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帝安排辅政格局及其破坏

宋明帝安排辅政格局及其破坏
　　作者:李文才
　　【本文摘自】《济宁师专学报》2000年02期第20～23页
　　【作者简介】李文才（1969-）男，江苏东海人，大连大学文史学院讲师、博士。大连大学文史学院　辽宁大连　116022
　　【内容提要】宋明帝在临终前为保证刘氏江山的稳固，曾精心为后主安排了一个辅政格局，这个辅政格局由外藩荆州、郢州，朝中顾命大臣及恩幸三种政治势力构成，其特点是朝臣居中无为而外藩互相牵制，从而保证幼主无受侵逼之虞。但是，这一局面很快就因为恩幸专权及宗室亲王起兵反叛而遭到破坏。萧道成则利用政局的混乱，势力很快发展起来，形成了专决朝政的局面，并为最终易宋建齐奠定了基础。
　　【关 键 词】宋明帝/辅政格局/破坏/萧道成/恩幸/沈攸之
　　中图分类号： K244　文献标识码：A
　　刘宋灭亡，当从孝武帝、明帝屠戮宗室方面寻找原因，早已为治史者认可。如《宋书》作者沈约就说明帝“亲近谗慝，剪落皇枝，宋氏之业，自此衰矣”，进而指出宋亡是“斯盖履霜有渐，坚冰自至，所从来远也。”（注：《宋书》卷8《明帝纪》。 ）吕思勉先生也认为刘宋政治“而孝武帝及明帝坏之”、“明帝诛锄宗戚，剪伐大臣，于可疑者，可谓除之殆尽，然卒失之于萧道成。”（注：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第9章《宋齐兴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对于上述观点，笔者是赞成的。但还必须指出，宋明帝曾为太子精心安排了一个辅政格局，以保证刘氏江山的稳固，只不过这个辅政格局最后被破坏了，而它的破坏实际也就意味着刘宋政权的灭亡只是时间问题了。本文即对此进行探讨，以窥宋齐嬗代之际刘宋政局之一斑。
　　　　一
　　宋明帝刘彧为人性格残忍，且帝位得来实为篡弑所致，因此在位期间，大杀宗室诸王，其酷烈更甚于孝武帝。（注：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第9章《宋齐兴亡》424页“案孝武以讨元凶立，实不得谓为不正，孝武正则子业亦正；所云淫虐，事既多诬；则明帝实为篡弑，此所以四方同契，不谋而咸奉寻阳也。”）及其晚年，猜心更重，正史记载甚明，“泰始、泰豫之际，更忍虐好杀，左右失旨忤意，往往有斫刳断截者。”（注：《宋书》卷8《明帝纪》。）他深知太子幼弱， 在未来的政治中无力控制局面，因此在临终前的一年多时间里，对自己去世后的刘宋未来政局进行了精心安排，宋明帝安排未来政局，仍将对宗室的防范放在了首位。史言宋明帝“寝疾，以太子幼弱、深忌诸弟。”（注：《通鉴》卷133明帝泰始七年。）《宋书》卷72 《文九王传》“史臣曰”也说“太宗晚途，疑隙内成，寻斧所加，先自至戚。”这主要因为，明帝帝位的得来就纯属偶然，他以后废帝从父的身份即位，很难压服人心，故终其一世对宗室的防范都没有放松过。 所以在泰始七年（471），他先后将自己认为最有可能成为太子皇位威胁人物的3个弟弟除掉，他们是晋平刺王休祐、巴陵王休若、建安王休仁。刘休祐为人“很戾强梁，前后忤上非一。……且虑祐将来难制，欲方便除之。”（注：《宋书》卷72《文九王传·晋平刺王休祐传》。）刘休若“和善，能谐缉物情，虑将来倾幼主， 欲遣使杀之。”（注：《宋书》卷72《文九王传·巴陵王休若传》。）刘休仁与明帝“素厚，至于相害，虑在后嗣不安。”（注：《宋书》卷72《文九王传·建安王休仁传》。）三王之死，用宋明帝的话来说，就是“事计交切，不得不相除。”这样，只有桂阳王刘休范因为人才凡劣，不为明帝所忌，才得以全身。
