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古城选址和布局的风水地理透视风水地理研究人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是中国古代地理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虽然风水地理暇瑜互见、布满了历史灰尘，但越来越多的人已认识到，风水地理的科学实质是文化生态或者环境工程，在处理人与环境关系方面有广泛应用价值。历史事实显示，风水原理在城市聚落选址、布局上具有充分科学性和合理性，经受了时间考验，北京、西安、洛阳、南京等古都即为风水建筑的杰作，已成为我国历史文化名城。故风水地理研究在国内外方兴未艾，它的历史价值正得到发掘和整理，在现实生活中也有可继承之处，而不是一提起风水就与封建迷信等同起来，如同对待其他历史文化遗产一样，是不可取的。 城市是文化载体，为文化景观、信息最集中之空间。它的诞生和发展每时每刻都离不开周围环境，也与它所在地区的历史地理和历史文化血肉相关，故城市选址具有十分重要意义。选址得当，有利于城市稳定和发展，反之，造成不必要搬迁，浪费大量社会劳动，也延缓城市和区域发展。广州建城已二千多年，虽经历代变迁，但城市中心位置一直未变，坐落在秦任嚣城和汉初赵佗城，即今中山四路、五路交界地区一带。这不仅对广州城市发展作用巨大，而且也是我国古代城市所少见。因此，深刻揭示广州古城选址和布局的风水地理依据，不仅有助于瞭解广州城市发展历史规律，而且对总结广州先民在营城方面所表现的智慧和技巧，弘扬它们作为岭南文化的一个优良传统，也是十分必要的。 一 、广州古城坐落方位，符合风水地理关于水势与安宅的原则 风水地理认为，发源于万山丛中大江大河在长距离奔腾之后，汇入大湖或大海，在汇水处形成所谓“聚水格局”。著名风水著作贾履上辑《水龙经》云：“大荡大江收气厚，涓流点滴不关风，若得乱流如织锦，不分远运也亨通”。由于水是生产、交通等不可或缺要素与资源，故汇水处宜为都邑所在，“凡京都府县，其基阔大，其基既阔，宜以河水辨之，河水之湾曲乃龙气之聚会也”。〔1〕中国古代都城、近代大城市选址都证明古人论断。翻开中外地圗可见，凡在大江大河弯环境（河曲）或入海处几乎都有大城市，或为首都，或为商业中心，如古代西安、南京、杭州、武汉、莫斯科、开罗、汉堡、布宜诺斯艾利斯等等。广州古城位于珠江溺谷湾，东、西、北江交会之处，即属这种聚水格局。广州旧称番禺，一说为越语，即盐村，说明海水抵达这里，可以煮海得盐。考古发现，广州附近沉积物多为海相沉积，有不少咸水贝壳，尤以牡蛎（蚝）壳为多，今广东省政府大院、省科学馆、文化公园、光塔路、南方大厦等地下均有此类海相动物遗迹遗存，说明广州古城地处珠江溺谷湾的湾口河口区，兼具海港和河港性质。故《史记·货殖列传》说番禺“处近海”，即海滨城市。东汉末交州刺史步骘登高视察广州地理环境，“见土地形势，观尉佗旧治处，负山带海，博敞渺目，高则桑土，下则沃衍，……睹巨海之浩茫，观原薮之殷埠。乃曰：斯城海岛膏腴之地，宜为都邑”。〔2〕直到宋代这个溺谷湾水面还很宽阔，由狮子洋涌来的海浪可直拍越秀山脚，现中山四路到惠福路一线属于这个大海湾北界。这个珠江三角洲溺谷湾，原有不少岛屿，出露湾面上。它们作为泥沙沉积核心，加速了泥沙沉积和陆地成长，为城市扩展提供充足用地。故珠江三角洲特殊发育模式，无疑为广州古城选址提供得天独厚条件。另外，由于地球自转偏向力（科氏力）作用，在北半球河流往往在南岸形成凹岸，在北岸形成凸岸。前者被侵蚀、挖深、导致坍塌；而后者泥沙堆积成滩，年长日久，露出大片陆地，故城址选在凸岸一般说来更利于城市发展。广州珠江北岸近二千年不断南移，今北京路、文明路、一德路等皆昔日海底，今已为繁华商业区，这正是广州古城选址于珠江北岸结果。 二、广州古城环境，符合风水地理关于城市聚落“负阴抱阳”选址原则 所谓负阴抱阳，即背山面水，“欲知都会之形势，……必先考大舆之脉络。朱子云，两山之中必有一水，雨水之中必有一山，水分左右，脉由中行，郡邑市鎭之水旁拱侧出似反跳。