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桃籍院士万哲先先生回忆联大附中和黄钰生先生。
万哲先先生。 回忆母校联大附中 中科院院士、1944届校友 万哲先 云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前身是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她创办于1940年，当时叫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附设学校，1940年11月开学，当时有小学六个年级，初中三个年级。1941年增设高中一年级。1942年中学部和小学部分开，中学部叫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附属中学(以下简称联大附中)。 1942年夏天我通过联大附中的入学考试，被荣幸地录取为中学五年级插班生。该年联大附中开始实行六年一贯制，中学五年级相当于一般中学的高中二年级。学校因为没有校舍，11月间才开学上课。开始时是在昆明北门街南菁中学旧址的一个空场上露天上课，一下雨就停课，这样坚持了一个月左右，借用南菁旧址的中法大学从南菁旧址迁出，我们才有了教室。我们在南菁旧址一直呆到1943年暑假前。暑假后我们迁到钱局街校舍，这个校舍是由一座破旧祠堂改建的，我又在这个校舍里上了一年课。我于1944年暑假前毕业，总共在联大附中读了两年书。这两年对我成长和发展影响很大。为了纪念母校成立六十周年，对这两年的往事作一些回忆。 联大附中主任由西南联大师范学院院长黄钰生教授兼任，在附中校园里却经常见到他，有时在找教员或学生谈话，有时在课堂里讲课，有时在学生课外活动的英诗班上讲英诗，有时还在篮球或排球场边为学生的比赛鼓掌助兴，等等。他特别在选教员，建立优良的学风上，花了很多的心血。学校的老师大多是西南联大品学兼优的毕业生，学识渊博而且富有钻研精神。黄老师要找每位新教员谈话，问他有什么困难并帮助解决，交换对教育工作的看法，并希望他树立当一名优秀教师的理想。1986年他在天津担任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天津市图书馆馆长和天津市联合大学校长等要职。那年我出差去天津，抽空去拜访他。他见了我，第一件事就把他的夫人叶一帆老师的遗照拿给我看，问我认不认识她。我回答说，“这是叶先生，教过我化学，讲书非常清楚，我得益很多。”接着他就说：“我对得起你们，我给你们请的教员都是大学毕业的，我把他们都看作自己的朋友。”(注，当时昆明所有中学的教员大学毕业的很少。)我回答说：“您给我们请的老师不只是大学毕业的，有的当时已是著名学者，有的是当时大学毕业生中的佼佼者，后来成为著名的学者。附中的教育使我受用一生”。 联大附中两年的教育是当时我能受到的最好的中学教育。教我们中学五年级语文的刘玚昌老师学识渊博。他讲起课来，引经据典丰富了我们的国学知识，提高了我们对古文的理解力。他还是我们班班主任，经常和我们谈思想，谈志愿和谈做人。他深受我班同学爱戴。1946年他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时，我班同学常常相约去看他。后来他在武汉大学中文系任教授。我们读中学六年级时，采用的语文课本可说是一本中国历代哲学著作选编。为了使我们能更好的理解课文，黄钰生老师特别请来了西南联大哲学系的任继愈老师教我们语文。他把艰深的哲学经典剖析给我们听，使我们懂得了许多古代哲学思想。任老师当时就是西南联大哲学系青年教师中的佼佼者．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哲学家和宗教学家，一代宗师。他曾创办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宗教研究所并任所长，后来又被委以北京图书馆馆长的重任。 中学五年级时教我们代数的是西南联大数学系毕业的邓汉英老师。过去我学数学只满足于做习题，但邓老师却还强调公式和定理的推导，使我对数学的理解更进了一步，逐渐对数学发生了兴趣。黄钰生老师还专门请来西南联大数学系主任杨武之教授教我们中学六年级的“解析几何”和“立体几何”。杨老师教学经验丰富，教学效果极好。我曾有专文《回忆杨武之老师》，就不再重复了。黄钰生老师还请了西南联大数学系龙季和老师来担任联大附中的数学科主任。龙老师为我们中学五年级开设“向量分析”选课，并组织领导学生的数学课外活动小组π社。