　　清除宗室三王，宋明帝主要是与“恩幸”杨远长等人定计，但他对于身边的这些驱走小臣“恩幸”辈也同样有猜防之心，在利用他们除掉宗室诸王后，对自己怀疑的人物也进行了诛杀，如吴喜、寿寂之等人的死，即在于“时太子及诸皇子并小，上稍为身后之计，诸将帅吴喜、寿寂之之徒，虑其不能奉幼主，并杀之。”（注：《宋书》卷85《王景文传》。）寿寂之，入《宋书·恩幸传》，史言其人以“勇健”被杀，如《通鉴》卷133明帝泰始七年载：“上恶太子屯骑校尉寿寂之勇健， 会有司奏寂之擅杀逻尉，徙越州，于道杀之。”吴喜，虽未入《宋书·恩幸传》，但既与寂之相提并论，则离“恩幸”亦不远也。吴喜之死，《通鉴》卷133记载甚详：“……上以其新立大功，不问，而心衔之。及克荆州，剽掠，赃以万计。寿寂之死，喜为淮陵太守，督豫州诸军事，闻之，内惧，启乞中散大夫，上尤疑骇。或·萧道成在淮阴有二心于魏，上封银壶酒，使喜自持赐道成。道成惧，欲逃，喜以情告道成，且先为之饮，道成即饮之。喜还朝，保证道成。或密以启上，上以喜多几计数，素得人情，恐其不能事幼主；乃召喜入内殿，与共言谑甚款，既出，赐以名馔。寻赐死，然犹发诏赙赐。”从中可以看出，吴喜之死，在于他“多计数，素得人情”，有功高震主之嫌，另外，吴喜之死应当还与宋明帝猜忌萧道成有关。据上引材料，宋明帝派吴喜前往试探萧道成，而喜告之以实情，回朝后又向明帝“保证道成”。如此，则吴喜与萧道成可能早有沟通，故为宋明帝所忌。
　　此外，宋明帝还对外戚专权的可能性进行了防范，王景文之死即因为此。王景文为明帝后兄，曾任扬州刺史，《宋书》卷85《王景文传》云：“时上既有疾，而诸弟并已见杀，唯桂阳王休范人才本劣，不见疑，出为江州刺史。虑一旦晏驾，皇后临朝，则景文自然成宰相，门族强盛，藉元舅之重，岁暮不为纯臣。泰豫元年春，上疾笃，乃遣使送药赐景文死，手诏曰：‘与卿周旋，欲全卿门户，故有此处分’”。其实，王景文不过是一个坐谈玄理之人，对政治本来就没有什么兴趣，他的死纯粹由于明帝的病态猜忌心理所致，因此吕思勉先生写史至此不禁喟然长叹“案景文乃一坐谈玄理之人，而亦忌而杀之，天下尚有可信之人邪？”（注：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第9章《宋齐兴亡》，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
　　维持统治、保证皇权稳固，不能单靠诛杀，还需要寻找可靠的政治集团作为支撑，因此，在清除威胁幼主的隐患后，宋明帝还为幼主精心设计了一个辅政格局，这个格局包含中央、地方两个系统，兼有朝臣、藩镇、“恩幸”三种政治力量。简示如下：
　　（内）中央——朝臣：袁粲、褚渊、刘面力、刘休范、萧道成
　　（内）宫臣：阮佃夫、王道隆、杨运长（等“恩幸”）
　　（外）地方藩镇——沈攸之（郢州）、蔡兴宗（荆州）
　　其中，袁粲、褚渊、刘面力、沈攸之、蔡兴宗为所谓的顾命五大臣，为辅政格局的权力核心，然而细析起来，却并非如此。在顾命五大臣中，中央（内）系统有三人，地方（外）有二人，权力分配基本是平衡的，即外藩与内廷朝臣共同辅政。但实际上真正起作用的只有外藩，内朝三人只是一种点缀性的人物。试言之。
　　袁粲，时任尚书令，史言袁粲“及受遗当权，四方辐凑，闲居高卧，一无所接，谈客文士，所见不过一两人。”（注：《宋书》卷89《袁粲传》。）《宋书》卷85《王景文传》更说他是：“人情向粲，淡淡然亦复不改常。”对于权力的热情并不高。
　　刘面力，时以中领军加右仆射，为人“以世路纠纷，有怀止足”，（注：《宋书》卷86《刘面力传》。）及至晚年，“颇慕高尚，立园宅，名为东山，遗落世务”（注：《通鉴》卷132后废帝元徵二年。）， 也并不汲汲于权力之争。
　　褚渊，时以右仆射加护军将军，史载褚渊与宋明帝“以风素相善，及即位，深相委寄，事皆见从”，（注：《南齐书》卷23《褚渊传》。）然就其一生观之，褚渊也不过是靠人主恩赏、平流进取，对权力也并未表现出多少兴趣。
　　桂阳王休范，在宋明帝临死前由江州召回中央，拜司空，因此也可以算作内廷辅政成员，但他正是以“谨涩无才能，不为物情所向。”（注：《宋书》卷79《文五王传·桂阳王休范传》。）才得免杀身之祸，因此对未来幼主也构不成威胁。
