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上京之秘

辽上京之秘

今天十一月一日，是探秘之旅的第四天。今天的行程安排是上午到巴林左旗参观辽上京博物馆和辽上京城垣遗址，下午去朝拜祖陵与召庙（辽真寂寺）。从右旗大板镇出发，沿着205省道，两个多小时就到了左旗林东镇，辽上京博物馆门前广场。广场上辽太祖骑马铜像，悠然地打量着每一来博物馆的人们，仿佛在说欢迎大家探秘契丹文明，让我们契丹人使用过的文物，告诉你们中古世纪契丹的文明是如何辉煌？

一、辽上京博物馆镇馆之宝契丹大字银钱之秘

笔者曾多次来过辽上京博物馆，对它藏品比较了解，虽无太多的精品（因为多是民间征集和抢救性发掘的东西），但从政治到经济，从宗教到人文，都能以实物串连起来，给参观者提供一个较为完整的契丹历史画卷，还是难能可贵的，这在全国旗县级博物馆应属于皎皎者。

馆内最让我心仪的，是那枚1977年5月15日，由巴林左旗林东公社东方红大队一队一名女社员石玉兰，在辽上京城墙西面二里处的、老麻黄工厂谢家大院东北半里的耕地里、种玉米时拣到的，钱文“对读”（读序上下左右）的，契丹大字“天朝万岁”背阴刻契丹小字“天地契丹，万世永顺”（陈传江译）的，折十型银钱。（图1、2）因为至今在全国收藏界尚未见到一模一样的（左旗政府翻铸的仿铸品除外），第二枚契丹大字“天朝万岁”背刻契丹小字“天地契丹，万世永顺”的，折十型银钱，所以我对它情有独钟。虽然北京有位资深钱币收藏家，收有一枚背阴刻文相同，但正面钱文的读序为左旋读（读序上左下右）的，契丹大字“天朝万岁”背刻契丹小字“天地契丹，万世永顺”的，折十型银钱。（图3）但它只能算上京钱的同胞兄弟，而不能说是孪生兄弟。

契丹大字“天朝万岁”钱，常见的是一种背阴刻文左侧文字类“高”下没有类“山”字（陈传江译为“天地契丹，万世永行”）的折十型钱。（图4）金、银、铜、铁质都有，钱文对读、左右旋读都有，都是铸造的折十型（径40毫米上下）钱。它们应是祭祀供养时，在手雕钱率领下的主要供养钱。

上京银钱是不是母钱，有没有子钱？从目前的情况看，这枚对读银钱和北京藏家的左旋读钱，都应是手雕钱，都是独一个，都没有翻铸过子钱，都不能称它们为母钱，它们应都是雕刻后直接拿来作为祭祀供养钱的。这类钱在辽钱中不是孤例，凡有重大祭祀活动，都应有这种独特的手雕钱作为供养钱的“头钱”。已发现数种类似的文字或图案的祭祀用手雕钱，说明了它们确实存在。它们与其它钱文或图案相同的供养钱，不同之处是：一铸作方法不同。一种为手雕，一种为铸造；二纹饰有别。不是文字有变化，就是图画细节有区别。

辽上京契丹大字“天朝万岁”银钱的文字，准确地说还不能称之为契丹大字，因为铸造这枚钱时，契丹大字还没创制与颁行，钱上的文字正确的名称应该还是被中原汉人称之的“胡书”。它们与神册五年创制与颁行的契丹大字既有传承关系，更有字形、写法、读音、意义上的改变与不同。如果有人试图用神册五年创制与颁行的契丹大字，来套释“天朝万岁”银钱的文字那将是徒劳的。因为“天朝万岁”银钱的文字，当时还应属于汉字，尽管已是一种“变异了的汉字”，是偏旁、部首、结构、读音，都已经发生变异的汉字，但乃不能说它们是完全意义的契丹字。只有神册五年经过“创制与颁行”的文字，才能称为契丹大字。

关于契丹大字“天朝万岁”银钱的铸期，笔者认定是在耶律阿宝机接受遥辇汗国痕德堇可汗禅让，于公元907年登上天皇帝宝座时所铸，是当时所铸“万岁三钱”之一种。在笔者之前尚无人敢于认定此钱铸制时间，不是笔者比先贤时贤胆大，而且笔者掌握了别人不曾在意的证据。如契丹文“天朝”一词的使用，以前不知最早在何时，所以不敢往907年想。2003年通辽吐尔基山一座辽墓女尸胸前一幅锦帛上墨书契丹文“天朝”二字，证明了“天朝”二字使用时间必定在公元914年以前。因为考古专家已认定女尸入葬时间是公元914年。据此知契丹人称自己国家为“天朝”的起始时间，必在907年天皇帝登基之日。善于利用钱币传达、宣示“王信”的耶律阿宝机，此时铸“天朝万岁”等“万岁三钱”宣示“应天建国”、“天授皇权”应是顺理成章，理应如此之事。

