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索耶（Robert J Sawyer）
如果说最近刚刚签约美国著名科幻小说出版公司的《三体》作者刘慈欣擅长探讨人类终极命运，在他的小说里，宇宙深处是黑暗而没有救赎，那么在著名的加拿大科幻小说作家罗伯特·J·索耶的科幻小说里，则永远充满了机会和相对美好结局的。带着自己最新出版的两本作品《触碰》和《人性分解》，索耶在上海书展上遭遇了中外粉丝们的“围追堵截”，甚至还有粉丝从内蒙古等地赶到上海来见他。关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和北美科幻”，索耶有他的看法。
——编者
在我的眼里，真正的科幻作品并不是为了告诉读者上帝是干嘛的，而是为了探讨“如果上帝存在”会怎样，以及“如果上帝不存在”会怎样。
在我的作品《计算中的上帝》里，上帝是一个“程序员”或者说上帝是一个在实验室里造出了宇宙的科学家。作品的主角是位无神论者，他和外星朋友密切合作致力于寻找各自信仰的证据，也就是“冒烟的枪口”。其实科幻的价值并不在于阐明一个理论，而是就一个理论进行分解和剖析，从多个角度来进行设想和阐述。
科幻小说是关于有可能的未来的故事，其大前提就是社会和人本身都可以改变。人的改变可以是肉体改造、头脑改造、长生不死、意识上传甚至人性的变迁，永恒的人性这种东西其实不存在。有两篇论文对我的科幻写作有很大的影响，《成为一只蝙蝠会如何》和《作为一个认知科学家的海伦·凯勒》，后者激发了我创作《WWW》三部曲的灵感，在这套三部曲中，主角就是一个盲人女孩。
科幻小说是一种很特别的分类，往大了说，是一个很大的学科，包括宇宙学、物理学、光学、信息科学、脑科学等……往小了说，可以回归人类的内心和感性，是人的精神世界的反映。
内心世界对于我来说是创作的重要根据。人类把目光投向宇宙的深处以后，必然会把目光再转换回来。
如雷·布雷德伯里所说，科幻不是为了预测未来，而是为了预防未来。科幻小说给出了一系列对未来的提案，其中也有一些如1984是失败的未来，我们藉此做出选择。未来学家艾尔文·托夫勒（AlvinToffler）曾经提出过一个“未来震撼（future shock）”的概念，艾尔文同时提到，科幻小说也许正是我们面对“未来震撼”的唯一解药。未来总会到来，未来才刚刚开始，而科幻小说始终乐观的相信未来可以被我们扭转，这就是科幻最重要的价值。
要预测未来，就必须了解过去。未来一定是历史的延续。科幻小说家并不是凭空想象未来，而是看到现实中已经存在的趋势，将其延伸至未来。从过去到现在就像一个向量，指出了未来的方向。可行的未来就像是现实轨迹的自然延续，不可行的未来则是种种分叉。科幻小说家还必须认识到变化是非线性的。
科幻小说家并非总是成功的预言家，即便是科幻大师也是一样常常作出失败的预测。
上世纪50年代的经典科幻电影《禁忌星球》（《Forbidden Planet》）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电影中设想的时间线上人类二十一世纪才登上月球，但现实中人类一年后就发射了第一颗卫星，五年后将加加林送上了太空，十三年后阿姆斯特朗就踏出了那著名的一步。
科幻小说家要预测未来，必须承认的一点是——变化并非孤立，新事物总是连锁反应接踵而来。以最著名的科幻电影《太空漫游：2001》为例，其中也有若干对未来的错误预测。比如，没有预测到社会更加平等与多样化。因为在《太空漫游：2001》中，飞船上的成员全是白人男性，而同时期《星际战舰》中的舰桥成员就要均衡得多。事实上，当时现实中也已经出现了第一位女性宇航员（瓦莲京娜·捷列什科娃）。
第二个预测不足的是没有足够多的国际视野，比如电脑屏幕上出现多语言选择界面时是“English/French/...”而不是有更多的选择。这以现在的眼光看是非常不专业的。而且还认为冷战会一直延续到21世纪，认为人类对于太空的探索会持续不断前进。而现实中人类自从阿姆斯特朗之后已经裹足不前好几十年了，难怪会有人抛出登月阴谋论。
不过，科幻电影中当然也有更多正确的预言，比如连名字都惊人相似的平板电脑（newspad ->ipad），只不过是由IBM制造。MIT在1997年HAL9000设定中的生日那天出版了一本纪念文集，其中可以看到电影面世30年来计算机科学的走向几乎就是沿着预测的轨迹。
和阿西莫夫的机器人三定律类似，关于未来也有三定律：一是已经发生的事将会继续发生；二是小事也会有深远的影响；第三点则是不仅要看到直接后果，更要看到间接后果。
比预测汽车出现更难的是预测交通堵塞，比预测飞机出现更难的是预测劫机、常旅客制度。在科幻小说鼻祖《弗兰肯斯坦》中，不仅仅设想了人造生命的出现，更提出了由此引发的造物主的权利和责任的问题。如果以《弗兰肯斯坦》的诞生为原点，那么科幻小说即将迎来200岁生日（2018年），到时，我一定要好好庆祝一番。
在一个群体内部，自私者更容易成功。但在群和群之间的竞争里，利他者组成的群更可能获胜。另外，人类里的一些群体会使其他群体改换观念，从敌人变成盟友，这个趋势是受群选择偏爱的。
