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成大营建的石湖别墅实际上是个建筑群体，客观原因在于石湖具有优美的自然山水环境，触目所见皆可造园筑室。从这个角度看，并不单指某一建筑的石湖别墅是无法重建的。更何况，石湖别墅承载更多的，是范成大对融于自然的自由生活的向往。在工业化社会的今天，这种追求或许更值得我们珍视。
石湖之滨，群山叠翠、山清水秀，宋代名人范成大的“石湖别墅”便在这里。
范成大（1126—1193年），字至能，南宋时期平江府吴县（今苏州）人。作为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范成大曾在石湖之畔留下传诵千古的《四时田园杂兴》组诗，蜚声诗坛。
乾道三年（1167年）范成大在石湖边上建造农圃堂，好友周必大在《吴中诸山记》中说“别筑农圃堂，对楞伽山，临石湖”。此后，范成大又陆续在湖边筑梦渔轩，在行春桥南筑盟鸥亭，在石湖之南筑绮川亭等。此外，石湖北面还有天镜阁。李根源认为，今天的渔庄就是范成大天镜阁故址。上方山麓则建有玉雪坡、锦绣坡、此山堂、千岩观、说虎轩等，其余堂构散布其间。这些建筑俗称“石湖别墅”，后人将其总称为“石湖旧隐”。
范成大的好友周必大有一次游览石湖旧隐后，留下如下文字：“至能之园，因城基高下而为台榭，所植多名花。别筑农圃堂，对楞伽山，临石湖，盖太湖之派，范蠡所泛之五湖者……岂鸱夷子成功于此，扁舟去之，天閟绝景，须苗裔之贤者然后享其乐耶？”是年，范成大自参知政事职位落职后，居住苏州的机会较多，对“未尝经营如意”的石湖旧隐投入更多精力。如此，范成大在寄情石湖山水的同时，无意中也开创了苏州士大夫在石湖之滨构筑别业的先河。
也就是说，范成大自中年时就开始营建的石湖别墅实际上是个建筑群体，加上园圃，散落、点缀于石湖周边，之所以如此，其客观原因就在于石湖具有优美的山水环境，触目所见皆可造园筑室。从这个角度看，并不单指某一建筑的石湖别墅是无法重建的。更何况，石湖别墅承载更多的，是范成大对融于自然的自由生活的向往，在工业化社会的今天，这种追求或许更值得我们珍视。
范成大幼时生活颇为艰辛，亲人早丧，他竭尽全力抚养弟妹。后在友人劝说激励下，奋发应举，中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进士，开始走上仕途。步入政坛后，范成大体恤民生、力行实事的儒家气质逐渐显现出来。乾道五年（1169年），范成大知处州（今浙江丽水），在任虽仅数月，却做了不少实事，如力倡义役以减轻民众负担、修通济堰使当地民田灌溉有序、建平政桥便民跋涉，由此深得处州民心。后来，范成大又入桂林接任府事帅印，他力主放宽郡县上交盐利之额，以解决地方财政匮乏。又赈各地旱灾，安抚民心；选汰郡卒，练兵教阅，增强军队战力；约束傜民，置团统属，妥善处理民族关系。如此恩威兼施，妥善抚定西南边陲。
范成大官至参知政事，历任处州、静江、明州等地方长官，关注民生、力行仁政，更曾代表南宋王朝出使金国，不辱使命；晚年隐居苏州石湖，筑室自居，号称“石湖居士”。范成大的一生，可以说，既有为生民立命的达兼之举，又有归隐田园而居的独善生活，可以算得上一个具有儒家理想型人格的诗人。
范成大儒家理想人格的最典型体现，要数乾道六年（1170年）的出使金国之举。绍兴和议时，南宋使者使金，必须行跪拜之礼。宋孝宗对这种耻辱的仪式耿耿于怀，希望通过外交手段进行斡旋。南宋朝廷的计划，是由使者正式向金提出归还河南北宋诸帝的陵寝之地，使臣再以个人要求向金方提出改变屈辱的受书仪式，这样如果不成，可推及使臣一己承担。但这样做，就将使臣置于极其危险的境地。范成大慨然请行。行前，他即安排家事、作好不归的准备。挚友杨万里这样描摹：“（成大）仗汉节，使强虏，即其庭伏穹庐不肯起，袖出私书，切责之。君臣大惊。”由于范成大的顽强坚持，金世宗还是收下了范成大拟就的要求更改国礼的奏折，虽然最终没有同意，但也没有加害。而范成大在金廷表现出的坚持立场、凛然不屈气节，令人称赞不已，金国朝野上下也肃然起敬。
如果说，常年在外任职奔波的范成大以经世济民为自勉，内恤民生、外争国体，体现出儒者达兼天下的进取之道，那么过一种不求闻达、超脱世事的自在生活，也同样是范成大所渴盼的，而石湖别墅就承载了范成大的这种期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