省会京都之水横来直去如曲尺，……山水依附，犹骨与血。山属阴，水属阳。故都会形势，必半阴半阳，大者统体一太极，则其小者亦必各具一太极也”。〔3〕山水结合为城市聚落选址理想模式，即城基址后有主峰（来龙山、主山）耸峙，左右有次峰或冈阜为左辅右弼山（风水中称为砂），山上保持丰茂植被覆盖；基址面前为弯曲水流，水流对面还应有一个对景山；轴线方向最好从北向南，基址最好在这个山环水抱格局中央，地势平坦且具有一定坡度。〔4〕此即风水地理认为“山环水抱必有气”，“山环水抱者必有大发者”。这是优选城址最重要的规律之一，已为古今中外许多都市乡鎭和名人故居选址所证实。广州古城选址与这一模式基本吻合。 广州古城虽有楚庭（廷）、南武城之说，但传疑成份甚多，难以论定。可靠的应是秦任嚣城和汉初赵佗城，为广州建城之始，故1996年为广州建城2210年（从秦始皇三十三年，即公元前214年南海郡和番禺县建立起）。这个最初城址北倚南北走向白云山（摩星岭海拔382.5米）和越秀山（今中山纪念碑处海拔72.3米），即风水说中“来龙山”。郭棐《广东通志》云：“北城上有粤秀山……登其巓则百粤形胜了然在目，眞岭海之雄观也”〔5〕。城左（东）为番山在今文德北路原中山圗书馆“九思亭”处小丘，高差4-6米，《水经注·泿水》“今入城东南隅，有水坈陵，城倚其上”。禺山地望历有争议，据考在今西湖路东部北侧。李吉甫《元和郡县圗志》云“禺山在县西南一里”，方信孺《南海百咏》称“两山旧相联属，刘□凿平之”。可见番山禺山作为广州城址次级地形，完全合适。古城址以南、以西、以东为珠江平原，地势自白云、越秀山往南逐渐降低，符合风水地理对城址坡度要求。而珠江即流溪河流经广州这一段河道，自北向南流过城西到白鹅潭折向东流，注入狮子洋出海，造成环抱广州地理格局。广州城东也有文溪、沙河南流汇入珠江，加强了广州城一面靠山、三面临水形势。1974年发掘中山四路秦汉船台遗址（此说后被否定），证明古代珠江比现在宽阔得多，约在2公里以上，故古代称“珠海”不称“珠江”，后世仍保留有称过江为“过海”习惯。到元陈大震《南海志》仍说宋“三城南临海”。〔6〕这片汪洋巨浸恰为风水地理对城址要求提供了最佳选择。 风水地理中把山脉比作龙，《管氏地理指蒙》曰，“指山为龙会，象形势之腾伏”，并把长江以南山脉划为南龙，都邑所倚靠山脉为来龙山。山峦起伏，行止有致，生动形象，变化丰富者称为生龙，山脉走向谓之龙脉，即今日成语“来龙去脉”。还把龙脉聚结规模大小划分为大中小三种“聚局”，指出“大聚为都会”，“中聚为大郡”，“小聚为乡村”。这对不同等级城市选址甚为重要。广州城附近诸山“由大庾岭来，尽于南海而融结于羊城”。〔7〕越秀、番山、禺山“三山之脉自白云山蜿蜒而来，为岭者数十，乍开乍会，至城北耸起为粤（越）秀，落为禺，又落为番，禺北禺南相引如长城，势至珠江而止”。〔8〕风水地理认为，山之大小，自高而低，由粗变细，自老变嫩，这才有生气融结，钟灵毓秀，吉气长存，为理想风水地形。广州城附近山脉即属这种地形格局，故能成为“大聚”，被选择为城址用地。《考工记》说中国古代城市“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广州城则二者兼得其利。 古人又认为山也是气之源，因为山环境优美，植被茂盛，赋予城市以生气。风水著作《望气篇》谈到山势与气关系指出：“凡山紫色如盖，苍烟若浮，云蒸霭霭，四时弥留，皮无崩蚀，色泽油油，草木繁茂，流泉甘洌，土香而腻，石润而明，如是者，气方钟未休”。相反，“凡山形势崩伤，其气散绝谓之死。”广州白云、越秀即属前一种山势。例如白云山“每为秋霁，有白云蓊郁而起，半壁皆素，故名曰蒲涧，水甘温，微有金石气”，〔9〕汇为文溪、甘溪，为古代广州城市用水之源。正因为广州之山有如此良好环境，故能成为建城依托，也引起迷信者的猜忌，如“城北五里马鞍岗，秦时常紫云黄气之异，占者以为天子气，始皇遗人衣绣衣，凿破是岗”，〔10〕传为历史上破坏广州风水第一个事例。 现代地质学认为，一个山系形成需要一个漫长地质时期，山系越大，山脉越长，形成需要时间越久，其地质构造越稳定。