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中国人都是“陪酒男女”

黎明：中国人都是“陪酒男女”

   黎明

    得到李双江、梦鸽高度重视的那桩轮奸案里的新任辩护律师，发表的关于保护未成年人和老艺术家的声明貌似管用。这不，有些媒体报道那个案子时，改称“李某某轮奸案”了，对那位众所周知的当事人的家人，则称为“李家人”。

    此案中被害人杨女士的律师也不善。京华时报16日报道：针对媒体报道李某某轮奸案，李家人对涉案女子是否为酒吧陪酒员产生疑问一事，受害人杨女士昨天委托律师发布声明，称杨女士不接受对自己是“陪酒女”的质疑，而且任何女人都享有性的不可侵犯的权利…… “陪酒女”如果存在，当然也不是李某某等不构成强奸、企图逃避法律制裁的挡箭牌。

    声明称“杨女士所接受的全部学校教育中，从来没有遇到“陪酒女”这个概念，她不能理解李家人所称“陪酒女”的内涵和外延”。不错，“学校教育”确实不懂“陪酒女”，杨女士不理解很正常。

    不过，有些学者也稀里糊涂。我看到有专家就边缘化状态的“女性陪酒员”话题发言，称“国家没有明令禁止从事此类活动，但也不可能给其‘合法’的身份，在这种尴尬的现状下，为了稳定和维护社会治安，相关部门应该给个明确的界定，从而减少不稳定的社会因素”。这正经八百的吁求真算个事了，这就值得分析一番，以帮助各界的理解。

    “陪酒”或“酒陪”，谁陪酒谁就叫这个。男的叫陪酒男，女的叫陪酒女。世间溜溜的男子、溜溜的女子，大多都陪过酒，当酒陪的次数或多或少，或直接获取报酬或存在某种间接利益；陪酒若没什么利益的理由，也有情面上的或其他不便明说的理由。

    陪酒有讲究，陪酒或允许某某人陪酒，要讲体面与“和谐”，还得循双方自愿原则。否则，强行陪酒、不受欢迎的陪酒人，会被认作为蹭吃蹭喝或臭不要脸，至少也被认为是安排不得体,算是个别扭事。

    “吃花酒”，除陪酒男外得有陪酒女。这种自古就有聚会形式与时俱进，长期以来作为中国社会商场、官商交易场的日常活动方式，属于一种“工作状态”。陪客方和对方往往模糊“花酒”的特性，花酒的规格高，女性之“品位”犹如随水之船。在高端花酒场合，专业的“失足妇女”往往靠不上边。如果准备的花酒是和性贿赂连体的，高品位女性则于此后接下“高级卖淫”业务。而负责拉皮条的陪酒男也不体面，又兼当嫖客的服务男了。

    中国的“酒文化”里，有“酒后吐真言”、“酒为媒”、“酒后乱性”、“酒壮怂人胆”等技术性考量，为办事而设的饭局，人性恶总是贯穿其中，故而陪酒和被陪都很吃力并时有风险。最大的风险是喝酒死人，连年来见诸报道的“陪酒死”事件有好多，死者有公务员、职员、服务员、女学生等等，各行各业，乱七八糟。

    陪酒男女的身份，不可一概曰低贱、低位。有头有脸、有钱有势的也陪，大红大紫、“德艺双馨”的明星艺人和底层妓女，都充当这类角色。最高级的陪酒男女，并非出自商界、演艺圈或色情业之内，有一种自称和达官贵人有交情的“大忽悠”，带随从、司机出入奢华场所，抬人门面捎带责诈骗敲诈，那是一种所谓的“吃政治饭”的行当。

    简单说吧，“陪酒男女”，就是我们大家，几乎所有的男女。不言而喻，陪酒不犯法，陪酒之外够上违法犯罪的行为才非法。千百年来自然法“规定”了陪酒的合法性， 无需国家对陪酒行为与“陪酒男女”做出明确规定，若多此一举，那就是国家非法扩大违法入罪范围，侵犯的是公众固有并素无争议的权利。

    既然大家都“陪酒男女”（无论兼职、专职都是“临时工”），为什么李家律师抓住“陪酒女”理由，以争取李某某无罪的判决呢？李家律师在借助社会上的模糊概念进行“身份界定”，是说当事人杨女士和商界、政界公关场合的那种陪酒女有区别，是有谋生目的和职业特点的“专业陪酒女”，而这种临时谋生方式和“失足妇女”的关联比较大。他们要争取的目标是：当事人杨女士是“卖淫女”，逻辑是这样：陪酒女——可能自愿卖淫——李某某等一伙不是强奸——因而无罪。

    这里暴露了李家律师的尴尬处境：即便当事人是妓女，仍无法证明强奸没有发生；况且，只是恶意猜测、构陷，实在是没有被害人卖淫的证据在手。

    假如这案子依李家律师意见，突然变成了聚众淫乱或卖淫嫖娼案，那就成持久热点和全球法庭教材个案了。这不仅因为公众认定李家坏的出格，主要是因另一种出格——法庭非法界定“陪酒男女”的法定身份和法律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