在中国很畅销的科幻小说《三体》中提出了宇宙的“黑暗森林”法则，我并没有看过这部作品，但是我认为这是一种对未知文明的恐惧，以及对人类未来悲观的理念。这可能和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关，而加拿大是一个移民国家，根本没有什么把加拿大作为故乡的人。但是中国不一样，中国在历史上是一个曾经用长城把边境围起来的国家，所以对于陌生文明的恐惧可能会与我们不太一样。
其实对陌生的恐惧也是西方科幻中常涉及的概念，所以不用特别担心。虽然不久前霍金也表示，人类应该谨慎与外星文明联系，但是我并不认同他的观点，因为，当狮子出现时，一群斑马中只有最慢的一匹才最恐惧，很遗憾霍金同学就是那匹老斑马。
很多人认为，这种宇宙“黑暗森林理论”符合人类的生存本能的需求，但是我并不这么认为。虽然我同意，自私是生命的本能，正如《自私的基因》中所写的那样，生存是一切生命的第一本能，自私也是一种人类所携带的先天的基因。但是智慧的目的就应该是超越本能、战胜自私基因。一个还不能战胜自身本能的智慧生物，一定会灭亡。智慧的发展，就是对动物本能的一种抑制。这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到现在，利他主义开始替代利己主义成为一种主流文化的原因。而任何文明，如果不能克服这种由动物本能衍生出的利己主义，以及由这种利己主义衍生出的种种恶习，都只会导致自我毁灭。
科幻之于科学，就如同维基百科的链接。现实生活中，科幻小说家已经作为政府智囊，比如Sigma论坛，而我本人和斯蒂芬·巴克斯特也曾作为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顾问。对于政府来说，有时候正需要科幻作家这种不受可行性限制的想象力。
很多人乐于说科幻作家们在科幻作品中所写的一切都成为现实了，但我并不认同这一说法。相反，我认为科幻作家最常犯的一个错误是过于推己及人，以为自己眼中的未来也是他人眼中的未来，而不考虑其实现成本，但成本正是决定未来能否实现的关键因素之一。我最喜欢的科幻作家是阿瑟·克拉克和阿西莫夫。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也很认同阿西莫夫科幻作品中所有说法。以阿西莫夫的《基地》系列为例，说有时候科幻作家对未来的想象也会走得太远。基地中的心灵史学理论动辄预测上万年尺度的未来，本质上是基于大数定律。但可惜的是阿西莫夫写作的时候混沌理论还没有出现，今天我们已经知道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看起来，科幻作家比科学家预言的未来更靠谱一些？那是因为科幻比科学更自由——比如科幻小说家不需要签保密协议。在历史上，正是科幻小说家最先警告了核武器的威胁。比如《发条女孩》预言了全球变暖，我自己的《WWW》三部曲则预言了互联网隐私的问题。
科幻自身不能脱离现实太远，因为一部完全超出读者想象的作品，很难得到大多数读者的认同。另一方面，过于脱离现实的科幻可能很难引起共鸣。所以科幻一方面是大尺度的，一方面又是和现实紧密关联的。
如果把我的作品和我的生活联系起来看，会发现我的作品和我的生活密切相关。而在我最近出版的一些新作中，更是探讨了恐怖主义、家庭问题等和我们的生活更接近的事情。其实，最开始，我的作品都是描写遥远的未来，类似星球大战这样的故事，但是我发现只有那些最铁杆的科幻迷才会关注这样的科幻，而大多数普通读者不会因此而增加对科幻的兴趣。
在北美，10多岁的孩子是科幻小说的读者主体，我曾经花费了很多时间思考到底是什么使得人们远离科幻作品呢？我发现，人们其实并不关注很遥远的未来和很遥远的空间以外发生的事情，而是更关心相对近一点的未来和相对近的空间所发生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在他现在的作品中更多地探讨了家庭问题，可以算是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混合了吧。
科幻作品从来都不是完全脱离现实的想象。在《计算中的上帝》里我讨论了肺癌给现代人的影响，这是因为当时我的哥哥正在经历肺癌的折磨。而在“9·11”之后，恐怖主义也成了我的新书中的元素之一。对于我来说，科幻更像是借由客观现实、科学理论或科学发展，推导出某种极端的情况，从而构成故事核心。
自从我的作品《未来闪影》被改变成电视剧以后，我第一次发现媒体传播的价值，甚至可以说是有点喜欢上了替好莱坞写剧本的感觉，因为借助电视或者电影行业来传播科幻的理念，无疑比单纯地由小说来传播科幻的理念更有影响力。
不过，好莱坞的影片希望能够用一句话就概括完整本书，但有些科幻小说，比如《计算中的上帝》、《人性的分解》这样的作品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所以，并非所有的作品都能够满足好莱坞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