每一次到辽上京博物馆，对这枚“天朝万岁”银钱的认识，都有新的收获。这次，和大家一起来此探秘，认识的提升的幅度应是最大的。然而通过比对网上最初发表的图片，感到展示的 “天朝万岁”银钱（图5）好象与公布的图片稍有差异，这对想过手，一睹真容的笔者来说，更增加了一丝想过手的紧迫感，而愿望难以实现的遗憾，使心里不兔稍稍有些失落感。

二、辽皇都上京遗址之秘

在博物馆门前耶律阿宝机铜像前，巧遇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辽上京遗址考古队队长董新林教授，我俩已是第二次握手。上次随国家发改委价格认证中心领导来内蒙考察钱币时，董教授正和考古队发掘辽上京皇城乾德门。当时，由董教授讲解了辽上京遗址和考古情况。如今为期四个月的考古发掘已经结束，董教授欣喜地告诉我们，辽上京遗址首次大规模考古发掘工作近日获得重要发现。基本明确了辽上京皇城乾德门的形制结构和营建过程，为研究辽代历史、建筑、军事和文化等方面提供了重要依据。

上京城，是辽王朝的第二个首都，是在统一后契丹心脏地区建立的新的政治经济中心，城址在今巴林左旗林东镇南侧。辽太祖耶律阿保机自从在第一首都龙化州创建了辽帝国后，便决定迁都到潢河之滨。神册三年（918年）版筑皇都，百日而成。皇都建立在原迭剌部的分地，是契丹族崛起的根据地，依托大兴安岭余脉的崇山峻岭，前面是广阔的草原，旁侧为潢河上游及其支流，沿河而下可进入辽海大地，溯流而上穿越大兴安岭则可进入内蒙古高原腹部，在战略上是宜攻宜守的要冲；而且河流两旁的川地上水草丰美，气候宜耕宜牧，是建立城市的风水宝地。天显元年（926年）耶律阿保机在平定渤海国后去世，次子耶律德光继皇帝位后，下令扩展皇都城垣，兴建开皇殿、安德殿、五蛮殿及九层台、日月宫等建筑。天显十三年（938年）太宗耶律德光为了举行隆重典礼，接受后晋派遣冯道等使臣的朗贺，接受奉献燕云十六州的图籍，新建了宫城的南门，命名为承天门，依照中原地区封建王朝的礼仪举行盛典，改年号为会同，并改皇都为上京临潢府。上京城由南北两城组成，平面略呈日字形，城墙周围总长8916．9米，约合17唐里。

北城叫做皇城，位于全城的北半部，是由最先兴筑的皇都改造的。皇都选择在潢河(今白音戈洛河、沙粒河)北岸的冲积平地上，西靠一座小山丘，东望潢河下方的河谷，城墙的东、南、北三面城墙都呈直线，西墙的南北两端向内曲折，其中段正位于小山丘顶部，因而形成西面地势高、城中及东面地势平坦的城郭，应是根据契丹人东向的传统习尚而设计的。皇城城墙周长6398米，原高三丈，现今残墙高达9米，一般均残高6米。城墙上加筑有马面等防御设施，现今还可以看到马面残迹。城墙的四面开设城门。东门叫做安东门，南门叫做大顺门。西门叫做乾德门，北门叫做拱辰门，并加筑有方形瓮城。皇都以安东门为正门，即以东门为正门，改筑为皇城后就以南墙正中的大顺门为正门。

董教授考古队发掘的就是西门乾德门。据董教授介绍，此次考古发掘面积达２０００多平方米。根据发掘情况判断，乾德门包括主门和瓮城两个部分。其中，主门遗址主要由单门道、路面、墩台和城楼建筑等结构组成。起防御作用的瓮城呈马蹄形，由城墙和城门组成。乾德门主门的门道长约２０米，宽约６.２米，门道中还出土了一块保存较好的门砧石，石面上凹下去的圆面是放置门轴的地方，转动门轴就可以进出古城。乾德门墩台略呈长方形。根据倒塌的砖瓦堆积推测，城门之上应有城楼建筑。与此同时，考古人员还在门址中清理出了石地栿，并发现石地栿上有木地栿和排叉柱，这种结构与中原的城门结构有明显区别，属于辽代独特的建筑方式。石地栿下筑有很好的夯土地基，可见辽代已经有了高超的建筑技术。而且门道也很特别，中原的都城城门通常是三个门道。而乾德门只有一个门道，这种现象比较特殊。

