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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是相互沟通的,尤其是在盛唐这样一个中国历史上各种艺术都极为繁荣的时期,艺术之间的互相促进和互相启示就更趋明显了。如王维就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代表;画家吴道子曾学书于张旭,由此提高了画艺;张旭观公孙大娘的《剑器》舞而“自此草书长进,豪荡感激”(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特别是诗歌的成就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诗人们凭着对艺术的敏感也将其睿智引入了书法艺术,李白与杜甫的诗中关于书法的见解不仅是他们个人艺术观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也体现了时代的审美倾向。 李白 (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人,幼随父迁居绵州(今四川绵阳附近),天宝初,一度供奉翰林。安史之乱后,曾为永王璘幕僚,璘败,流放夜郎,中途遇赦东还。他是唐代的大诗人,与杜甫齐名,也擅长书法,与张旭相善,故后人谓其书得旭传授,而元郑杓《衍极》称其书“得无法之法”。传世有 《上阳台诗》等墨迹。
李白论诗提倡“清真”、“天然”的审美理想,他在其名作 《古风》中肯定了 《诗经》、《楚辞》的传统,并说:“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又一首中说:“一曲斐然子,雕虫丧天真。棘刺造沐猴,三年费精神。”可见他标举清真自然的诗歌风格。所谓“清真”就是不同于六朝的绮靡浮华,而具有自然纯朴、清新可爱之美。他曾称赞韦良宰的诗说: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实提出了自己所追求的审美理想。他在《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中也说: “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所谓 “清发”是指新清而有逸兴,与他“清真”的主张是一致的。他的书论中也体现了这种倾向,其 《王右军》一首中云:
右军本清真,潇洒出风尘。山阴过羽客,爱此好鹅宾,扫素写道经,笔精妙入神。书罢笼鹅去,何曾别主人。
可见他论书也首标“清真”,“清真”这里既是一种人格,又是一种艺术风貌,两者之间是不可分的。王羲之所以“笔精妙入神”,在于他洒脱不羁的精神和清真自然的性情。《王右军》这首诗中,没有着重颂扬右军的书法,而只是强调了他天然放达的人格。太白论书也提倡任情挥洒、自然天真的创作态度。其《草书歌行》中盛赞怀素草书的自由奔放精神,他这样描写怀素创作草书的过程:“八月九月天气凉,酒徒辞客满高堂。笺麻素绢排数厢,宣州石砚墨色光。吾师醉后倚绳床,须臾扫尽数千张。飘风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起来向壁不停手,一行数字大如斗。恍恍如闻神鬼惊,时时只见龙蛇走。”可见李白强调了创作中任情适意的自由精神,一旦灵感触发,挥洒而出,纯任自然,即可入化境,故他提出“古来万事贵天真”的主张。其《献从叔当涂宰阳冰》中说李阳冰“大笑喧雷霆,落笔洒篆文”,指出了李阳冰作书时放情挥洒的特点;其《酬张司马赠墨》中说:“今日赠予兰亭去,兴来洒笔会稽山”也显然主张趁兴而书,不拘成法而出乎天然的创作态度。凡此,都与他标举“清真”的文艺思想相一致。
杜甫(712-770),字子美,河南巩县(今属河南)人,肃宗拜左拾遗,不久弃官居秦州,后移家成都,晚年出蜀,病死。他是唐代的大诗人,诗作多反映现实,人称其诗为“诗史”。杜甫也能书,他自己说:“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元郑杓《衍极》称杜书“以意行之”,刘有定注说他: “善楷、隶、行、草。”