这些都提高了我对数学的兴趣。后来龙老师任广西大学教授，创办广西大学数学系并任系主任，邓汉英老师则任南开大学数学系教授、系主任。杨武之、龙季和、邓汉英三位老师都对我后来学数学很有影响，特别龙老师的影响更大。 黄钰生老师还请他的夫人叶一帆老师和西南联大化学数的黄新民老师先后来教我们化学课。他们都很注意实际应用，化学方程式在他们口中和笔下变成活生生的东西，使我们学起来很省力。后来，黄新民老师从事国防研究，很有贡献。 我们中学六年级的英语教师由黄钰生老师亲自担任。他注重英语词组和英语习惯用法，给我们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我一直都记得他充满感情地给我们讲英国作家莎士比亚的《裘力斯?恺撒》的选段和法国作家莫泊桑的《最后一片树叶》的情景。 中学六年级时教我们世界历史的是西南联大历史系的毕业生李道揆老师。李老师每节课都有一个题目，第一节课的题目是劳动创造了人类，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对我们进行唯物史观的教育。李老师讲课引人入胜，史料在他嘴里变成了活生生的材料。我听他的课非常专心，仔细记笔记，下课后还重新整理，很工整地写下来。有一次他收了同学们的笔记本去检查，发现我重新整理的历史笔记，就很谦虚地对我说：不值得化这么多时间去整理，应该把这些时间化在读书上，并介绍我读几本世界历史。实际上，他讲课很有内容，也很新鲜，引起我对历史极大的兴趣，我多次动了中学毕业后考大学历史系的想法。李道揆老师后来成了美国史专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史研究所任研究员，有很多论著。 我在联大附中读书的两年里，担任教导主任的是魏泽馨老师。他和黄钰生老师一样，是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的教育家。他协助黄老师组织全校的教学，也和黄老师一样亲自到班上去上课，教一班语文。他有时还针对各班学生的特点和问题，到各班去做报告。我还清楚记得，我在中学五年级时，他到我们班上来作怎样治学的报告，介绍一些大学问家的治学之道，并有的放矢地纠正我们读书中的问题，还特别指出傲气是学习中的一大障碍。解放前夕，魏老师因支持学生运动，被捕入狱。解放后，魏老师先后任长沙市教育局长，长沙联合大学校长等职。 联大附中教过我的老师还很多，我都从他们那里受到教益。 联大附中除了重视课堂教学以外，还很重视组织学生的课外活动。学校里的体育运动(包括篮、排、足球等)非常活跃，音乐、戏剧、美术都很提倡。例如，常组织班际或校际的球赛，每学期都公演话剧，举行歌咏比赛、演讲比赛等。这使得学生生动活泼，得到多方面的发展。 毕业前夕，黄钰生老师等学校负责人对学生进行毕业教育也是难忘的。特别因为我们是第一届毕业生，对我们班更是费尽心机。我记得，黄钰生老师在魏泽馨老师的协助下，在我们中学六年级下学期，请了昆明的专家学者来校演讲，每月一次。曾请了西南联大数学系教授江泽涵来讲笛卡尔(解析几何的发明人)，请了一位著名医学家来讲巴斯德(细菌的发现者)，等等，用这些科学巨人形象对我们熏陶。黄钰生老师还约每位毕业生谈话，根据每个学生的不足处提出应该努力的方向并对报考大学院系提出建议。黄老师还请西南联大的一教授，出大学入学考试模拟题，让我们试考，发现了知识中的欠缺，加以补救，等等。 我想联大附中办学成功的经验是：有有理想的而且精心要把学校办好的教育家，组织了一个高水平的教员班子，招收了一批合格的学生。 我从联大附中毕业已经56年了，联大附中对我的教育和联大附中的学生生活我一直记忆犹新。我对联大附中怀有深厚的感情。1982年我去昆明开会，到昆明的第二天就到附中校舍，到了校门口，喜出望外，东张西望，不知向谁打听，打听谁。碰巧姜为藩校长来到校门口，问我找什么人。我操着昆明话说，我就是找这所学校，我是这所学校的毕业生。姜校长就约我到他办公室去谈话。从谈话中了解到，云南师大附中不仅是省重点中学，而且是云南省首屈一指的学校，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优秀毕业生，我由衷地感到高兴。我希望今后有机会再去昆明，再去探望云南师大附中，届时云南师大附中一定会更上一层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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