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永远是摄影师们无法忘怀的母题。有关“本乡本土”的纪实摄影，一直是中国摄影家们钟爱的内容，而且形成了不同的摄影群体。正如海南摄影家黄一鸣说的：“拍摄照片最重要的，就是要能表现我们的生存空间和社会现状，表现身边的普通老百姓，表现我们生活中所经历的方方面面。”
西南的乡土影像由于多民族地区社会文化的多样性，而呈现奇异的景观。在云南山路上行走而且走成“丝瓜”样的徐晋燕，和他的绰号“冬瓜”一点也不相称。他一直在拍一些看去平实、随意的照片，但他的“云南故事”，却展现着人与生存环境、社会发展、历史延续、现代文明之间丰富、复杂而有趣的关联。耿云生、王艺忠、刘建华等目睹被大山阻隔的山民们的贫穷，总有一种希望能为他们做一点什么的冲动。他们通过自己的镜头，记录那块土地上人们的渴求、期盼与力量。
拍西藏几乎是每个有台相机的人的梦想。关于西藏的影像我们大概不能简单地把它们归入类似“西南”这样的小范围内，关于西藏的影像我们几乎无须再说什么，因为匆匆忙忙来来去去的各种大师和准大师太多了，形形色色让人惊叹的影像和理论也太多了。从上个世纪来自世界各地的探险家，到现在自驾车的发烧友，随便一个傻瓜都可以在那里拍出惊天动地的东西。所以，像果迅吹泡泡糖的女孩那样松动随意的照片，反使去过西藏的人回忆起很多。
说到这里不能不提一下另外两大类纪实摄影。由于中国西部极其多样的人文历史和人天关系，在云南、台湾等地区人类学、民俗学和人文地理学杂志的推动下兴起的人文地理摄影和纪实性民俗摄影，在关注人与自然关系、关注多元文化关系的背景下，也产生了许多优秀的人文摄影作品，如李旭、木霁弘等对茶马古道持续多年的考察，范建华关于古城和民间工艺的调查，徐冶关于边地人家和民俗节庆的采访，郭净对藏族、杨福泉对纳西族、欧燕生对白族、李跃波对摩梭人的专题研究和拍摄，濮演对边民的拍摄和救助等。
看到这些照片我感到很亲切，因为有的地方我和他们一起去过，茶马古道、滇藏文化带等等。特别是那些很像我记忆中的某些情景：雾一样，退去颜色的、只剩下黑白和灰色的影像，或者说“影子”更合适。这是一些犹带南方——云南、东南亚和南亚——阳光雨林和山谷气味的影子。
这些影子在记忆中原已失焦了的，却被镜头还原。记忆中的影子变成屏幕上的影像。虽然一样虚幻，却可以让我清晰地端详那些在岁月中模糊了的面孔。但就像梦里一样，我无法聚焦。我不能只注意一个习惯的焦点。如濮演6×17的宽幅影像，使我的眼光在影像上流动。我看到画面上人物的眼神和动作也在流动：她的顾盼，和她的、他的或它的动作呼应；她的、他的或它的动作，对另外的她、他和它产生感应。人和人，人和物，人和天地，形成一种微妙的视觉和知觉的交感关系。我突然觉得，这种状态，不是更与我们日常的观看和认知经验相似么？我们的视界，本不是只在4×3的框子所限之内；我们凝视，也并非只有聚集的方式。
于是，在这种无法聚集的状态下，诗意产生了。