　　由以上五人构成的内廷辅政班子，基本可以保证其对幼主无侵逼之虞。除此而外，尚有萧道成，曾遭宋明帝猜疑而调至中央，后来凭借与褚渊的亲密关系而获掌禁卫军兵权，拥有一定的实力，但他却同时受到了恩幸王道隆等人的牵制，因此，宋明帝也比较放心。这是宋明帝对未来辅政格局中内廷朝臣的安排。
　　宋明帝安排的辅政格局中，外藩以郢州刺史沈攸之、荆州刺史蔡兴宗充当，是经过精心考虑的。首先要明确一点，那就是宋明帝对他们能够忠于幼主是有信心的。沈攸之从宋明帝即位起，就以告发宗越而成为其心腹，泰始初年政局动荡不安，沈攸之更因此成为一时颇牧，尤其在义嘉之乱中，乃是宋明帝最为倚重为信赖的将领；蔡兴宗则是宋明帝最重要的谋臣，义嘉之乱起，天下群起响应晋安王子勋，兴宗起而替明帝谋划时局，“时诸方并举兵反，……东兵已至永世，宫省危惧，上聚群臣以谋成败。兴宗曰：‘……愿陛下勿忧，’上从之。”（注：《通鉴》卷131明帝泰始二年。）吕思勉先生曾说：“……其答袁·， 尚仅以自全为念者，未几即与太宗为徒党，而为之四出说诱焉，”（注：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第9章《宋齐兴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 ）此外更需注意者，沈、蔡二人出任郢、荆二镇的微妙关系。沈攸之，为南朝以军功起家的新兴门族，来自吴兴沈氏，社会地位不高，史言“攸之少孤贫，元嘉二十七年，索虏南寇，发三吴民丁，攸之亦被发”（注：《宋书》卷74《沈攸之传》。），其出身之低可见一斑。蔡兴宗出自济阳蔡氏，其父蔡廊“博涉群书，言行以礼”（注：《宋书》卷57《蔡廓传》。），兴宗亦“少好学，以业尚素立见称”（注：《宋书》卷57《蔡兴宗传》。），蔡氏虽非南朝第一流高门，但与沈氏相比，则不失为礼诗相传之文化家族，因此二人在气质上是有很大差异的，联系郢州、荆州地理上的制衡关系，不能不让人思索，明帝之安排有深意在焉：沈、蔡二人共同奖掖王室、辅佐幼主，则同为忠臣，若其中一人心怀叵测，则另一人足以牵制。又沈攸之、蔡兴宗都号称名将，具备相互抗衡的能力。所以我以为宋明帝以蔡兴宗居荆、沈攸之居郢，以外藩的身份辅政，是颇费了一番心机的。但后来事情突起变化，导致辅政格局发生变化，却是宋明帝始料所未及的。总之，就顾命大臣的人员配置情况来看，宋明帝为幼主设计的辅政格局，是一种内廷朝臣垂拱无为、而以外镇强藩忠诚职守，内外相制的政治局面。
　　然而如前所论，辅政的朝臣其实无权，在内外相制的局面中，外足以制内，内则无法制外，那么所谓“内外相制”，如何有效制衡外藩呢？我以为在宋明帝安排的辅政格局中，另有一种政治势力，即由王道隆、阮佃夫、杨运长等人组成的所谓“恩幸”集团，他们实际把握着中央政局的实权，因此制衡外藩的任务实际上就由王、阮恩幸辈来承担。宋明帝得以即位，依靠的是趋走左右的恩幸，因而在他的统治时期，恩幸势力亦成为他倚重的政治力量，综观明帝一朝，恩幸集团始终参与最高政治决策，其中原因盖在于，恩幸掌握着一支有强大战斗力的近卫部队。因此，在为后主安排的辅政格局中，“内外相制”的任务，朝臣既无力承担，那么自然就落在王、阮诸人身上。
　　如果我们对泰始末年辅政格局中三种政治势力作进一步探究，便会发现，这三种政治势力不但彼此间相互掣肘，而各自内部也是互相牵制的。宋明帝所以要给幼主留下这样一个内部矛盾错综复杂的辅政格局，正是因为他考虑到幼主智皆弱，无力驾御各政治力量，因此这个政治格局中各种势力首先必须互相牵制、彼此掣肘。在他看来，宗室、外戚等均已对皇权构不成威胁，那么辅政格局中各派势力的互相制衡，就可以保证刘氏江山的永固。
　　　　二
　　但是，最后破坏宋明帝辅政格局的，恰恰是他一生依恃的“恩幸”和他认为已无需防范的宗室。在辅政格局破坏过程中，受益最大的是掌中央禁卫军兵权的萧道成，他逐步控制了刘宋朝政，形成了权臣专制政权的局面，并最终易宋建齐。
