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融合
齐鲁文化
山东方言图
齐鲁大地地图
编辑本段风俗文化
齐鲁庭院
齐鲁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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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孔大典
墨子
管仲
编辑本段儒学影响
民国初山东图书馆
泰山与齐鲁文化的地位
齐鲁大地待08圣火图
管仲
孔子与齐鲁文化的地位
齐鲁大地
编辑本段基本精神
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
崇尚气节的爱国精神
经世致用的救世精神
人定胜天的能动精神
“民贵君轻”的民本精神
厚德仁民的人道精神
大公无私的群体精神
勤谨睿智的创造精神
编辑本段产业发展
编辑本段齐鲁文化在中国上古文化中的地位
齐文化--商业海洋文化
鲁文化--原始儒家文化
两着各有千秋,大约在汉朝两者融合,形成齐鲁文化
“齐鲁”一名，因于先秦齐、鲁两国。到战国末年，随着民族融合和人文同化的基本完成，齐、鲁两国文化也逐渐融合为一体。因为文化的一体，“齐鲁”形成一个统一的文化圈，由统一的文化圈形成了“齐鲁”的地域概念。这一地域与后来的山东省区范围大体相当，故成为山东的代称。
“齐鲁”和“山东”都是历史上形成的地理名词，今天看来，二者所指地理范围完全一致，可以通用。但在历史上，二者是有很大区别的。“山东”一名，在历史上所指地域范围变化很大，到宋元时期，今山东地区，才作为行政区划提了出来，而包括范围，仍与今山东不同。直到清代才正式命名为山东省。从此，地域范围或有变化，但名称不变，范围出入也不大，与古齐鲁范围基本一致。讲齐鲁文化，先秦时代，以齐、鲁两国地域范围为准，汉代以后以今山东省区范围为准，二者或有不大一致的地方，只能以这个标准处理。
“齐鲁”缘起于先秦齐、鲁两国，是齐、鲁两国的合称，原是国家概念。
齐与鲁是西周初年的两个封国，是西周在东方代行统治权的两个重要阵地。因为西周初建时，东部沿海地区殷人和东夷人的势力强大，不服统治，屡次发生反周叛乱。周公东征，平定武庚和商奄叛乱之后，周王便将两个最得力的人物：周公和姜太公分别封于商奄和薄姑旧地，建立鲁国和齐国，以镇抚东方殷人和夷人。鲁居泰山之阳，都曲阜；齐居泰山之阴，始都营丘（今山东昌乐，一说即临淄），后迁薄姑，再迁至临淄。齐、鲁始封时，地方各百里，至春秋战国时期，经过数百年的兼并战争，两国疆域不断拓展扩大，基本控制了今山东地区。而且随着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民族融合，人文同化，文化的交流，齐、鲁两国内部联系逐步加强。有别于中原、燕赵、秦、晋、吴越、荆楚等的齐鲁地域文化圈逐步形成。“齐、鲁”一词也逐步联系起来，由国家概念向地域概念过渡。
首先将齐、鲁联系起来的是孔子。他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这是指齐、鲁两国思想文化的联系和区别而言的，还未把齐、鲁联为一个词。过了不久，他又说：“齐、鲁之故，吾子何不闻焉。”（《左传?定公十年》）又进一步强调了两国文化的内在联系。但是，这里的“齐鲁”仍是国家概念，各自独立其义。到战国后期，“齐鲁”才真正组成一个词，成为含有统一文化特点的地域概念。最早把“齐鲁”作为统一地域概念使用的是荀子。《荀子?性恶篇》云：“天非私齐鲁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于父子之义，夫妇之别，不如齐鲁之孝具敬父者，何也？以秦人之纵情性，安恣睢，慢于礼义故也，岂其性异矣哉！”把“齐鲁”与秦对言，显然是指两个地区。齐鲁地区的人文与秦国地区的人文有何不同呢？齐鲁尚礼义，有“礼义之邦”誉称，秦则缺乏礼义文化，是其政教不同造成的，绝非因为人的本性不同。从此之后，“齐鲁”一词便经常出现，或作为国家概念，指齐、鲁两国，或作为地域概念是指今山东地区；或作为地域文化概念指齐鲁文化范围。如《史记?儒林传》云：“韩生推《诗》之意，而为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就是说汉代生于燕郡（今北京）的韩婴作《诗》内外传（即《韩诗》），其语言和学术观点，与齐鲁地区作为今文或古文经学的《诗》论特点明显不同。《汉书?艺文志》说：“汉兴，有齐鲁之说”；《晋书?范宣传》：“讽诵之声，有若齐鲁”；苏辙诗有句：“我本生西南（四川眉山县），为学慕齐鲁”；李清照《上枢密韩肖胄诗》：“嫠家父祖生齐鲁，位下名高人比数”；吴伟业《赠苍雪诗》：“洱水与苍山，佛教之齐鲁”等等。“齐鲁”一词，已成为较为固定的地域概念，这一概念源于齐鲁两国，且与两国文化有许多共同特点，从而形成一个独立的地域文化圈分不开。这一方面说明，齐、鲁两国文化经过逐步融合到战国时代已初步融合为一个统一的文化实体，成为天下向慕的“礼义之邦”了；另一方面作为地域概念也明确化，即指今山东地区。山东号称“齐鲁”、或简称“鲁”，或别称“齐”。就是这样形成的，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和较固定的地域范围。
粗犷刚烈的齐人
如果说鲁人文质彬彬的话，那么齐人给人们的印象则是粗犷刚烈，他们可杀而不可辱，面对挑战，置生死于度外，全力施为，一决雌雄。在中国历史上，粗犷刚烈的典型事例，大多发生在齐地，或由齐地人唱主角。欲知其详，请看刘德增《粗犷刚烈的齐人》一文。刘淑强女士的《鲁国文化与周礼》一文，又就周礼对鲁国文化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作了深入的阐述。
体魄强悍，粗犷刚烈，喉咙粗大，不善言辞，遇事说不上三句话，便吹胡子瞪眼睛撸袖子，“砍头不过碗大疤！”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架势。这便是“山东好汉”给人的印象之一。小说家写山东人，往往尽力刻划山东人的这一面，瓦岗寨里的程咬金，梁山泊上的李逵，粗犷、莽撞、豪爽、勇武、坦直，庶几成为小说家笔下的山东人的固定形象。然则这又决非小说家妙笔生花，面壁虚构
鲁国文化与周礼
在周代的众多邦国中，鲁国是姬姓“宗邦”，诸侯“望国”，故“周之最亲莫如鲁，而鲁所宜翼戴者莫如周”（清人高士奇语）。鲁国成为典型周礼的保存者和实施者，时人称“周礼尽在鲁矣”。各国诸侯了解周礼也往往到鲁国学习，鲁国是有名的礼仪之邦。鲁国与周礼的这种密切关联，使得鲁国形成了谦逊礼让的淳朴民风，同时也使鲁国国势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概括讲来，周礼的内容应该包括礼义、礼仪或礼节、礼俗三个层面。礼义是抽象的礼的道德准则；礼仪或礼节是具体的礼乐制度，可大致分为吉、凶、军、宾、嘉5大方面。细分之，有所谓“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之说，真可谓“繁文缛礼”，大而至于政治、军事，小而至于衣冠、陈设，无不有义。这些礼仪都是本着忠、孝、信、义等准则推衍而来，目的是为了“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礼俗即周人的社会风俗与道德习惯，它较礼节更细且繁，只是并无硬性规定。就主次而言，礼仪、礼节、礼俗是从属于礼义的，因为礼的根本目标是维护周王朝的统治，这才是其本质所在。
鲁国是周公之子伯禽的封国，而周公无论在帮助武王争夺天下，还是在成王年幼时平定天下，都有卓著的功勋。因此，鲁国初封时不仅受赐丰厚，而且还得到了不少特权。《礼记?明堂位》记载说：“凡四代之器、服、官，鲁兼用之。是故，鲁，王礼也，天下传之久矣。”鲁国建国之地殷商势力极重，伯禽要把鲁国建成宗周模式的东方据点，因此，他们代表周王室担负着镇抚周边部族，传播宗周文化的使命，极力推行周朝礼乐。另外，鲁国适宜农桑，是一个稳定的定居农业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礼乐可以规范人们的行为，使划分成若干等级的人和谐相处。
在鲁国，周礼乃是人们的行为准则，上至鲁公，下至卿士，无不循礼而动。不论是“国之大事”，还是往来小节，如君位传承、祭天礼祖、对外战争、朝聘会盟，以及燕享、乡射等等无不如此，否则就会遭到指责，甚至被视为“不祥”的举动。周礼由周王室制订，而在具体实施时，各诸侯国一般是各取其需，因地制宜。唯有鲁国始终不忘“法则周公”，祖述先王之训。
《春秋》一书是鲁国国史，该书“常事不书”，所以鲁人依礼而动的行为有许多不一定见于记载。即使《春秋》经以及他书中见载的鲁国君臣的一些“违礼”之举，也往往引起人们的规谏、评论或者指责，如隐公到棠地“观渔者”，桓公取郜大鼎于宋而置于太庙，醒公与夫人姜氏一道到齐国去，庄公到齐国观社，庄公丹桓宫之楹而刻其桷，文公欲弛孟文子和敬子之宅以广其宫，夏父弗忌跻僖公，宣公夏天在泗渊滥捕，以及鲁三家的一些不礼之举等等。但在入东周以来“礼坏乐崩”的情况下，鲁国仍有不少知礼之人，如臧僖伯、臧哀伯、臧文仲、柳下惠、曹刿、夏父展、里革、匠人庆、申#、叔孙豹、子服景伯、孔子等等。另外，如文公时的宗有司，《左传》的作者左丘明，他们也都以知礼、明礼而闻名。
