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伟：时间也蕴含了错误和遗忘——从《剑桥中国文学史谈起》

商伟：时间也蕴含了错误和遗忘——从《剑桥中国文学史谈起》

商伟先生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教授。他出身北大中文系，1988年赴美留学。

去年，他的专著《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儒林外史〉研究》中文版面世，在学界很受关注。三联书店刚刚推出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他撰写了下卷的第四章。日前，商伟先生回国参加首师大诗歌研究中心主办的有关“中国文学史观”的学术会议（《剑桥中国文学史》也是议题之一），并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文学史叙述摆脱对朝代的依附很有意义，但真正的意义恐怕还在于提醒我们不能把分期本身看得过于绝对

青阅读：《剑桥中国文学史》的一大特色是各个章节的分期，不完全以传统的王朝为依据。您撰写的下卷第四章《文人的时代及其终结》是1723-1840年，始于雍正即位，止于鸦片战争。但1840年或许是一个显著的政治分期？请谈谈这一章对于分期的考虑。

商伟：关于这部文学史分期的总体构想，可以参见宇文所安、孙康宜两位主编的几次访谈。我在这里只能根据我写的有关1723-1840年（即盛清时期）的这一章来谈谈感想。写作文学史，分期是一大问题。近年来的一些文学史已经开始考虑以文学和文化的延续性和独立性作为分期的依据，以摆脱对朝代的依附。这样做很有意义，但真正的意义恐怕还在于提醒我们不能把分期本身看得过于绝对，变成了历史分期决定论。因为所谓分期不过是文学史叙述中一个人为的时间标志，或沿袭传统而来，或打破惯例以展现历史发展的另类可能。关键在于新的时代分期究竟能否名副其实地提供新的视野和新的历史洞见。

就我写的这一章而言，下线既可以是鸦片战争，也可以是太平天国，前后相差不过十年多一点，对于理解当时的文学创作不会造成根本性的差异。若就影响而言，太平天国的后果当然来得更直接，所以，我在这一章的结束部分也对太平天国之后的那个时期做了一个展望。鸦片战争的历史意义很多年后才真正显现出来，并非所有当时的精英，无论地域、阶层和思想学术的分野，都在一夜之间不约而同地意识到了它的划时代的严重性。

历史叙述需要戏剧化的转折标志，往往落实到某一年甚至某一天，但实际的历史过程却要复杂而缓慢得多。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广阔、地域差异明显的国度，尤其是如此。文学史的展开不仅是时间性的，也是空间性的。在某些具体的例子中，空间的因素可能比时间的因素还要重要。

青阅读：孙康宜教授在《剑桥中国文学史》中文版序言中说，该书 “采取更具整体性的文化史方法：即一种文学文化史”。怎样理解书中体现的文化史研究——或者按国内通常的说法是“新文化史”？

商伟：关于这一点，当然还是应该问主编。我个人的看法是，对文学文化的强调，不能与所谓新文化史画等号。当然，我也不大清楚国内对“新文化史”的介绍情况。应该说，文化研究，并不限于物质文化、通俗文化或大众文化的范围。Jacques Barzun在2001年出版了一部近一千页的巨著，题为《From Dawn to Decadence: 500 Years of Western Cultural Life 1500 to the Present》（《从肇始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500年，1500至今》），对西方过去500多年的思想、哲学、宗教、文学、艺术做出了一个宏观的回顾。他就立场而言是保守派，却声称自己的著作是文化史。显然，他是在更传统的意义上使用“文化”的概念。无论如何，“文化”都不应该视为“通俗文化”的缩写或同义语。至于我们今天说“城市文化”和“原住民文化”，这个“文化”指的是一种生活方式，受到了社会人类学的影响。

　　《剑桥中国文学史》的作者可能在上述几个不同的意义上使用“文化”的概念，未可一概而论。实际上，“文学”这个范畴，应用在传统中国，找不到准确的对应词，在定义“小说”时，显然也不能以虚构性作为必要的前提。“文化”的概念则宽泛得多，可以涵括非虚构的文类的写作实践，也可以覆盖从思想学术到印刷文化和书史等诸多相关的领域，因此为文学史的叙述划出了一个更为广阔的整体空间。

　　文学史写作的突破，有赖于专题研究的深入展开，而不能把希望仅仅寄托在文学史的形式本身

　　青阅读：中国文学史的版本已经有若干了，而且文学史的写作还在持续。那么文学史研究有什么突破的可能吗？

　　商伟：如果算上断代文学史和文体文学史，中国文学史近年来新作不少，也的确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读本科的时候，上文学史课，那时讲唐代的边塞诗派和山水田园诗派，还有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这个说法当然最早是胡适提出来的。把一些写作类似题材的诗人都纳入一个共同的诗派来讨论，也不管他们是否抱着相同的想法，甚至彼此之间有无交往。这从常识来判断，就很难成立。至于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主要证据就是他和元稹回应李绅的那一组诗作而已，可是白居易本人说，他在很长时间内，对此秘而不宣，“我有乐府诗，成来人未闻”，哪里谈得上“运动”呢？像这样的说法，新近编撰出版的文学史基本上都不再沿用了。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甚至还在白居易那一节加了很长的一个注，总结了近年来这方面专题研究的学术成果。

