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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是中国历史上起着重要作用的一个独特的阶级。我们可以粗略地说士是我国的知识分子。可是这并不是士所包含的涵义。以及士，士大夫，士君子等一系列的称谓所代表的阶级群体，文化思想,都在我国历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下面简要谈谈士的一些特性。
一.先秦的士
士在西周时期就已作为一个阶级出现。它是属于贵族的最低一个阶层。有人考证士是农夫，这种意义恐怕存在于很远的古代。到春秋战国礼崩乐坏的时期（学术上有称为“哲学的突变时期”），士的地位受到极大的变动。一方面，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的矛盾导致贵族的衰败，一部分的士就破产成为下层民众了；而新阶级的兴起，一部分有知识有技艺的下层民众就上升为士。春秋时期的养士之风也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产生的，也促进了阶级成分的变化。
这一时期的士可以分为两大类：知识型与技艺型。知识型的士是指接受过教育的，用一定的文化的，在政治上存在抱负的人。例如孔子及他的门人。他们崇尚“道尊于势”，希望通过“道”的实施，改变当时社会的风貌，不同的学派有不同的见解，百家争鸣也正体现了他们的思想。技艺型的士是指有一技之长的人，不限于具体的成分。很好的例子就是鸡鸣狗盗之徒，他们大多深明大义，也不乏无能之辈。
在日后的发展中，知识型的士渐渐成长，而技艺型的士则慢慢消失。因为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的强烈的变动，固有的思想改变，养士之风淡去，知识型士进入政权，通过政治实现他们的主张。于是，他们和统治阶级有了一定的联系，但只是对政治提出意见而已，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被采纳，不符合的则被弃而不用。在一些实际的政治上，并没有太多的改变。
在日后有重要影响的只有两大类思想：法家思想和儒家思想。在秦朝，法家思想受到很好的贯彻，儒家思想虽不受重视，但也有一定的影响。有学者认为秦朝的灭亡士由于法儒两种思想的对立的结果，个人而言，我是不赞成种说法，当时法家思想受器重，但并不和儒家思想有根本的对立，在政治上就是治国的政策。秦朝的刑法颇重，与儒家的仁有着对立。但在根本上，儒家思想深入秦朝的体系中，秦始皇常常咨询儒者的见解。两种思想是用于不同的领域的，并不存在根本矛盾。所谓“焚书坑儒”中的“儒”并不指“儒家弟子”，而是方士之类。
二、两汉之士
秦朝的严酷最终导致失败，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法家的失败。这时的儒家则被推崇。在西汉的时候，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建立一套政治体系，深受统治者的重视。但要注意的是，此时，法家思想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在官吏中就有“循吏”、“酷吏”。这时的儒家也和秦朝的法家执行了同一种功能。儒家思想开始大面积的扩散，从思想领域发展到各个领域，儒家经典著作开始流传，儒者的地位提升，开始为官。到东汉时期，士的地位和思想较之西汉，都有了很大的改变。从西汉的理想政治到东汉的现实政治（王莽改制就是一个很明显的转折点）。最明显的是出现忠君思想。东汉尤甚。
士在政治生活中都有重要作用，一方面是西汉初年的“独尊儒术”思想的延续，一方面是士自身的治国能力。西汉建国的功臣都是市井之徒，少有受过教育；东汉的功臣则多士，不再是没有知识的统治阶级结构。赵翼《廿二史札记》中就指出：东汉功臣多近儒。这种表现反映了士开始成为一个固定的阶级的雏形，地方宗族势力出现，威胁中央集权。
三、门阀政治
士开始在政治上占据主导地位，并威胁到皇权，经过三国时期的战乱，地方割据势力保留了“家学”，自认为是文化的传承者，因此士的概念出现了严格的界定。只有“家谱”的可以称为士族（事实上，真正意义上的士族是在两宋才形成的，由于不好对两宋以前的这个阶级加一个名词，所以统称为士族，应当明确的是，不同时期的士族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含义，不能统而称之），而没有的就算有才华也不被划入这个阶级中，被称为“庶族”。东晋时期，皇权的旁落，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门阀开始形成，他们掌握着政权的根本——军队，控制着朝政，就连皇帝也要依靠门阀的支持才能勉强“统治天下”。这是政治上的一种变态。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是了解这一时期主要参考资料。在这里，就不再对门阀政治作过多的描述。最终门阀士族（只有这一段时期有，田余庆先生认为只存在于东晋）不可避免地衰落下去。庶族地主在政治上取得地位。
