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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请教公共健康专家之后，我对中国首都污染危机严重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满是阴霾的一天，艺术家塔特?侯普戴着安装在自行车上的幅度面罩，骑车从中国中央电视台大楼旁经过。
今年二月，我从纽约来北京学汉语，有个问题就开始困扰我， 2013年北京的空气还比9.11袭击事件产生的有毒气体更具危险性？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贸大厦遇袭后有毒气体笼罩在曼哈顿下城地区长达数月，成千上万消防队员、清理工人以及普通居民由此患病。 住在北京中心区的公寓里，我每天早上起床，几乎难以看清大街对面的楼房。然后，我上网查美国驻华大使馆网站上公布的数字，使馆屋顶上安装的装置每4小时检测一次空气质量。今年元月，北京的空气污染水平远远超出美国环保署规定的上限，危机到健康的成年人。尽管围绕北京的污染空气，尤其是有关所谓“空气末日”新闻媒体的报道越来越多，我自己却常常难以对朋友描述窗外空气让我到底惊慌到什么程度。我在美国的朋友似乎难以理解，在北京的朋友似乎已经习惯，甚至麻木。 作为土生土长的纽约人，在我看来，9.11事件不但是改变人生的悲剧和所有美国人的警示，而且是我人生中最严重的空气污染灾难事件。这种经历能否帮助比较分析北京严重的空气污染？ 回国后我都无法摆脱这一问题，于是我决定进行比较研究。整个夏天里，我咨询了研究过9.11事件环境及公共健康影响的科学家及医生，询问他们如何看待北京的空气问题。具体来说，我问了他们一个我从科学上讲并非正统问题：基于您所知的全部情况，对于儿童而言，呼吸去年冬季北京的空气好，还是呼吸2001年10月废墟中心一英里之内额空气好？你本人更愿意呼吸哪一种空气？ 我所采访的一些专家不愿做出这样的比较。在他们看来，这就相当于拿苹果与橘子作比较，两个案例的污染源、化学组成以及暴露不尽相同，所以很加以比较。不过，接受采访的另一些专家则表示，如果要在9.11事件后废墟中心周围（当时仍然让数千人患病）与今年年初北京的空气之间做出选择，他们宁愿选择前者。 世贸中心周围遭到，环保署未能向参加救援及清理工作的工人发出警告，最终导致2010年国会拨款43亿美元，支付数千名病人的健康检查及治疗费用，并对因吸入有毒气体而患病的大约1万名工作人员给予经济补偿。 9.11事件后几周内废墟中心的空气究竟糟糕到什么样的程度？纽约市发表的题为《应对9.11事件造成的环境影响》的报告认为，对世界贸易中心的袭击造成了“航空燃油大量燃烧，有毒烟雾直冲云霄”，而清理工作则使含有石棉、金属、玻璃及挥发性有机物质的颗粒悬浮在空中，还产生了其它有害的物质。有毒空气不但让消防人员及工作在坍塌大楼现场的清理工人感到不适，而且让曼哈顿下城附近的学校学生和居民也深受其害，患上头疼、哮喘、恶心以及呼吸困难等一系列疾病。 左图中，2013年元月30日北京发生严重空气污染期间，一名中国人戴着防毒面具骑自行车从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大楼旁边经过。右图中，2001年9月25日，恐怖袭击造成世贸中心两座大楼倒坍两周以后，从一扇损坏了的办公室窗口看到的世贸中心残骸。 在北京，严重的空气污染源于燃煤及尾气排放，美国大使馆屋顶的装置检测 “PM2.5”,即空气中直径为2.5微米（人头发丝宽度的大约三十分之一）及以下颗粒的浓度，这种细微的微粒可以深入人的肺部（甚至进入血管），可能引起包括癌症及心脑血管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9.11事件后纽约人及清理工人遇到的许多健康问题来自较粗的颗粒——喷砂玻璃碎片、水泥粉尘——或者来自其它气体，但废墟中心周围的科学家同时检测了PM2.5，9.11事件后数周在下曼哈顿上空来回飘荡的有毒气体中，重要成分就是PM2.5。为了寻找比较点，我整理了美国驻华使馆元月到三月的检测数值，拿给我采访的9.11事件健康专家看。