鲁国根深蒂固的礼乐传统，对鲁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鲁人都知道礼有“经国家，定社稷，利后嗣”的功能，因而他们认识到“服于有礼，社稷之卫也”、“无礼必亡”，对周礼怀有极大热忱。《礼记?礼运》说：“坏国、丧家、亡人，必先去其礼。”礼尚在，国便不亡，周礼关乎国泰民安，于此可见。鲁闵公元年，齐欲伐鲁，齐公问“鲁可取乎”，其大夫仲孙湫说：“不可。犹秉周礼。周礼，所以本也。臣闻之：国将亡，本必先颠，而后枝叶从之。鲁不弃周礼，未可动也。”此时，鲁国正值庆父内乱，但尚秉周礼就难以攻取，因为周礼可以起到一种协调人心的作用，在统治者内部，它可以防止和调节矛盾，而对下层人民来说，周礼则既有慑服之威，又有收罗人心之用。
“尊尊而亲亲”是宗法制度的根本原则，也是周礼的基本要求。为争权夺位，鲁国也发生过类似骨肉相残的事件，但与他国相比，鲁国的情况要好得多，所以《礼记?明堂位》说鲁国“礼乐、刑法、政俗未尝相变”，“天下以为有道之国，是故，天下资礼乐焉”。臧文仲教季孙行父“事君之礼”说：“见有礼于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养父母也；见无礼于其君者，逐之，如鹰 # 之逐鸟雀也。”鲁人敬尊君主，使鲁国的政治比较稳定。不过，由于“亲亲”观念深入人心，他们十分相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古训，使掌握鲁国大权的卿族一直限定在“伯禽之后”的范围之内，异姓家族的贤能之士很难进入鲁国政权。与“尊尊”原则有关，鲁卿在位时，不论其行为怎样越轨，而对他的宗族影响并不大，受到惩治的仅仅是祸卿本人。这样，卿族一旦有了势力，也就站稳了脚跟，其势力的持续发展，便最终导致了公室衰微、大夫专政。
春秋时期，鲁国实际已经是积弱之国，其主盟不若齐、晋之强，地势不及秦、楚之大，然而，诸如滕、薛、曹、邾、杞等国皆勤贽，修朝礼；即使远在方域之外的谷、邓等国也不惮仆仆，至鲁来朝。小国亲鲁，皆因鲁乃周礼所在。
鲁国春秋以来的外交主线还是与齐、晋、宋、卫等大国的关系上，然而，在对各国的态度方面，鲁国的态度似乎又不尽相同。鲁与晋、卫乃兄弟之国，与对待齐、宋相比，鲁人在与卫、晋的交往中态度要温和得多。小国交鲁，鲁国也往往亲近同姓。时人的宗法观念是：“凡今之人，莫若兄弟”，“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在诸小国中，曹、滕与鲁同姓，邾、莒、薛、杞皆为异姓。故曹太子朝鲁，鲁以上卿相宾；滕、薛争长，鲁长滕侯。而邾、莒为鲁国近邻，杞、邾则频频朝鲁，然杞侯之朝以不敬见讨，邾、莒也为鲁国世怨。鲁国自春秋以来国势日弱，其不能修好异姓近邦实是一个重要原因。
政治、外交之外，鲁文化的礼乐传统也影响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在“化成民俗”方面产生了明显效应。鲁人行为中的重义轻利观念，经济上的重农轻商意识，以及日常生活中严格的男、女之别等等均是。
西周末年以来，由于周室的衰微和时代的进步，再加之鲁国国势的下降，原来“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结束了。鲁在春秋后期也推选了“初税亩”、“用田赋”等一系列社会改革，改变了周的政治、经济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周礼乐的崩坏亦成为自然之势。春秋末年，孔子看不惯层出不穷的违背礼乐制度的现象，他希望恢复周礼，推行“王道”于天下，并以礼乐之学教授生徒，儒学于是创立。
公元前249年，鲁灭于楚。然而，鲁国的礼乐传统经孔门师徒的弘扬，已更加深入到人们的意识深层，它并没有因为鲁国的灭亡而丧失。秦朝末年，刘邦举兵围鲁时，“鲁中诸儒尚讲诵育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70多年以后的汉武帝时代，太史公司马迁到鲁地“观仲尼之庙堂”时，诸生依然“以时习礼其家”。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说“汉代统一了鲁国的礼教和秦国的法律”，更明白道出了鲁国礼乐之学在两汉时的重要影响。
略论齐鲁文化的脉络、特质与影响
内容提要：齐鲁文化是先秦时期在今山东省境内形成和发展的一种地域文化。其内容，从时间上来概括，可以表述为“一个重心，双向延伸”。从空间上说，可以概括为“两个主体、一个圈”。齐鲁文化具有进入秦汉以后，在政治大一统的背景下，齐鲁文化逐渐由地域文化演变为一种官方文化和主流文化，呈现出兼容并蓄，胸襟博大，刚健有为、积极进取，富于人文关怀和人道精神、崇德重法，德法兼顾等鲜明的精神特质，并以自身的不断交融、创新、升华，推动了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一山一水一圣人”和 “泰山在这里崛起，黄河在这里入海，孔子在这里诞生”的表述，概括了齐鲁文化的历史地位和重要的贡献。
关键词：齐鲁文化 脉络 特质 影响
齐鲁文化是先秦时期在今山东省境内形成和发展的一种地域文化，包括道家文化、兵家文化、法家文化、墨家文化以及阴阳、纵横、方术、刑、名、农、医等。其中，最为璀璨夺目、最核心的是儒家文化。进入秦汉以后，在政治大一统的背景下，齐鲁文化逐渐由地域文化演变为一种官方文化和主流文化，呈现出鲜明的精神特质，并以自身的不断交融、创新、升华，推动了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一、齐鲁文化是融合发展的文化齐鲁文化所包含的内容，从时间上来概括，可以表述为“一个重心，双向延伸”。“一个重心”，即齐国和鲁国的文化。“双向延伸”，即向前延伸至东夷文化，向后延伸为山东区域文化，也叫齐鲁区域文化；从空间上说，可以概括为“两个主体、一个圈”。“两个主体”，就是齐文化和鲁文化，主要是先秦时期齐国和鲁国文化。“一个圈”，是指齐鲁文化圈。自西周初年齐、鲁建国至春秋，是齐鲁文化两大文化体系的形成时期。在齐、鲁立国之前，包括史前时期，也包括夏代、商代时期的文化，学术界称之为“东夷文化”。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确立的年代，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灭商，周武王把姜太公和周公分别封到了齐和鲁这两个地方。由于这两个地方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以及先齐和先鲁文化的差别，特别是建国方略的差异，造成齐文化和鲁文化两种风格迥异的文化体系。齐鲁文化的差异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鲁文化以周文化为主、以东夷文化为辅而形成的仁者型文化系统；齐文化是以东夷文化为主、以周文化为辅而形成的智者型文化系统。孔子曾提出：“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这实际上是分别对齐鲁文化本质特征的概括。这有孔子自己的话为证：“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同上）朱熹在注解孔子这一段话时提出：“孔子之时，齐俗急功利，喜夸诈，乃霸政之馀习。鲁则重礼教，崇信义，犹有先王之遗风焉。”（《论语集注》）二是鲁文化属大陆型，齐文化属海洋型。从地理上说，“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人采布帛鱼盐。”（《史记?贷殖列传》）鲁国属内陆丘陵平原地带，多贫瘠土地，适宜农作。从主观上说，齐重视发展商品经济，重霸道和法术，民风则为足智好斗、机利尚武、宽缓阔达，鲁则重农业经济，重王道，尚仁义，实行礼治，民风则为俗好儒，备于礼，俭啬，畏罪远邪，上礼义，重廉耻等。文化上，齐国主张宽松自由，兼容并包，“因其俗，简其礼”。齐文化最终成为一种合时俗，务实际，具有革新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功利型文化传统。鲁国则采取“变其俗，革其礼”的方针，用周文化强行改造土著文化，其所讲求的礼乐仁义即是重礼的周文化和重仁的东夷文化结合的产物。鲁文化逐渐发展成为一种重仁义、尊传统、尚伦理、贵人和的道德型文化传统。受不同类型文化的影响，齐鲁两国形成了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学术文化。齐国学术文化偏重智慧型和功利型，理智理性或科技理性较为发达，因而涌现出了兵家（孙武、孙膑）、天文学家（甘德、邹衍）、医学家（扁鹊）、逻辑学家（公孙龙）、修辞学家（邹奭），以及道家、名家、阴阳家、法家、农家、纵横家等偏重于实利型的诸子百家。而鲁国学术文化则偏重仁德型和理想型。儒墨作为当时齐鲁文化的“显学”虽有不同，例如儒家讲“有差等的爱”，墨家讲“兼爱”，儒家主张“听天由命”，墨家倡导“非命”，但在非攻、尚义、节俭等尚仁德方面二者又是共通的。