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腐败论：将欲正之，必固反之
一个叫德鲁·韦德曼的美国人，写了一本书，叫<双重悖论>，据说对中国的腐败状况进行了有根据的分析。该书把腐败简单地定义为“不恰当地将公共权威用作私人所得或利益”。并把腐败分为衰退性腐败，和发展性腐败，并认为，“发展性腐败是一个政治上具统治地位的实体和支持增长的商业利益结合的产物。”但他未能解释诸多社会现象。
关于腐败的定义，1， 腐败不一定发生在个人，而可能发生在执政集团。2，公共权威用作私人并不都是腐败，关键在于是否违法。3，私人应该是指有权者，而不是一般的无权者（无产者和有产者）。4，主要是指经济活动领域中的现象。所以“腐败”的相对定义是“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执政个人或集团非法获取利益的行为”统称为腐败。之所以是相对的，原因在那种通过操纵立法为个人或集团谋取的利益就不算非法，也就不包括腐败之列。 在【道】看来，腐败和廉洁为玄，它们同而出异名。廉洁是执政之始之本，展现执政为民的妙本，是执政自身的肯定方，维持政权的生命；腐败是执政之母之化，展现执政的贪求，是执政自身的否定方，主导执政的发展变化。 社会的发展可分为三个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我们可以称之为正常发展阶段。在那个阶段执政者不尚'钱’，所以民无争；不贵难得之货，所以民不为盗；不见可欲，所以民心不乱。廉洁占有主导地位，而腐败占极其次要的地位。这时的腐败与主要矛盾方相背离，其作用是阻碍经济活动的进行，是经济正常发展的否定方。所以将社会正常发展阶段的腐败称之为“衰退性腐败”倒也合适。但为主要矛盾方面所制约，所以这各阶段的腐败问题就具有易解决性、短时性，通过下面的群众运动、后发制人的方法来解决。 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可称之为反常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为了谋求经济的高速发展，就必须动员全民向'钱’看，明知会发生民争，只要能限制在可控范围内就在所不惜。随之而来的就是“贵难得之货”使民生盗；再接着就是见可欲，民心生乱。由于这些“腐败”是经济活动者作为“谋求自身经济发展”的有效措施而实施的，所以在一定时期内没有显露“对经济发展的制约”，而执政党把“发展经济”当作硬道理，只得暂时容忍这些腐败行为的发生。所以将社会反常发展阶段的腐败称之为“发展性腐败”倒也未尝不可。 《老子》说，“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固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说的就是处于反常发展阶段的事物都不可能长久。要想收敛的时候，必定是张扬得太久了；将要衰弱的时候，必定是强大的太久了；将要废弃的时候，必定是兴旺得太久了；将要取之的时候，必定是给予得太久了；这象晨曦一样预示着要亮天了。第一代领导人曾在“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基础上建立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的策略，最后赢得了革命的胜利。他们的继承者在“将欲正之，必先反之”的基础上建立“实现中国梦”的策略，无疑会赢得中国复兴的胜利。 事物总是由正常的量变阶段向反常的质变阶段发展，然后回归于正常。这就是《老子》说的“反者，道之动”。要想快速地发展中国，并取得质的飞跃，就把事物推向反常发展阶段。否则就会总是提心吊胆地跟在别人后面追赶。这个目标经过三十年多年的努力，已经实现。 但是反常阶段，是一个充满风险、乱象丛生的阶段，是一个十分难以掌控的阶段，弄不好就会事与愿违。乱中取胜，是一切战术家惯用的战术，比如美国就是在国际事物中制造乱局的老手。但因其以“有欲”、“有事”取天下，所以往往胜而不利，走向事物的反面。将'反常’用之于战略，唯有新中国的领袖们，不但能把握进程，而且能把握结局。因为他们对个人来说“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反’之后必然归'正’。 现在所处的是第三阶段，即复'正’，或返归于'正’的阶段。事物的反常阶段不可能长久，质的飞跃，已经将社会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正”必须而且一定要取得主导地位，否则会再次陷于长期的、可怕的、丧失一切成果的混乱之中。所以发展性腐败，究竟是一块腐烂的臭肉，在“复正”的阶段，它所扰乱的不是经济的局部，而是危害实现民族复兴的全局，必须从健全的机体上割除。 不同发展阶段的事物，具有不同的质，要用不同的方法和手段来解决。解决反常阶段的腐败问题，具有难度大，花费时间长，要从上面解决，要诉诸于法制，要在前进中来解决。与此同时治理执政队伍，“虚己之心，实己之腹，弱己之志，强己之骨。”还是那句老话，只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没有什么治不好的。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