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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内的一些作家，选择了离开，放弃特权、地位和被豢养的生活。退出普鲁士艺术科学院的女诗人胡赫(RicardaHuch)，当时已经80多岁了。在战争最后两年，她写下了多首反抗纳粹的诗歌，如《至无名的死者》、《我的心，我的狮子》等，认为纳粹犯下了“血红的罪责”，并将这种罪行比作被捕获的猎物，而诗人的心灵则正是“紧紧抓住它的猎物”“绝不放手”、无所畏惧的狮子。这位被人称为“德国第一夫人”的老太太，甚至敢于写诗赞美刺杀希特勒的“叛徒”。吊诡的是，与荣格尔一样，胡赫奇迹般地被戈培尔那可怕的专政工具忽视了。 更多的“内心流亡”者，没有勇气、更没有资本来进行高调的针锋相对。他们只能选择田园牧歌、历史传奇等中性主题，用影射等隐晦手法进行消极抵抗。当然，也有人干脆沉溺于类似十四行诗那样的“精装文学”，躲进文字技巧中，“用诗歌赦免自己”，同时也麻木自己。历史题材作品，尽管不断地受到严密审查，却出现了相对繁荣的景象。一些非纳粹党办的刊物，如《德国评论》(DeutscheRundschau)、《新评论》(NeueRundschau)及《王冠》(Corona)等，成为“内心流亡”的主要地点。 废墟 1945年，希特勒的自杀结束了一个时代。那些成为刺刀的诗歌，被帝国的废墟掩埋了，而那些曾经持刀的诗人们，则不得不在帝国的废墟中挣扎求生。 汉斯？保曼进了苏联人的战俘营，学会了木雕的同时，还学会了俄语。这位昔日的青年领袖，成为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创作了大量青少年小说、散文和童谣，有的至今流行。在他的儿童文学中，用寓言式笔调描写历史事件，反映人在极端权力下的思想状态。有人将这看作是他对历史的反思，也有人认为他试图通过对纳粹领袖的批判，淡化或者部分推脱自己的责任。 海因里希？阿纳克则“幸运”地被英国人关押，参加60天强制劳动，进行“去纳粹化改造”。而在苏占区，他的作品被定为文化领域的毒草，需要坚决清除，如同当年他们清除他人的作品一样。他一直以创作为生，不问政治，成了新时代的另类“内心流亡者”。 格哈德？舒曼则一直忠于自己的政治信念，成为右翼的旗帜性人物。在被关押3年后，他成立了“欧洲图书俱乐部”，拥有二十余万会员，其中有相当多的名人，大量出版右翼作家的作品。该俱乐部被贝塔斯曼集团收购后，其中的一些右翼写手，也成为贝塔斯曼的作家。 从纳粹激进者奇怪地转变为“内心流亡者”的弗里德里希？荣格尔，则成为战后德国文坛的风云人物，获奖无数，成为极少数能在任何政治气候下都“畅销”的“风派人物”。(作者现旅居德国及澳大利亚，从事德国与晚清关系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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