鲁国异于齐国的独特文化还通过对孔子弟子的形塑而进一步左右着儒学的承传、分化与发展。孔子生前，其弟子就为儒学的创建做出了杰出贡献。孔子去世后，其言论由弟子辑录成《论语》，使之成为儒学的圣典。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随着孔门弟子的增多，儒家学派内部也出现了分化，子路之儒尊贤者实众，子思之儒阐扬中庸之道，颜氏之儒尊师守道，孟氏之儒高扬仁政，漆雕氏之儒刚直兼勇，乐正氏之儒阐发修治。特别是在儒学大发展的战国时期，孟子集诸子百家学说丰富发展儒学，完成了对孔子学说的第一次改造，从而较全面地继承和发展了孔子儒学。”随着时代的发展，在较长的历史时期，特别是在春秋、战国和秦汉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由于齐国对鲁国的兼并，造成黄河下游地区政治上的局部统一。而学术文化界兴起的百家争鸣，则促进了区域间的文化交流。两支不同特色的文化逐渐交流融合，逐渐走上了一体化的道路。孔子在周游列国之前主要是在鲁国讲授儒学思想，其门下有72贤人、3000多个弟子来学习传播儒学。儒学首先传播到齐国，之后又传播到到全国各地。到了战国时期，儒学获得了极大地发展。首先从鲁国的一种学术文化，走出了鲁国的国境，也就是说从“一国之学术”成为“天下之学术”，号称“显学”。齐国之所以成为儒学传播的重镇，一是从战国初期，一直到秦始皇，齐国均在临淄设立学术基地，最著名当属稷下学宫。正是齐国这样一个条件，或者这样一种政策，儒学才有条件在齐国得到传播。在著名的儒家学者里面，齐人是鲁国之外的最多的。二是孔子之后两个最大的儒学大师，一个是孟子，一个是荀子，都和齐国的关系相当密切。齐国是孟子实现自己理想的理想之地，他相当一段时间是在齐国。另一个儒学大师荀子，长期在稷下学宫传播儒文化。在荀子的书里面，也第一次出现了齐鲁并称，说明当时齐鲁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已经得到了大大的推进。三是齐国管仲学派的推动。他们把道家思想、法家思想和儒家思想融合起来，其中儒学占了很大部分。在战国时期，儒学实际上已经占据了鲁国、齐国两个国家，实现了儒学的齐鲁化。秦汉时期，董仲舒吸收了齐国和鲁国的新的思想，形成了新的儒学体系，得到统治阶级的认可，儒学从此由“齐鲁之学”发展到“独尊儒术”。二、齐鲁文化是特质鲜明的文化齐鲁两国为近邻大国，相对于其他诸侯强国，二者有相近的自然条件。两者的始封之君都是周初重臣，以后，两国在政治、经济、婚姻等许多方面往来频繁，交流不断，使得两国文化在许多方面有相同或者相通之处,也使齐鲁文化具有鲜明的精神特质。1 兼容并蓄，胸襟博大齐鲁文化从其来源上讲就是多源的，这就决定了齐鲁文化的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使其表现出了兼容并蓄的博大胸襟。春秋战国时期，齐鲁两国不仅是东方文化的中心，甚至成为当时整个东周文化的中心。春秋战国时期，齐鲁两国文化表现了宽广能容的博大气势，鲁国是有名的礼乐之邦，齐国更具怏怏大风，不同的文化因素交汇融合，不同的思想火花激荡碰撞，这里诸子蜂起，名家辈出。魯国产生了被称为“显学”的儒家和墨家，齐国的稷下学宫中更有儒家、到家、名家、阴阳家、法家等汇聚在一起，他们著书讲学，又相互切磋辩难，推动了思想的解放，也发展了各家各派的学说。齐鲁文化的开放气质，被体现得淋漓尽致。从文化的构成上讲，鲁国文化全面继承宗周文化，但决不排斥其他文化，在魯国，周朝礼乐文化以外，还保留了许多其他的文化因素。2 刚健有为，积极进取在齐、鲁两国，无论是政治家还是思想家，都表现出了刚健有为和积极进取的文化品格，这是齐鲁文化的一个重要精神。在孔子所作的《易传》中，“刚健”和“自强”的观念十分清晰。《象传》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彖传》有“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刚健而文明”；“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刚上而尚贤，能止健，大正也”；《文言》有“刚健中正，纯粹精也”等等，这实际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齐鲁文化的刚健品格。齐鲁两国人民的积极进取也是齐鲁文化得以不断丰富和发展的不竭动力源泉。自两国始封时，无论是对当地风俗进行因循还是变革，都是根据本地实际，力图政治稳定和尽快获得发展的积极措施。以后，两国的政治家不断努力，为了自身的富足，不断采取措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谋求变革，以图国力增强。在魯国，公元前495年实行的“初税亩”是春秋列国赋税制度改革的先声，以后又“作丘甲”、“用田赋”，不断更新，以求变革。齐国的改革自管仲相齐开始，很快取得了国富民足，国力强盛的良好效果，以后，不少政治家都反对固步自封，他们招贤纳士，任用贤才，接受谏言，尽职尽责。这些变革给国家的发展不断注入新的活力，使国家的发展充满勃勃生机。刚健有为和积极进取更是齐鲁思想家们共同的特征。无论是魯国的孔孟儒家、墨家，还是齐国的管仲、晏婴或者稷下各家，他们大都积极入世，致力于治国安邦的事业。他们洞察列国大势，分析世态发展，从而积极进取，自强不息，他们是齐鲁文化的重要代表，是齐鲁文化中一朵朵鲜艳的奇葩。管仲力行改革，相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取威定霸。晏婴事君以忠，谏君以智，强公室，抑私门，薄赋省刑，施行仁政，从而在内外形式复杂的境况之下，内安社稷，外靖邻邦。齐国的兵家同样卓越，他们总括历史与现实，透析政治、经济与军事之间的联系，在列国纷争的复杂形式下，写出一部又一部不朽的兵学圣典，不愧为先秦兵学的顶峰。孔子自幼好学，他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积极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为了宣传自己的学说，他到处奔走，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希望实现天下大同的政治理想。孔子以后，魯国的儒家们无不继承孔子的精神，致力于安邦定国，济世救民，墨家也是如此。总之，齐鲁诸子虽然观点不同，成就各异，但在刚健进取在以方面是基本一致的。齐鲁文化中的这一精神也是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是我们民族不断发展、自强的重要精神支柱。3 富于人文关怀和人道精神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过渡阶段，社会各领域都处于新旧交替的状态。社会的变革猛烈冲击着夏、商、周三代的传统观念，致使“礼崩乐坏”，“疑天”、“怨天”的情绪弥漫社会，人文理念逐渐打破了传统宗教意识的垄断地位。人文理念的上升意味着人文关怀和人道精神的张扬，在这样的情势下，人的因素受到空前的重视，从而大大超越了对于鬼神的虔敬。于是，人的价值受到尊重，人的权利和尊严也得到维护。表现在思想观念上，西周以来“敬天保民”、“敬德保民”，因其重点强调“保民”，强调以民为本，以民为中心，而在春秋战国时期得到了更大程度的提升和弘扬。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变动兴盛起来的“士”阶层空前活跃，频频走公室，跑私门，希图得到大大小小权势者的任用。他们由于身份和所依附的阶级集团不同，便成了不同阶级、阶层的代言人。而权势者也在招揽贤者，礼求士人，以为自己服务。因此士人得以自恃其说，“合则留，不合则去”，自由地在权势者间奔走游说；或自立学派，收徒授学。于是，诸子百家的思想在齐鲁之邦滥觞其源，形成学派之后又以齐鲁为争鸣舞台。此时，人们崇尚德治，热爱邦国，注重群体，善于创造，主张厚德仁民，先义后利，这些思想观念，都在齐鲁文化中占有主导地位，都充满了人文关怀和人道主义精神。从实质上讲，组成齐鲁文化的各家各派，其思想都属于政治文化的范畴，他们在论述治国方略时，又都无一不积极崇尚民本主义，应当说，人文关怀和人道精神是齐鲁文化的灵魂。齐鲁诸子各家大都主张厚德仁民，重视民众，充满了人道主义精神，人本主义色彩极其浓重。这些思想家有的讲“王道”，有的讲“霸政”，但他们都关心国家的繁荣与安定，都关心人民的富庶与满足。齐国重武图霸，政治思想家都想到要首先顺民，以富民、利民为前提，无论管仲还是晏婴，无论兵家典籍还是稷下著作，都一致注意到了顺应民心，从民所欲的关键意义。在重文图治的魯国，从春秋前期的臧文仲、柳下惠到春秋末年的孔夫子，从孔门弟子到孔门再传，从儒家到墨家，他们思维的起点都是“人”，都是从“人”出发。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其思想体系最为典型、最为集中地体现了人文关怀和人文精神。