2013年1-3月美国驻华大使馆P.M2.5检测数值
（图中：有关健康的空气质量指数： 0-12ｕg/m3：优 12.1-35.4ｕg/m3：良 35.5-55.4ｕg/m3：影响敏感人群健康 55.5-150.4ｕg/m3：影响所有人健康 150.5-250.4ｕg/m3：严重影响人群健康 250.5-500.4ｕg/m3：危险性影响 500.5ｕg/m3：超出范围）
在分析了我列出的数据之后，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物理及大气科学名誉教授托马斯·A·卡希尔说，“我个人倒愿意呼吸世贸中心废墟上面的空气。”2001年10月卡希尔开始检测废墟中心几个街区之外的P.M2.5的水平。他还对2001年4月北京的空气污染进行过研究。“当时就很差，”他告诉我。“现在更差了。” “就拿较粗的颗粒来说，”卡希尔解释说：“北京比世贸中心当时的情况差远了。北京弥漫着真正令人讨厌的东西：汞、铅、镉。刮起风来，街道上面就充满污染物。”卡希尔在纽约检测到的细微颗粒含有危险的致癌物质，他说北京的空气中不一定存在这些物质——大使馆只检测颗粒的浓度，不提供其化学构成——但去年冬天北京的颗粒浓度一直远远高于他和同事2001年10月空气最差日子里在曼哈顿下城测得的数据。说到北京的数据，他说，“我非常想看到北京的化学组成。”但污染达到了这种水平，任何物质都是有害的。你怎么处理都没用。”此外，“世贸中心最糟糕的日子只持续了几周，而北京却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处于重度污染之中。” 职业病医学专家杰奎琳·莫林博士是霍夫斯拉特大学North Shore-LIJ医学院人口健康计划主任，2002年以后，她一直检测并负责医治世贸中心的应急人员。她说：“从颗粒物的角度来首，平均而言，呼吸废墟中心的空气（指9.11事件发生两周后开始检测P.M2.5的那段时间）比呼吸北京的空气更为安全。”她告诉我，不同的是，废墟中心 “含有大量复杂混合物……通常与空气污染相关的并不单单是颗粒物与简单的空气污染等。世贸中心倒塌以及随即燃起的大火不是典型的火灾空气污染，还夹杂着很多其他东西，有大量的塑料、电脑配件和金属物质。”不过，莫林扔称北京的污染水平“简直令人震惊。”她在随后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解释说，“P.M2.5的问题在于这些颗粒太小，可以深入人的肺里。总体而言，相对于这么高的颗粒物浓度会造成损害这一事实，颗粒物的化学构成……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我问她如果在在天天呼吸北京的空气与2001年10月呼吸世贸中心的空气之间做出选择，她宁愿让孩子呼吸哪种空气，莫林表示，“我会宁愿让他们呼吸2001年10月世贸中心的空气，而不是日复一日地呼吸北京的空气。部分原因是我知道纽约的空气会变好，而北京的空气则不会改善。” 罗格斯大学内科医生和环境医学专家保罗·利奥伊对此表示赞同，“（北京的）问题在于持续不断。”利奥伊著有《 灰尘：“9·11”事件后其角色的内幕》及《有毒空气污染》。利奥伊不愿意做直接对比。我问他会让孩子呼吸哪种空气，他回答说：“都不行……我不会让我的孩子呼吸这两种空气中的任何一种……两种原因不同，但空气都非常糟糕……中国的空气污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处于极高水平。” 南加州大学凯克医学院全球健康研究所主任乔纳森·萨梅特博士说，“不能基于质量做这种简单的比较，”他表示，自己在过去20多年里多次前往中国。“真正的问题是，”萨梅特说，“这些空气污染水平远远超出了任何权威机构认定的健康上限，达到了发生灾难的程度。”他提到1952年12月发生在伦敦的烟雾事件。在这场严重空气污染事件中，伦敦的低温天气持续数日，促使燃煤量增加，导致约4000人急性死亡。 我采访的部分专家也不愿将世贸中心废墟中心与北京进行有意义的比较，但没有人告诉我说北京的空气质量好于废墟中心附近的空气。同时他们都认为，与美国一些最为臭名昭著的污染城市相比，北京的空气质量更为糟糕。 