这对城市建设最为有利。宋·廖禹《金精廖公秘授地学心法正传》指出：“山系高耸宏大，由其根基盘踞，支持于下者厚重地。根脚之大，必是老硬石骨作体，非石不能胜其大。低小之山，必根枝（基）迫窄，土肉居多”，白云山地质基础最古，下为下古生界变质岩为主组成，山体形成于白垩纪，距今约6000万年。其间花岗岩入侵，后经断陷、上升等地质运动，形成越秀山、象岗山、瘦狗岭等山体，主要由坚硬的砂页岩组成。白云、越秀二山间的断陷盆地，属坚硬的“红色岩系”，也是广州古城基础。故广州古城地基稳定，少受地震等地质灾害破坏，古人选城址于此不无道理。 风水地理负阴抱阳的另一层含义是城址坐北向南，以取得充足阳光，抵御北风和接纳南风吹拂。因为广州处于北回归线附近，每年夏天太阳有两次直射头顶，即使冬天太阳入射角也在45o以上，故太阳辐射多，户可向北开门，即古书所谓“北向户”之地：“广州治背山负海，地势开阳，风云之所蒸变，日月之所摩荡”。〔11〕白云、越秀诸山冬季阻挡寒冷北风，夏天又是迎风坡，形成雨泽，故广州能维持良好气候，冬暖夏凉，又岭南卑湿，易生瘴疠，而广州城址倚山而地势高，较干爽，人不易生病，于健康有利。 风水地理除喻主山为龙以外，也很重视次山群体作用，形成地形上隶属关系。次山即“砂山”，因古人以砂堆山形，故名。在城市环境中，砂山位于主山之前，互成对景，对维护城市生态平衡和心理感受有不可忽视作用。《青囊海角经》云：“龙（主山）为君道，砂（山）为臣道，君必位乎上，臣必伏乎下，垂头伏行，行无乖戾之心。布秀呈奇，列列有呈祥之象，远则为城为郭，近则为案为几；八风以之而卫，水口以之而矣，”广州古城内外，属这类砂山甚多，近者除禺山、番山，还有坡山、浮丘石、海珠石、海印石（三石已湮）、席帽山、象山、马鞍山等，较远者有河南七星岗、万松山（今万松园）、赤石岗、鱼珠山、石门山等。这些山岗皆为广州主要构景，为古城增色不少。如根据《羊城古钞》载，番山“迤丽而北，其上旧多木棉”；禺山“其上多松柏”；海珠石昔有“慈度寺，古榕十余株，四边蟠结，游人往往息舟其阴”；海印石“半出波际，其上有京观楼，周以雉堞，视海珠、浮丘隐隐，若三台象然”；七星岗“相对七小星，罗列如星”；万松山“其上多松”；赤石岗为广州城水口“上有佛寺及文昌祠，士人岁时会文于此。”广州从宋代起就有羊城八景”，这些主、砂山往往为八景所在。如宋有“石门返照”、“海山晓霁”、“蒲涧濂泉”；元代除“石门返照”、“蒲涧濂泉”以外，增设“粤台秋色”、“景泰僧归”、“白云晚望”；明代则有“粤秀松涛”、“穗石洞天”（坡山）、“番山云气”、“象山樵歌”、；清代则有“粤秀连峰”、“琶洲砥柱”、“浮丘丹井”、“东海鱼珠”等。这些景区皆为市民常履之地，故曰“仁者乐山”。 在风水地理的山、水、方向三要素中，水比山对城鎭、聚落选址更为重要。风水师有“未看山时先看水，有山无水休寻地”之说。《管子·水地》说得明白：“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产也”。宋代胡舜申《地理新法》说得更具体，指出山是静止的物体，属阴，水是运动的物体，属阳，阴的特征是恒定不变，而阳性则变化不常。风水中的山可比作人体，水即为人体中血管。人体生长、衰老皆取于人体血管状况。当血液绕周身循环、顺流畅通，则人体健康强壮，反之，则身罹疾病或者死亡。这是人生自然法则，用于处理山水关系亦无不可。此即为风水地理所认为“山环水抱必有气”，不仅指空气之气，而且包括宇宙之气，即微波。现代射电天文学研究结果显示，这种“气”属于宇宙创生时的微波辐射，包括星体电磁辐射。微波近乎光波，直线传播，碰到物体有反射、折射、绕射等现象，而圆形或喇叭形状最利于吸收这些微波。山环水抱这种地理格局，形成一个天然蓄气场，吸收微波能量或信息，水就是一个最好吸气场或介质。故堪舆家把这种地理格局称为“藏风聚气”的风水寳地。中国古代哲学家早就认为宇宙是由“气”生成，《管子·枢言》曰“有气则生，无气则死，生者以其气”。而气又与风不可分割，晋郭璞《葬经》云：“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之有止，故谓之风水”。