四、隋唐士庶的分流与合并
与士族相对应的是庶族。庶族主要是靠军功起家的，与士族有着利益上的一定关系，即政治上的地位影响到经济上的利益均衡，庶族对士族在政治上的优越地位相当的不满。但他们都是地主阶级的组成部分，两者虽有矛盾，在根本利益上还是统一的。由于历史上的积习，士族在政治上还是拥有很大的特权，就算是唐初的名臣也一样对士族大姓有一种特殊的情节。士族大姓的存在不仅仅会影响政权的稳定和统一，还会使当初一同打天下的庶族地主心怀不满。因此，唐太宗、武则天先后大修士族志，把很多的军功庶族地主上升成士族，把一些自称“士族”的士族排除在这个范围外，对士族势力打击很大，相反，也说明了士族这个阶级在当时社会上的影响力是如何的强大。
唐朝的读书人被叫做士君子，这不仅表明读书人在当时的身份地位，也说明了士在当时不仅在学问造诣深厚，而且在品德上也是极为高尚的，不过，这时期的士人存在一定的普遍问题，即凭着学问的深厚举止浮薄，一方面是读书人固有的积习，而一方面又说明士人不拘于传统的社会礼节。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士文化。士属于知识分子阶层，而中国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阶层是一种政治力量。士与知识分子是两个概念不完全相同，后者纯属于社会学的范畴，是指社会知识与智慧的承担者；前者却兼有伦理学的上的意义，它同时也是社会道德的承担者。因为儒家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所以传统文化中士的标准就是儒家的道德标准。“仁”是儒家的最高境界，所以达到了“仁”的境界的人，可成为“完人”，孔子把它定为士的最高标准。
其实，士还有其一般标准，那就是“内圣外王”，自强独立。这里面包含了三个方面的意思：一是要严格地加强自身道德与文化修养，即“内圣”；二是要有入世精神，为社会做贡献，即“外王”；三是在精神上要独立，如“士可杀不可辱”等价值观长期以来被人们认同。
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阶层，是以士的准则存在的，虽然不是每个知识分子都可成为士，但士是他们共同的追求。士的标准与属性，决定了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作为一支不可低估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的。黄宗羲把学校也列为政治机构，因为学校是知识分子集合的地方，力量集中，便于进行政治活动，同时影响也更大。
在魏晋时代，嵇康反对司马氏政权，司马昭要杀他，太学的学生数千人出来抗议，要求司马昭任命嵇康去太学当他们的老师。这是一种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在宋朝，当金兵打到开封时，太学的学生要求抗战。当时南宋定都杭州，外省的知识分子聚集杭州，杭州的府学实际上变成了太学。太学的学生们议论朝政，让朝中的官员非常不满。于是责令外省的知识分子离开杭州。学生们表示反对，指出这是战国时秦国的“吏议逐客”，但抗议没有发生效力。他们离开时，还发了一篇《告先圣书》，只有34个字：“斯将丧，呜呼天乎！吏议逐客，呜呼人乎！乘桴浮海，呜呼圣乎！屯世无闷，呜呼士乎！谨告。”
明末影响力极大的反对宦官的东林党，就是一个知识分子集团，他们的根据地是东林书院。后来的康有为领导的著名的“公车上书”，以及由此发动的戊戌变法，都是知识分子对政治的直接参与。以后，新式学校办起来，由学生发动的群众性政治运动时常出现，五四运动尤为显著。甚至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到现在，学生仍然是政治运动的敏感者与先锋队，这都是中国几千年的士文化影响的结果。
以上都是知识分子以士的身份参与政治的例子，至于他们中的很多人通过科举取士，走上仕途，让自己的政治抱负得以实现，就更加体现了士的政治地位与社会地位了。
中国的士，通过科举为仕的途径与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参与和深刻影响了社会与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以此构成了中国独特的士文化，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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