　　泰始末年辅政格局第一次破坏的结果，首先是外藩荆、郢之间互相制衡形势的打破，导致沈攸之势力的进一步扩大。造成这次破坏的，正是“恩幸”右军将军王道隆等人，史言，泰豫元年五月，“右军将军王道隆以蔡兴宗强直，不欲使居上流，闰月，甲辰，以兴宗为中书监，更以沈攸之为都督荆襄等八州诸军事、荆州刺史。”（注：《通鉴》卷133明帝泰豫元年五月。）当然王道隆等“恩幸”以沈攸之取代蔡兴宗刺荆，需要找到适当的借口。而恰在此时益州发生了民乱，遂为王道隆等人利用，据《宋书》卷74《沈攸之传》：“泰豫元年，太宗崩，攸之与蔡兴宗在外蕃，同豫顾命，……未拜，会巴西民李承明反，执太守张澹，蜀土骚扰。时荆州刺史建平王景素被徵，新除荆州刺史蔡兴宗未之镇，乃遣攸之权行荆州事。攸之既至，会承明已平，乃以攸之都督荆湘雍益梁宁南北秦八州诸军事、镇西将军、荆州刺史，持节、常侍如故。”显然，王道隆等人正是利用益州发生民变的机会，先以沈攸之“权行”即代理荆州刺史之职，然后再正式任命，达到排斥蔡兴宗的目的。而这样的结果，便破坏了宋明帝安排的外藩荆、郢相制的格局。而沈攸之徙刺荆州时，“择郢州士马、器仗精者，多以自随。”就任后，又“以讨蛮为名，大发兵力，招聚才勇，部勒严整，常如敌至。重赋敛以缮器甲，旧应供台者皆割留之，养马至二千余匹，治战舰近千艘，仓廪府库莫不充积”。（注：《通鉴》卷133明帝泰豫元年。）沈攸之的势力膨胀，在外藩中形成一枝独秀之势，固然有其历史方面等诸多原因，但外藩荆、郢之间互制局势的破坏，乃是重要原因。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宋书》本传及相关诸史，均认为沈攸之自刺荆后，就开始有所谓不臣之心，这是站在南齐统治者萧道成立场上，对他所加的诬词，但所言沈攸之到荆州后势力更加壮大，则是实情，而这正是泰始末年辅政格局破坏的结果，同时也是辅政格局破坏的具体表现。
　　元徽二年（474），桂阳王刘休范在寻阳起兵，进攻建康。 刘休范之反，导致了泰始末年辅政格局的进一步破坏，萧道成在平叛中崛起，成为中央权力核心，这样宋明帝精心设计的内廷朝臣居中无为的政局，终于演变成为权臣专政的局面。刘宋政治全局也就变成了下游的中央萧道成与上游荆州沈攸之双方相抗的形势。
　　刘休范举兵称叛，虽事出宋明帝的意料，但面对刘休范的进攻，上下游之间仍能保持一致，沈攸之遣军东下，受郢州刺史晋熙王刘燮节度。虽然荆州的军队没有来得及直接参与军事攻讨，但沈攸之表白立场，对于整个形势的影响却不能忽视。这正如《宋书》卷74《沈攸之传》所云：刘休范举兵进袭京师，沈攸之对僚佐说：“桂阳今反朝廷，必声云与攸之同。若不滇沛勤王，必增朝野之惑。”于是遣军主孙同、沈怀奥兴军驰下，受郢州刺史晋熙王燮节度。可见，荆州表白立场对于当时政局影响甚大，刘休范举兵时所以要声言荆州为自己同志，就是为了增加“朝野之惑”。因此就对整个形势而言，荆州明确表白立场的意义，远比派出数千军队参战要大，当然，派军队也是表白立场的一种表现形式。这时候的中央内部，王道隆、阮佃夫等“恩幸”把握实权，他们亲自干预军务，凌驾于军事统帅刘面力之上，结果造成了战争的初期失利和刘面力的战死。
　　刘面力战死后，掌握禁卫军兵权的萧道成，开始负责军事指挥，并成功地挽回了败局，这样萧道成的政治地位迅速提高。六月，萧道成迁中领军，由于掌握了禁卫军兵权，因此他在实际上就压倒了袁粲、褚渊等人，成为刘宋朝政的真正主宰者。史云“六月，庚子，以平南将军萧道成为领军，南兖州刺史，留卫建康，与袁粲、褚渊、刘秉更日入直决事，号为四贵。”胡三省在“留卫建康”下注曰：“道成自此得政矣。”（注：《通鉴》卷133苍梧王元徵二年六月。）这样， 刘宋中央政府就出现了萧道成大权独揽的权臣专决局面。宋明帝精心设计的辅政格局已不复存在。
