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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因和外因辩证关系问题上，哲学原理教科书上已成定论，这就是：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本性原因，或称“根据”，也即第一位原因；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非根本性原因，或称“条件”，也即第二位原因；二者同时存在，缺一不可，但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有条件的，不是绝对的，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外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第一位原因，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第二位原因，内因的作用要通过外因加以说明。
一
在内、外因辩证关系问题上，一般教科书都把内因看成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性原因，或称“根据”，外因则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条件”，即第二位原因。也就是说，事物的发展主要是内因(即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决定的。这种观点在一定条件下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内在根据，事物的内在根据不同变化的结果亦不同。例如，“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77页)。这就是说，鸡蛋和石头由于内在的“根据”不同，所以，只有鸡蛋能孵出鸡子，而石头则不能。再如，人们常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瓜”不能“得豆”、“种豆”也不能“得瓜”，这些就是因为内在根据不同造成的。可见，在两种不同类的事物之间，内因是事物发生变化的根本性原因，即第一位原因，外因则是第二位原因，外因必须通过内因才能发生作用。
那么，这是不是说内因在任何条件下都是第一位的起决定作用的原因呢?不是的！笔者认为内因和外因的作用，哪个是根本性原因，哪个是第一位的原因（或根据)，这完全依具体条件而具体地确定，抽象谈论内因是主要的，甚至认为内因在任何条件下都是第一位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这不仅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而且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
首先，内因和外因的区分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在一种场合下是内因的东西，在另一种场合也许就是外因，反之亦然。拿“赤壁之战”来说，曹军的失败和孙刘联军的胜利指的是同一场战争。如果说曹军失败的根本原因来自于曹军内部(内因)，那么，孙刘联军的胜利则主要取决于敌方内部出现了问题(外因)；反之，如果说孙刘联军的胜利主要取决于二者的联合(内因)，那么，对曹军的失败来讲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就是外因。可见，在这里内因和外因的界限是相对的，抽象谈论哪个原因是第一位原因，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其次，说内因是第一位原因、外因是第二位原因，它是有条件的。这是就两类不同事物来说的，事物的内在“根据”不同，其发生变化的结果也不同(如前所述)。但是，在两种事物大致相同的情况下，情形就完全不同了。这时外因的作用不会永远属于次要地位，有时也会上升为主要地位，成为事物变化发展的主要根据。例如，同样的两个鸡蛋，加温到一定时候都能孵出鸡子，但温度过高就成为食物；同样是两杯水，一杯加温能转化为汽，一杯降温则能结成冰。在这里，鸡蛋和水的不同变化主要是用外因加以说明，外因成为事物变化发展的主要依据。所以，说内因是第一位原因，外因是第二位原因;这是有条件的。如果换成另外条件，从另一个角度考察二者的关系，则会出现相反的结果。
再次，在内因和外因辩证关系问题上，还不能忽视了人的作用，考察事物发展的内因和外因不能离开人的作用去考察。在无人参与的情况下，事物的内因或外因所发生的作用是自发的、盲目的和消极被动的；在有人参与的情况下，事物的内因或外因所发生的作用是自觉的、有目的的和积极主动的，它按照人所希望、所要求的方向发展。从整个世界的发展看，人是世界发展的内因，对事物的发展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从一个具体事物的发展看，人又是外因，同样对事物的发展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所以，人作为事物变化发展的原因有着双重的身份，是内因和外因的辩证统一，离开人的作用谈论二者的关系是不科学的。
二
有人担心强调外因的决定作用会离开马克恩主义哲学。这种担心是多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来没有抽象地谈论过内因、外因的辩证关系，而是把它放在一定的具体条件下加以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强调了外因对事物发展的决定作用。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的问题上，曾经十分肯定地强调了“时势造英雄”的具体结论。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任何人都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进行活动的人，都是具体的历史的生产方式的产物，他们的思想、情感、意志、心理等等都应该从这种方式中得到说明。这就是说，社会的生产方式作为外因对每一个具体的人都起着决定的作用，任何人部不能离开社会，都是特定的社会条件的产物，夸大个人(内因)的作用是不正确的。例如，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同狼生活在一起就具有狼的习性，同人生活在一起就具有人的习性；他生活在中国就具有中国人的特点，生活在美国就有美国人的特点；他从小接受不同的教育，就有了不同的思想感情等等。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了在一定条件下“人是环境的产物”，离开特定的环境抽象地考察人（的内因）是不科学的。