杨百翰大学环境经济学及空气污染流行病学专家C·阿登·波普三世估计，北京PM2.5的年均值介于80至120之间。《清洁空气法》实施之前的美国城市空气污染数据有限。“我知道里弗赛德、洛杉矶、匹兹堡及布法罗以前的数据是35或40，”波普说，“这些地方的平均污染浓度以前都在30到35左右，这些年来已逐渐下降。现在浓度一般是20多一点。” 北京与美国城市最新的对比更加惊人。“我在洛杉矶的时候，发生了一些严重的森林火灾，空气质量很糟，但仍比北京平时的空气质量好，”在北京工作的环境顾问史蒂文·安德鲁斯在邮件中写道。“在那些火灾期间，PM2.5水平达到了350。今年1月，北京的PM2.5浓度达到了600（24小时平均值）以上，有时竞超过900。 就公众健康而言，如此严重的污染意味着什么？霍夫斯特拉大学的莫林博士告诉我，如果北京不能迅速净化空气，那里约2000万人口可能会“缩短预期寿命，引起许多本可避免的死亡。还会产生多得多的残疾，构成巨大的社会成本。会有许多人患上心脏疾病，丧失劳动能力”。 莫林看了北京今年1到3月份的PM2.5数据后说，“我并不是那种担心天塌下来的人，但北京的天空却充满灰尘颗粒，塌了下来。” 所以如果“天真地塌了下来”，应该担当什么样的责任就相关危险来警告民众及其子女？与全世界的政客一样，中国政府官员也许并不急于声张国内存在的问题，同时，中国自己制定的空气质量指数对不健康空气设定的门槛也高于美国EPA的标准，而EPA本身在“9·11”袭击过后多年来受到严厉批评，包括我采访过的人在内的科学家和医生之前曾迫使该机构承认，在其多份报告中严重低估了世贸中心废墟中心污染灾害的程度，尤其是居民与现场清理人员所呼吸的空气。 美国驻华大使馆在其公共网页上公布北京等五座中国城市的空气质量小时读数及图表。不过，目前仅提供过去24小时的信息，之前的数据就会被清除。大使馆副发言人何哲鑫(Justin Higgins)在电子邮件中这样解释，“我们虽然目前不向公众发布历史数据，但公布了每小时的数据。”由于24小时之后无法看到，所以只能查阅大使馆的Twitter账户，逐个帖子地查找每小时的数据。采访专家时我给他们看的数据就是这样搜集来的，因为本文发表两周前，我向美国国务院提出查看归档的公共数据，他们仅提供了其中一部分。“我们正着手将所有的历史数据在网上公诸于众，希望很快有更多的当前数据可以分享，”希金斯写道。这样做将让公众更易于掌握趋势。不过，这种容易获取、综合程度越来越高的信息，也会让在北京生活更加成为一种日复一日的纠结。 不过，就算拥有的信息更多，有知情的人仍然选择在北京生活。今年8月4日《纽约时报》发表了驻京记者黄安伟(Edward Wong)写了一篇文章，稳重描述了现在他每天必须面对的两难境地，因为他让妻子和年幼的女儿每天在这样的空气中生活，这里的空气也许与2001年9月12日世贸中心的空气在伯仲之间，而绝不会更好。 “在这次任务之前，我在伊拉克作了三年半的记者。在那里，外国记者终日谈论的是各种不同的死亡方式——汽车炸弹、火灾、绑架后砍头。我躲过了所有这些威胁，现在却不住询问自己：中国会对我和家人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吗？这里的环境危害枚不胜举，几年甚至几十年后才会显现出来。风险会在年幼的孩子身上放大。” 为详细解释黄先生的观点，《纽约时报》《纽约时报》给文章的配图是北京的医院里一个婴儿通过面罩呼吸的彩色大特写。这张照片几乎覆盖了该报《星期日评论》的整个头版，不可避免地让人联想到大使馆屋顶上的读数。 没有人强迫我秋天返回北京，毕竟北京在中国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排名仅为第九位。但权衡一下——世界最有魅力的新兴国家对世界上最有威胁的环境——还是值得一去。我回来再学一个学期的语言，将投身于中国的一切——当让除食品、水和空气以外。我回去会整套N95防毒面具和空气过滤设备，还有使用这些设备更加坚定的决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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