儒学是修己安人之学，希望从修身开始，然后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儒家大谈“修己”、修德，正是人道精神的最高体现。儒学谈论人性，无论孔子、子思，还是孟子、荀子，都谈论人性问题，他们对人性的探讨，实际正是探讨人，关心人；他们所思考的如何修身、修德，如何正心、诚意，怎样致知、格物，都是围绕“人”展开的，都是对“人”的重视。在魯国产生的墨家，以对儒学的反动为表现形式，其实也同样是人文关怀和人道精神的体现。墨子学孔子之学而走向了儒学的反面，主张兼爱、非攻、非命、节葬、贵义、兴利，希望“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乃是为劳动人们的利益进行考虑的结果。4 崇德重法，德法兼顾在齐、鲁两国，崇德重法，德、法兼顾应该说是一个非常突出的思想观念，无论是思想家的系统论述，还是政治家的施政实践，对处理德治与法治的关系问题，人们都有十分明确和清醒的认识。表面看来，齐国与魯国民风差异很大。正如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描述的：“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战国时的著名纵横家苏秦也曾以齐都临淄为例描述过齐人的豁达与富足，似乎与拘泥和执着于周礼，讲究揖让进退的鲁国民风形成明显区别。其实，在尊崇周礼上，齐与鲁是一致的，只是两国对待周礼各有侧重而已。总体上讲，孔子的思想以德治为本，以刑罚作为补充，此即所谓德主刑辅。孔子曾经说过：“大上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其次以政焉导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变，导之弗从，伤义以败俗，于是乎用刑矣。”在这里，刑之用乃以德为前提，刑只使用于愚顽不化、不守法度的人。刑以止刑，刑以佐教，宽猛相济，这其实正是孔子的一贯主张。刑之设不独为刑，更在于止刑，惩恶不是终极目的，劝善才是最高宗旨。 德政与刑政的关系也就像孔子所说的行政中的“宽”与“猛”的关系，《左传》昭公二十年记孔子曰：“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于猛。猛则民残，民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宽猛相济，政是以和。”《尚书?大禹谟》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孔丛子?论书》中也记有孔子类似的话，即“五刑所以佐教也”。《孔丛子?刑论》记述孔子在与卫文子的交谈中，也说上古时期“先王盛于礼而薄于刑，故民从命”。孔子认为注意教化是为政治国的根本，他反对不教而杀，《论语?尧曰》 记孔子之言曰：“不教而杀谓之虐”。孔子认为，治国者治国要以德以礼，用刑适当，不可丢弃德法而专用刑罚，这样，一定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不论是孔子还是后世儒者，他们较多地论述德、刑关系，而格外强调德治，原因在于人们往往比较功利地去看待问题，而以德治国功效却不是短时间内可以见到的。《大戴礼记?礼察》中说到：“凡人之知，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前，而法者禁于法之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儒家的这一认识是十分深刻的。如果说魯儒崇德，在德、法二者之间偏重于德，那末齐国则是重法，在德、法之间偏重于法。像魯国的儒家那样，齐国名相管仲、晏婴都重视礼治，但他们与鲁儒的不同，在于重视礼治的同时十分强调法治，强调法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管仲初为齐相时，桓公询问如何保持宗庙社稷，他说应该“设象以为民纪”，即树立榜样，作为民之表率，然后“劝之以赏赐，纠之以刑罚”，《管子》中关于德之重要性的论述更是比比皆是，这其实与鲁儒没有什么不同。但后来，管子后学发挥了管仲思想，从而系统阐发了法治思想，走上了重法的道路。例如，《管子》中说“法出于礼”，“仁义礼乐皆出于法”，虽然也注重礼与法之间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但总是以法作为更为根本性的东西。田齐时期，从齐国君臣到稷下诸子，大都强调“德法兼治”，不过，二者的天平似乎仍然向“法”倾斜。这就是说，他们一方面强调法治，另一方面又不单纯强调法，而同时注意德的作用，从而与三晋法家判然有别。在德法关系上，荀子提出礼法结合，以礼为本，以刑为用，他注重教化，注重“礼义之化”，又注重“邦禁”，他的思想不仅与《周礼》合拍，也集中了齐鲁思想家们的精到论说。荀子礼法结合的思想，齐鲁文化中德、法结合的思想具有永恒的意义。三、齐鲁文化是影响深远的文化很久以来，人们常常以“一山一水一圣人”来评价齐鲁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的地位。“一山”是指泰山。泰山在齐鲁文化中的地位，不仅仅是因为它的自然景观雄伟壮丽，还因为泰山本身是用中华文化堆积的一个文化的大山。泰山不仅高大，而且是文化的一个高山。在大多数中国人的观念里面，泰山就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文化之根；“一水”是指黄河。黄河是中国的母亲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而山东则是黄河的归宿和依托；“一圣人”，是指孔子。孔子在齐鲁诞生，是中国人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圣人。现在，又有一个新的表述，就是“泰山在这里崛起，黄河在这里入海，孔子在这里诞生”，非常精确地概括了齐鲁文化的历史地位和重要的贡献。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史上，随着齐鲁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古代中国文化中心由西而东转移。西周末年，随着镐京倾覆，王室东迁，当时的文化中心就转移到了齐鲁文化所在的东方。战国时期，齐国一直是东方的大国，统治者又重视文化发展，设立稷下学宫，“招致天下贤士”，成为当时的学术文化中心。鲁国初封，因是周公的封国，所以得到的西周礼器文物典籍甚多，故后人有“周礼尽在鲁”之说，又由于鲁国有重礼的传统，造成鲁国特有的文化氛围，而作为传统文化传播者的儒家及其代表人物孔子产生于鲁国，乃势所必然。战国以后，以鲁国为根据地的儒学向四周辐射，造成齐鲁文化更广泛的传播，促进了百家争鸣，为中华古代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仅在先秦时期，齐鲁地区就产生了像管子、晏子、孙武、墨子、孟子、庄子、邹衍、孙膑、吴起这样一批文化伟人。这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是罕见的。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齐鲁文化是当时最先进的文化，齐鲁之地是当时中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
秦统一中国后，法家思想虽然成为政治上的指导思想，但渊源于阴阳五行学说的“方士文化”在秦朝也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至西汉初年，属于齐文化系统的黄老之学又风靡一时，当时统治集团中好黄老之学者甚众，在全国推行无为政治，不过六七十年间，便造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盛世——“文景之治”。汉代形成的“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也和齐鲁文化有深远的渊源关系。西汉学者刘向在《说苑?政理篇》曾说过，齐国“尊贤先疏后亲，先义后仁也，此霸者之迹也。”鲁国“亲亲者先内后外，先仁后义也，此王者之迹也。”“故鲁有王迹者仁厚也，齐有霸迹者武政也。”齐鲁霸王之道，不仅被汉代统治者所接受，逐渐合成为“汉家制度”，而且对此后历代有作为的封建统治者的治国方略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儒术取士，是中国思想史、政治史上的一大变革。在这个变革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是号称汉代孔子的董仲舒，而董仲舒的儒学实际上就是阴阳五行化了的儒学。齐鲁是汉代经学最发达的地区，西汉的五经八师中，伏生等六人都是齐鲁大儒；东汉时设置的五经博士，齐鲁儒生占了八名。在《汉书?儒林传》中单独立目的有二十七人，齐鲁籍的有十二人。至东汉末年，齐鲁地区又出现了两位著名的大经学家，一位是今文经学大师何休，另一位是古文经学大师郑玄。