清人苑宜宾进一步解释：“无水则风到气散，有水则气止而风无，故风水二字为地学最重。而其中以得水之地为上等，以藏风之地为次等”。〔12〕广大水域可以吸收更多微波，“界水则止”即此道理。水既吸收和释放微波能量，不但利于调节城市小气候，也是生产、生活、消防、维护城市生态平衡、营造城市景观所不可或缺的，因此水是寳贵资源和财富。历代风水理论都认为“吉地不可无水”，“地理之道，山水而已”。《管子·水地》关于水的理论每为后世风水家引用：“水者，地之血气，如盘脉之流通也，故曰水具材也”。一些风水家把它具体化，曰：“水飞走则生气散，水融注则内气聚”，“水深处民多富，浅处民多贫；聚处民多稠，散处民多散”。〔13〕唯其如此，广州城下三江交会，烟波浩淼，舟辑交击，商旅云集，成为一个千年不衰贸易港市。其重要原因即为有珠江水域和被河流与潮流反复冲刷而不淤的航道，假如珠江变成一条小河，广州的生命力也就枯竭了，故广州不仅为仁者乐山，更为智者乐水之地。 三、广州古城选址符合风水地理关于城市腹地要求 城市必须拥有一定腹地，以供应市民需要物资，即城市规模与环境容量相关。这个腹地要求是一个相对封闭环境单元，类似地理学区域单元或地貌单元，风水说把这个单元称为太极。《地理止知》解释：“既有天地，天一太极，地亦一太极，所生万物又各一太极。故地理太祖，一龙（山）之终始，所占之疆域，所收之水，合成一圈，此一太极也；少祖一龙之终绐。抽开之在垣，合成一圈，此又一太极也；祖宗一龙之终始，所开之堂局，合成一围，此又一太极也；父母、主屋所开之龙虎，全成一圈，此又一太极也”。即太极分四级，各宜建相应等级城市或聚落。战国时《管子·乘马》提出：“上地方八十里，万室之国一，千室之都四；中地方百里，万室之国一，千室之都四；下地方百二十里，万室之国一，千室之国都四”。管子后来进一步阐发城市密度分布思想，指出“夫国城大而田野浅者，其野不足以养其民”，“凡田野，万家之众，可食之地五十里，可以为足矣；万家之下，则就山泽可矣；万家之上，则去山泽可矣”。〔14〕虽不必拘泥于这些数字大小，但各级城市对腹地都有自己要求。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经济发达之区，城市规模必定较大，风水学称之为“大聚”，即太极一级，宜为都城；太极二、三级为“中聚”，宜建为州郡县治；太极四级为“小聚”，宜建乡鎭或家宅。秦汉时岭南为蛮荒之区，珠江三角洲大部分地区尚未成陆，广州虽为都会，但腹地毕竟有限，故城池规模不大，如西汉初作为南越国都城周长10里，三国时步骘城规模没有扩展，到隋唐广州城规模也不足1平方公里，祇到宋代珠江三角洲大规模开发，经济有相当发展，广州城才多次修筑，建成东、西、中（子）三城，全城面积约20平方公里，〔15〕为广州城建史上一个转折时代。明代珠江三角洲已跻进全国先进地区之列，财力雄厚，又有筑城之举，宋三城合而为一，是为明城，周长3796丈，约21里。广州“规模宏敞，洵足以襟带全粤而压倒诸夷，为岭南一重鎭矣。”〔16〕这充分说明广州城市规模是随着其腹地扩大和开发程度上升而同步增长的，反过来又验证了风水地理学说上述理论。 四、广州古城布局符合风水地理关于阴阳协调和对称平衡的营城原则 中国古代都市建设以整体平面布局，建筑群体巧妙联接、组合为特征，其指导理论即为风水地理的阴阳协调和对称平衡。《周礼·考工记·匠人》指出“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市朝一夫”，《吕氏春秋·慎势》也总结：“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这都体现了皇权至上、正中布局的城市规划思想和操作原则。按此指导思想建设的城市平面轮廊为正矩形，街道呈棋盘状格局。这在深层文化意义上符合中国古人天圆地方观念，表征权力、正义、和顺；在科学上利于顺应地磁，也利于日照和通风。故它作为城市布局基本模式沿用到明清。