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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林：中国基层治理秩序面临重构 编者注：2013年8月17-18日，“首届中国政治学30人圆桌会议”在京举行，会议由清华大学政治发展研究所、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北京大学政治学系、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中央党校世界政党研究中心和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共同主办。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政治学者30人，以及杰出青年政治学者代表15人参加会议，并作主题发言。凤凰网作为特邀媒体全程报道此次会议，现以凤凰网大学问特别版刊发部分学者发言。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吴晓林以《中国政治整合的现状与未来走向》为主题发言，他认为社区政治整合在当今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因为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基层治理秩序面临重构，同时，社区本身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连接点，“政权建设只有扎根社区才会有生命力”。 但是，现有社区整合面临困境，吴晓林指出，第一，原有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现在面对的不是整合起来的集体单位组织，而是分散于社会各个角落的个人；第二，社区整合机制落后，社区工作行政化趋势明显。为了解决现有社区政治整合困境，吴晓林建议应在顶层设计中侧重建设区域性整合，给社会组织自我发展的制度空间，同时，引导民众参与建设社区的积极性，培养共同体意识。 以下为发言实录 我今天主要跟大家汇报三个内容，首先，城市社区政治整合何以成立？ 有两个原因：第一，基层治理秩序的重构，需要构建一种动态稳定的社会体系。2011年，中国的城镇化发生了历史性的剧变，达到51.27%，而英国完成城市化是180年前，美国是90年前，日本是60年前，所以我们比这几个国家晚了这么多年。他们在城市化过程中遇到很多问题，我们也同样遇到。中国人口基数比较大，城市化率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意味着城镇需要吸纳1300万市民，在这种情况下，公共事务、社会矛盾和阶层冲突一定是会激增的，城市化也面临许多社会冲突。 第二个原因是政治发展的战略空间，使得可能创造一种国家与社会互相交接和互动的接点，社区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接点。政权建设只有扎根社区才会有生命力，我举一个例子，上世纪90年代台湾提出建设生命共同体，经营大台湾要从小社区开始，行政管理全部面向社区，通过培养社区历史和公共参与，推动政治转型，这种理念非常深刻，也触及本质。原来台湾依靠国民党的政策和派系来整合社区，现在变成直接面向社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样是中国土地上的经验，值不值得我们借鉴，有待继续思考。 我讲的第二个问题是，城市新社会面临旧整合体制。西方上世纪60年代有一本书叫《新国家旧社会》，讲的是提升国家能力问题，今天我们应该触及的本质是怎么提升社会能力。第一，社会整合所面临的群体基础从集中到分散，原来是单位组织，所有人都生活在单位中，国家只要把单位体制收紧，所有人都能控制住。现在不一样了，人们从市场中找资源，不靠单位，即使生活在单位，也从原来的企业人变成社会人。我们现在面对的不是整合起来的集体单位组织，而是分散于社会各个角落的个人，所以，中国基层社会特别是城市中，面临的是社会重组的挑战。 第二，社区整合机制滞后，社区工作基本上是在唱二人转，或者讲单口相声，谁来讲？一是街道办，一是居委会，他们唱二人转，有时变成单口相声，街道办控制居委会，只是成为一种工具而已，社区工作行政化问题明显，这种格局要不要变？应该变。截至2011年，中国89%的城市居民拥有住房，不知道是谁统计的，反正我现在没买。在这种情况下，居民有没有自己的组织？台湾2300万人口，在城市生活的占85%，有1万多个公寓管理委员会，也就是大陆的业主委员会，也就是说2千人就有一个委员会。据调查，76.88%的人认为业主委员会成立很难。
第一、顶层推动，经过常年的发展和积累，可以提高社区的建设，构建国家层面的整合性、协调性平台，不是要建设一个国家机构，最起码应该有区域性、地方性的整合。 第三、资源配置上，建立和推广自上而下的资源分配机制，架构地方政府与社区的直接对接，这当然要涉及行政体制改革，比如说怎么看街道办的问题，怎么看区政府等。 第四、共同体意识上，要切实引导、组织、培训民众参与建设社区的积极性，培养共同体意识，进而激发积极的公民意识和公共领域意识，为整个政治社会改革注入积极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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