东晋南朝时期流寓江南的著名士族如琅琊王氏、兰陵萧氏、高平郗氏、琅琊颜氏和泰山羊氏都来自齐鲁之乡。齐鲁名士和先进的齐鲁文化南下，为江南地区的开发做出了巨大贡献。直至北宋，苏辙尚有“为学慕齐鲁”的称誉。魏晋之后，虽然齐鲁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文化已逐渐失去其独立性，但它的基本精神依然潜移默化地发挥着作用。长期以来，齐鲁大地经济社会发展深深打上了齐鲁文化的烙印。其中，积极作用占主导地位，但消极影响也显而易见。以儒学为核心的儒家文化为例，其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它塑造了优秀的齐鲁文化精神和众趋人格。传统文化是人的一种习惯，一种生活样法，它一旦生成，就会被模式化、固定化，变成人的生存环境和社会资源。传统文化通过社会化和内化等方式而逐渐渗透到人的心理结构之内，决定个人的思想、态度和行动。山东是儒学的故乡，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深受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儒家文化的熏陶。独特的人文环境形塑了山东人优秀的人格特质。作为儒家文化圈的核心地带，鲁西南自古被认为有“周孔遗风”，人民大多“知礼逊，习俗节俭，人多读书，士风彬彬，贤良宏博”，生长于这一文化土壤上的民众从小就受到儒家风范的耳濡目染，模塑出乐善好施等人格。儒家伦理以仁义为核心，推崇重义轻利、修己安人、仁民爱物、厚德载物，讲究忠恕之道。在儒家仁德思想的制导下，山东人比较喜欢讲情义，本性仁厚，富有牺牲精神。在孔颜人格精神及孟子倡导的“大丈夫气概”的感召下，在儒家节俭伦理、实用理性和忠孝理念的陶铸下，山东人树立了特别耐苦，特别勇敢，特别务实的人格形象，养成了忠实厚道、豪爽豁达、勤俭朴实、忠诚爱国等性格。儒学给齐鲁文化带来的负面作用，一是商业意识滞后。由于儒学重义轻利、农本商末、重道轻器、安贫乐道等观念的长期浸润，齐鲁大地的商业动机严重不足，工商意识不强，工商业落后于江浙一带，改革开放以来，山东半岛地区走在了全国前列，可深受儒风熏陶的鲁西地区工商业仍较落后，这固然与缺乏区位优势有关，但儒家文化的阻滞也不能否认。二是信用观念缺乏。儒家非常推崇“诚”与“信”。因此，儒家文化背景下的山东人，比较讲义气、讲情义，也较为实在、厚道。但由于长期以来彼此交往依赖于人情、礼节、伦常，在某些时候、某些地方显得诚有余而信不足，重情不重法，缺乏建立在法制理性基础上的信用意识。三是官本位意识浓厚。凡事讲求官职大小、讲究等级秩序。这与儒家崇尚血缘亲情、讲究名分等级、重视礼义规范等文化特质的消极腐蚀息息相关。四是思想保守。儒家崇古取向较为严重，重视“法先王”和祖先崇拜，强调守成和稳定。山东西部受儒学影响最大，其经济却较为落后，同儒学的保守取向大有关联。在新的历史时期，应该本着古为今用、综合创新的文化立场，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指导，致力于弘扬齐鲁文化精华，发挥其精神动力、思想支柱和文化规范作用，摈弃思想糟粕，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建设一种新型的齐鲁文化体系，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服务。【标题】齐鲁文化综论
【作者】张富祥
【期号】198804
【总期号】187
【页码】3
【正文】
内容提要：齐鲁地区自古已成为统一的文化实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至西周初期齐、鲁两国建立，标志着“齐鲁文化”的正式诞生。它的源流区划，应以大汶口文化与山东龙山文化的分布范围作界定。它经历了上古和中近古两个发展阶段：前阶段作为华夏中心文化区；后阶段则给人以落伍感，呈现出倒马鞍形的变化趋势。它由“齐文化”和“鲁文化”两大部分构成，并有一个演变和融汇的过程。就其历史特征看，它从未显示出次生或派生的文化形态，始终作为典型的“中原文化”而存在，并且表现出高韧度的传承性、高强度的稳固性和密集性、很强的辐射性以及高度的“自我意识”。
由近年文化研究热潮中对地区文化的重视，联想到齐鲁文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因而不揣谫陋，想在这里谈点粗浅的看法，并望就教于大方之家。
一、关于“齐鲁文化”的名称及其源流区划
研究我国各地区的传统文化，似乎首先有个定名问题。这一问题涉及文化研究中的分类法，由于研究者的视角和领域不同，自然可以有不同的分法和命名；但就地区文化而言，如果单以现在的行政区划来归类，显然局限性较大，如传统上把中国文化分为中原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等，这些都无法仅以现在通行的省、区来概括。山东地区的自然景观，以泰山与大海为最，所以古有“海岱之区”的代称；又因这一地区自周初以后即以齐、鲁两大封邦为主体，所以又有“齐鲁”的雅称。不过行政地理与文化地理都随时代而变迁，二者在一般情况下不可能完全重合；而且“山东”一词在古文献中一般是指太行山以东的北中国各地，并不是“海岱之区”的专称。因此，研究这一地区的古代文化，笔者以为仍以“齐鲁文化”的称呼为好，而不宜泛称“山东文化”。当然，在一定场合，如研究近现代文化，“山东文化”的称呼仍可并行不悖，个人也不主张拘泥。
“齐鲁”一词，在现存先秦典籍中并不多见。《论语?雍也》篇载有孔子“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的话，“齐”、“鲁”二字还没有构成一个整体的词；《左传》定公十年又载有孔子“齐、鲁之故，吾子何不闻焉”的话，二字也是各有独立义。而《荀子?性恶》篇说：“天非私齐鲁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于父子之义，夫妇之别，不如齐鲁之孝具敬父者，何也？以秦人之从情性，安恣睢，慢于礼义故也，岂其性异矣哉！”这里不仅以“齐”、“鲁”二字联用，而且是用来指“礼义”之邦了。《列子?说符》篇也有“昔有昆弟三人，游齐鲁之间”之语，但是书今本出魏晋人伪托，似乎不好作为依据。或许“齐鲁”一词起于春秋战国之际，而到秦汉以后方被普遍使用，所以从《史记》、《汉书》开始，这一词汇在典籍中已屡见不鲜。其用法大致有四种：（1）作为一般地理名词，指齐鲁地区。（2）作为大国代称。（3）指地区学术而言。 如《史记?儒林传》：“韩生推《诗》之意，而为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汉书?艺文志》：“汉兴，有齐鲁之说”等。（4）作为文化胜地代称。 如《晋书?范宣传》：“讽诵之声有若齐鲁”；苏辙诗：“我本生西南，为学慕齐鲁”；清吴伟业《赠苍雪》：“洱水与苍山，佛教之齐鲁”等。又李清照《上枢密韩肖胄诗》：“嫠家父祖生齐鲁，位下名高人比数”，“齐鲁”之义，地理与文化双关。这些都说明，齐鲁地区自古已成为统一的文化实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齐鲁文化的远源，可以一直上溯到人类社会开始形成的时代。在中国古文献中，这一地区的远古人类多被称为“东夷人”，他们所创造的文化也被称为“东夷人文化”。目前考古发现已经确定的最早的“东夷人”，是距今四五十万年、约与北京人同时的沂源人，他们的后裔所创造的采集狩猎经济形态的旧石器文化至今尚存留于沂源溶洞之中。大约在距今7000年到4000年之间，辛勤的“东夷人”又创造出著名的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三个前后相续的文化形态，并从母系氏族社会逐步发展到父系氏族社会，进而向父系氏族社会解体、阶级社会产生的历史时期迈进。至山东龙山文化时期，以精制石器与新型收割工具为代表的原始农业文化已充分发达，“东夷人”正经历自己的“英雄时代”，并逐步跨入文明时代。一般认为，山东龙山文化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400年到1900年之间，此时正是中原地区原始社会解体，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王朝建立的时期。
有关夏、商二代海岱地区的奴隶制文明，人们至今仍知之甚少，只是由考古资料与古代传说相印证，可以大体知道，在这近千年当中，“东夷人”先是与中原地区各部落激烈对立，后来又与夏王朝长期抗争，直到夏的第七代君主季杼东征后始被征服。至公元前16世纪，夷人后裔所建立的商王朝崛起于今山东西部，并将势力范围一直扩展到渤海沿岸，东夷诸部复为商人所控制。而到公元前11世纪末周武王灭商，中国西北及东方各地区即都被纳入周王朝的统治区域。周王朝建立后，根据“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原则，封开国功臣吕尚（即姜太公）为齐侯，都于营丘（今山东临淄北），又封周公旦长子伯禽于奄国旧地（今山东曲阜），建邦称鲁。从此，齐、鲁作为东方大国，成为周王朝的两大支柱，这标志着齐鲁文化的正式诞生。而所谓“齐鲁文化”的称呼，当然也只是从这时起才具有了名实相副的意义。
