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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建安 一匹快马丛延平古城奔出，往西南方向驿道疾驰。骑手彪悍猛捷。他使命重大，一身系全城安危，他要尽快越过归化境内，从宁化站岭隘越过武夷山脉，抵石城，沿贡水岸边直达赣州，再由赣州方面将十万火急军情辗转北传，上达京师。 铲平王邓茂七部数万农民军此时正加紧部署，多路进军，准备合围延平府城。时为明正统十三年（1448年）八月。 延平府城即今南平市，坐山面水，城高而厚，自古号称“铜延平”。 此后数日，邓茂七驻兵王台镇，与官军力战，互有胜负，双方成胶着状态。 坐镇延平府的是朝廷御史丁瑄。此前，他曾前后派同知邓洪统军二千、都司张能统军四千“进剿沙寇”，或全军覆没或溃败逃散。邓茂七势力更为壮大，乘胜进逼延平。 城外鼓角争鸣，城头旌旗猎猎。丁瑄忧心忡忡，绕屋彷徨。如果朝廷再不发援兵，孤城岌岌可危矣! 邓茂七的起事，偶然中有必然因素。明正统年间(1436-1449年)，城居地主大量增加而不恤佃农疾苦。这些占有土地而脱离土地耕作的剥削阶级对广大佃农“多取田租，倍征利息”。怒火中烧、愤恨世道不平成为佃农阶级的普遍情绪。这种情绪不断暗暗积累，犹如一堆硕大的慢慢干透的柴草，就等待那一粒偶然的火星。 这一粒火星终于出现了。 这一粒火星，其实是一个人，叫邓茂七。邓茂七的来历，历史上有多种说法，敌将张楷在《监军纪略》中说是江西建昌人，本名邓云，因命案在身逃亡到福建宁化县。清顺治《延平府志》说“沙民有邓茂七者，及弟茂八，时编为二十四都总甲”。《明史纪事本末》说，邓茂七“豪侠为众人所推。”又说“聚众集会，常数百人，远近商贩至，皆依之，渐恣横，颐指杀人”。明嘉靖年间的《龙岩县志》则说“茂七者，沙县之舆皂也，因以左道惑众，愚民从之者数十万人。伪称罗平王”。不管邓茂七为何方人士，《明史》、《明史纪事本末》及《八闽通志》、《延平府志》、《闽书》等史籍都言之凿凿地记载了邓茂七“起事”地点是在闽中沙县。 明正统年间浙江叶宗留矿军波及闽北，为抵御“强盗”的可能“劫掠”，巡闽御史柳华下令全福建“创删立寨”“村落无大小各立望高楼”，还编制乡民为“民兵”，自备武器，由总小甲统领，昼夜戒备。 沙县二十四都的总小甲，就是邓茂七。 当时，佃农租种田主土地后，除交纳大量租谷外，还须自备鸡鸭“进贡”给田主，此为“冬牲”。邓总甲号召佃农拒送“冬牲”，又号召佃农不再挑送租谷，令田主“自备脚力”挑回。这就使田主们不堪忍受，怀恨在心，他们联名状告邓茂七。县官“传唤”邓茂七没有结果，就派出了巡检司的几个兵前去捉拿，邓茂七拒捕杀兵。这下，事情就闹大了，三百官兵浩浩荡荡向黄竹坑扑去，入山，中了邓茂七“民兵”埋伏，无一生还。 明正统十三年（1448年）二月，闽地沙县陈山寨还是春寒料峭。此地此时常有大雪，“吕峰晴雪”是“沙阳八景”之一。此时此地，豪气干云的邓茂七举行了一个重大的仪式。黄瑜著《双槐岁抄》记载说“刑白马，歃血誓众，兴兵反。”其直接影响是“他县游民皆举金鼓器械应之，乌合至十余万人。”何乔远《闽书》记载“称铲平王，伪设官属”。邓茂七“起事”消息，震动八闽。 陈山寨一带，山高林密，地势险峻逼仄，屯驻十余万“乌合之众”的可能性似乎不大。古旧笔记，多有道听途说，恐有夸大不实之辞。 