还有人担心强调外因的决定作用会导致“外因决定论”即“神创说”。这种担心也是多余的。所谓神创说，是指宣扬世界万物由外在的精神力量“神”创造的一种理论。世界上著名的三大宗教都属于“神创说”。这种理论同我们所讲的“外因决定论”是风马牛不相及的。首先，这里讲的“外因决定论”是有条件的，是就两种事物大致相同的情况下而言的，并不是说外因在任何条件下都起决定作用。其次，这里讲的“外因决定论”和在另一种条件下的“内因决定论”是不矛盾的，二者是互相补充的。正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方面强调了“人是环境的产物”，另一方面又肯定了“人改造环境”是一样的。再次，我们在谈论内因和外因的辩证关系时有一个基本前提，即世界自己是自己的原因。对整个世界来讲，无所谓“内外因”问题，只是对一个具体事物的发展来讲才有了二者的关系，这和宗教所宣扬的“神创说”没有丝毫的联系。
历史上无数事实充分证明了外因在一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例如，人们对生物遗传研究后所创造出的新品种，就体现了人在特定条件下对生物进化所起的决定性影响。20世纪90年代爆发的科威特和伊拉克的战争，科威特的胜利基本上是外部条件造成的。再如，中国近代史上清朝社会的由盛至衰，主要也和外部因素有关，如果没有各国列强的入侵也许还能维持更长的时间。可见，许多事实充分证明了外因在一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长期以来，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片面强调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内因的作用)，不重视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对劳动者个人的决定性影响，不重视吸收外部条件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结果使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处于长期的停滞状态。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党和政府敢于吸收一切有利于自身建设的外部因素，充分肯定了外因在特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结果使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飞跃的局面。
三
承认外因在一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首先，它为加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做了理论上的论证。社会主义教育作为外在因素，对每一个受教育者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是潜移默化的，而且基本上决定了受教育者的终身志向。所以，重视教育，重视人才;重视通过社会主义教育培养有用人才，就成为我国能否早日富强的关键。一个落后的国家，对教育事业必定是不重视的。我国长期以来一味强调个人的努力、勤奋、进取，忽视教育设施、教学手段的落后，不进行起码的教学环境的改善，结果，或者缺乏条件迅速培养有用人才，或者即使培养出有用人才也不能留住人才合理使用，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其次，它为我国现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做了理论上的论证。当今的世界是一个飞速发展的世界，世界上各个国家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大加强了。一个国家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其它国家的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建设也不可能完全脱离其它国家自行发展。所以，与外界的联系，吸收别国一切有利于自己的因素，已成为我国生产力能否迅速发展的必要条件。我国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的发展，充分证明了吸收外资、利用外部因素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证明了改革开放政策的正确性。目前，在许多大致相同的地区，能否开放搞活，能否合理地吸收和利用外部因素，往往成为经济能否迅速发展的决定性条件。很多地方没要国家一分钱，完全靠利用外部因素而迅速发展起来。很多有才干的人在开放程度不强的地方一无成就，而到了开放程度较强的地方却大有作为。可见，改革开放何等重要。
再次，它对人们日常的生活实践也有着一定的指导意义。人们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往往也会遇到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内、外因的关系问题。一方面，要注意一定条件下内因的决定作用;如刻苦努力、勤奋工作、踏踏实实、兢兢业业，进行量的积累；另一方面，还要注意一定条件下外因的决定作用，善于抓住机会，利用一切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外部条件，在很多场合下，勤奋加上机遇才能成功，而机遇往往体现了一定条件下外因的决定作用。两个天资大致相同的人，有成就的往往是周围环境所造就的。一个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人，也往往成为周围环境的牺牲品。因此，建设一个人才辈出的社会环境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家庭培养孩子，就要努力创造出适合于孩子健康发展的家庭环境；一味迁就、放任自流、不加引导，甚至对孩子的一切都不闻不问，这必然有害于孩子的成长。可见，外因在一定条件下所起的决定作用，在日常的生活实践中是不能忽视的。
总之，在内因和外因辩证关系问题上，哪个是根本性原因，哪个是第一位原因，这决不是无条件的，而是依据具体条件来确定的，抽象谈论内、外因的关系是不科学的。（1994年10月1日发）
2008年03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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