关于齐鲁文化的源流区划，目前尚无确切范围的说法。个人认为，如果以现在所知的大汶口文化与山东龙山文化的分布范围作界定，似乎较为合适。这一范围，大体是以泰山为中心的黄河下游及其附近水域的辐射区，可包括后来齐、鲁两大封邦的全部疆域及其附近地区。这样划分，既考虑了齐鲁文化的时间演进和空间发展的因素，也考虑了齐鲁文化的地理分布与人文分布的关系，同时有考古学研究的成果作为依据。是否合理，提出来供讨论。
中国文化是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复合型文化，古代又称“华夏文化”。按照传统的解释，“夏”的意思是雅、正，系指“中国（中原）之人”，所以中国西北地区称西夏，东方齐鲁称东夏，合称诸夏；“华”的本意为繁荣之“荣”，又含有赤的意思，因周朝尚赤，所以遵从周礼的地区称华，与夏合称华夏，成为中国文化的正统。其实，无论称华称夏，都只是相对于“蛮夷”而言的，在人文地理学上并没有严格的范围界定。古老的黄河自西向东，蜿蜒数千里，良好的自然条件为我们的祖先提供了开发不尽的衣食之源，中国文化本质上是黄河文化，或称黄土文化。现在学术界有一种对中国文化的“构造分类法”，即以传统的华夏黄土文化（或称中原文化）为“内核文化”，而以其周边地区的文化为“边缘文化”。那么，按照这种分类法，“东夷人”的齐鲁文化是属于内核文化还是边缘文化呢？就其古老性和分布特点而言，显然属于内核文化；而且“中原”一词有广、狭二义，狭义的中原仅指今河南省一带，不包括齐鲁地区，广义的中原泛指黄河中下游地区，当然也包括齐鲁地区在内。不过齐鲁文化的内部结构也不是单一的，它有多成分的构成和不同的层次，如山东半岛“大东”地区的文化，在其历史发展中就带有明显的海洋边缘文化的特点，齐国文化也具有沿海工商文化与内陆农业文化相吻合的“重合边缘文化”趋向，要对这样的复杂文化现象作出几何图解式的说明，那是很困难的。
二、关于齐鲁文化发展的阶段划分
为了研究上的便利，有必要对齐鲁文化的发展阶段作个大略的考察和划分。
先要说明的是，任何文化形态都从属于一定的社会形态，不同形态的社会会有不同形态的文化；但文化的发展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和相对的独立性，在一定历史时期往往会呈现出跨越社会形态的特点，因此文化研究中的阶段划分，不宜强求与社会演进的历史阶段相一致。依笔者之见，近代以前的齐鲁文化，按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与影响的变化，可大体划为上古与中近古两个大的阶段：上古（商周——秦汉）是齐鲁文化区作为华夏中心文化区的阶段，中近古（魏晋——明清）是齐鲁文化区不再作为华夏中心文化区的阶段。两个阶段各包括两千年左右，都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如果再细一点划分，两大阶段还可各划为两个时期：先秦时期是齐鲁文化形成和繁荣期，秦汉是融合发展期；魏晋至隋唐是相对衰落期，宋元明清是复兴期。下面略作说明。
1.上古阶段
根据古代传说和记载，泰山一带早在远古时期就是政治文化中心。这可从古代帝王的封禅典礼得到印证。《史记?封禅书》载管仲之言说：“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皆受命然后得封禅”。近代史家认为，由于远古夷夏诸部都曾绕泰山而居，因此泰山不仅是古代统治者求神的圣地，而且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摇篮⑴。近年有人考证，“泰山”一词在上古可能不是东岳专称，而是这一带有名大山的统称⑵，但这于泰山一带为政治文化中心说并无妨碍。现在大略知道，夏王朝极盛时期的势力范围从中原直达东海，泰山大致处在中心地带的位置上。《史记?殷本纪》引《汤诰》之语云：“东为江⑶，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则成汤时期商王朝的疆域也是以今鲁西南地区为中心的。因此夏商之际的“齐鲁文化”，已成为夷夏合流的“夏文化”，属于正宗黄土文化的内核部分，这为齐鲁文化在两周时期的逐步繁荣奠定了内在基础。西周时期，华夏文化向两极发展，或者说是逐步形成了两个中心文化区，一个是以周公旦苦心经营的镐京、洛邑为中心的西部文化区，一个是以齐、鲁都城曲阜、临淄为中心的东方文化区。两个中心文化同归一体而并行发展，但东方经济的巨大进步，使齐鲁文化的变革远较西部文化为活跃，所以到镐京残破、东周成立之后，华夏文化的重心又东移齐鲁。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春秋战国时代我国学术文化的空前繁荣，不是导源于周王朝赖以发祥的西部地区，而是发生在东方齐鲁之地。这一历史性的变动，造就了一大批齐鲁文化名人，如孔子、孟子，墨子、孙武子、孙膑，邹衍、尹文子、田骈，扁鹊、公输班（鲁班）等，都是各个方面的杰出代表；他们的成就，特别是孔、孟儒学的成就，曾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演进产生过巨大而深远的历史影响。
秦汉大统一时期，关中地区经济迅速发展，咸阳与长安一带成为新的政治文化中心，不过这并未影响到齐鲁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领先地位。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成就是齐鲁儒学的体系化和严密化。汉代统治者重视儒学，作为一代皇朝表层文化的汉朝礼仪即出自齐鲁儒生之手；同时在思想文化领域，汉武帝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学作为封建皇朝的统治思想，这使齐鲁儒生的读经之风一时大盛，并逐渐形成流派众多、体制庞杂的经学系统，成为两汉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学术文化。所谓“经学”，主要是齐、鲁之学，有关二者的流变与融汇，下面在讨论齐鲁文化的构成时还要谈到。
2.中近古阶段
这一阶段的前期，齐鲁文化明显地给人一种落伍感。盖自东汉王朝解体后，儒学的独尊地位发生动摇，下及魏晋南北朝，玄学之风盛行，佛、道二教泛滥，遂使儒家经学急剧没落，齐鲁儒生虽抱残守阙，讲诵不止，而终于不能挽回经学衰败的局面。这就直接触及到齐鲁文化的根底之所在。玄学的创始人之一王弼也是齐鲁名士，然而玄学流风以南朝为最，齐鲁之地并不是主要的流行区。况且象颜之推等历仕南北诸朝的齐鲁儒士，在北朝文人多仰慕江南文化的风气下，尚能保持传统儒学的务实特点，而不为玄学空谈和浮靡之风所左右。与此同时，从曹魏时期起，由于曹操等人的着力提倡，大批知识分子转向文艺领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齐鲁文化名人，实际上大部分是文艺家，如建安七子中的王粲等人，太康诗人左思，南朝文士颜延之、鲍照、何逊、刘勰，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可令人惋惜的是，齐鲁文化在文艺领域里的这一点优势，到隋唐时期也没有被保持下来。“随着战争的不断进行，生产经济日趋凋敝，文人学士流寓他乡，山东的文化力量大受摧残，其结果，便是在文化十分高涨的隋唐，山东虽有名家大师涌现，但较之过去、较之其他地区，贡献显得少了，更不能再妄称中心”⑷。这是中肯的说法。
五代以后，齐鲁文化渐次复兴，开始进入与全国文化同步发展的阶段。其中较为活跃的领域仍是文艺，如宋代词坛上的济南“二安”（李易安、辛幼安），元散曲作家张养浩，明前后七子诗派中的边贡、李攀龙等人，清代小说家蒲松龄、戏剧家孔尚任、诗人王士祯等，都是卓越的大手笔。大抵自宋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多在理学及文艺领域内讨生活，似乎只有在这两个领域内才能获得渊博的知识；而齐鲁的文人学士，尽管其文艺成就相当可观，堪称理学大师的人物却找不出，真有些“数典忘祖”了。倒是清代的山东朴学家们，如张尔歧、孔广森、周永年、桂馥、郝懿行、王筠及马ｓ?＠⑴、马国翰等人，都有些异样的成就。
总之，齐鲁文化自魏晋以至明清，发展趋势呈现出一种“倒马鞍型”，而其低落点恰恰在封建文化空前高涨的隋唐时期。有人说，中国的旧文化自唐代以后即每况愈下，沿着抛物线的轨道迅速下滑；如果此话当真，那么齐鲁文化的衰落就早了一个朝代。当然，这只是就齐鲁文化的整体发展而言的，并不否定齐鲁文化在各个时期所取得的突出成就。
如果要探求这种变化的复杂社会原因，笔者以为有两条线索值得注意：一是社会经济对文化发展的决定性影响。如先秦两汉齐鲁地区的经济发达，使齐鲁文化保持了长时期的相对繁荣；而南北朝以后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又最终导致了齐鲁文化的相对衰落，这可说是最具有实证意义的例子。二是古代“天人政治”对文化发展的干预。秦汉以前，有神论或泛神论的“天人之学”（以“神巫”之学与“五德终始说”为代表）占统治地位，泰山为历代帝王“封禅”之地，这使华夏文化中心不自觉地向东偏移；而唐宋以后，无神论的“天人之学”（以宋明理学为代表）兴起，“封禅”之举渐为知识分子所厌弃，自北宋初年宋真宗劳民伤财的“封禅”闹剧收场后，所谓“封禅”大典即告绝迹。从此文化中心随政治和经济中心而转移，东方齐鲁“圣地”不再有得“天”独厚的文化机运。经济和政治变革对文化发展的制约机制，在地区文化的历史发展中也表现得非常显明。