邓茂七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福建农民军与闽浙边叶宗留、蒋福成矿军遥相呼应，四面出击。 农民军往东，攻下永福、古田、闽清、罗源诸县，前哨已深入连江、长乐。省城福州如临大敌，明正德《福州府志》说“福郡城中起编户守城，盛为之备。村落居民皆携老幼入城，日以千计，号啼载道。” 邓茂七主力向西攻克杉关，顺势连克建宁、光泽、邵武、顺昌、清流诸县，攻击汀州却碰到了硬钉子，四旬不下，损兵折将。《明朝纪事本末》记载“与正景窃上杭，还攻汀州，为推官王得仁所败，三战，正景被擒，送京师斩之，独茂七盛不可制。”这部分农民军遂转攻赣南，克瑞金，进逼宁都、石城、广昌。 邓茂七又派杨福、姜京伍率军数万进攻闽西南，大败官军于铁石洋，打入龙岩城，攻占漳浦、南靖、长泰，围攻漳州城，占据了城中大半。眼看全城不保，明朝沿海卫所大将顾斌劲旅及时赶到，一番苦战，击败了农民军。农民军余部围攻南诏镇（今诏安），旷日持久，长达八个月。 陈敬德、吴都总一部出泉州，“由德化寇永春”，分兵抄掠惠安、安溪、同安、永春诸县，泉南大震。 闽北七县，邓茂七农民军势力最盛，建阳、浦城、松溪、政和四县尽在掌控之中，余势渗透建安、瓯宁两县。明正统十三年（1448年）十二月，邓茂七一部“逼城结寨”围攻建宁府城，被守军趁浓雾偷袭击败。 《明实录》记载说，邓茂七农民军“延蔓八郡，破二十余县”。民间传说，全盛时期，邓茂七有“十九寨三十六营”。 事实证明，这次的围攻延平府之战，是邓茂七农民军成败的转折点。 此前，御史丁瑄曾遣使诏谕，令邓茂七农民军“解散得免死”。邓茂七大笑，说：“吾岂畏死求免者！吾取延平，据建宁，塞二关，传檄南下，八闽谁敢窥焉！”说着，斩杀了使者，挥兵攻城掠地，“势益猖獗”。 这年九月，也就是延平被围的第二个月，御史丁瑄苦苦期盼的援军出动了。“御史（丁瑄）上其事，请兵讨贼。上乃诏都御史张楷至，面谕以闽贼猖獗状，令偕都督刘聚陈荣等往讨之。”这支援军由二万京军、一千达军（蒙古骑兵）及六千江西浙江地方军组成。主力将由浙入闽，另“分遣刘德新率兵由江西道建昌会邵武”。 不料，叶宗留矿军在江浙的活跃，拖住了张楷的后腿。浙江藩臬诸司大员们以为张楷军须剿灭“门庭之患”，打通车盘岭及建阳道路，再援延平。 陈荣、戴礼率二千五百名浙江兵“进剿”，黄柏铺一战，大败矿军，射杀了叶宗留，“贼退奔入山，复拥叶希八为己巨魁，劫车盘岭。”数战之后，叶希八焚毁浦城，往浙江云和、丽水而去。这时，刘德新率江西兵打开了建阳通道，张楷“方益兵进”，会合江西兵由建阳开向建宁。 就在延平大战还在胶着状态的时候，“十四年春正月”，朝廷派出了宁阳侯陈懋为征南将军、保定伯梁瑶、平江伯陈豫为左右副总兵率领京军、赣军、浙军入闽“平寇”，总兵力四万七千多人。 宁阳侯陈懋，寿州人，出身军旅世家，其父陈亨身经百战，追封泾国公。《明史》有“陈懋传”，记载了他率部西征、北征的卓著功绩。陈懋“威名震漠北”，还善于逢迎上意，《明史》记载说：“三年，奏徙灵州城。得黑白二兔以献，宣宗喜，亲画马赐之。” 关于陈懋南征的记载，《明史》说：“十三年，福建贼邓茂七反，都御史张楷讨之无功，乃诏懋佩征南将军印，充总兵官，帅京营、江浙兵往讨。至浙江，有欲分兵扼海口者，懋曰：‘是使贼致死于我也。’明年，抵建宁，茂七已死，余贼聚尤溪、沙县。