皇城是契丹人聚居区域。城中央筑有官城，也就是大内，是皇帝居住的宫殿区。宫城的南门叫做承天门，是太宗时按照中原地区封建王朝的宫门形制兴建的，门上构筑有城楼，只有举行盛典时才开启中央大门，平时出入官庭，是经由宫墙东、西两侧开设的宫门。东墙上开设的门叫做东华门，西墙上开设的叫做西华门，现今宫墙遗迹多已塌毁，只剩下一些残垣，估计宫墙的总长约1600米。宫城内建有开皇殿、安德殿和五蛮殿等建筑，现今还可看到这些宫殿的高大台基。城中最北面的那座宫殿基址，建在一座小山丘上，是宫城中最为宏伟的宫殿，应是建城初期就已兴建的开皇殿址。在这座高大宫殿址北面，有一组排列整齐的建筑址，当是宫庭的后院。

南面的宫城内，还分布有许多大小不等的台基，中间还用矮墙隔开，应是南院和北院的遗址。辽王朝采取“因俗而治”的政策，将百官分为南北两面，北面官负责管理契丹和各部族方面伪军政事务，南面官负责管理汉人方面的军政事务。北面官中的契丹北枢密院简称北院，契丹南枢密院简称南院，分别掌管契丹军马和人民两个方面，是辽王朝政权的核心机构；所以设置在宫城中。大内以南有一条南北向的大街直通到皇城南门，经钻探证实这条大街就是史籍中记载的南街，宽约10米，长达900余米。南街东西两侧分布有许多建筑址，外围都筑有围墙，各处建筑址之间有道路相通，但道路曲折回转而不甚规则，有的道路与东、西两门内的东街、西街相通，，原来城市末曾经过周密设计，因此显得比较杂乱。这些建筑址中，包含有 临潢府、留守司、盐铁司、临潢县、国子监、内省司、八作司等官署，有齐天皇后故宅、法天皇后所建的元妃宅等府第，有孔子庙；天长观、节义寺、贝圣尼寺等寺观，有织锦院、曲院等作坊，并有赡国、省司两处仓廒等等。皇城内的东南角上有一处寺庙遗址，现今地面上还屹立着一座白石雕像，残高约6米，头部已缺失，有人认为是天雄寺内供设的辽太祖像，但石像戴有理珞，而且敞胸，故应是观世音菩萨像。在大内以北的大片地区，经过考古钻探没有找到建筑基址，表明这一带地区原来就未曾兴筑过建筑物，应是当时搭设毡帐地区，供给契丹皇族和卫戍人员居住。

南城位于全城南半部，是太宗扩展城垣时，在皇城南面另筑的新城垣，以皇城的南墙为北墙，新筑了东、南、西三面城墙，叫做汉城。汉城的东、南、西三两城墙共长5120米，连同共用皇城南墙部分共长约5730米。加筑的汉城城墙较皇城城墙低矮些，原高二丈，现残高约3米，且多已被冲毁；汉城城墙上也没有加筑马面等防御设施。汉城的东墙上开设有迎春门和雁儿门，南墙上开设有顺阳门和南福门，西墙上开设有金风门和西雁儿门。这些门址已全部被河水冲毁，已无法了解其位置和形制。

汉城是汉族和其他民族聚居区域，城内除有南北向大街外，还有东西向的横街。南北大街起自南墙正中的顺阳门，直通至皇城南墙中央的大顺门。大街交叉路中央建有市楼，市楼是监督和镇守城内居民的据点，附近还设置有工商贸易活动的市肆。城内建有专供回鹘商贩居住的回鹘营，建有专为接待宋朝使臣的同文驿，接待西夏等国使臣的临潢驿。城内设有潞县、兴仁县、宣化县、定霸县、易俗县、迁辽县等县衙，管领城内及其附近定居的汉、渤海和其他各族。潢河原来是从西面流来，流经汉城南墙外，再向东流去，由于历代洪水泛滥，河床多次改道，穿过汉城内多次，现今的白音戈洛河改道在皇城与汉城之间东西贯穿流过，汉城城墙及城内主要遗迹已被冲毁，只剩下小辛庄周围小片地方还未被河水冲涮过。河水历年泛滥，不仅冲涮掉皇城南墙的大部分，近年又大肆泛滥，大量泥沙淤积至皇城内中央宫殿区，已很难了解原有的城市面貌。