三、关于齐鲁文化的复合构成及其变化
文化构成也是个复杂问题，有着不同的分析方法。这里仅从复合文化的角度，对齐鲁文化的两大组成部分（或称“大层次构成”）——齐文化与鲁文化，以及它们的演变与融汇，作一概略的考察和叙述，而时间则限制在齐、鲁立国以后。
齐文化与鲁文化的分野，在先秦时期是相当明显的，它们事实上是两个不同风格的文化型种，分属于不同的发展系统。从历史演变来看，鲁文化的形成主要导源于周公旦于周初所制定的一整套礼乐制度⑸。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伯禽治鲁，按照周公旦“尊尊而亲亲”的既定方针，从一开始就采取了“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的大幅度改革措施，并且为此花了很大的气力，使鲁国逐渐转变为一个周文化与东方文化融合为一道的“礼义之邦”。鲁国的农业比较发达，在周代列国中是最早实行“税亩”制的诸侯国；手工业发展的水平也较高，所产质地精细而又极薄的丝织品“鲁缟”就远近闻名。相比之下，鲁国的商业则远不象齐国那样活跃，因此人民安土重迁，较易于接受周礼的熏陶；而在西周衰落并迁都洛邑后，鲁国即成为保存周礼最多的国家。这一传统，导致春秋时期“学在官府”制度的破坏和私家讲学之风的兴起，从而孕育出我国第一个、也是最大一个学术派别，即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并使孔子的故乡曲阜成为当时东方的文化中心和全国新学术的发源地。鲁国的学术（可称广义的“鲁学”），无疑是以儒学为主体的学术，其基本风格是质朴务实，注重传统，一切推本于礼乐，而不轻立新说，孔子所谓“好古敏求”、“述而不作”的治学态度和方法，非常鲜明地体现了这一风格。
与鲁文化相比，齐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走的是另一条路子。现存资料表明，齐国的开国君主吕尚是一位思想开放的改革家。《史记?齐太公世家》说：“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之，齐为大国。”很明显，吕尚治齐的“因”、“简”政策（有限度调整）与伯禽治鲁的“变”、“革”措施是大相径庭的，而齐国重视商工与副业生产的政策也与姬姓诸侯的单只重视农业不同。同时，吕尚还提倡“修道术，尊贤智，赏有功”⑹，注意发挥治国之士的聪明才智。这样，就使“殷商时代的东方风习和其文化传统得以较多的保留下来，并和西方新兴的姬姜集团的作风结合起来，在较高的经济水平下，产生了齐国的'泱泱乎大国之风’的灿烂文化”⑺。后来经过管仲等人的政治和经济改革，齐国的实力更趋强盛，商业的发展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经济生活中的侈靡之风也日益流行。表现在学术方面，则孕育出战国初期“百家争鸣”的稷下学派。这是继孔子之后齐鲁文化的又一个巨大飞跃，它使先秦时期的文化中心由鲁都曲阜转移到齐都临淄，齐文化的发展亦由此而达到高潮。相比鲁国学术，齐国学术（或称广义的“齐学”）较为浮华活泼，注重兼收并蓄，而以不拘于传统为传统，更富于想像力和创造力，邹衍的“大九洲”和“五德终始”学说可说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
由此可见，齐文化与鲁文化是先秦时期东西文化交流过程中所生成的两个不同类型的具体文化形态。不过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各自封闭的，而是充满了渗透和交流，其中既有以战争为手段的暴力交流，也有民间及学者之间的非暴力交流。齐国以农商并举，工商业尤号称发达，这对鲁国有着深刻的影响，春秋时期“陶朱公”范蠡和计然的经商理论，以及孔子弟子子贡的经商实践，可说是这一影响在齐国的扩展和实现。与此同时，鲁国的礼乐制度对齐国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以节俭力行重于齐”的齐国名相晏婴就推崇以礼治国，并力图以此矫正自管仲发展商业以来遗留下来的侈靡浮华的社会风气⑻。特别是稷下学派的兴起，促成了东西方文化空前规模的大交流，著名的儒学大师荀子和孟子就都曾到稷下讲学。这表明齐文化与鲁文化的价值取向，到战国时已透露出一体化的端倪，只不过这样的取向是通过“百家争鸣”的方式显现出来的。这是齐文化与鲁文化的初步融合。
秦汉统一，为齐文化与鲁文化在更深层次上的融合创造了社会的和历史的条件。这主要表现在“齐学”与“鲁学”的流变与融汇方面。“齐学”与“鲁学”是秦汉之际经学兴起以后新出的名目，并非原来就有，但如上所述，它们之间的对立统一和切磋发展是自先秦时期就存在着的，这反映出齐鲁文化的一致性。严格说来，所谓“鲁学”并不等同于孔学或儒学。春秋末战国初，孔、墨“显学”盛行，“孔”是源，“墨”是流，墨子也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⑼；而“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⑽，不仅衍生出自家学术的不同宗派，同时也培育出自己的反对派，法家及阴阳五行家等即都可从儒家那里找到渊源。儒家的宗旨，特别是孔子的“德政”思想，在孟子那里被系统地发挥为“仁政”学说，后世儒家讲“道统”即由尧、舜述起截止于孔、孟；而儒家重视读经习礼的传统，则在荀子那里得到更多的继承和发展，汉代儒生的经学即都源于荀子的传授。两汉经学，因师承关系及所据经书不同，而分化出“齐学”与“鲁学”两大流派，二者实际地位互有消长，趋时与因袭的风格亦不相同，但并无实质上的差异。西汉末年，两大流派的对立斗争为今古文之争所取代；至汉末，经学大师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调和今古文经学而另立新说，从而以总结性的成果集汉代经学之大成，最后完成了“齐学”与“鲁学”到后世称之为“汉学”的转变。这既是齐文化与鲁文化的一次大融合，也为后世儒学的发展开辟了新途径。
其次，“齐学”的另外一支——司马迁称之为“三邹子”的学术，在秦汉时代也渐与儒学相融汇。邹衍的“五德终始说”，曾被秦王朝用作改朝换代的理论工具；而到汉武帝时代，儒学大师董仲舒又从“五德终始说”推导出“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结论，使之与孔孟之“道”结合起来，从而构成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理论基础。此外，秦始皇求仙求药的荒唐之举，曾使齐国方士以邹衍学说为幌子的宗教迷信活动盛行一时；下及两汉，经汉武帝求仙封禅的推动，稷下学术逐渐与民间巫术相结合，又孕育出中国土生土长而又影响巨大的宗教——道教。这可说是秦汉时期齐鲁文化的一股浊流，但如果把这仍看作是“齐学”的遗音流响，则“齐学”与“鲁学”的最后融合当下推到宋代理学的产生。理学融合儒、释、道而构造出新的儒学体系，所谓“齐学”与“鲁学”对立的遗迹也就最后被消除了。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齐文化与鲁文化的一体化过程，直到宋代才最终完成。
不过这样说，并不意味着齐文化与鲁文化各自传统的自然消失。魏晋以后，齐文化与鲁文化的分野不再象先前那样明显，两汉“齐鲁”联称的大量出现已预示这一趋势；然而二者在现实社会中的不同文化效应，也不是没有线索可寻的。相对来说，在传统的学术领域（包括经学、史学、文学等在内），齐鲁学者们的努力更多地表现出鲁文化注重务实和保守的特点；而在文艺领域，则更多地体现出齐文化浮华活泼和开放的风格。如前面我们所提到的历代有重大成就的齐鲁地区文学家，就多出自齐国故地，其中西晋太康诗人左思出临淄，两宋著名词人李清照和辛弃疾出济南，明代后七子诗派的领袖人物李攀龙出历城，清代异军突起的小说家蒲松龄出淄川，转移一代诗风的大手笔王渔洋出新城（今桓台）。他们的成就和影响，是否与齐文化的开放传统有些关系呢？这是值得认真研究和探讨的问题。当然，特例也不难找到，如反传统的文艺家孔尚任就不是出自齐国故地，而偏偏出在孔子故里曲阜。
四、怎样分析齐鲁文化的历史特征
分析传统文化或现代文化的特征，一般多从创新与保守、开放与封闭、多样与单一等矛盾命题入手作归纳，这无疑也是可行的办法。但齐鲁文化上下数千年，周边数千里，仅用这一类范畴来概括它，事实上很难得出合乎实际的结论。笔者以为，要把齐鲁文化作为统一的文化实体来考察，还须从它的起源、延续、自身的更新素质，以及齐鲁文化对其他地区文化的流通效应等方面作出具体的分析，同时在分析时又不能不考虑到齐鲁文化发展的阶段性及其复合构成的特点，这样才不至于使我们的观察只停留在表面印象的水平上。