广州城市布局从秦汉开始即按此模式营造，世代传承。汉初赵佗城，北背靠越秀山，上有朝汉台和越王台；前有越王井，右为大北门，左为小北门；中轴线在赵佗官署（仓边街），南对番、禺二山，东西逶迤；城设东、西、南三门，不设北门；自南门直下珠江边另有南北向大道，南门外有东西向大道，成为南越国都城“T”形格局。此为典型汉王都布局模式，为中原建筑文化在岭南传播结果。近年在中山四路发掘南越王宫和御花园遗址，出土“万岁”瓦当和秦制宫廷建筑用砖，说明赵佗城是按秦都咸阳形制规划布局的。此后各朝代，皆以赵佗城为核心和模式加以修葺和扩展。例如明代将宋三城合一，构建北、东、南、西和西北五道城墙，其中北城墙在今盘福路与越秀公园的鎭海路旁；东城墙在今越秀中路一线；南城墙在今文明路、大南路、大德路一线；西北城墙在今东风路西南侧市第一人民医院干道；西城墙在今人民中路一线；而城北部即今中山路以北，为行政中心，包括广东布政使司、广州府、广东都司等，按察司在今广州起义路；城南沿江地带为商贸区；另见广州有“紫云黄气之升”，恐出皇帝夺取朱明江山而建鎭海楼，高踞越秀山上，更强化了城市中轴对称格局和情调。明人王佐在《粤会赋》中写道：明“遂合三城，千雉宏丽，五翚飞惊，增拓（三辅）黄圗，延纳丹溟；媲周法而划元秽，陋（任）嚣（步）骘之所经营”，即明广州城仍以汉唐长安为蓝本修建，但规模胜于往昔。又按风水说关于阴阳说法，城墙为阴，而阴与地相关，故城墙与城市四周地形发生关系。一般作法是使城东西两墙的透视灭点，指向城市龙脉主峰顶点，城中轴线也可延伸到二山顶，使广州城中轴对称格局更为宏伟壮丽。 在风水地理中，城市选址和布局不仅反映城市与地理环境关系，也体现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文化观念。《史记·天官书》云：“众星列布，体生于地，精成于天，更居错峙，各有所属。在野象物，在人象事”。这种“法天象地”即按天象配置城市格局在秦都咸阳、汉都长安中得到充分表现，在广州古城中也留下这方面痕迹。赵佗在越秀山上所筑朝汉台，“相传台象北斗，为之圆基千步，平顶三亩，复道飞轩，逶迤曲折，是南越王朔望升拜以朝汉”。〔17〕北斗为天上众星所环绕中心，象征人间统治中枢。《史记·天官书》说北斗”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主掌自然和人间万物。秦都咸阳即按（北）“斗为帝车”思想而建。赵佗初为秦官，与秦始皇关系密切，称帝后效法咸阳布局越都是很自然的事。又朝汉台为圆形，反映中国古代天圆地方观念。《水经注》云“盖天地，每月随（北）斗所建之表，转应天道”，喻赵祚长存。赵佗又“盗窃秦制，阁道环阙，高甍甲第，上峥嵘而瑰玮，下金□而绘缋。避暑离宫，不知其几，迄莫能名其一、二焉”。〔18〕可想见越都广州很有秦都气派。南汉主刘□称帝后改广州为兴王府，按“法天象地”营建都城。《粤会赋》描写刘□“缭瀛作都，双阙徼道，九轨经途，门千万户，宿卫周庐。构乾和之寳殿，法太紫之规模”。〔19〕按《周易》说法，奇数为阳，偶数为阴，九为阳数中最大，称为“极阳数”，故用“九”数象征天子。南汉广州城“九轨经途”即为皇都形制，史称刘□“分南海县为咸宁、常康，以拟长安”，〔20〕印证广州布局特色。又刘□“崇信释氏敎，于府城四面建二十八寺，以就列宿”。〔21〕南宋方信孺《南海百咏》：“今各以寺名为诗，俾后之鉴者属和焉”。东七寺：慈度天王更觉华，苍尼东角梵王家，普慈化乐成尘土，兴圣犹嫌觉性夸；西七寺：文殊千佛显眞乘，水月光中见定林，昭瑞当时连集福，咸池今日应奎参；南七寺：井轸南宫换寳光，千秋古胜并延祥，祇今两寺无名字，地藏帝联四实方；北七寺：国清尊胜北山隅，证果报恩同一区，地藏荒芜并报国，尚余悟性斗牛圩。其中角、奎、参、井、轸、南宫、斗、牛等星皆为二十八宿名称，显见刘氏欲将天上秩序移到广州皇城。 风水说对不理想地形，往往造景加以补救，使城市整体景观趋于稳定和平衡。这包括建塔、造桥、筑亭、修塔、植树等，凡水流出口处，即“水口”，地势低洼，常为造景之处。广州珠江下方即有不少这种人文景点，如赤岗塔、琶洲塔、虎门石砺山塔等。