿中杨监见示张旭草书图》[10]中，其对旭书即评价甚高，盛赞张旭狂草:
“悲风生微绡, 万里起古色。锵锵鸣玉动, 落落群松直。连山蟠其间, 溟涨与笔力。”仇兆鳌说:“此叙其书法之神妙，微绡之上, 如风生万里, 以笔有古意也。玉动状其疾徐, 松直状其苍劲, 连山状其起伏,溟涨状其浩瀚。”[11]
杜甫《饮中八仙歌》为张旭传神:“张旭三杯草圣传, 脱帽露顶王公前, 挥毫落纸如云烟。”[12] 可见杜甫对张旭的敬重是终其一生的，其对张书之妙亦深有心领。但如前所述，旭书是以“肥劲”见长的。由此可证明，杜甫的审美标准不仅仅限于“瘦硬”，只要是好的作品，无论瘦硬、肥厚，都是值得赞许的。如至于杜甫在《李潮八分小篆歌》中借张旭衬李潮，目的无非是故意用夸大其辞的方式来突出所评对象，即仇兆鳌所谓“张旭名重当时，故又借以相形”[13]，并不意味着他对张的全盘否定。这是一种“借宾定主”手法，即“以肥为宾，以瘦硬为主”，在杜甫书画批评中非仅此一例。如若杜甫一味的批评 .击“肥”的作品，杜甫被人误解也是情有可原；但是，事实证明，杜甫的审美标准并不狭隘。通过杜甫对张旭书法的评价，更能有力的证明“书贵瘦硬方通神”是对“肥俗”书风的拨正，对之我们应当正确对待，切忌望文生义，歪曲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