　　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有助于我们回顾和反省文学史写作的历史，这样一个回顾反省应该不分中外，打通古今，为中国文学史寻找恰当的描述方式，也为我们自己重新定位。胡适本人热衷于“运动”，所以也指派给白居易一个莫须有的运动。当然，他这样说，是沿袭了西方近现代历史叙述的先例——从启蒙运动、宗教改革运动，到浪漫主义等等，不一而足。就文学史的写作而言，浪漫主义的出场，伴随着声明和结社，闹得沸沸扬扬。后来的一些文学史，以此为例，对欧洲现实主义文学也做出类似的描述，与实际情况形成了显著的出入。这一倾向到了苏联编写的文学史中更加发扬光大，甚至还生造了一个“批判现实主义”的概念，把它强加在文学史的叙述当中。

　　这个例子也表明，文学史写作的真正突破，有赖于专题研究的深入展开，而不能把希望仅仅寄托在文学史的形式本身。从体例上看，任何一部文学史都得铺开来写，要照顾覆盖面，所以真正能有几个突破点就功不可没了，不可能全面出击，也很难做到各个击破。

　　另外，我觉得，断代文学史、文体史、编年史和地域文学史，也能够为文学史的写作提供坚实的基础和深入论述的契机。文学编年史和地域文学史，分别从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入手，如果相互配合起来，或许能在更为有限的时段（例如，长至乾隆中后期，短至一两代人，甚至为时几年的一个非常时期）和更为具体的地域范围内（集中在一座城市或一个地域，可以跟着文学现象走，也可以跟着文人作者的社交和文学活动的圈子走，未必要根据行政区域来做界定），为我们生灵活现地展示过去时代面貌各异的文学景观，也可以围绕着更具时代感和地方性的问题，并参照地方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成果，做出细致的梳理。在这些方面，我个人认为，还有很大的空间和潜力。

　　经典是在历史演变过程中逐渐确立和建构的，文学史的写作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

　　青阅读：人们常说，进了文学史的是好作品，是经典，坏作品会被时间自然淘汰。但是《剑桥中国文学史》通过对作品的传播和接受方面的研究说明，“经典”并非完全依赖其品质。这样一来，“经典”乃至“文学史”的意义是不是被消解了呢？

　　商伟：时间当然可能会淘汰大量的平庸之作，包括轰动一时的作品，但也蕴含了错误和遗忘，谁都说不清有多少作品因为技术的原因、天灾人祸和艺术趣味的变迁，而被埋入时间的深渊。把时间看作“诗学正义”的化身，声称“让历史来做评判”，这些都是神学的命题，而不是文学史的命题。对于神学的命题，我们无法做出历史的分析，也难以通过经验来验证。

　　 指出这一点，是为了恢复起码的常识感，谈不上石破天惊的发现，也不至于消解经典和文学史的意义。曹雪芹写《红楼梦》的时候，哪里可以预见它的命运？吴敬梓作《儒林外史》，他的朋友还替他感到遗憾，说“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做梦也想不到在现代人写的文学史中，这部小说会变成一部经典。当然，“经典”也是一个历史概念，时过境迁，当年的“稗说”成了我们今天的“经典”。讲述这样一个历史演变的故事，是文学史的题中应有之义。换句话说，经典正是在历史演变的过程中逐渐确立和建构起来的，文学史的写作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因此也应该对经典的形成和构建的历史保持清醒的自觉意识。

　　青阅读：第四章自然会写到《儒林外史》。您的《礼与18世纪的文化转折：〈儒林外史〉研究》非常独特，您把这本书定位为“小说研究”。能否谈谈“小说研究”的可能性？

　　商伟：我所希望看到的小说研究是一种综合性的研究，不应该局限在狭义的文学研究的范畴，也不应该变成思想史或宗教史的附庸或历史佐证。从方法上说，则希望能将文本的细读，风格和叙述方式的分析，与考据和理论建构交织起来，相互推动。只有这样一个整体性的做法，才可能把小说叙述内部的巨大能量开发出来。除了《红楼梦》和《儒林外史》，还有《歧路灯》等其他几部乾隆年间的文人章回小说，都值得下一番大工夫。它们在不同的意义上构成了那个时代叙述体的百科全书，而这一点是其他的文体所无法胜任的。出于这些考虑，我在文学史的这一章中也对这些文人小说予以了格外的关注。采访/本报记者　尚晓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