最典型为明天启年间修筑赤岗塔，“形家者以为中原气力到岭南而薄，岭南地最卑下，乃山水大尽之处。其东水口空虚，灵气不属，法宜以人力补之”。〔22〕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所筑琶洲塔“以壮形胜”。〔23〕清人评论：“赤岗、海鳌（即琶洲塔）两塔屹然与白云山并秀，为越东门户，引海印、海珠为三关，而全粤扶舆之气乃完且固。盖吾粤诸郡以会城为魁星，会城壮则全粤皆壮，乃今二塔在东，二浮石在西，西以锁西北二江之上游，东以锁西、北二江之下流，而虎门之内又有浮莲塔（即今番禺莲花山塔）以束海口，使山水回顾有情，势力愈重。是浮莲塔又为江上之第三塔云”。〔24〕这些塔在不同方位上增加了广州城锁钥气势，后来都成为广州风景名胜。 四、结语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北京大学侯仁之敎授说：“一个城市一旦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而开始出现的话，它就必然具备一个足以满足它的发展要求的固定场所。因此，如果说社会经济的发展乃是城市出现的决定因素，那么适当的城址就是城市发展的必要条件了”。〔24〕广州城市即为适应岭南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而产生，而科学的选址为它二千多年的发展和繁荣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这已为广州城市发展史所证实。上述风水地理重要原则在广州古城选址的应用，说明秦汉以来风水地理作为中原文化一部分传入岭南，在结合广州地理环境特点、确定城址位置、城市形制和布局格式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并使广州古城成为中国风水建筑一项杰作，彪炳于中国城市发展史。这一笔历史文化遗产应得到发掘和整理，为广州古都和历史文化名城，以及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规划和建设服务。 注释： 〔1〕吴鼎：《阳宅摄要》卷1，总论。 〔2〕郦道元：《水经注·泿水》。 〔3〕清江子：《宅谱问答指要》，卷1。 〔4〕参见一丁等着：《中国古代风水与建筑选址》第102页，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896年。 〔5〕雍正：《广东通志》卷15，城池。 〔6〕陈大震：《南海志》卷8。 〔7〕仇巨川：《羊城古钞》卷2。 〔8〕同上〔7〕 〔9〕屈大均：《广东新语》卷3，山语。 〔10〕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 ，天语。 〔11〕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 天语。 〔12〕转见〔4〕第109页。 〔13〕转见〔4〕第134页。 〔14〕《管子·人观》。 〔15〕陈代光：《广州城市发展史》第95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 〔16〕仇巨川：《羊城古钞》卷首，圗舆。 〔17〕仇巨川：《羊城古钞》卷2。 〔18〕王佐：《粤会赋》，载仇巨川《羊城古钞》卷首，圗舆。 〔19〕同上〔18〕 〔20〕《南汉书》卷2。 〔21〕《南汉书》卷5。 〔22〕仇巨川：《羊城古钞》卷7。 〔23〕同治《番禺县志》卷4。 〔24〕《城市规划》，1979年第3、4期合刊，第68页。 （原载《岭南文史》1998年第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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