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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五十年代的陈寅恪对柳如是的关注一如既往，甚至可以用“穷究”二字形容。其实，陈为何对柳如是如此关注，多数人并不关心。而有些人则像对待陈寅恪讲解杨玉环入宫时是否为处女一般持“鄙夷”的态度。但也有甚解其意的人，比如吴宓。 吴宓在1961年9月1日的《日记》中记载如下评论：“寅恪细述其对柳如是研究之大纲。柳之爱陈子龙及其嫁牧翁，始终不离其民族气节之立场、光复故物之活动。不仅其才高学博，足以压倒时辈也。总之，寅恪之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盖借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意存焉。绝非消闲风趣之行动也。” 历史是一条源远流长、奔流不息的长河。惟其如此，才有“不容割裂”一说。具有卓识的史学研究者往往能够透过历史的现象看到现实的本质，或者通过对现实的顿悟领略历史的风貌。陈寅恪无疑也是这些人当中颇为出众的一位。于此，陈寅恪自己也有感喟。 陈寅恪在给陈述的《辽史补注》作序时写过如下一段话：“回忆前在绝岛、仓皇逃死之际，取一巾箱坊本《建炎以 来系年要录》，抱持诵读。其汴京围困屈降诸卷，所述人事利害之回环，国论是非之纷错，殆极世态诡变之至奇，然其中颇复有不甚可解者，乃取当日身历目睹之事，以相印证，则忽豁然心通意会，平生读史四十年，似无此亲切有味之快感，而死亡饥饿之苦，遂亦置诸度量之外矣。” 中国历史上素来有“亡国”和“亡天下”的区分。两宋末造，恰逢第一个“亡天下”的周期，其人在当时刻骨铭心的悲愤经过了时空的磨合在下一个周期即公元1644年，俗称的“甲申之变”中得到了回应。 顾炎武说：“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在南明士林领袖的眼中，衣冠服饰尚且受到限制，更遑论其他。其人发出“亡天下”的悲鸣较之两宋之间尤烈。事实上，与其说是对所谓“异族统治”的不服，毋宁说是对彻头彻尾的专制体制的号啕。 而日本侵略中国，使“亡天下”的惨剧再度降临，身履其间的陈寅恪的心境在“靖康之变”的轨迹中找到了似曾相似的景象。这也是他发出“平生读史四十年，似无此亲切有味之快感”之所在。 那么，十多年后他重温柳如是的生平，又是什么样的事情触动了他敏感的历史视觉呢？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说，这次触动给陈寅恪包括给其他一些尚具良知和良识的人带来的绝不会是“亲切有味之快感”。 袁枚有过一句激烈的话，唤作：“伪名儒，不如真名妓。”柳如是不独为名妓，更为名“将”。钱谦益后半生的些许壮举多半同柳如是有关。从这个角度上看，诚为一代名儒的钱牧斋确实不如柳如是这一代真名妓。而当一个名儒不如名妓的时候，“亡天下”的厄运是不是已经呼之欲出或者已然降临？ 转自温相的日志 网易博客 看了柳如是和钱谦益的故事，想起了孔尚任的《桃花扇》，身为秦淮歌妓的李香君的人品，要比道貌岸然的侯方域强百倍！怪不得早有“官不如妓”之叹呀！一林冷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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