上京的城市制度，与中原地区历代封建王朝的都城制度完全不同，在我国都城史上占有特殊的重要位置。耶律阿保机在决定兴筑皇都时，任命汉人礼部尚书康默记为版筑使，负责都城的设计和施工；参与兴筑皇都的还有韩延徽、贸去疑等汉族官员。他们都是辽王朝的开国功臣，忠心耿耿地为契丹主子服务。他们在设计皇都时，既要考虑到契丹民族的传统习尚，以迎合契丹统治者；又要仿照中原地区封建王朝的都城制度，以显示新政权的威望。因此，皇都的总平面为四方形抹上角，面向东，以东门为正门。实际上是磁针的东南方向；城内北部布置搭设毡帐区域，突出契丹的民族传统习尚。当耶律德光扩建都城时，考虑到安置在战争中掳获大量人口，加筑起了汉城，既可安置更多的新增人口，也是解决都城内聚居的契丹人生活供应的良策。汉族工匠的手工业产品和商业贸易活动输入外地的产品，都是契丹贵族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于是形成了契丹统治者和汉族分别聚居的城市制度，这是中原地区封建王朝的都城制度上未曾有过的。当耶律德光准备举行盛大典礼，接受后晋奉献燕云十六州图籍时，决定仿照汉人的礼仪，将皇城的大门由东门改到南门，城内主要建筑物改为南向，并仿照中原地区封建王朝的宫门，兴建起承天门，就是显示自己不仅是契丹族的主宰者，而且也是中原地区广大汉族的主子。辽代文化的二元性，就是既有浓郁的契丹民族特点，又有中原地区汉族文化传统，在上京城市制度和单体建筑物上，都有充分的体现。

上京是辽王朝的治政中心，辽王朝的历代皇帝都沿袭契丹传统的游牧生活习惯，每年四季都在野外生活，称做，“四时捺钵”，重要臣僚都扈从皇帝在野外生活，国家重要大事的决策都是在行帐中决定的，只有当举行某些重要礼仪时，皇帝才回到都城中暂住，事后又继续过着“四时年捺钵”的生活。辽王朝的国家政权机构的大部分臣僚及其下属官吏入等，都必须在上京城内处理日常军政事务。史籍上记载辽王朝的朝廷机构名称很多，尤其是其中南面官往往都仿照中原地区的唐王朝设置官职，其中包括许多因人设制的官职，这些属于朝廷的机构和官员，都在上京城内居处，分布在皇城南半部的城区中。

上京建成后，便成为契丹本土内的繁华城市。953年(后周广顺三年、辽应历三年)。后周同州邰阳县令胡峤自辽国逃回，曾在《陷辽纪》中记述上京城内情况说：“有邑屋市肆，交易无钱而用布，有绫锦诸工作，宦者、翰林、伎术、角抵、秀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国人，而并汾、幽蓟之人尤多。上京城内居住的汉人，主要是来自并汾(泛指今山西太原市一带)、幽蓟(泛指今北京、天津一带)，分别从事手工业、儒学、文艺、体育、宗教等各种职业。史籍中记载汉城中还住有远道而来的回鹘商贩集中居住在回鹘营中。这些外地来的各族人士，在上京城内从事各项社会活动，使上京城成为一座繁华的城市。其中的经济贸易活动，为城乡农牧业及手工’业产品提供了交换互市的场所，供应城内各族居民的生活和生产资料。

胡峤记述上京以布易货而缺乏铜钱的情况，是辽王朝圣宗(982—1031年在位)以前，未与北宋结盟时的一种特殊情形，因辽把自己的钱币视为圣物、王信，宁可用宝贵的铜去翻铸、仿铸五代、唐宋铜钱，也不加大自己的铸币量，人为地把自铸钱提高到珍宝的地位，让人不舍得使用，而契丹集团式采购形式主要用大额主币布帛，很少使用找零辅币铜钱，致使胡峤产生了误解，错记了当时情况。上京城内的手工业，包括有冶铸、纺织、陶瓷、印刷、酿造等各种行业都很发达，如织锦院生产宫廷和出贸易所需要的丝织品，曲院生产宫廷和民间所需酒类；在上京城址的皇城西部及汉城南山坡发现有陶瓷窑址，分别生产日用白瓷器及三彩釉陶器；在汉城内发现有冶铸铜铁器的作坊遗址；和多处印造佛经和书籍的书局店铺等等。