杜甫不同于李白,他提出了“瘦硬”的书法审美理想。其 《李潮八分小篆歌》云:
仓颉鸟迹既茫昧,字体变化如浮云。陈仓石鼓又已讹,大小二篆生八分。秦有李斯汉蔡邕,中间作者寂不闻。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苦悬》《光和》 尚骨力,书贵瘦硬方通神。
这里杜甫提出了“书贵瘦硬方通神”的著名论断,意在提倡书法艺术的骨力。他以为李斯的 《峄山碑》屡经翻刻,已失去了原来瘦劲的面貌,只有蔡邕的《苦悬老子碑》与《樊毅西岳碑》才劲健有力。蔡邕的书法最以骨气胜,袁昂评之曰: “蔡邕书骨气洞达,爽爽有神。” ( 《古今书评》)故杜甫十分推崇蔡邕之书,他的《送顾八分文学》中也说: “中郎石经后,八分盖憔悴,顾侯运炉锤,笔力破余地。”以为蔡邕《石经》为书家极诣,同时可见其对笔力的重视。
所谓的 “瘦硬”,就是指书风的刚劲有力,在杜甫对时人书法的形容中也表达了对瘦硬有力书风的好尚,他刻画李溯的小篆 “快剑长戟森相向”,又说他的八分书“蛟龙盘螭肉屈强”;他形容薛稷的题壁书说:“仰看垂露姿,不崩亦不骞,郁郁三大字,蛟龙岌相缠”( 《观薛稷少保书画壁》);称赞张旭的草书“连山蟠其间,溟涨与笔力”,又说张“俊拔为之主,暮年思转极”(《殿中杨监见示张旭草书图》)。他以快剑长戟、蛟龙盘缠来形容书法的形态,主要是强调了书法的力度,所谓“俊拔”也是指刚健挺拔,富有骨力的风格。
杜甫提倡“瘦硬”的书风,其本身就带有尚古的倾向,他在书体上重视小篆、八分等古书体,因为唐代的李阳冰为代表的小篆即以瘦劲为特点。据说李阳冰有烧笔的习惯,即用火烧笔后作书,使笔头秃硬而易写出瘦劲有力的笔画。有人说杜甫所说的李潮就是李阳冰,其说虽未必确实,但也可知他对小篆、八分等书体的重视与其崇尚瘦硬的趣尚有关,故杜甫论书也表现出尚古的倾向,他评薛稷的书说: “少保有古风,得之陕郊篇,惜哉功名许,但见书画传。”( 《观薛稷少保书画壁》) 他称许张旭的草书:“悲风生微绡,万里起古色。”(《殿中杨监见示张旭草书图》)他赞美张彪的草书说: “静者心多妙,先生艺绝伦,草书何太古,诗兴无不神。”(《寄张十二山人彪三十韵》)可知他标举古风的主张。
杜甫对于瘦硬和古风的好尚具有针砭时风的意义。由于唐玄宗爱好肥腴丰满的倾向,徐浩等起而应之,故当时书风渐趋丰腴一路,流弊所及,自然在肥而不在瘦,这与前代尊尚骨力的古法形成了鲜明的不同,故后来米芾说: “开元以来,缘明皇字体肥俗,始有徐浩以合时君所好,经生字亦自此肥俗,开元以前古气无复有矣。”杜甫生当此际,不满“肥腴丧真”的风气,故提倡复古与标榜“瘦硬”。
杜甫以为惟 “瘦硬”方可 “通神”,这里又涉及到了书法传神的问题,杜甫在论诗中特别强调 “神”,他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醉里从为客,诗成觉有神”( 《独酌成诗》); “诗兴不无神”(《寄张十二山人彪三十韵》);“挥翰绮绣扬,篇什若有神”(《八哀诗·赠太子太师汝阳郡王琎》);“感激时将晚,苍茫兴有神”( 《上韦左相二十韵》)。他的论画中也屡屡道及 “神”: “韩幹画马,毫端有神” ( 《画马赞》);“将军善画盖有神”(《丹青引赠曹将军霸》),可见杜甫的艺术批评中极重“神”。所谓“神”,一方面指艺术品出神入化的境界; 一方面指作品能超越外部形态而具有神采意韵,故“书贵瘦硬方通神”的说法是与他整个艺术思想相契合的。
对杜甫论书提倡“瘦硬”的主张,后世论者每每持有不同的看法,如苏轼就说过: “杜陵评书贵瘦硬,此论未公吾不凭。短长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孙莘老求墨妙亭诗》)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中说:“唐后人作书,只能用轻笔,不能用肥笔。山谷谓瘦硬易作,肥硬难得。东坡谓李国主不为瘦硬,便不成书,益以见魏人笔力之不可及也。”都以为不必拘于瘦硬一路,表现出与杜甫的异趣。而宋代姜夔的《续书谱》中认为“与其肥,不若瘦硬也”,即显然继承了杜甫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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