　　萧道成虽已专制朝纲，但一时仍不能掌握全国政局，原因即在于外藩沈攸之仍具备匡扶朝廷、击败任何觊觎帝位者的实力。因此，萧道成欲成其篡夺之事，必须首先除去沈攸之，或者将他拉到自己一边。而事实上，拉沈攸之的想法早已破灭，因此对萧道成而言，就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将他击败。于是刘宋政局就在萧道成与沈攸之之间的对抗中发展。不过，一开始双方的较量一直在暗中进行，直至元徽四年（476）， 建平王刘景素据京城反，沈攸之“复应朝廷”，至少表面上仍与中央保持一致。一直到萧道成杀后废帝，立宋顺帝刘准，双方的对抗才开始公开化、表面化。沈攸之与萧道成之间的较量，从萧道成迁中领军，专制朝政时，即已开始。史载，既平刘休范，“执政欲徽攸之而惮于发命，乃以太后令遣中使谓曰：‘公久劳于外，宜还京师。……’攸之曰：‘臣无廊庙之资，居中实非其才。至于扑讨蛮、蜒，克清江、汉，不敢有辞。虽自上如此，去留伏听朝旨。’乃止。”（注：《通鉴》卷133 苍梧王元徵二年七月。）这实际上是萧道成想召攸之回朝廷以制之，但为沈攸之以讨蛮事为由而拒绝。这是萧、沈第一次较量，结果是萧道成没能达到目的。元徽三年，萧道成将张敬儿安插于雍州，其目的在于制衡沈攸之，史已言之凿凿，《南齐书》卷25《张敬儿传》云：“太祖以敬儿人位既轻，不欲便使为襄阳重镇，敬儿求之不已，乃微动太祖曰：‘沈攸之在荆州，公知其欲何所作？不出敬儿以防之，恐非公之利也。’太祖笑而无言，乃以敬儿持节、督雍梁二州郢司二郡军事、雍州刺史，将军如故。”又元徽四年，建平王刘景素反，沈攸之急追峡中讨蛮军，欲顺流向下援卫京师，但“巴东太守刘攘兵、建平太守刘道欣并疑攸之自有异志，阻兵断峡，不听军下。”（注：《宋书》卷74《沈攸之传》。）巴东、建平阻兵之背后，极有可能就有萧道成在暗中操纵。又据《南齐书·张敬儿传》，其中有萧道成报沈攸之书，从中知，袁粲、刘秉与沈攸之曾有勾连，其意在于对付萧道成；后袁、刘二人即因此而遭杀。凡此，均可说明萧道成与沈攸之二人的明争暗斗早有其事。
　　　　三
　　最后，对这个问题作一简单总结。宋明帝为何要安排这样一个矛盾重重、错综复杂的辅政格局？它破坏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宋明帝安排辅政格局，除文中所分析的那些原因外，还在于对孝武帝朝经验和教训的借鉴。如，孝武帝时以宗室亲王出居强藩大镇，结果后来出现了宗室之间的混战，明帝以此为鉴，而改以异姓亲信大臣出镇、同时以中央近习掣肘的办法，来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应该说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也收到了一定实效。但我们也必需注意到，宋明帝的确有些矫枉过正，大杀宗室削弱了皇族的力量，这甚至正是刘氏最后被他姓取代的最关键原因（注：据《南史》卷43《齐高帝诸子传·长沙威王晃传》记载：“高帝大渐时，戒武帝曰：‘宋氏若骨肉不相图，它族岂得乘其弊？汝深戒之。’”萧道成宋氏骨肉相残一语，可谓切中肯綮。）；过分依赖恩幸等驱走小臣，降低了执政者的素质，加深了朝政腐败的程度。另外，政局中矛盾过多，互相制约的机制自然也就很容易遭到破坏，而只要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其他环节也就会发生连锁反应而遭到破坏，这正是文中所述辅政格局很快崩溃的原因。当然，如果没有统治阶级的权力之争，这些血腥屠杀也就不会发生了，但这只能是一种假设。实际上，在阶级社会中，权力之争无时不有、无处不在，而只要存在这种争夺，再怎么精心安排辅政格局，也是迟早要被破坏的，也就是说任何精致的政治安排，都无法挽救一个腐朽政权的灭亡命运。
　　收稿日期：1999-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