诸将欲屠之，懋曰：‘是坚贼心也。’乃下令诏抚，贼党多降。分道逐捕，悉平之。” 陈懋不嗜杀，有据可考。《明史》记载他镇守宁夏时，多有大捷，却“善抚降卒”。从多种明史资料记载来看，邓茂七农民军的失败，重要原因是官军大军压境前提下有效的“招抚”与“分化瓦解”。应该说，征南将军陈懋是这一策略的制定者和坚定的监督执行者。 不过，《明史》记载陈懋“平闽浙盗”过于简略，地方史志则散乱而局部，且多有出入。《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十一》较为清晰地记载了这一“大事本末”。 还是回到延平之战的时间空间中来。 陈懋入闽后，前锋在延平城外太平驿扎扎实实地与邓茂七农军干了一仗，以“军士伤亡倍之”的惨重代价，“射死百余人”，“以捷闻。”也就是说，官军夺得了这一要隘。 邓茂七农军在延平城五里许，“断桥为守”，官军一时间难以突破这一防线。然而，太平驿一战有非凡的意义，邓茂七农军“起事”以来，胜多负少。太平驿的失守，大大挫动了其军心士气。此时陈懋又抛出了“悉赦前罪”、“免粮差三年”等内容的“上谕”。黄琴等30余名动摇分子随即倒戈投降，得到了官府优待。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一软招，不久收到了奇效。“沙县贼首张繇孙至延平降，又引从贼罗汝先诣楷，愿杀贼赎罪。”此后的事实表明，张罗投降，一切都在秘密状态中进行的，他们定下的计策，使邓茂七农民军一蹶不振。 张楷部以陈懋大军为后盾，迅速增援延平。此时，邓茂七部正蚁附攻城，急趋而来的张楷军立即从侧背发动了进攻，农民军损失千余人。为避免两面夹击，邓军撤出延平战场，突然转攻建宁，围城七重。张楷军尾随追击。此时，邓茂七兵锋再转，退守陈山寨。 正统十四年二月（1449年），在叛将张繇孙、罗汝先引诱下，邓茂七整顿兵马，再攻延平城。 早春二月的陈山寨，想来还是积雪未融，寒风凛冽。“铲平王”大纛高悬，兵马迤逦山间。邓茂七回望连绵群山时，该是怎样的感受呢？他当然不会知道，这次回望，是他对这片“王土”的最后一瞥。 张楷在延平城外设下了三面埋伏，具体部署是“浙江军伏后坪，南京军伏后洋，江西军伏沙溪之南。”三面埋伏，通俗地说就是“口袋阵”，一般有一支“牵牛鼻子”的诱兵。这支诱敌部队，张楷选择了屡败屡战的延平卫官军。果然，延平卫官军刚一出城，就被一向轻视他们的农民军一路追杀，官军夺路奔窜回城，“贼乘浮桥竞进”。这次作战的经过在正史的记载中极为简捷有力，似乎隐藏着冰冷的刀锋--“伏起，炮作，合击，大破之。”“茂七中流矢死，乃斩其首函之，驰露布，以捷闻。” 农民军余部败退沙县，拥邓茂七之侄邓伯孙为首领，退守以后洋为中心的贡川、掛口、陈山诸寨。在陈懋“招抚”、“分化瓦解”与镇压下，正统十四年（1449年）五月，官军攻陷了农民军的最后据点，“八闽悉平。” 邓茂七农民军失败了，但其影响颇为深远，一直到明景泰五年（1454年）十月，名臣于谦还说“贼首虽已就擒，而余党窜伏山林者尚多”。 2010年3月9日，我随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福建省作家协会采风团“走进沙县”。11日，与詹昌政、徐公、张盛钏诸文友组成采访小组，受命前往陈山寨实地寻访。 车出虬城，沿“十里平流”，往西南，入大洛镇，盘旋山路，直上锣钹顶。