契丹族传统信仰萨满教，随着大量汉族人士迁入契丹本土，佛教和道教也因之传入，契丹统治者进而祟尚佛教，于是佛教中的密宗、禅宗、华严宗、净土宗等各种宗派，都在上京城内普遍传播，佛教各宗派和道教都在上京城内建立有寺或观。上京城内外已知名的佛寺有天雄寺、节义寺、圣贝尼寺、安国寺、弘法寺、福先寺、开龙寺、开悟寺、真寂寺，等，道观有天长观。其中：开龙寺址在今林东镇内北山上，现今残存有六角形小砖塔一座。

开悟寺址在上京城外东南约3公里的山坡上，残存有八角十三层密檐式砖塔一座，残高约45米，通称做南塔；真寂寺址在今林东镇西南约15公里的后召庙山谷中，寺内开凿有石窟3座，窟内有立雕的佛涅磐像(通称卧佛)、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弟子、金刚、力士像，浮雕有力士及供养人像等，是内蒙古地区现存唯一较为完整的辽代石窟寺。石窟门外近代建有殿宇，殿后的石窟门额上还保存有“真寂之寺”四字门额雕刻。辽王朝建立初期，便在上京城内建立孔子庙，提倡儒学；随着封建化的加深，自统和六年（988年）起实行科举，由朝廷恩准及第进士，在上京城内设置国子监，也就是将上京立为儒学中心。

上京作为辽王朝的首都，五代十国时期的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王朝，北宋、高丽、西夏王朝都有信使到过上京，北方以及西北各部族都曾有使节和商贩来过上京。于是上京城垣的壮丽、生产的发展、市场的繁荣和文化的昌盛情况蜚声扬名于内外。上京城内的壮丽建筑和市场繁荣情况，不但引起各族的向往，连皇帝也要到城内市肄中进行观光。穆宗就曾微服简从到酒店去畅饮，并以银绢赏赐店主。上京城内居住有不少从事文艺工作的艺人，平时要开张卖艺，才能维持生计，调剂和丰富各民族的文化生活。每年的四时佳节，各族都按本民族的传统习俗进行庆贺或祈福，佛诞日和元宵节却是各民族在一起集会共同欢渡的佳节，通宵达旦，都城在一派歌舞升平的欢乐中，尤其是元宵节时，全城彩灯普遍，各族拥向街市观灯赏景，更是草原都会的最大盛会，皇帝、百官与百姓共同庆贺，穆宗就曾在元宵节夜到市肆观灯，用一百两银子到酒店买酒寻欢，并命令群臣也都到酒店买酒纵饮，表示与民同乐。由此可见，上京城曾是一度相当繁华的都城。

辽王朝先后共有九个皇帝，都以上京为首都，直到1120年(辽天庆十年、金天辅四年)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率军攻入城内为止，上京城共存在约二百一十年。辽上京城的建立，是契丹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标志着契丹社会从此向封建制前进。契丹族在草原上兴筑的都城，不仅是内蒙古草原上的创举，而且也是蒙古高原上各民族国家兴筑的第一座真正的城市。

参观完辽上京遗址，车队直奔祖陵和召庙，探索契丹文明的又一秘密……。

（本文据巴林左旗文史资料编写，航拍图借自王玉亭先生博客，特此致谢）

泉痴山人2011/11/17于京东

附图：

图0-1、镇馆之宝国家一级文物契丹大字天朝万岁银钱；

图0-2、镇馆之宝国家一级文物契丹大字天朝万岁银钱背；

图1-1、左旗公布的对读银钱面；

图1-2、左旗公布的对读银钱背；

图2、四朝图录公布对读银钱图；

图3、北京藏家自藏左旋读银钱；

图4-1、阴刻文无山左旋读铜钱面；

图4-2、阴刻文无山左旋读铜钱面背；

图5、辽上京博物馆对读银钱展品；

图6、辽上京遗址航拍图；

图7、雄伟的辽上京遗址之一；

图8、雄伟的辽上京遗址之二；

图9、雄伟的辽上京遗址之三；

图10、辽上京遗址全景；

图11、辽上京遗址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