从文化起源的角度看，齐鲁文化的正式形成无疑是建立在古代礼乐传统的基础之上的，虽然齐文化与鲁文化在开始时接受周礼的程度不同，而最终还是都以融合于周礼为指归。所谓礼乐传统，实质上是一个调整（或安排）人间秩序的文化传统，它无所不包，又无处不在，既弥漫于统治阶级和知识分子中间，又渗透到民间及人们活动的一切领域。这就使齐鲁文化具有广泛的社会性、伦理性及鲜明的正统性。它既不是少数“圣贤”人物的观点或思想倾向，也不是仅靠法律强制来推行的社会措施，而是得到社会道德观念认可而流传的、反映地区社会整体意识和倾向的文化体系。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之所以会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主体思想，稷下先生的“五德终始说”之所以会长期为封建帝王所利用，都是与齐鲁文化的上述特点直接相联系的。而统治者的尊崇和提倡，又加强了齐鲁文化的正统性，因此齐鲁文化从未显示出次生或派生文化形态的特点，它始终是作为典型的“中原文化”与社会发展相伴随的。
从文化延续的角度看，齐鲁文化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除去齐国方士的迷信活动导致道教产生的一支外，其主体部分质的变化不明显，这显示出齐鲁文化高韧度的传承性。尤其在孔子讲学以后，礼乐传统大面积渗透民间，以其空前的“覆盖率”，使学者可诵之于口，习之于身，大大增强了这一传统的“可操作性”。五代末到宋初，齐鲁儒学的复兴，也是这一传统得以持续的自然结果。
从文化更新的角度看，齐鲁文化高韧度的传承性，又使它具有高强度的稳固性和密集性。这些特性凝结在一起，赋予“发育完善”的齐鲁文化以极强的文化遗传传递力，从而使它很难作“内启式”的自我更新。表现在传统学术上，自两汉经学起，齐鲁学者大多谨守师法，自立门户，两千年间抱住几部经书不放，很少在新领域内开拓。即如传统的文献学及史学，本在孔子那里有着卓越的创始之功，然而自从汉朝天子重儒术以后，这一优良传统却在齐鲁学者的手中渐次失落，后世除北魏贾思勰和元代王祯写过两部著名的农学著作外，其余有成就的文献学家及史学家实在寥寥可数，其中大概只有汉晋的卫宏、华峤、孔衍，南朝的刘昭、何承天，元代的王鹗、张起岩，清代的马ｓ?＠⑴、马国翰等人，庶几可跻史家名流之列；而他们的学术影响，比之齐鲁经学大师及古典文艺领域里的杰出作家也都要逊一筹。这种情况的出现，不能不说与齐鲁文化的更新素质不高有些关系。
从文化流通的效应看，齐鲁文化发展的两大阶段差异很大。先秦时期，齐鲁文化一方面表现出很强的接受效应（输入、容纳并消化）——这以稷下学派的兼容并包最为突出；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很强的辐射效应（输出、扩散及异化）——这以儒、墨“显学”的分化及包孕百家最为典型。两汉时期，东西文化交流的势头未见减弱，现存山东各地的大量汉画像石即是综合两汉建筑、雕刻、绘画艺术而产生的杰出作品。但到魏晋以后，齐鲁文化接受效应锐减，辐射效应却大增，特别在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事连绵，齐鲁地区的文人学士流散各地，曾为江南地区文化的崛起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然而在这同时，江南地区文化的新成就却长期未能反馈到齐鲁文化故地，这又不能不说是齐鲁文化在隋唐时期处于低落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宋以后齐鲁文化的复兴，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内部挖潜”，如宋初泰山学派提倡复兴“道统”，被后世称为“道学先驱”，但它的核心人物石介激烈而盲目地排斥佛、道，甚至把老子斥为“胡人”，因而不能融合佛、道而形成自己的新儒学体系，最终还是把建立这一体系的任务留给了廉、洛、关、闽。宋、元、明、清齐鲁文艺上的豪放磊落风格，与魏晋玄学不无关系，这由宋初“东州逸党”的豪放任情可以探知一些消息，豪放大家辛弃疾也曾自称“玄入参同契，法依不二门”；但在本质上，从济南“二安”到蒲松龄，他们的富有创造性的文艺实践，毋宁说是齐文化所固有的开阔、恢宏的博大气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复归，从中看不出对外地区文化排斥与接纳或冲突与融合的显著振荡效应。
齐鲁文化的正统性、传承性、稳固性和辐射性，造成它发展过程中的高度“自我意识”，即不论治世或乱世，它总能以其独立的姿态，使人们感受到它的存在。尤其在一般齐鲁人士的心目中，齐鲁文化已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部精义，它有着深厚的根底和完整的形态，这根底和形态既不会动摇，也不会泯灭。因此在齐鲁文人学士身上，这种“自我意识”往往物化为并行又背谬的两种很强的自我发展力：一种是“一以贯之”、“自强不息”的坚持力，一种是“离经叛道”、背逆传统的独创力——这两个方面的例证人们都可以随便举出。由此就很容易说明，为什么齐鲁文化“当它创造时，不会华而不实；当它保守时，也不会拘泥琐屑”⑾。从积极方面来理解，它深沉、谨严、雅正、坚实，容易形成持久独特的传统，即如邹衍“大九洲”的世界地理假说，虽“窈冥不可考”，也给人一种“力度感”。从消极方面来理解，它固执、粘滞、受容性及随机性差，不易顺应社会潮流，接受新事物，如孔孟儒学的演变，就具有相对封闭的特性。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齐鲁文化接受外来文化的“自由度”，也为它自身的更新和发展带来了阻力。
顺便指出，齐鲁文化的这种“自我意识”，也突出表现在它的心习特征方面。所谓“山东性格”的概念，即是这种“自我意识”的纯化和凝聚，其内涵既包括重礼仪、讲义气、尚豪侠、贵朴直、爱乡土这一类传统上认为“褒”的道德范畴，也包括粗疏、剽悍、鲁莽、夸诞以至偏执等往往为贬的评价观点。研究齐鲁文化，无疑应注意到它的心理层次。
五、几句赘语
1.有关齐鲁文化史的研究，目前实际上刚刚开始，要探讨的问题很多。在目前情况下，也许分析研究比综合研究显得更为重要，譬如不先对齐文化与鲁文化作更为透彻的了解和考察就无法对齐鲁文化作更为严密的归纳和概括。特别是对齐文化的发展及其特征，有必要给以更多的注意，因为以今天的价值标准来衡量，齐文化无疑更富有活力和创造力，这对我们今天建设山东新文化也具有重要的批判继承和借鉴的意义。
2.怎样评价齐鲁文化，也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首先，齐鲁文化的历史地位很特殊，被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但不能因此而把齐鲁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等同起来，否则就取消了齐鲁文化的个别性，也就取消了齐鲁文化研究的必要性。同时我们又不能忽视孔子对齐鲁文化的巨大影响，譬如唐宋以后，封建帝王封禅泰山的大规模活动已停止，而尊孔祭孔的活动却越来越隆重，以致曲阜被称为世界东方的文化名城，成为麦加式的“朝圣”之地。这些因素，在评价齐鲁文化时又不能不考虑到。其次，齐鲁文化的历史特征很复杂，我们在评价时，要从它的系统结构、各个层次以及每一层次的不同层面作出合理的分析，以便实现对传统的扬弃，并由此而逐步弄清楚齐鲁文化的传统中哪些可以成为我们今天建设现代化的推进力，哪些可能成为阻碍现代化建设的惰性力，使人们懂得应当继承什么，摒弃什么，并以此为起点，更加自觉和理智地建设山东新文化。这正是我们研究齐鲁文化的意义之所在。
正文注释：
⑴参见杨向奎《再致冒怀辛书》，《历史研究》1985年第1 期所载《关于方以智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讨论》一文第3部分。 今人有疑《史记》所载封禅事为战国时人虚构的，而杨先生说：“我们不必追查这七十二代的历史事实，但这些话可以说明中国古帝王多行封禅。”
⑵参见石泉《古文献中的“江”不是长江的专称》一文，中华书局《文史》第6期。
⑶此处的“江”，据石泉考证，当指沂河，而非长江，参见注②。
⑷⑾见《可爱的山东》丛书所收《悠久的古代历史》一书的第5章第3节。
⑸这些制度当然也是沿袭夏商而来的，并不都是周公旦的创造，孔子所谓“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是其证。参见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第三章第三节。
⑹《汉书?地理志》。
⑺转引自《灿烂的古代文化》一书的《“泱泱大风”的古齐国》一节。
⑻参见《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⑼《淮南子?要略训》。
⑽《韩非子?显学篇》。
【外字】字库未存字注释：
＠⑴原字为左马加右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