一路上，翠竹成绿海，险峻群峰在春日的阳光下涂抹了一层金黄，透出几分瑞气祥和。 路遇几位和善村民，或挖笋或搬竹，怡然山间。问邓茂七，皆茫然不知所云。 徐公系“沙县通”，说起了许多关于邓茂七的民间传说。“芒杆竹箭射金殿”、“纸人纸马化千军万马”、“夜割韭菜杀妖兵”等传说与福建其它地方传说大同小异，可见八闽文化异中有同的特征。 徐公讲述的“文郎”传说，令人耳目一新。徐公说，邓茂七有胞妹，姑且称九妹吧。九妹貌美如花，武功高强。她悄悄爱上了一位文姓白袍小将。一夜，成群蚊虫在蚊帐外吵闹，九妹辗转难眠，春心大动，遂念念有词道：“蚊（文）郎何必嗡嗡叫，一身白肉任您咬。”恰逢邓茂七巡视山寨，闻此言，大怒，即借故杀了文姓将领。山寨人心惶惶，众叛亲离。 这一传说，应该事出有因。《明朝纪事本末》记载了一些影子，不过却与邓伯孙有关。“女贼廖氏，伪号女将军。廖氏，瓯宁人。被掠至邓伯孙所，妖淫善幻，尤骁捷。”又说：“贼将张留孙者，骁勇善战，茂七起事多倚之。茂七死，仍从邓伯孙。千户龚遂荣贻留孙书，若素有约者，佯使谍误致之伯孙。伯孙果疑留孙，杀之。由是贼党人人自危，弃伯孙来降。” 因一招“三国”常用已显拙劣的反间计而误杀一员大将致使山寨“雪崩”，这比“蚊（文）郎”的传说更令人困惑不解。 农民军“起事”在历史上的作用，是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邓茂七农民军对为富不仁的地主阶级进行的武装斗争，肯定有其正义的一面。“铲尽不平方太平”，肯定有其公正合理要素。在封建社会，“均贫富”注定是理想主义的彩色梦幻。贫富分化导致的严重的阶级对立，是邓茂七农民军之所以纵横二十余县的社会基础。这就不难理解，当陈懋率军入闽“剿抚”并举时，“招抚”措施显得更见成效。“招抚”如釜底抽薪，而“进剿”则是扬汤止沸。薪尽沸止，八闽复归平静。 拂去历史的尘埃，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了问题的另一面，毋庸讳言，邓茂七农民军有着巨大的破坏性。朱维幹先生据《八闽通志》、《延平府志》等典籍资料，在《福建史稿》中列出了“农民军焚毁衙署表”。据不完全统计，邓茂七农民军焚毁县署15处、巡检司6处、驿站5处、仓厫10处、学宫书院6处、布政分司公署等5处。 农民军焚毁县署、公署、巡检司等统治阶级的权力象征建筑物，使用的应该是“愤怒的火焰”，那么，为什么又要焚毁驿站、仓厫、学宫书院呢？ 《明史纪事本末》作者谷应泰认为“闽寇自闽，浙寇自浙，地虽旁掠，势不交通”，也就是说邓茂七农民军与叶宗留矿军没有统一号令联合作战是其失败的主要原因。其实，两军的诸多历史局限性，早已埋下了必然走向失败的种子。 我们登上了闽中最高峰海拔1537米的锣钹顶，拔开草丛，走错了几条山路，我们迷失了前往陈山寨的方向。山下有沙县电视台的朋友在手机上说，陈山寨就在罗钹顶的附近啊，荒废的练兵场还看得出一点点模样的，早些年，那地方种上了一大片速生丰产林，很高大了。我们游目眺望，四周尽是茫茫林海和飘渺的云雾，以及那远去的历史风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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